政治走勢判斷：右派會輸掉，中國會走向光明之路
右派會輸掉，中國會走向光明之路。
即使右派的改革方案在一些重要領域還會推進，還會繼續制造罪惡，這是權力的慣性。
但是，右派在政治上已經提前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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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右派經濟學家已經宣告失敗，失去民心，還在支持它的只是即得利益的右派官僚和資產階級。右派經濟學家是右派勢力先聲奪人的急先鋒，它在政治合法性上的失敗是整個右派失敗的開始，失去在經濟政策上的合法性，整個右派的政治前途就失去了基礎，已沒有了在政治上全面登臺的任何機會。
因為，即使右派經濟政策曾經能夠得以成功推行，也是依靠一步步的欺騙，偷梁換柱、暗渡陳倉，狡猾地繞過了政治警戒線。但是，到如今一切欺騙的伎倆都已經達到了其效果的極限，已經被普遍的民智所識破，一切陰謀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右派經濟學家的種種狡辯已經成為廣泛傳播的笑料，這就是在現代政治上的100%的死亡。
右派經濟學家曾經能夠繞過種種政治警戒線，但并不敢真正挑戰它，它始終存在著，其合法性不容質疑（這是右派的一大心病，它的存在使右派的合法性始終無法最終落實，修憲也只能是小打小鬧），現在這些政治警戒線卻終于要被經濟改革的現實成果觸動了，實際上是被激活了，反過來要去壓制右派經濟學家，這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政治警戒線實際就是政治底線，中國的經濟改革保留了這些政治底線，這是與蘇東國家政治先的行改革的根本不同，這使得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是可以逆轉的（并且順理成章），而蘇東國家是不可逆轉的。這些政治底線的最主要的內容就是鄧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是鄧論的最核心內容之一。當這些“原則”真正被動用起來去壓制右派經濟學家的時候，他們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也逃不掉，只這一下，就足可置他們于絕境！這就是他們在最近遭受廣泛批評，而幾乎不敢吱聲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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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光此次關于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講話，最令人震撼之點在于，重新舉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馬克思主義能夠重新舉得起來，也是拜右派經改成果所賜，馬克思主義重新成為具有現實針對性的鮮活政治，而不再只是空洞的意識形態教條。
劉國光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意味著高懸已久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柄右派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要真正加入當前激烈的學派和政策爭論，“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能量即被現實地啟動，這種政治能量是居高臨下、無與爭鋒的，連帶鄧小平理論這面曾護佑過右派的旗幟，也將成為右派的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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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中共中央已經表明了其扭轉路線的政治意志，提出“和諧社會”只是要盡量撫平形勢的轉折曲線，設置一個緩沖期限，爭取最多的人能夠逐步轉變過來，以孤立頑固的右派。到如今，經濟學方面的爭論實際上變得戰線分明，形勢明朗，廣泛的民心已經表達出來，右派經濟學家的主要人物已經被孤立，臭名昭著、千夫所指。
在此關節，劉國光提出馬克思主義領導權的問題，難道是偶然的個人行為嗎？絕不是，時機如此恰倒好處，實在是意味深長，這背后絕對是一次精心的策略安排，經濟學派之爭已經轉入了政治之爭，爭論已經升級！
表面上似乎不露聲色，實際上謀劃已久已深，據稱劉的講話已經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支持，聯系新一屆中央在成立之初即啟動大規模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工程，表明鋪墊早已經做下。
看來，中國是需要爭論，與其不準爭論，不如主動地掌握或主導爭論，前提是保持局勢的穩定和可控制，這是一兩年來的爭論呈現如此表象的重要原因。因此，爭論還會繼續，并且更加激烈直白，因為實際上爭論才剛剛進入“正軌”！整個戰局遠未被視為明朗，戰局還處于從外圍進入中心的關口。但是進程無疑會加快，直到真正的主角登場（現在它還盡量保持中間姿態），最終鎖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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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的“四個堅持”的最大功績在于始終保證了一個一體化的黨政體制的存在，這個致密而巨大的核心權力實體是不可能被右派資產階級所輕易收買和瓜分的，反過來它有力量控制全局，有力量控制右派勢力，有力量維護國家整體利益，有力量維護自身統治利益，這力量就是它最強硬的資本，而因為有了這個資本它就更不會（也沒有必要）接受資產階級的收買和瓜分，利害使然也！
所以，它會運用自己的強大權力，去維護整體局面，去構建“和諧社會”，又必然去限制右派資產階級。
因此，這個一體化的黨政體制是右派的終極障礙，也因此可以理解，一切民主化、自由化的政改宣傳，最終的目的都是要為右派瓦解和除掉這個權力體制。如果右派的企圖得逞，中國人民將進入一個黑暗的時期，中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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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右派企圖能夠得逞的兩個必要條件是，中央權力（因意志混亂而軟弱）自動退卻、讓步，還有就是右派能夠全面誤導社會輿論，對中央權力造成巨大的社會壓力。在今天的中國，這兩個條件已經不存在。一方面“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底線從未受到過任何正式的挑戰，中央的政治意志又日益鮮明，并且得到民眾的廣泛呼應和支持，戰略主動權已經掌握。另一方面右派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社會已經江河日下，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則逐漸崛起，整個思想界的潮流已經轉向，這是形勢轉向的先導和保證。
自由主義思想雖然失勢，但是自由主義行動仍然如火如荼，推動者正是右派官僚和新生資產階級，兩者互相勾結，極盡貪婪掠奪之能事，這是今后的主要問題。但是，沒有自由主義思想的高空掩護，這些掠奪行為必定要受到四面夾擊，終究是不可能長久的。
今天，中國人已經不再是在意識形態的真空中被誤導和欺騙，而是要在日益分明的兩條道路面前做出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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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中國已經到了用“四項基本原則”來審視和反省“改革開放”的時候，政治已經上升了，經濟將不再自成絕對“中心”，而必須符合政治原則！以此而言，“否定改革”就將不再是可怕的罪過！
（左派死守“四項基本原則”，右派死抱“改革開放”，中國的左右之爭差不多就是這個局面，“兩個基本點”互相較勁，而透過此也可更好理解左右兩派的此漲彼落，同時左右之爭實際上始終沒有超出“兩個基本點”的框架，這也支持了中國政治的穩定性，真有點妙不可言）
這將是轉折的最深刻意義之一，中國將再現中央權力自上而下灌注政治精神的局面，今年的“先進性教育”只是賽前的熱身，也是營造氣氛，真刀真槍還在后頭。也許劉國光講話中的一些非常具體的措施，就可能會通過某種方式或早或晚地付諸實施。
可以肯定，右派會輸掉，中國會走向光明之路。但是同樣可以肯定，道路會很艱難。
我在一年前“郎顧之爭”發生后曾寫過一篇短文《形勢已經走向轉折》，看來還是有那么一點回事：
形勢已經走向轉折
從總的趨勢看，自由主義已經走向窮途末路。它將受到自身實踐結果的無情審判，全國上下積蓄的不滿情緒，日益發展壯大的反自由主義思潮，都使中央政府受到巨大的政治壓力，自由主義必將被拋棄。即使它還看似強大，并且還能夠興風作浪一段時間，但在強大的歷史潮流的面前，它氣數已盡！
最近，社科院發起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朗咸平事件”爆出，自由主義倍受指摘，卻不敢應戰。一場堪與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相比的思想解放運動隱約到來，反自由主義者將再接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掀起新的反權威、反教條、反“凡是”運動，實事求是的精神將重被召喚，自由主義者心急如焚，卻無可奈何，甚至不敢置理，就怕越刺激越不可收拾。
自由主義無法禁錮人們的思想，它更無法消解中國的民族主義。根本的，只因為它阻礙中華民族的復興，它就必然要粉身碎骨。它試圖挑戰民族主義，但只是自不量力，自取滅亡。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主題是走向民族復興，這是歷史潮流，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承受得起與它對抗。中國共產黨也是應之而生、順之而昌，在今天，共產黨也根本不可能死抱自由主義而違逆這潮流。
在民族主義之下，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都不過是歷史工具。工具如果背叛了目標，就必被拋棄。無論日后是否明確宣揚，民族主義都將自覺地制度化為國家主義，接著，還將升華為新的中華主義，完成終極的文化復興。
毛澤東說得好，“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在今天，自由主義的必敗之處就在于，它完全反對人民的利益。人民已展開了廣泛的自覺或自發的反對運動，人民在日益覺醒，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教員，政治源于生活，人民越是被愚弄就越是在被愚弄后徹底清醒。看一看網絡上“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論壇，看一看愈演愈烈的“毛澤東熱”，就知道什么是民心所向，什么是大勢所趨。根本上正是人民的堅定意向將決定中國的前進方向，這種民意造成的強大政治壓力將推動中國共產黨真正往前走，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中國共產黨再次面臨重大的歷史抉擇。
中央提出繁榮哲學和社會科學是在為轉折作思想理論的預先鋪墊，是一個政治引子，實質性的問題將逐漸被提及，如社科院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朗咸平事件”的背景也頗神秘，這都作為前奏的投石問路，在此時中央不會站到前臺表態，而會在后臺靜觀其變，只為著局勢的穩定和“可控制”，根據情況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姿態，隨著全國討論逐漸升溫，思想格局逐漸明朗，廣泛的民意明確表達出來，時機成熟，中央就會走到前臺明確表態，收攬民心，接過思想運動的領導權，再挾持這場運動的力量順勢調整權力結構，這是民主時代的“挾民意以令權貴”，最后實質地轉變方針政策。
這意味著一個重大的轉折，由于內外局勢復雜，這個轉折不會被貿然倉促發動，而會力求有一個由虛到實、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的過程，以保持政局穩定，但這也必定是一個由緩到急的過程，甚至由于不可控的因素還可能造成突然之變。這個過程將是艱難的，思想界的爭論必定激化，政權內部的斗爭也將激化，曲折難免，少則三年多則十年，但結果只有一個，中國將確立新的正確的前進方向。而中國共產黨始終將是中華復興的中流砥柱。
多難興邦，天佑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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