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革命萬歲
*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草
案中，幾個被殺的“拿摩溫”及其家屬的悲情成了右翼媒體南方都市報關注的焦點。在一個法制社會，王斌余當然無權剝奪他人的生命。但是，事情的重點并不在于這幾個死者該不該殺。但是，在各方面壓力把王斌余逼到了絕路的時候，這幾個人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草。
南都盡力地用巧妙的語言來粉飾這樣一個事實：被殺者和王斌余一樣是打工者，一樣的弱勢群體。但事實遠非如此，坐在空調辦公室里的南都記者，用這樣低劣的辦法來影響輿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從來不理解民工的生活。在工地生活中，既有普通的工人，也有監(jiān)工地位的現(xiàn)代“拿摩溫”及其家人。還有工人中的種種享有特權者：比如工頭的親戚，和工人中的小頭目。顯然同受雇于一個資本家并不是成為同命運“工友”的充分條件。
在南都貌似客觀的社論中，為了印證被殺者中吳某人與王斌余關系不錯，而論證王斌余的喪心病狂，特意拋出了這樣一個事實：王斌余曾參加過吳平的婚禮，并送了禮金200元。如果不考慮南都記者不顧職業(yè)道德說謊的可能性，以王斌余年收入5000余元的收入水平，要送一個非親戚系的人禮金200元需要多親密的關系。但是，更有可能的是，王斌余送這200元禮金，是希望吳平在以后的拿摩溫生涯中，能少給王斌余幾記耳光，能有時良心發(fā)現(xiàn)想起這200元。
在王斌余自述中，他這樣被逼向絕路：王斌余并不是天殺冷血，他進城不是尋仇殺人，而是為了養(yǎng)家糊口，為了給父親治病，為了繼續(xù)一種能夠維持基本條件的生活。但是，在城里，他被人歧視，被人毆打，被欠薪，被欺騙。然后，他像一個略有文化(小學文化)的民工那樣，去尋求法院的幫助，但威嚴的法官大人告訴他：你的案子需要三個月才能進入程序，你去勞動部門吧。勞動部門倒是解決了，讓他五天后拿工資。但在我們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五天后能不能拿到工資卻是未知之數(shù)，而此時的王斌余兄弟，卻面臨生死存亡的邊緣，他們連每天10元的房錢和生活費都支付不起了，連最基本的生命都難以維持了。然后，在事發(fā)的那個晚上，他再去討要生活費，卻遭到被殺者們的侮辱和毆打，罵他連狗都不如，幾個人一起毆打王氏兄弟。當人的尊嚴被這樣血腥的撕碎，王斌并沒有蓄意殺害那幾個人的意圖，但此時的毆打和侮辱卻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草。被殺的四個人無辜之處在于，對王斌余施虐的是整個社會的冷漠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合伙壓迫，但他們偶然的毆打卻承擔了全部后果。
*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王斌余案僅僅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在朋友羽弋那兒，是個簡單的問題。但在我來說，是個很復雜很復雜的問題。
王斌余為什么要進城打工？這個原因很復雜，但簡單歸結到一點來說，就是他需要錢。他需要錢來給父親治摔斷的腿，他得為兒女準備以后的學費，他也希望子女不要過他現(xiàn)在這樣的生活。新的社會變遷產生了新的需求，而這些在此之前則可能是偽問題。而致命的是，在吹呼歷史終結的年代，在80年代以來激烈的社會政治變遷中，王斌余這個年輕農民的幸福感消失了，他像許許多多年輕農民一樣，卷起鋪蓋，走出家鄉(xiāng)，走向不可知的未來。
王斌余為什么討不到薪？其實以為某自考幾年法律專業(yè)的經驗來看，我們國家的勞動法是相當完善的，完善得可以拿到國際上讓人權專家評頭論足挑毛病。如果完全按照勞動法和憲法施政，工人階級還需要維權嗎？但是，以經濟發(fā)展為中心的地方政府們，往往是資方的最大保護神。先生們，如果世界跟書上描繪的完全一致，我們捧著書學習就夠了，上BBS干什么？在一個手捧著憲法，都無法避免被野蠻拆遷、在憲法一個領導階級都要在市政府門口靜坐討口飯吃的年代，事情往往是違背常理的。
馬克思告訴我們，法律往往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體現(xiàn)。1982年的修憲中，罷工權和實際的結社自由權，與“極左分子”、“極左遺毒”一起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在最近幾年來右翼搗鼓得私產入憲的呼聲，其要求實質，究竟是法律的還是政治的？這個世界上有脫離政治的法律嗎？再以罷工權為例，這恰恰是國際工人運動的斗爭結果，很多法律條文都是政治斗爭的產物。
無關政治的法律――這要么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就是一種可鄙的掩飾，對法律之外的統(tǒng)治力量的掩飾。忘卻了政治的法律永遠也不能解決超脫于法律之外的統(tǒng)治力量。
＊ 拉偏架的程序正義、何不食肉靡
中國精英階層對付民意的幾個詞兒都比較老套：民粹主義、多數(shù)人的暴政，程序正義，一點創(chuàng)新能力都沒有。中國的精英階層曾經靠中情局的美刀搞過一種叫民主運動的東東。但是，真正的民意上來了，社會良心們裝不了良心了，當不了三塊表了，便擺出這樣一個POSE：你那是非理性的民意，是民粹。要小心多數(shù)人的暴政。這正像對一個從未吃飽過飯的人說：小心啊肥胖病啊，對一個快死的人說：為什么不吃肉？也許精英階層從未真正呼喚過民主，他們追求的只是保持某種等級秩序的自由。
在王斌余案中，正義女神從未守護過秩序，慘案發(fā)生后，卻迅速地對王斌余實行專政。程序正義從未能維護過王斌余案們的權益，在他們上演跳樓秀時一聲不吭，在王斌余們奮起反抗時他們亢奮了。他們從來不顧王斌余們在追求程序正義時的制度性歧視和高昂的成本。正義女神此時不但蒙上了眼睛，還塞住了耳朵。此時的程序正義只是某階層的幫閑而已。
在一個憲法規(guī)定的權利，比如TS村的選舉權利都實現(xiàn)不了的年代，僅僅要求王斌余們遵守程序正義，像豬狗一樣等待渺茫的正義，這是一種幫兇的行為，這時滿口程序正義的先生們，要么是迂腐，要么是面目可疑的。
＊ 下賤的人道主義
非暴力主義完全可以當成體制的招牌或粉飾；它有那么一股奴才氣，把正義通過下賤表達。在統(tǒng)治者沒有放棄暴力、警察政治、秘密特務統(tǒng)治的時候，他卻希望人民像家畜一樣聽任他們任意宰割（張承志）。這就是所謂“人道主義者”的本質。
他們往往愛指責窮鬼們的反抗打破了老爺先生們華美精細、彬彬有禮、男盜女娼的生活，卻從來對老爺先生們的奴役和皮鞭、監(jiān)獄不置一詞。他們從來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下賤的人道主義跟馬丁路德、武訓、甘地一樣，乞求統(tǒng)治階級賞給他一跟啃光的骨頭。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入侵被視為傳播自由；毆打討薪民工，視為保護私有產權。鎮(zhèn)壓革命，被視為依法捕捉暴民。這種指導思想的結束便是胡適式的諍友幫閑，馬丁路德式甘地武訓式的奴才。
＊ 王斌余的政治遺囑：善待農民工
王斌余在吐露心聲時： 我的愿望很簡單，讓我父親、爺爺、奶奶過得好一點，他們苦了一輩子。我希望周圍人都要有一顆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們農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間都很友好，都能夠互幫互助。我希望社會能夠更多地關注我們。
說這句話時，王斌余已被一審判決死刑立即執(zhí)行，這相當于向社會大眾的遺囑。盡管有個別法律專家和人民大眾的呼吁，但在資產階級及其幫閑的努力下，王斌余不死也難。既然無法改變，我只好選擇逃避。
但是，王斌余的兄弟們怎么辦？他們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建設著金光閃閃的中國。他們同樣經常討不到薪，同樣經常面對官僚們的推諉、扯皮，同樣會面對資本家及其打走的污辱和毒打，同樣可能會上演跳樓秀，同樣可能會激情殺人。程序正義們沒有告訴我們該怎么辦？或者還是全把他們殺掉？
突然之間，我對現(xiàn)在無比的絕望。外面，正在下著暴雨。這個四面環(huán)山的小城又要暴發(fā)山洪了。純凈的水啊，將沖去世間所有的污垢，山洪就要來了。
有人說王斌余變態(tài)。但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啊。在這樣的世界里，理性的、精致滋潤地活著，正常地活著，難道不是一種更大的變態(tài)嗎？寫完這篇文章，覺得胃有些疼，我有些欣然地笑笑，原來，我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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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荷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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