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繁榮發展我國理論經濟學
答葉祥松同志（之一）
許興亞
內容提要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并不存在所謂“邏輯上的矛盾”。“無產階級”及其“赤貧”，是指雇傭工人的經濟地位，而不是單純從字面上理解的“有產”和“無產”的意思。“中等階級”，就是“資產階級”。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決不是要去刻意培育這樣一個“中等階級”。“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提法不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沒有變，也不能變。我國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應該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上。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立場；階級
《葉文》對《許文》的不當詮釋
葉教授的這篇文章，是與我的那篇文章商榷的。然而《葉文》在多處，特別是在其第一、三兩部分中，基本上卻是在曲解了我的觀點后，才樹立起自己批評的“靶子”的。就這些地方而論，《葉文》不是在與我爭論，而是在與其虛擬出來的所謂“《許文》的基本觀點”論辯。
即以《葉文》的第一部分為例。《葉文》所摘引我的那段原文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就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也就是最大多數人的立場，和全人類的立場。在我國現階段的條件下，也就是‘三個代表’的立場。‘三個代表’的核心，我認為是在于代表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決不只是少數‘民營企業家’、‘精英’或所謂‘中間階級’的利益，雖然其中也包括了這一部分‘人民群眾’的利益。問題在于：在這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中，也是具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劃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說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所謂的‘中等階級’，就是‘資產階級’。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決不是要去刻意培育這樣一個‘中等階級’，也決不是要刻意地去建立一種鼓勵一部分人通過搜刮和聚斂社會財富的方法，踩著社會其他成員的身軀‘向上爬’的機制。”
《葉文》對我這段話的總的概括則是：“《許文》認為，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而是站在非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為少數‘民營企業家’、‘精英’或所謂‘中間階級’利益服務，喪失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
但事實上我不僅在那篇文章中沒有這樣說，而且迄今也不是這樣認為的。因為我也像《葉文》一樣認為：“我國的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能站在大多數勞動者的立場上建言獻策”，并在那篇文章中我也反復指出了：“卻不但曲解了我的原意，而且以“經濟學家”整體的名義說話，把我推到了我國“經濟學家”的對立面。
《葉文》在這樣介紹了我的“基本觀點”以后，又以“按照《許文》的觀點”的方式，對我的觀點做出了如下“翻譯”：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就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也就是最大多數人的立場，和全人類的立場。而不是少數‘民營企業家’、‘精英’或所謂‘中間階級’的立場。”
然而我的原文卻是：“……而決不只是……的利益，雖然其中也包括了這一部分‘人民群眾’的利益。”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只代表和維護少數‘民營企業家’、‘精英’和‘中間階層’的利益，放棄了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
然而在我的文章中從頭到尾卻根本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這樣的話。“我們”？“我們”是“誰們”呢？
“第三，我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是刻意在培養一個‘中等階級’即‘資產階級’，是刻意去建立一種鼓勵一部分人通過搜刮和聚斂社會財富的方法，踩著社會其他成員的身軀向上爬的機制。”
這就不僅把我推到了“經濟學家”和“我們”的對立面，而且推到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對立面。而這從我的那篇文章中更是找不到哪怕只言片語的證據和根據的。
實際上，《葉文》不過是把我國少數“經濟學家”，當作了“經濟學家全體”、“我們”，以及“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代名詞，而把我關于“不”應當采取的某些立場的說法，說成了對這些“主體”的指責。這怎么還可以說是“為了避免曲解《許文》基本觀點”而對我的觀點的“照錄”？不僅如此，《葉文》還把我在“要忌帶主觀性和片面性，力戒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這個題目下所列舉的幾個“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的例子，“嫁接”到了我在另一個題目下談到的“教授列舉的經濟理論界上述‘右’的表現”。《葉文》嫁接得如此不留一點痕跡，就連我自己最初一看都有些驚訝：我是這樣列舉的嗎？
《葉文》這一類的話還有很多，例如：
1．“《許文》的上述觀點，……也不符合我國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際，對我國大多數經濟學理論工作者的立場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估計。”
2．“許教授認為我國大多數經濟學工作者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3．“《許文》也夸大了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程中產生的負面效應。……至于說……更是無稽之談。”
4《葉文》給我列的如此罪狀共達12條之多。盡管如上所列第6條可以看作是針對某種所謂“值得警惕”的傾向的，但因是放在了與我商榷的這篇文章的最后，所以給人的印象是：我的那篇文章也是逃脫不了與這“股”“思潮”的干系的。然而，《葉文》是使用了“無稽之談”的說法的。作者顯然應懂得“稽”就是“考察”、“對證”和“根據”的意思。因此我認為，我國經濟學界的確是到了連學術規范都應該認真“規范”一下的時候了。不過這一次我確實說的是“我國經濟學界”，因而也是包括了我自己和葉教授共同在內的。
不過，盡管如此，撇開這些枝節性的問題,《葉文》從正面所提出的一些觀點，我認為也還是值得認真探討的。
關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
關于這個問題，《葉文》對我的批評主要有“3點”。這里首先討論一下其中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本身”有關的部分，即《葉文》所說的我的“2個錯誤”。《葉文》是這樣說的：
“關于第一點，《許文》至少有2個錯誤：一是邏輯上的矛盾。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不能等同于全人類的立場，從世界范圍內來講，除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之外，還有大量的非無產階級和非勞動人民，這部分人不能排除在‘人類’之外，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代表他（她）們的。二是《許文》忽略了馬克思主義誕生100多年以來，無論是資本主義世界，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階級或階層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相對于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那個時期，赤貧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確越來越少了，有產階級或像《許文》所說的‘中等階級’卻越來越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也應與時俱進，因此在現階段，決不能忽視‘中等階級’的利益。”
先來看所謂“邏輯上的矛盾”。其實，我在那篇文章中說的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就是全人類的“立場”，而絕沒有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不等于“全人類”。因為這是兩組不同的概念和關系,因此，當我說“甲立場就是乙立場”的時候，您是不應該責備我把“甲”當成了“乙”的。
再來看《葉文》的正面論點和論據。正如上面已經看到的，《葉文》的論點和論據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不能等同于全人類的立場，從世界范圍內來講，除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之外，還有大量的非無產階級和非勞動人民，這部分人不能排除在‘人類’之外，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代表他（她）們的。”
其中的第一句話，就不僅違背了事實和邏輯，而且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的。在這些常識中，最為我國人民所熟悉的，就是這是由無產階級自身的特點，以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性和科學性決定的。因為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的特點之一就在于：它沒有與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不同的自身特殊的利益。更何況，自從資本主義時代以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加在一起，從來就都構成人類社會成員的大多數；而且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主要也是由他們推動的。
不僅如此，而且在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全人類”中，已經包括了《葉文》所說的那些“非無產階級和非勞動人民”。無產階級既然要通過推翻資本主義而解放全人類，其中也就已經包括了也要把這些“非勞動人民”從“資本”這種“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個人類。如果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解放，無產階級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像《葉文》那樣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代表他（她）們的”，這同樣也是不正確的。
最后，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看，也應如此。既然我國現階段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基礎已經進一步擴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怎么可以反而不再繼續代表它們的根本利益，而“只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了呢？
關于《葉文》所說的階級和階層的變化
《葉文》所說的我的第二個錯誤，是我“忽略了馬克思主義誕生100多年以來，無論是資本主義世界，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階級或階層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相對于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那個時期，赤貧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確越來越少了，有產階級或像《許文》所說的‘中等階級’卻越來越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也應與時俱進，因此在現階段，決不能忽視‘中等階級’的利益。”但是，說我“忽略了馬克思主義誕生100多年以來……不同的階級或階層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也是找不到任何證據或根據的。而且《葉文》不僅任意改變對方的論點，也任意改變自己的命題。本來是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突然卻加上了“赤貧的”定語，但這樣做同樣也是于事無補的。這是因為：
首先，在馬克思那里，“無產階級”和“赤貧”，自始就是從工人階級的地位方面來講的，而不是單純從字面上理解的那個“有產”和“無產”的意思。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無產和有產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也正如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所說的：“自由工人赤貧活的勞動能力赤貧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及其“赤貧”，所指首先都是雇傭工人的經濟地位，然后才是“相對過剩人口”這個意義上的“赤貧”。然而，即使后面這個意義上的“赤貧”，也決非如《葉文》所說的那樣“的確越來越少了”。人們只要看看當今各國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夠了。更不要說貧困本身不只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其次，《葉文》說“有產階級”或“中等階級”“越來越多了”，這種提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階級決非僅僅取決于收入和分配，而是取決于人們的經濟地位和所扮演的經濟角色。尤其是，“中等階級”或“中產階級”這個詞，在馬克思主義中是已經有了特定含義的。正如恩格斯在1845年所說的：“Mittelklasse（中等階級）這個詞我經常用來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說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資產階級）一樣是表示有產階級，即和所謂的貴族有所區別的有產階級，這個階級在法國和英國是直接地、而在德國是假借‘社會輿論’間接地掌握著國家政權。”
在我國，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例如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也曾經使用過“中產階級”的提法。但在新中國建立之后，特別是在1952年以后，就早已明確指出：今后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產階級”了。鄧小平在談到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時也多次指出：“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如果產生了什么新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江澤民在可見，《葉文》對于“中等階級”的理解和用法，也是不妥的。
再次，《葉文》錯誤地看待了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實際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的現象。因為資本每年都生產出剩余價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資本，因為這種增殖額本身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的規模的擴大每年都在增長，最后，因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求而開辟了新的市場、新的投資領域等等的情況下，只要改變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積累的規模就能突然擴大，所以，資本的積累需要，能夠超過勞動力或工人人數的增加，對工人的需求，能夠超過工人的供給，這樣一來，工資就會提高。”因此，“在以上所假定的對工人最有利的積累的條件下，個人對資本的從屬關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說的‘安逸和寬松的’形式。隨著資本的增長，這種關系不是更為加強，而只是更為擴大，也就是說，資本的剝削和統治的范圍只是隨著它本身的規模和它的臣民人數的增大而擴大。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份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這種變化“永遠也不會達到威脅制度本身的程度”。
最后，正因為如此，所以《葉文》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也應與時俱進”，其提法和內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只能有一個，是不能變、也不應該變的。如果改變了，那就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了。而《葉文》所強調的卻是“決不能忽視‘中等階級’的利益因此，這種“與時俱進”，究竟是前進還是倒退，也是值得質疑的。
關于“民營企業家”及其代言人的立場
《葉文》在這一問題上的第二個論點，是關于“民營企業家”和“中產階級”的“代言人”的。《葉文》的原話是：“關于第二點，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經濟學界有少數經濟學家為發展民營經濟和保護民營經濟的利益鼓與呼，甚至可以說是‘民營企業家’和‘中產階級’的代言人，這也無可非議，因為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力軍，民營企業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者，我國的《憲法》和《民法》也明確規定保護私人財產和合法利益，……這里絕不存在喪失立場的問題。”
然而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我在那篇文章中并沒有指責過什么人存在“喪失立場的問題”。問題反倒是在于《葉文》的幾個提法。
首先是關于“民營企業家”的稱謂。其實，這里我之所以給它加上引號，并不意味著我排斥這一部分人，而是因為我不贊成這種稱謂，并且也不贊成有些人過分地抬舉他們。而目前被我國不少經濟學家甚至是所謂“官員”們稱作“民營經濟”的，其準確的叫法應是“非公有制經濟”或“私營經濟”。因為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一切公、私經濟成分，從本質上看，理應都是“民有民營”的。而且即使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我國的私營經濟也并不叫“民營經濟”，那時的口號也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現在為什么反倒可以只把私營經濟獨獨地稱作“民營經濟”？
其次是關于“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力軍”的提法，這也不是黨和政府的正式提法。因為私營經濟本身并不是新生事物，只是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它的漫長的初級階段，所以我們才可以放手大膽地發展它、利用它，并且使之納入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因此“生力軍”的提法，我認為是不妥的。
再次是《葉文》所謂“甚至也可以說是‘民營企業家’和‘中間階級’的代言人”的“少數經濟學家”立場問題。《葉文》在這里實際上是把這些“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與這些經濟學家同樣應當采取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混為一談了。而作為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無論他們研究和關注的專題和領域是什么，基本立場則必須是共同的。因此，即使我們的同志在為這些非公有的經濟成分“排憂解難”和“鼓與呼”的時候，也千萬不能忘記了：我們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制度”這個框架內來研究和考慮這些問題的；千萬也不能忘記了：在非公有經濟之外，還有同樣需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和發展”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千萬不要忘記了，在這些私營企業家之外，還有更加廣大的人民群眾。此外，即使在我國現階段，對于私營經濟的方針，也仍然是既要積極鼓勵和扶持，又要積極的引導，努力使之真正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適應。那么，這些同志又怎么可以“僅僅”站在私營經濟和私人企業主的立場上呢？
至于《葉文》所說，“許教授認為我國大多數經濟學工作者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云云，因為這完全是“無稽”可考的，這里就不作進一步的辯解了。
關于《葉文》所說的“負面效應”和《許文》所說的“機制”
《葉文》在這一問題上的第三個論點，是所謂“《許文》也夸大了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程中產生的負面效應。……這些責任決不是經濟學家應該承擔的，更談不上是經濟學家喪失立場而造成的”。接下來就是“至于說……更是無稽之談”云云。由于這也都是《葉文》強加于我的，所以本來也是可以不再做出進一步回應的。但《葉文》既然提到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產生的所謂“負面效應”及其“責任”，所以也還是值得回應的。
可以看出，我在那篇文章中說的不過是：我國經濟學家在對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研究中，也一定要把立足點放在全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不應當把改革的目標理解為“刻意地去建立一種鼓勵一部分人通過搜刮和聚斂社會財富的方法，踩著社會其他成員的身軀‘向上爬’的機制”。而《葉文》則把這說成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已經“產生的負面效應”，而這些“負面效應”的產生，又僅僅是由于“一部分人利用‘雙軌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以及法規的不健全鉆了空子”，以及“政府工作的失誤”等等造成的。相比之下，經濟學家在指導思想上還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要不要防止把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理解為“刻意造成”這樣一種“”，反倒好像成了無關緊要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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