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主流精英’軟刀子殺人不見血——誤國誤民

評‘主流精英’軟刀子殺人不見血——誤國誤民

--------------------------------------------------------------------
（來源：www.6park.com） 文章ID:68748 2005-9-12 0:38:39 主 帖
 

軟刀子割頭不覺死：扒精英畫皮，懷念毛澤東！

看人首先要看他為誰打算，“精英”也不例外。凡主張別人吃虧在先自己發財在先的，不管后面有什么許諾，一定是騙子。美國有人在報紙登了條廣告說：“寄 給我10元錢，我就告訴你一個賺100元錢的辦法。”有人當真寄去10元，得到的答復是：“去找10個你這樣的。” 撈了別人的錢還振振有詞說自己沒撒一句謊。這就叫合法行騙。中國的“精英“們也是這德性，一邊讓別人下崗，一邊自己撈“第二套房子”，還說這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他自己連同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個個暴富時問他另一部分人什么時候能富，如何富，他馬上支支吾吾哼哼哈哈，最后干脆賴帳：“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弘揚一種來自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式公平觀念：好比一個大家庭，家長指定老二上大學，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養老二，但由于他們對大家庭有“群體認同感”，就不會認為這有什么不公平！”鬧了半天是指定別人打工做苦力供養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變成了“只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中國幾千年來早就實現了 “只讓一部分人富起來”，還用得著他來改革？他這一番話把...的歷史作用和現實存在的基礎全給徹底否定了。如此“精英”，誰信誰倒霉。判斷“精英” 的本質看結論就夠了，推導過程大可不必理會。除非是專門研究騙子伎倆的反騙子專業戶，普通人讓“精英”們牽著鼻子糾纏推導過程很危險。“精英”們最拿手的就是用名詞概念術語和數學公式跟非專業人士擺諸葛武侯的九宮八卦迷魂陣，不懂行的人沒有向導撞進去幾步就給繞暈了，最后稀里糊涂當俘虜。這就是美國墨菲定律的具體應用：說不服，饒糊涂（If you can not convince them, confuse them.）。但不管“精英”們怎么繞，一到了結論狐貍尾巴非露出來不可。

一個蚊子哼哼哼，不管哼的是經典巨著還是高等數學，反正結論一定是吸血有理。對這種蚊子哼哼聽都不用聽，見了就是一巴掌。總之要分清大是大非看結論就夠，看立場就夠，看為什么人就夠。比如“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誰有理要看你從哪個階級的角度看問題。對于大款大腕而言產業化不產業化有什么了不起，商品而已，反正買得起。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那就是生死之差，天壤之別。對“精英們”來說則是敲詐勒索、橫征暴斂的天賜良機。對一個民族而言，教育和醫療究竟是義務，還是商務？究竟是普通商品，愛買不買；還是關系國家前途未來，絕非可有可無？說“教育是投資，教育是產業”、 “誰投資、誰受益，家長應當支付教育費用” 完全是信口開河。要說投資，教育是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未來的投資，是提高整個民族整體競爭能力的必由之路，最終受益人是整個國家，是整個民族。孩子上學，家長只有付出，哪有受益？世界上哪個先進國家忽視教育？一八一四年，俄、奧、普聯軍兵臨巴黎城下，理工學校學生要求參戰。面臨滅頂之災的拿破侖卻說：“我不愿為取金蛋殺掉我的老母雞！” 中國人從“五四”時代就開始鬧教育興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所有這些到了“精英”手里一概顛倒，“為國育才”變成了“為己斂財”。自己靠“精英”“權威”的招牌發了大財，乘機把教育當成一本萬利的好買賣，整天挖空心思巧取豪奪，利用中國人望子成龍的舔犢之情敲竹杠，拿孩子前途當人質綁票勒索，純粹孔夫子當叁陪──斯文掃地，要錢不要臉，赤裸裸連褲子都顧不上穿了。一口一個 “與國際接軌”，但歐洲國家的高等教育不是免費就是費用極低，這個軌為什么不接？美國私立大學學費高，但公立大學學費則受到嚴格控制，從預算開始就不允許有利潤，更不允許學費高到普通家庭望塵莫及的地步。不管公立私立，沒有哪個大學敢宣稱自己是為贏利而存在的企業，更不
敢以此為榮，大項目缺錢主要靠向校友募捐。況且美國善于通過移民吸收外國的 人才，等于享受了外國低學費教育的成果。也就是說，美國也并非全靠高學費教育混日子。這個事實“精英”們為什么視而不見？當真把教育當產業，那學校就是企業，而企業該由工商行政部門管理，要教育部干什么？是企業就該交稅，“精英”們交了嗎？是商品就應該接受質量檢驗，“精英”們的“商品”質量由誰來檢驗？學中醫中藥古漢語中國史卻要先看英語過不過關，到底是不用英文就學不成，還是“精英”們擅自修改了中國憲法，規定英語是中國第二官方語言？

過去殖民地國家的人不會宗主國的官方語言就寸步難行。現在“精英”們在本不必須英語的地方也強行考核英語，到底是把中國變成了殖民地，還是是強行搭配，逼著人買不需要的消費？就算教育是企業，也該有人管管這種霸王買賣吧？從事產業賺錢贏利又不交所得稅，提供商品又不接受質量監督，這算什么混帳企業？“教育產業化”的后果只能是“文憑商品化”，然后是“專家騙子化”。要解決學校經費困難，要切實提高教師的待遇，關鍵首先是采取果斷改革措施杜絕教育管理系統城狐社鼠的貪污揮霍，而不是借口“教育產業化”把這些吸血鬼造成的虧空轉嫁到學生家長身上。說“醫療產業化”，是不是說人命健康都是商品，可以按質論價？

現在經濟發達的國家只有美國沒有全民義務醫療保障體系。克林頓一上臺就想搞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卻受到既得利益的大公司集團強烈反對而敗得灰頭土臉，自己也從此麻煩不斷。這至少說明即便美國人自己也有相當多數并不覺得“醫療產業化”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只是因為斗不過享受既得利益的大公司集團而不得不如此。世界上那么多發達國家都沒有搞什么“醫療產業化”，可供“國際接軌”的地方有的是。醫療教育想公平合理收費，完全可以參照美國
政府為低收入者提供福利房的房租收費原則，按家庭實際收入的百分比例收費，地區內調劑，不足部分國家補貼。當然實行的前提是先建立健全嚴密的收入稅收管理體系，但這不是可望而不可即，至少是個努力方向。這種“接軌”“精英”們為什么想都不想？可見所謂“國際接軌”只是“精英”們巧取豪奪的借口而已。光是為了應付下崗失業、子女教育及生病求醫這叁大威脅就足以霸住普通老百姓的全部積蓄，那樣一來人們還有多少余力購買其它？這樣國內市場怎么能不疲軟？（十叁億人口的國家居然對外貿依賴程度越來越高簡直是咄咄怪事。）國內市場越疲軟，上述問題就越嚴重，于是形成惡性循環，到頭來政府老百姓全吃虧，只有“精英”們發足了財。算算總帳，“精英”們借口“全球化”取消中國政府為本國企業服務的義務；借口“經濟效益”取消中國政府為社會安定所必須提供的社會保障服務義務；借口“教育產業化”取消中國政府的全民義務教育義務；借口“醫療產業化”取消中國政府的人民健康保障義務。七扣八扣，算下來“精英”們主張的是除了撈錢什么正事也不干，整個一個屬母狗的──只進不出。

如此“精英”到底為誰謀利益還用得著問嗎？

“精英”們百思不解為什么毛澤東去世了那么多年，為什么他們潑了那么多年污水之后中國老百姓還那么喜歡毛澤東。其實對老百姓來說這有什么難理解的？毛澤東送孩子上戰場，“精英”們幫孩子撈商場；毛澤東的孩子人人兩袖清風，“精英”們一家子個個大腕富翁；毛澤東動員人民為中國作貢獻做犧牲，自己沒有從中撈私利，“精英”們要求人民“打工做苦力”，自己乘改革之機大發橫財；毛澤東堅持官兵一致，上下一致，黨員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沖鋒在前，退卻在后；“精英”們個個先富起來，高高在上，整天紙醉金迷，根本不顧老百姓死活；毛澤東堅持“為人民服務”，“精英”們主張“為‘精英’服務”；毛澤東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精英”們鼓吹“精英，只有精英，才有資格決定中國的一切”；毛澤東“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搞合作醫療，為小民百姓送醫送藥；“精英”們搞“醫療產業化”，搞得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起病，“小病不治，大病沒治”；毛澤東大搞掃盲運動，普及免費義務教育，讓無數過去只能夢想著“我要讀書”的高玉寶們得以成材，包括成為“神洲”工程的技術骨干；“精英”們大搞“教育產業化”，把教育變成自己橫征暴斂搜刮全社會的工具，逼得不知多少家長為子女籌集學費而節衣縮食甚至傾家蕩產，不知多少窮鄉僻壤的孩子重新只能在夢中哭喊“我要讀書”；毛澤東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精英”們讓外國人消氣中國人低聲下氣……這樣的區別，“精英”們看不見，也不想看見，但老百姓看得見。

魯迅說：“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 所以不管“精英”們如何顛倒黑白，如何誣蔑誹謗，如何“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中國老百姓就是喜歡毛澤東。跟著毛澤東是為公。公起碼可以理解為人人有份的私，所以跟著毛澤東為公心里踏實。成功了，即使別人不知道不承認，自己仍然心中有數：“你的名字，默默無聞；你的貢獻，與世同存”；失敗了，不管別人如何諷刺挖苦，自己照樣心中有數：這是探索真理過程中必要的代價，能讓后來人避免重蹈覆轍，仍有歷史價值，仍可問心無愧。而跟著“精英”們謀私利則大不相同：“苦恨年年壓金線，為它人做嫁衣裳”。得手了，道聲僥幸，總算可以分得一杯羹；失算了，一肚皮鳥氣：又叫老板當猴耍完一腳踹了。號稱“精英”卻弄不懂如此淺顯的常識，難怪人們說“高貴者最愚蠢”。

盲目迷信“精英”們的理論專業知識是另一大誤區。以為“權威”“精英”們一開口就是真理，“吐詞為經，舉足為法”，別人休得多言，這大錯特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而不是“精英”。別迷信“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假行家到處都有。假酒假藥假鈔票能到處泛濫，假冒偽劣的“專家”“精英”到處亂竄又何足怪哉。不經過真刀真槍的檢驗就來者不拒只能讓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們心花怒放。相信“權威”和“專家”的頭銜甚于相信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常識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現。人的抵抗力不足，病菌就會乘虛而入；自信心不足，騙子就會乘虛而入；盲目相信“專家權威”， “ 軟刀子”就會乘虛而入。哈佛大學經常辦各種短期培訓班，來者不拒，交錢入學，個把月結業，發一張哈佛出具的短訓班結業證書。這是美國大學創收的常用方式之一。世界各地附庸風雅的肉頭財主們對此非常踴躍。上不了哈佛，就上哈佛短訓班，反正結業證上有哈佛大名。要問這張紙有什么用處？對知根知底的人來說，這是齊天大圣的猴子尿，用處是立此存照：“孫悟空到此一游”，一個昂貴的旅游紀念品而已。對于不知底細的人來說，這是荷蘭人的玻璃珠子，用處是糊弄印地安鄉巴佬，拐走他們的曼哈頓島。

如果一見來人身帶“哈佛”印記就如雷貫耳，雙膝發軟，敬若神明，那就正好上當。所以參加短訓班的財主們也并不虧本，無非是“你騙我騙大家騙，一遍一遍又一遍”。即便“貨真價實”“正牌子”的理論權威的理論也未必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沒有一個“精英”預言到“小米加步槍”的共軍對抗飛機加大炮的“國軍”，從中國大陸落荒而逃的竟然是“蔣委員長”；西點軍校的“精英”們則無論如何想不通那么原始那么土的志愿軍怎么能頂得住天下最現代化的軍事機器。輕視實踐是中國文人從孔夫子起就根深蒂固的臭毛病，一直流傳迄今，不知道壞了中國多少大事。毛澤東從井崗山開始，一生用實踐不知打破了多少“理論”誤區，不知讓多少“理論權威”們無地自容，對只會空談的“精英”們的危害體會極深。所以毛澤東特別強調“理論聯系實際”。這一點對破解“軟刀子”尤其重要。 “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軟刀子”最厲害之處就是故意抹掉這一步之差，把真理變成謬誤，既破壞了真理，又用“真理”的名義堵住別人的嘴。先開錯藥方再振振有詞：你敢懷疑這藥？沒有理論聯系實際的實踐經驗就不可能看破這一步之差，就只能對“軟刀子”無可
奈何。

“精英”們為什么那么恨毛澤東？因為按照毛澤東的主張辦他們的“軟刀
子”就混不下去。按毛澤東階級斗爭的學說查階級立場和民族立場，他們為什么人服務的老底就要露餡；按毛澤東的“實踐論”聯系實際來檢驗他們的理論，他們種種似是而非的胡說八道就要穿幫。憑這兩條就足以叫他們揚名立萬的吃飯家伙血本無歸，“精英”當不成，以后還怎么混？他們能不氣急敗壞嗎？跳大神的江湖騙子最恨科學，招搖撞騙的“精英”最忌實踐。道學先生一邊妻妾成群一邊嚷嚷“處女貞操”和“從一而終”，與其說是為了風化，不如說是怕碰上個有經驗的驗出自己床上功夫不過如此，從此再也神氣不起來。解放前河南的土皇帝別庭芳有個規矩，自己地盤上發現在大地方當過官的人就殺，邏輯是這些人見過世面，自己那套土匪般統治行徑哄不過人家。既然不能為己所用，留著是禍害，殺了放心。無論是假道學真土匪還是活“精英”都忌諱有經驗的人。但“精英”畢竟是“精英”，擋次比假道學和真土匪高得多，應對之策也巧妙得多。秦兵的詭計瞞不過廉頗，卻瞞得過趙恬，秦王便下“軟刀子”，幫助趙恬取代廉頗。“精英”門的“軟刀子”瞞不過今天的“廉頗”，卻瞞得過今天的“趙恬”，“精英”們便專門設計了一整套高招，排斥今天的“廉頗”，幫助今天的“趙恬”飛黃騰達。

首先一個 “四兩撥千斤”，把“干部知識化”變成了“干部文憑化”。本來“趙恬”的書本理論是知識，“廉頗”的實踐經驗也是知識。“知識化”應該
既包括“廉頗”的實踐經驗，又應包括“趙恬”的理論知識，而且應該兩相結合，來個“將相和”。但一個“文憑化”就只認“趙恬”，不認“廉頗”了。想擺脫“弱勢群體”嗎？想當“精英”嗎？開門見山第一件：拿文憑來。“沒有文憑，二等公民”，“文憑到手，高人一頭”。知識與文憑本來相互聯系但并不等同。假冒的文憑是廢紙，真正的文憑只能說明一個人經受過什么樣的理論訓練，并不保證理論聯系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那么快，隔不多久就需要來點知識更新。所以文憑能說明的理論訓練也有時間性，并不是萬古不變的保值儲蓄。如果文憑真能決定一切還打什么仗，兩軍將士坐下來一個個自報家門，按人頭數博士定勝負算了。理論上頭頭是道未必真敢實踐。教股票的有幾個用自己的錢炒股票的？有幾個這樣炒股炒發了的？又有幾個這樣炒發了還繼續教股票的？你要問他按他的一套炒股能不能賺，答案保險是“似乎好象不一定，大概也許很可能”。這種文憑有跟沒有差別多大？本來文憑只是說明理論訓練的一種參考，但被“精英”們一折騰不僅變成了知識的象征，而且變成了從事各種“白領”工作的必須文件。這又是偷梁換柱。證明具備從事某種專業行為必不可少的強制性訓練和資格的文件叫執照，不叫文憑。無論是把文憑當執照用還是把執照當文憑用都是胡鬧。即使是博士要開車也得先考本，把博士證書當駕照用照樣要吃罰單。把文憑炒得那么熱并不是實踐需要，而是一種政治權術。

“干部知識化”意味著理論聯系實際，既可以是“廉頗”向“趙恬”學理論知識，也可以是“趙恬”向“廉頗”學習實踐經驗，來個“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干部知識化”，總之是雙向的。“干部文憑化”則只要理論不要實踐，一筆勾銷了“廉頗” 們的實踐經驗。在整個文憑體系中，無論是高考，考研，考職還是晉職都只考理論，不考理論聯系實際。而且越脫離實際的東西考得越兇。最典型的是英語考試走火入魔，各行各業橫掃一切。如果英語是工作需要天天離不開，這么考倒也應該。但如果天天離不開就等于工作本身天天在考試，何必“六個指頭撓癢──額外多一道子”？其他行業既然不是天天離不開英語，那也把英語當令箭就豈有此理。一個讀完初一的北京孩子來到美國讀了一年中學后告訴家長，中國初中一年教的英語語法修辭比美國中學教的還多。中國的中學英語教學居然比美國人還美國人。連一封英文信都寫不來的日本工科教授有的是，人家照樣當終身教授，也沒人因此說日本的教育水平不怎么樣。中國的官方語言是中文，在非英語環境中學英語本來就事倍功半，學到手的東西如果天天用不上自然學完就忘，竹籃打水──裝的沒有漏的快。這個道理誰都懂，但明明知道還硬要濫考那就有名堂。對“精英”們來說這樣濫考妙用無窮。頭一條是自抬身價。

魯迅曾指出士大夫最喜歡讓文字越難越好。因為“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經過毛澤東時代的大力掃盲、普及教育，中國文字已經幾乎大家都會，僅僅仗著“識文斷字”沒法再唬住老百姓。中國文字玩不轉，“精英”們便傍上了外國文字。反正英語不易識，沒法大家都會，把英語捧尊嚴了，他就可以靠著英語繼續尊嚴下去。第二可以借機發財。大家一窩蜂學英語，教英語的做輔導的賣教材的自然大發利市。不管“精英”們在里邊有沒有股份、當沒當“托”，反正“精英”們是這一行所有老板的衣食父母，想寫點英語學習輔導材料之類撈點外快決不會無人理睬。第叁可以排斥“廉頗”這樣有實踐經驗的人，又能防止“趙恬”也去學“廉頗”，不再整天紙上談兵。不天天用英語又要考英語實際是考記性，考時間。考記性，年輕的占便宜；考時間，有條件整天不干別的光啃英語的占便宜。“廉頗”這樣有實踐經驗的一般年齡都不會太輕，而且有工作負擔和家庭負擔，記性和時間自然都不如在校和初出茅廬的“趙恬”。即便是“趙恬”那樣的書生，如果改邪歸正學“廉頗”，老老實實搞業務也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時間練英語，除非不務正業不理家務整天“干私活”。摔跤、舉重等體育比賽要按性別、體重等分級，盡量做到公平比賽。

濫考英語則根本不管叁七二十一，不管性別年齡經歷負擔等實際情況，一律按分決高下。這貌似公平，實則歧視。歧視搞具體實踐的，偏袒搞空頭理論的；歧視老老實實搞業務的，偏袒整天不務正業攻英語的。寓言中狐貍請仙鶴吃飯，把飯菜全裝到淺底盤子里端上來。表面一視同仁，實際損人利己。飯菜全裝在淺底盤子里，仙鶴的大長嘴怎么啄也叼不著幾粒，狐貍則舌頭一卷一掃而光，獨吞了一切還撈了個請客的名聲。這就叫表面公平實際歧視，根據對手的特點在技術上耍花招。美國的選舉也玩這套把戲。說是“選民選政客”，實際是“政客選選民”。美國選舉是選區制，簡單說就是一個選區算一票，最后按贏得的選區算勝負。選區的劃分沒有統一規定，誰在各州勢力大誰說了算。怎么劃分選區大有文章，訣竅是假如支持對手的選民多，就把他們都劃到同一個選區去，丟了這個選區不過只丟一票。把支持自己的選民多劃分成幾個選區，一贏就贏好幾票。“田忌賽馬”按場數定勝負，選區競選按選區數定輸贏。美國的政治術語把這種伎倆叫“蜥蜴腳尾”（gerrymander），因為這樣劃分的選區在地圖上常常奇形怪狀，甚至出現過沿著一條公路伸展幾百英里、寬
度卻幾乎不出一英里的怪物選區，就像一種名叫salamander的蜥蜴，又長“腳” 又長“尾巴”。這套把戲的始做俑者是19世紀初的麻薩諸塞州州長Elbridge Gerry，于是人們把二者名字各取一半，Gerry + mander，變成了gerrymander。用了這套把戲，擁護你的選民再占多數也沒有用，選區一變就選掉了。這手腕也不僅僅美國人會玩。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法國...力量強大，連總理和國防部長都是...人。但下一次選舉時選區一改，一下子就把法共選下去了。因為支持法共的工人總數雖多，卻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只要把大城市劃成一個選區，工人選票再多也只贏得一個選區的一票，按選區計票法共只有認輸。可見西方的選舉有“選民用選票選政客”，更有“政客用選區選選民”，并非“精英”們吹的那般民主公平，能如實反映多數人的意志。工業上批生產的產品質量靠工藝保證，西方的選舉結果靠程序保證，“精英”們排斥有實踐經驗的人則靠“干部文憑化”和濫考英語等不公平選拔手段來保證。

濫考英語的第四個用處是就是“ 一香掩百臭，一俊遮百丑”，利用人們以為英語好就是有學問的思想誤區，用英語一技之長掩蓋自己其他方面不學無術專業無能的真相，以便濫竽充數，冒充專業“精英”繼續招搖撞騙。蹩腳電影是“戲不夠，歌來湊”，庸才專家是“專業不夠，英語來湊”。

第五個用處是培養文化殖民地的奴化思想。過去殖民地的人必須學會宗主國的語言才有資格讀書找工作。現在濫考英語等于培養整個社會英語高于一切的潛意識。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精英”們傲視一切，專注英語，給整個社會造成一種錯覺：有知識必須英語好，英語好才算有知識。這無形中貶低了中國文化的地位，歪曲了“知識”一詞的內涵，搞亂了整個社會的是非標準和價值觀，潛移默化助長了崇洋媚外情緒。干得好不如英語好，那誰還努力工作？為“兩彈一星”做過貢獻的工程技術人員要定職稱卻得重過理論考試關，而且還得拼命復習英語，經得起實踐檢驗卻經不起文憑檢驗，而經得起文
憑檢驗卻經不起實踐檢驗的人反而沒有壓力，結果成了“文憑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醫生晉職不看治好了多少病人卻看英語幾級，考核工作成績變成了考核英語，好象醫生讓病人把英語當藥吃才能治好病似的。至于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為學完就忘的英語耗費了多少時間精力更無法統計。凡此種種的客觀效果是讓人們不求實踐，只尚空談，不務正業，專攻英語。濫考英語活像昔日考八股文，逼著人們整天拼命背誦現實生活中難得一用的詞句文章，用以當“敲門磚”敲開官財之門。濫考英語等于強行推廣英語，把為中國培養人才變成了為外國培養奴才。英語不過硬不一定不能為中國所用，但不會英語則很難為外國所用。

馬克思說過外語是人生斗爭的武器，但從沒說過外語是人生斗爭的唯一武器。各行各業兼學英語可以提倡，但不應強求。如果工作生活實際需要英語，人家自會料理，何須越俎代庖？吃飯之余吃補藥是一回事，但不吃補藥就不準吃飯則是另一回事。美國街頭的叫化子英語比“精英”們好的多的是，能對換嗎？濫考英語是“精英”們用來實現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的權術手段。這也正是“干部文憑化”的要害。
“廉頗”們的實踐經驗在現行的高考制度中毫無位置，無用武之地；在考職考研及晉升等考試中也不壓稱。而“趙恬”的文憑理論則如魚得水，左右逢源。對一般人來說，高談闊論、頭頭是道的雄辯比默默無聞、踏踏實實的實踐容易吸引眼球得多。幾年下來用“干部年輕化”的標準一卡，最容易被卡掉的是實踐經驗多而不會來事的“廉頗”，最容易穎脫而出的是夸夸其談頭頭是道的“趙恬”。唐太宗興科舉，一網打盡天下英雄：“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矣”。“精英”們搞“文憑化”、濫考英語，一刀砍翻中國所有人才：一個高考足以刷掉幾乎所有有實踐經驗的年輕一代的“廉頗”，一個濫考英語足以憋住大部分踏踏實實從事實踐工作的中年一代的“廉頗”，一個“干部年齡標準化”足以淘汰掉多數富有實踐經驗的老年一代的“廉頗”。老、中、青叁管齊下，確保只有跟著“精英”搞空頭理論的新一代“趙恬”能青云直上，實現現代“趙恬”的“批生產”，這樣“軟刀子”就可充分發揮威力了。

“上了賊船就是寇，上了娘床就是爹”，上了“精英”們的威虎山就是叁孫子，只能對祖師爺畢恭畢敬。威虎山上“座山雕”說了算，“精英”的天下“精英”們說了算。除了“精英”們自己，誰也別想制約“精英”。天天要別人打破“鐵飯碗”“終身制”，自己的“鐵飯碗”“終身制”卻誰也不準動。當上了“院士”就一輩子萬壽無疆地當下去，“驢不死不卸磨”。頭腦昏昏弄虛作假剽竊冒功悉聽尊便，“聾子不怕天雷轟，死.不怕開水燙”，社會譴責歸譴責，反正你拿我沒轍。哪怕出了象“非典依原體”那樣影響全局的天大失誤也照樣“笑罵任人笑罵，茅坑我偏占之”。幾個“精英”一聲吼，法律也要饒著走，判了死刑的黑幫頭子馬上起死回生。說是有冤屈，怎么從不見“精英”們那么起勁替普通老百姓辯冤情？何況還笑納了人家的“辛苦費”，“黃泥巴掉進褲擋里，不是屎也是屎”。總之在“精英”們的天地里只能任其信口開河。若敢牙迸半個不字那就不得了，“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科學”，“不尊重專家”，“不尊重知識分子”，“文革遺風”，等等等等。要是沒有理論聯系實際的能耐，要是沒有實踐經驗，哪個人戴得起大得如此嚇人的帽子，只好屁滾尿流，抱頭鼠竄，“精英”們于是得勝還朝，高枕無憂。

破解“精英”們的“軟刀子”必須有叁條：有立場，有理論，有經驗。不為中國利益著想，不為中國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著想，對“軟刀子”只會感到受用，不會感到危險。即使有所顧忌，只要公心不穩，叫人家來幾個小錢就打發了，還是要同流合污。沒有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裝，對“軟刀子”只能感覺，不能認識，只能本能掙扎，不能有效反擊。正如毛澤東所言：“感覺的東西我們不能深刻的理解它，只有理解的東西我們才能更深刻的感覺它。”沒有親身經歷的實踐經驗，面對種種理論推導，似乎這也頭頭是道，那也振振有詞，大眼瞪小眼，就是看不出真理和謬論的一步之差，更看不出“失之毫厘，謬之千里”。“精英”們大鬧“干部文憑化”也好，濫考英語也好，歸根結底是要把有立場、有理論又有經驗的人層層過濾掉，這樣自己的“軟刀子”才好打遍天下無敵手，耗子抗槍──窩里橫。

“精英”們的“軟刀子”無所不在，整個社會一網打盡。“干部文憑化” 罩住了大多數沒機會上大學的人；“濫考英語”罩住了所有上了大學的人；“干部年齡標準化” 罩住了實踐經驗豐富的“廉頗”；“國有企業破產”、“產權重組”罩住了所有國有企業職工；“與國際接軌”剝奪了中國政府為中國民族企業服務的權利，罩住了整個中國民族企業；“經濟效益”論取消了中國政府必要的社會服務義務，罩住了整個社會居民，更罩住了流入城市的農民工；“教育產業化” 罩住了整個下一代；“醫療產業化” 罩住了全體人民的健康保障……無論哪行哪業，無論男女老少，無不受到“精英”們的控制，受到“軟刀子”的威脅。 “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軟刀”。“精英”們就是這樣建立了一個“權威弄權、專家專政”的國中之國。

面對“精英”們的“軟刀子”攻勢如何是好？聽之任之不行，用對付“硬刀子” 的辦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揪出反革命集團”、“深挖細找暗藏的階級敵人”同樣不行。對“軟刀子”只能以軟對軟。原則還是對事不對人。對揮舞“軟刀子”的具體人，適當的做法應該是“分清是非，明確責任，記錄公布，敬而遠之”。

“分清是非”就是識別“軟刀子”，剝去其偽裝。“分清是非”只能以中國國家 利益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根本利益為標準。否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永遠糾纏不清。是非問題決不能含糊，更不能客氣。“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魯迅說：“用紳士服將‘丑’層層包裹，裝著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導師么？中國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要并無偽飾，──倘沒有，也得少有偽飾的導師。倘有戴著假面，以導師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來，否則，便將它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談后話。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惡心’，卻是真面目。略一揭開，便又趕忙裝進緞子盒里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鉆石，也可以猜作糞土，縱使外面滿貼著好招牌， ……毫不中用的！”“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明確責任”主要指的是道義上的責任。如果某“精英”涉及了具體的法律責任、行政責任、經濟責任等等，那是具體主管部門的事。但“軟刀子”是思想問題，決策問題，這種責任基本屬于道義上的責任，紀律法律管不了。試圖用法律紀律來制約“軟刀子”一不對路，二不可能。但對搞“軟刀子”的人也不能聽之任之，好象沒事人一樣。至少要弄清楚是誰在不聲不響落實“軟刀子”。鼓吹“軟刀子”的人是明的，好查。但落實“軟刀子”的人就不一定。一個“紅頭文件”上只有單位，沒有人名，誰知道是誰的主意，誰的手筆？光是追問誰批準的意思不大。美國的情況是凡能拿出來讓你競選的都是選砸了也沒什么大不了的。把關的位子，如法官，情報骨干，軍事骨干等等都不準選，所以有人開玩笑說即使美國的總統議員等都突然消失了，政權機構經濟活動照樣運行不誤。中國的情況是一件事只要時間允許，凡有權批的都是批砸了也垮不了的。批錯了就得垮的人決不會批，一定往上推。比如批準某個小型國有企業拍賣，如果是企業負責人自己批了就算數，萬一錯了，這個負責人就吃不了兜著走。如果鬧到局長部長批，若無其他情況你能因為一個小企業拍賣錯了就撤掉個局長部長嗎？于是似乎誰也不必負責。直接負責人沒有責任，因為他請示過了。中間領導也沒有責任，因為他不過是下情上達。最高領導也沒有責任，因為他相信下級上報的情況屬實。要打板子，人人有份。而“人人有份”的實際含義是人人沒事。這其實是書生之見。
豈能無人負責？最有責任的是直接負責人，因為只有他才最了解實際情況，上級下決心的依據靠他提供，出了問題他必須負責。拿破侖說過：“一位統帥因為執行了遠離戰區、未明戰事近況、或根本不知戰況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戰斗中鑄成錯誤時，不能免罪。在執行命令時，如果知道計劃不妥或有失敗危險，就應向上陳述理由，請求修訂計劃，并不惜在最后以辭職力爭，甚至寧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為毀滅自己部隊的工具。”只要不是上頭親臨現場直接指揮直接下令的“軍令如山倒”的情況，出了問題即使是屬于執行批示也不能免責，更不能借口經過批準而把責任往上推。一個系統的最高首腦一天也只有24小時，就算他批一份文件只用半個小時，一天到晚不吃不睡不上廁所也最多批48份文件。要是再算上吃喝拉撒睡的時間，一天能處理的文件連一半都不到。十叁億人口的大國，即便只是一個方面，一天之中需要處理的事情也不會只有24件吧？一份文件涉及方方面面，要在半個小時內調查研究、核實情況，作出判斷然后決定是否批準并確保無誤，可能嗎？不批，誤了事是官僚主義；批，出了錯也是官僚主義。

反正批不批都是官僚主義。干這批文件差事的頭頭腦腦幾乎成了個簽字機器
，一般文件只要看不出大庇漏就只好簽字畫押。真正決定文件實際內容細則的是提議的，論證的，擬稿的，初審的和會簽的。最后審批的人對文件要負責，但文件產生過程中所有參與者更要負責。別以為“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瞎參謀”“爛干事”完全能壞大事。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一般以法案提案人的名字來命名，贊成反對的議員都記錄在案，公布于眾。這往好了說是尊重提案人，實際也是落實決策責任制：大名在上，出了事你別想溜。一旦要追究責任誰都可以拿著紀錄對名單，數著腦袋打屁股，誰也別想裝沒事人。中國要查“軟刀子”，就應該落實這種“決策責任制”，對所有環節都不放過。一項公開的政策是誰醞釀，誰鼓吹，誰提議，誰論證，誰擬稿，誰審核，誰批準都要一清二楚，記錄在案，公布于眾。特別是公布于眾這一條最要緊。“紅頭文件”手續上都沒問題，要查底稿找責任人不難。但如果只有少數人知道則對“軟刀子”操刀手毫無壓力。只有讓全社會都清楚到底是誰具體制定了“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拍賣國有企業”之類規定，是誰提供的理論依據和統計數字，誰提供的論證材料，張叁李四王麻子指名道姓一個不漏，這樣才能分清“軟刀子”的層層責任，免得“黑狗偷嘴，白狗遭災”。

明確責任并不是為了懲罰人，而是為了跟蹤記錄，以便用統計數字描繪出一個人的行為軌跡，為大家判斷此人提供依據。一個醫生看了十個病人，死了九個，那就得調查調查。如果是鬧天災、鬧人禍、鬧瘟疫，或者是“臨終病房”，那也沒什么可說的。如果是蓄意殺人就得治罪，是庸醫誤診就得吊銷執照。如果什么責任也查不出來，那也至少得幫著他揚揚名，讓以后的病人上門求醫之前先斟酌一番，看有沒有膽量來冒這九死一生的風險。這就得有個記錄公布。否則誰知道這位醫生看病有十個病人九個死的水平呢？同樣，如果沒有人記載并告訴大家某“精英”的主意十個主意九個餿，剩下一個有怪味，那別人就不虞有詐，還會前赴后繼，上當不絕。具體一時一事不一定看出一個人，但累積起來就能說明問題。“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采集樣本越大，曲線趨向越明。只有把“精英”們一貫的主張一一記錄公布，這才能讓“精英”自己給自己定性，讓大家都看出名堂。這是不懲之懲，無罰之罰，比用對付“硬刀子”的辦法蠻干有效得多。
 
只要分清了是非，明確了“精英”跟“軟刀子”的關系，“軟刀子”就等于破解了。要做的事就是對“精英”們敬而遠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精英”們要鼓吹“軟刀子”，想攔也攔不住。但說不說在他，聽不聽在我。只要知道“精英”是“軟刀子”高手，不買帳就是了。這就是“以軟對軟”，在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的基礎上堅持毛澤東思想對付“軟刀子”的辦法。

任憑“軟刀子”橫行必然“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軟刀子”真正的克星是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階級斗爭的學說和“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實踐第一的思想。繼承毛澤東思想，等于站到了巨人的雙肩之上繼往開來，不偉大也偉大了。放著毛澤東思想的利器不用而另起爐灶，頂多重復發現毛澤東早已闡明的規律，搞不好還會弄巧成拙，貽笑大方。

茫茫宇宙空間中的地球，周圍充滿了無數致人死命的宇宙射線，靠地球大氣的臭 氧層才能把它擋住，保護人類得以生存繁衍。莽莽叢林世界中的中國，周圍充滿了無數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靠毛澤東思 想才能把它制服，保護中華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人，珍惜自己的“臭氧層”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