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要尚大德，不能靠行小惠－－從武訊精神與希望工程想起
因教育產業化自然想到希望過程，想到希望工程我就想到了武訓。因此我又有了頓悟：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的確確是極左，在希望過程的呼聲越來越高的時候，武訓精神真真應該永垂不朽。
希望工程運作十數年到上一世紀末，也不過區區數千萬元，其中還包括鄧穎超和鄧小平這些黨國領導人的捐款，到現在，我沒留心最新 的統計，大約總算有幾個億或者是十幾個億了，其中以香港老板成總捐獻的較多。有，總勝于無，這筆錢確實可以解決不少窮人的燃眉之急，也算是雪中送炭功德無量了。
然而，君不見：沈陽的慕馬，到澳門去瀟灑，豪賭可以一擲千萬，而包括小平在內的“希望”捐款，辛辛苦苦十幾年募集，還不及已經浮出水面的巨貪們到澳門瀟灑的賭資。悲夫！
其實，在我們與之“接軌”的社會中，這一工程亦不過慈善事業，與“立黨為公”是遠不能同日而語的，其解決社會問題的實際意義，亦杯水車薪耳。
據說，有了市場經濟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就可以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然而，我們的教育投入，比起官僚階層的小車和吃喝消費中的那一項，都自慚形穢。科技和教育對于“四個現代化”的意義如何如何，似無需贅言，然而，面對這種畸形顛倒的“資源配置”，可怎么說？
從肆意揮霍的公款消費、從“繁榮娼盛”的三陪二奶和豪賭消費、從國資外流、從貪官污吏的“不明來源”的天文數字收入里面，稍分其一杯羹，投入教育，比希望工程的功德，不是以巍巍泰山易纖纖芥子嗎？我們施政的著眼點，到底應該盯著“秋毫之末”還是盯著“輿薪”呢？
所以，毛澤東歷來主張為政尚大德，不以施小惠為然——何來“極左”，這才是真正的“菩薩心腸”、“普渡眾生”吶！
國民教育是關系到一個民族發展的根本大計，理應在財政投入上和政策上給教育的發展提供充分的保證。過去和現代的任何一個民族，在他們朝氣勃勃、積極向上的時候，他們都會這樣做。然而，在私有制下，教育總是不同程度地為強勢階級所壟斷，“有教無類”只是空想，而“上智下愚”則永世“不移”。所以，千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先哲先烈都在不停地探索著，如何才能實現國民受教育權的普遍的公平實現，然而他們都沒能辦到。只是到了列寧和毛澤東，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通過革命掌握了國家政權，“立黨為公”了，才為先哲們的崇高的烏托邦的實現，創造了必要的前提——盡管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它的實現還是初步的。
因為是史無前例的，而它的實施土壤又十分貧瘠，所以難免有曲折和不足。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鍋”。回過頭來重新膜拜“天不變道亦不變”，神化“無野人莫養君子”的古訓，痛哭流涕地懺悔：閏土和阿Q的孩子就是不能與趙太爺和錢秀才的子孫一樣地接受教育，讓楊白勞與黃世仁平等那是“過激主義”和“民粹主義”，喜兒與水生們要想上學，還是得“傍黃世仁大款”，或者學學武訓乞討興學也可——這才是“人間正道”嘛！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正確地解讀毛澤東——這位老人總是高瞻遠矚，他的眼界總比一般人高出許多許多。
由國民教育變成市場教育，由國家調節變成金錢調節，這一“轉型”會將弱勢窮人淘汰出局。
江蘇的一些地方，在“改革深化”中竟將中小學全部賣掉，進一步將教育的產權“明晰化”為私有，教育終于徹底地產業化了。這樣一來，在受教育的權利方面，也終于可以實現“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了。這一徹底的“轉型”，使“武訓精神”大放異彩——而今之后，弱勢窮人要想接受好一點或高一點的教育，好好學習武訓，寄希望于“希望工程”吧。
武訓模式也是“希望工程”。
武訓精神永垂不朽！
武訓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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