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時報：應突出而不是兼顧社會公正
吳忠民
2005年08月29日09:19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編者按：
中國改革開放２６年來，ＧＤＰ的年均增長速度在９％以上，經濟發展取得了驕人的成績
；但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也十分突出。有學者斷言，
我國已經從一個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比較平等的國家迅速轉變成為了世界上財富占有和收入分
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在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格局下，產生了社會保障程度方面的差距。由
收入差距拉大導致的不平等因素的加劇，呼喚政府公共政策發揮作用。為此，本報社評理論部
特組織部分學者對我國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重大問題展開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同時，還應看到的是，中國現階段也出
現了許多問題。在諸多的問題當中，社會公正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為各個階層所普遍關注的社會
焦點，成為一個影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全局的大問題。
為了順利地推進改革，為了中國社會經濟持續、有效和健康的發展，就必須適應新的歷史
條件，順應民意、順應現代社會的基本趨勢，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對此，可以從
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從社會經濟發展基本價值取向的角度來看，社會公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
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誠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
，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
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社會發展的成果對于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應當具有共享的性質。相
反，如果隨著社會發展進程的推進，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群體少數社會成員一方，
那么就說明社會發展的成果只是為少數社會群體少數人所享用。這樣的發展不可能是真正的發
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發展。“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小平極為重視貧富
差距過大等問題。鄧小平退休以后的幾年，對于這一類的問題越來越關注。比如，１９９３年
鄧小平指出，“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值得注意的是，
鄧小平并沒有把這些問題的解決放到遙遠的未來，而是有著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也就是在２０
世紀末的時候就應當重點考慮這一問題。當我們引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
名言時，不能忘記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所說的另一個與之相輔相成的、極為重要的戰
略構想，否則就會陷入以偏概全的誤區。就貧富差距的過分懸殊問題，鄧小平指出，“什么時
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
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國家已將構建和諧社
會列為現代化建設的一項基本目標。和諧社會的本質特征就是社會公正。既然社會公正如此之
重要，那么顯而易見的是，應當將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而不應當僅僅是放到一個被
“兼顧”的位置。
第二，從改革發展具體進程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已經結束了初創的階段，而進入到一
個依靠社會公正的規則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的新階段。 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個由不同
的改革階段組成的改革過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和平均主義觀念的根深蒂
固，由于在當時人們對改革的不熟悉因而還不可能有一個十分詳盡周密的、科學、可行的改革
方案，所以，人們對于改革的推進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以試探性的、“人為拉動”式的
方式進行。在這樣一個時期，改革的措施多以具體的、多變的甚至有時是相互矛盾的政策予以
實施，而不可能以成型的制度建設來推進。應當承認，這種形式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
，是在當時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的合理選擇。這種改革方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成功地瓦解了
計劃經濟體制和平均主義觀念，有效地啟動了整個社會的改革進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經
濟的發展。在中國的現階段，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如果說改革的初期是以“破除舊體制
”為主的話，那么，現在的改革則是以“建立新體制”為主；如果說中國改革初期得益于某種
意義上的“無序”的話，那么，中國現階段的改革離不開“有序”；如果說改革的初期是以“
啟動”為主的話，那么，現在的改革則是以“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為主。應當看到的是，一
個社會的“正常運轉”有賴于體系化的規則的存在。一個社會沒有規則，就意味著社會秩序的
脆弱，意味著社會民眾的行為安全、心理安全缺乏基本的保障；沒有規則，就意味著社會成員
之間的互動缺乏必要信任；沒有規則，就意味著民眾的“長期化行為”缺乏制度層面的支撐；
沒有規則，就意味著市場經濟的不完備。而在一個社會當中，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就是制度。
就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而言，需要有基本的價值理念和規則作為其依據。在現代社會，制度設
計和安排的基本價值理念依據和規則只能來自社會公正。所以，現代社會和現代市場經濟的制
度設計與安排，必須以社會公正的基本理念為依據。否則，便會成為一個“不定型”的社會和
市場經濟，或是一個畸形化的社會和市場經濟。中國現階段的初次分配領域和再分配領域之所
以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其主要原因便是在這些領域中缺乏必需的社會公正規則。有鑒于
此，在改革的現階段，必須將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
第三，從經濟發展可持續、健康的動力角度來看，社會公正狀況直接影響著經濟的主要拉
動力。就一般情況而言，經濟的拉動力包括出口拉動力、投資拉動力和內需拉動力，其中，內
需拉動力的作用要遠遠高于前兩者。就高收入群體、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人群比較而言，高
收入群體的購買能力最強，但其邊際消費傾向卻是最低的；低收入群體的情況則恰好相反，其
邊際消費傾向最強，要高于高收入群體，但其購買能力卻是最低的；中等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
傾向和購買能力都比較強。中國現在的經濟拉動過度依賴出口拉動力、投資拉動力，內需拉動
嚴重不足。這種狀況不能說是正常的。中國目前的內需拉動力之所以無法得到有效的提升，其
關鍵原因就在于社會階層結構的不合理、不公正，即：低收入群體以及中低收入群體成員數量
過大，其比重高達８０％多；而中等收入人群成員的比例只有１０％左右。這樣的一種社會階
層結構，無法持續、有效地提供內需拉動。破解這一困局的關鍵在于高度重視社會公正問題。
第四，從現實狀況的角度來看，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造成了大面積的負面效應，
對于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開始構成明顯的威脅。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迅速
攀升。由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人們對于中國現階段基尼系數的判斷有些差別，但是比較一致
的看法認為基尼系數在０．４５８以上。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根
據其第三次全國住戶抽樣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２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
分布的基尼系數從０．４上升到０．５５，上升幅度高達近４０％。又如，２００３年，中國
人民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調查大陸的基尼系數是０．５３或０．５４左右。中國社會貧富
差距過大的現象已經達到了嚴重的地步。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勢必會造成社會各個群體
之間的隔閡和抵觸。當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隔閡和抵觸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必定會進一步損害
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引發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造成社會的不安甚至是
社會的動蕩。中國社會目前出現了一些不利于社會安全運行的現象，究其主要原因，便是社會
不公正現象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隨著中國財富總量的增大以及社會不公正現象勢能的積累
，隨著整個社會利益結構調整的進一步推進，社會不公正現象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有加速度擴張
的趨勢。所以，在改革與發展的關鍵時期，為了確保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就必須
高度重視社會公正問題。
第五，從國家財力的角度來看，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實力。必須
清醒地看到，我國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國家，甚至還算不上是一個比較發達的國家，特定的國情
條件決定了在中國建立一個高級的或者是中級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是一件力不勝任的事情。但
是，還應看到的是，經過２０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實力。２００４年
我國的財政收入超過了２６０００萬億元，加上預算外的財政收入，我國的實際財政收入當在
３００００億元以上；另外，截止２００５年６月末，國家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７０００億
美元。可以說，我國現在有能力建設一個初級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
基本特征是低水準、廣覆蓋、有實效，其指標不一定面面俱到，但主要指標應當具備。初級社
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在城市大約需要支出１５００億元。主要包括：“三險”開
始覆蓋全部的工人包括農民工；開始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進行常規的職業培訓；適當增加失業
保險支出；擴大低保范圍并適當提高低保標準；啟動農村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建設；國家
出資并免除所有農村小學生、初中生的教材費，適當減免部分農村小學生、初中生的學雜費；
增大對城鄉撫恤事業的投入。初步估計，每年國家大約需要支出２７００億元左右的資金。這
個數字沒有超出國家的財政能力。可以考慮用５年的時間完成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任
務。在５年之內，打好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礎，并形成一個合理有效的定制。５年后，
再進一步加大力度，擴大戰果，使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再上一個臺階。就初級社會公平保障
體系的建設而言，關鍵在于矯正中國目前公共投入優先順序顛倒的現象。中國現在每年用于類
似于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ＧＤＰ當中所占的比例極低
，在各個國家當中倒數第一；而用于行政、豪華性公共建設的公共投入在ＧＤＰ當中所占的過
高比例卻是世界第一。現在，中國一種常見的、形成明顯對比的現象是，每逢涉及到基本民生
問題時，資金的籌措難乎其難，但是一旦要搞大型豪華型建設時，資金就像呼風喚雨一般匯聚
起來。比如，東部某發展程度一般的省城在過去的５年花了５００億的資金進行城市建設，效
果一般，又準備在未來的５年當中投入１４００億繼續擴大規模。類似的事例舉不勝舉。可見
，公共投入優先順序一旦得以矯正，在中國的現階段建立一個初級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應當說
是沒有問題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公正，
既然改革新階段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必須依賴社會公正，既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社會公
正狀況息息相關，既然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離不開社會公正，既然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
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能力，那么，我們現在應當做的和必須做的，就是順應中國歷史發展
的基本趨勢，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相反，時至今日，如果我們只是把社會公正放
到一個從屬性的、“兼顧”的位置，便會貽誤發展的時機，延誤中國改革進程的順利推進，造
成中國經濟的畸形增長和中國社會的病態化。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62/36499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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