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gp.stock.163.com　2005-07-14 06:21:25　來源: 上海證券

　　如果說顧雛軍做假尚可理解的話,那些被社會稱作公德良心的學者,特別是那些自稱長期追蹤研究科龍的經濟學家,面對顧雛軍和科龍如此明顯的問題卻看不出來,的確有些讓人匪夷所思。對此,只能這么解釋：要么是他們能力不夠；要么就是為了其心目中的“改革大局”,公然與資本結盟,幫著顧圓謊?


　 進入5月份以來,有關科龍的負面消息是一個接著一個。最新的是科龍電器的三位獨董提出辭呈。隨著證監會立案調查即將結案,據悉科龍和顧雛軍“涉險過關的可能性很小”。業界普遍認為,科龍的問題“很可能是大股東顧雛軍虛構科龍業績,以及私自挪用科龍資金用于格林柯爾系的收購”。

　 今年4月,科龍電器正式公布了2004年年報。其中,高達6000多萬元的虧損引人注目。因為這與去年前三季度還盈利2億多元的情況相差甚遠。根據負責審計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報告,科龍電器2004年第4季度有高達4.27億元的銷售收入沒有得到驗證,其中向一不知名的新客戶銷售就達到2.97億元,而且到2005年4月28日審計時仍然沒有收回。有鑒于此,德勤對這份年報出具了保留意見。科龍危機由此揭開序幕。不久,科龍正式遭到中國證監會的立案調查。調查內容主要涉及顧雛軍是否挪用了上市公司資金,是否做了假賬,是否有損股東利益等等。
難道說,這個被某些專家譽為中國產權改革“旗幟”和私營企業控股國有企業“典范”的科龍也將步德隆的后塵?這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去年那場波及整個中國經濟界的“郎顧之爭”。僅僅半年時間,科龍就“原形畢露”,危機重重,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將使誰感到尷尬?

　 我認為,第一個感到尷尬的,毫無疑問是科龍的掌門顧雛軍。顧宣稱在他2001年入主科龍時,科龍巨虧14億多元,經過他殫精竭慮的治理和化腐朽為神奇的手段,2002年扭虧為盈,實現1億多元的凈利潤,次年更是實現2億多元的凈利潤,顧也由此贏得了“扭虧明星”的美譽。

　 可事情遠不是這樣。顧的“扭虧為盈”的手法,現在看來,無非是一個“財務游戲”而已。正如郎咸平所指出的,收購當年,大量拔高各項費用,造成上市公司巨虧；第二年,壓低各項費用,使上市公司一舉扭虧。顧及他的財務班子采取“調控三項費用”、“虛增收入和虛減成本”、“反常內部交易為獲取銀行資金”等等手段,制造“盈利”假象,套取銀行資金,“任意調控無所不為”,令會計師都目瞪口呆,從而導致所有與其合作過的會計師事務所都先后掛冠而去。

　 在去年的“郎顧之爭”中,這位“資本運作大師”口口聲聲說他惟一不缺的就是錢,也多次表白誠實是他最看重的品質；為“捍衛”自己的“清白”,甚至還不惜拿起法律的武器,要與“誹謗”自己的人打官司。雖然市場從來就不乏有人質疑其并購資金的來源以及并購用心,而在這之前,他也確實解釋不清資金來源,但從目前披露的情況來看,他既不誠實,也很缺錢,否則就不會涉嫌做假賬,挪用上市公司資金搞收購了。

　 在科龍危機中,第二個感到尷尬的則是科龍所在的地方佛山市順德區。科龍曾是順德最輝煌的企業,獲得過“亞洲上市公司最佳投資者關系獎”,現在仍是順德區的六大中國名牌企業之一。所以,有人說,“科龍一垮,對當地壓力太大！”

　 科龍之所以從過去的輝煌跌落到如今的衰敗,很大程度上與地方政府的不當處置有關?？讫埑錾碛卩l鎮企業。它的創始人叫潘寧,上世紀80年代從手敲電冰箱開始,帶領創業團隊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但由于實際的產權與法律所有權脫節,公司雖然后來到香港上市,但控股權還是“集體”的,掌握在鎮政府手中。這樣的產權結構,要做到政企分開是很難的。當年是靠潘寧等人的創業貢獻和威信,才大體維持了一個被經濟學家稱作“企業家控制的企業”的格局?？膳藢幍纳矸菀彩恰皣腋刹俊?到年齡就要退。潘退下以后,鎮政府的領導憑控股權到科龍當了家。政府“老板”親自上陣打理,不管是由于管理不善還是外部市場或者別的什么原因,總之科龍從此就走上了下坡路。政府為了急于甩包袱,在和顧雛軍的談判中,作了較大讓步,使得顧能夠以一個較低的成本就收購了科龍。如果在潘寧的時候就完成企業改制,或現在還由其掌控,那么顧入主科龍恐怕就不會那么容易,科龍也不會像現在這般衰敗。

　 第三個尷尬之人當屬那些為顧的收購行徑辯護的經濟學家。在去年的“郎顧之爭”中,當郎咸平用通俗而不失專業的語言,從財務的角度解剖顧雛軍及格林柯爾借改制之名行席卷國家財富之實時,遭到了主流經濟學家幾乎一致的反對和抨擊。他們不僅從產權角度呼吁要善待企業家,熱情地謳歌“國退民進”的改革方向和管理層收購改制方式,還為格林柯爾并購科龍的具體措施進行辯護。比如,他們認為只有那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為了掩蓋問題,才常常故意隱瞞虧損,不攤或少攤呆壞賬損失或庫存損失,甚至不按規定計提折舊,用明盈實虧的財務報表來蒙騙股東和上級政府,似乎民營企業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因此,格林柯爾在掌控被收購國有企業的當年,較多地提取壞賬準備金、存貨減值準備金等做法并不反常,反倒襯托出顧雛軍在企業兼并和財務重組上的謹慎和成熟。

　 最能說明主流學者們站在顧雛軍一邊的是去年10月召開的“科龍20年發展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來自政府、學界的重量級官員、學者15人一起為顧雛軍正名,明確表明支持科龍的立場。在這次會議上,由某權威研究機構撰寫的研究報告甚至認為,只有將科龍的產權改革歷程放到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的大視野中,才能夠領會到它的意義；并贊揚顧雛軍在經過“壓縮成本、新產品開發”等“戰略性整頓”后,使科龍迅速走出衰退境況,短短半年內便實現扭虧為盈,2002年當年實現凈利潤超1億元,痛快地摘掉了 S T帽子。

　 對此心知肚明的顧雛軍說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一夜之間,我受到懷疑,我覺得奇怪,黨和國家的國企改革路線怎么就不對了?現在又是一夜之間,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我沒有問題?！?

　 如果說顧雛軍做假尚可理解的話,因為顧畢竟是利益中人,那么,那些被社會稱作公德良心的學者,特別是那些自稱長期追蹤研究科龍的經濟學家,面對顧雛軍和科龍如此明顯的問題卻看不出來,的確有些讓人匪夷所思。對此,只能這么解釋：要么是他們能力不夠；要么就是為了其心目中的“改革大局”,公然與資本結盟,幫著顧圓謊?

　 由此可見,科龍危機雖然不能說明現在實行的產權改革之路錯了,但確實提醒我們要對企業改制中各種損害公共利益的現象尤其是資本與權力、資本與知識結盟的行為抱有高度的警惕。(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