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非先生撰文《揭傷疤還要等到何時？》，質疑筆者“六四時究竟發生了什么”、真相尚未明了之說。按照他的觀點，有“高科技的衛星錄像和中外媒體的客觀報道”、“數百萬北京市民的親眼目睹”、“高文謙、胡績偉、王若水等原體制內高層人士的親歷親聞”、“[天安門母親]的血淚控訴和蔣彥永醫生的慷慨上書”，真相早就一清二白了，何來“政府與海外民運至今各執一端，各說各話”？
偏好于道聽途說的一面之辭，憑理念、喜好輕下結論，這是群眾運動輿論成形的基本特征。無獨有偶，在1990年代“蘇東波”時期，西方媒體曾大肆渲染羅馬尼亞發生了鎮壓事件，死傷五千人。當時也是媒體報道，輿論聲討，更有當事人“血淚控訴”及西方政治家嚴詞抨擊；尤有甚者，西方媒體還詳盡“披露”了鎮壓細節，其中包括孕婦被刺刀劃破肚皮、嬰兒從中脫落的煽情畫面。事后證明，這一切都是羅國內自由派精英與西方號稱“客觀公正”媒體的聯手杰作。當時只發生了小規模沖突，傷亡數十人；所謂孕婦剖腹，完全是特技處理的效果。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煽動民意，推翻暴政，而設局者也確實達到了目的，齊奧賽斯庫被推翻、夫婦被處死；不僅如此，革命成功后一片歡呼，人們忙于控訴齊氏罪惡，沒有人需要為虛假報道買單。
這種例子，在蘇東波及其它國家被顛覆案例中并非個別。在第一手材料公之于眾以前，不能排除對六四的各種敘述中也有類似“孕婦剖腹”的夸張甚至虛構情節。當然，依據現有材料，有兩點是清楚的：
1，六四時開了槍，發生了流血事件；2，有平民被軍人誤傷--但也僅此而已，僅此兩點，離真相大白還很遠，需要澄清的內容還很多。以筆者之愚鈍，從各方敘述中，至少有以下三點不明：
1，傷亡人數。這一問題難道是無關緊要的嗎？對此，難道不是“政府與海外民運至今各執一端，各說各話”嗎？政府有能力搞清這一點，但海外民運不相信它的結論；民主精英本身顯然沒能力得出正確結論，他們的數字都是拍腦袋拍出來的。在當時那種極度震撼、感官及心理都被刺激到極限的情況下，如果還有誰能憑“親眼目睹”得知事實全貌，除非他是超人。高文謙、胡績偉、王若水們，也并非能夠掌握全面資訊的“原體制內高層人士”。
2，因果。開槍究竟是怎么發生的？究竟是軍人不分青紅皂白槍擊無辜，還是在遭到暴力襲擊后的示威性反擊？兩種因果，開槍者的責任大不一樣。
3，授權。事發當時，軍隊接到了什么樣的命令，得到何種授權？鄧小平的原話、原意是什么？相關各方僅僅是在履行維護秩序與穩定的本份職責，還是有所逾越、濫權？有一點可以肯定，事件中沒有誰是“魔鬼”；如果有可能，誰都希望能夠避免流血。
上述3點，即使是法庭判案，也是必須事先澄清的細節；細節不明，則是非責任不明。但是，民主精英們顯然并不在意這些細節的真相如何，他們只是選擇他們愿意相信的相信著；理念之所在，即真相之所在，正義之所在。如果當事人受難者基于情緒有此反應還屬正常，但其他民主精英也大都持此觀點立場；他們并非僅僅義憤于被禁言，而是一開始就自視為真相已在手，真理已在手，正義已在手。他們同樣容不得不同聲音、容不得逆耳之論，視筆者這種探詢真相的理性言論為“魔鬼辯護士”--這是群眾運動大多易于偏離理性、走向極端的一個例證，這樣做雖然能夠占據輿論和“道義”的制高點，將對手搞臭、為自己增輝，但這種輿論傾向性代替不了歷史判決，在當前情境下，它也無益于問題的解決。
笑非文中提到1960年代初所謂“餓死三千萬國民”這一著名案例，那同樣是以理念、情緒、愿望代替實證、形成輿論的典型案例。僅僅依據三年前后出生人口的差異，就推導出“餓死了三千萬國民”的驚世駭俗結論，這不是嚴肅的學術態度。早就有持不同觀點的學者指出：所謂“平均出生率”只是一種概率，它并不是推導即時數據的有效工具；影響人口出生的因素很多，出生率完全可能因為其它原因而發生重大波動。
三年自然災害中有人餓死是無疑的，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還有人因饑餓、炎熱而死亡，但當時餓死人數是否達到三千萬之多，并沒有有效證據和有力論證。許多人之所以樂于將“餓死三千萬”當作學術結論到處運用，是因為他們愿意相信這樣的結論；除此之外，就是媒體逐奇媚俗、推波助瀾。涉及到事實真偽問題，并非簡單的“人心所向”即可作出判決；無論是愿意相信或不愿意相信，都只能說依據還不充分，真相尚未大白。
二，張三一言先生撰文說，“魔鬼”是存在的，例如“希魔”、“日本鬼子”等等。他不知道的是，他口中的“希魔”，和他及許多民主精英一再為之歡欣鼓舞的小布什先生其實是差不多的同一類人。他們同樣虔誠信仰上帝，相信自己是在代上帝踐行人間正義；他們都追求本國的“絕對安全”，都不惜為此訴諸武力，“先發制人”。按照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希特勒的戰爭真是太有必要了；如果再加上“錯誤情報的誤導”，希特勒再不發動戰爭，那簡直就是置本國安危于不顧，縱容邪惡、罔顧天理了。
國際上流行一種說法，說什么民主制有利于世界和平，民主國家不會妄動干戈，這是典型的睜眼說瞎話。自近代以來，大多數殖民戰爭都是那些民主國家發動的；冷戰后，民主美國又成了戰爭發動機。所謂“民主國家之間不訴諸戰爭”的神話，在幾年前的南聯盟科索沃之戰中也被粉碎；至于當代幾大“民主國家”相互不戰，這無非是因為他們屬于同一個軍事同盟及利益集團而已，這難道很奇怪嗎？這又關民主什么事了？
三，郭羅基先生撰文《構建和諧社會從公正處理六四開始》，說什么“政治問題只能從政治上解決。政治問題用軍事手段來解決，這就破壞了規則”--但是，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遵守郭先生的這種規則，沒有哪個政府只要郭先生所說的“光彩”和“信義”，不要秩序與穩定；否則，全世界的治安部隊和防暴警察大都要失業了。
筆者與郭羅基一樣反對六四動武，但這種反對同樣需要理性適度，不能使用極端的、明顯站不住腳的邏輯。應該反對的是過度使用武力而非適度使用暴力，因此，為判定是非功過有必要厘清事發時的種種細節，以辨析各方責任之輕重有無。但由于筆者在前兩篇文章所說的理由，糾纏六四與現階段中國社會進步的迫切要求相沖突，因此，“六四傷疤尚未到揭開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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