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新左派運動及其當代審視

英國新左派運動及其當代審視

   
　　編者按：邁克爾·肯尼教授（Michael Kenny）是英國知名的新生代政治學家，現任謝菲爾德大學政治學系主任。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他一直致力于英國當代政治理論和戰后英國左派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注重對政治理論和政治思想中那些具有“英格蘭性”的成分的總結與分析，曾先后出版多部專、編著。張亮博士是國內留心英國新左派運動的少數學者之一，由他翻譯的英國新左派運動領軍人物愛德華·湯普森的代表作《理論的貧困》即將出版，該書即由肯尼教授撰寫序言（文見本期“海外來稿”專欄所刊文章）。本期“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對話”專欄發表的文章是張亮博士對肯尼教授進行的一次學術訪談。該訪談對于國內學界正確理解英國新左派運動的實質、歷史演變，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后英國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等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摘要：英國新左派運動發端于1956年，隨后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發生分裂，退化為一個團結在《新左派評論》雜志周圍的知識分子小團體，并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走向終結。雖然作為政治運動的新左派歷時短暫，但它仍為當代英國政治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間接遺產。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對新左派歷史的研究日漸興起。關鍵詞：英國新左派；《新左派評論》；新左派研究
　　作者簡介：張亮（1973-），男，江蘇徐州人，哲學博士，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哲學系副教授，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青年項目“階級、文化與民族傳統： E. P .湯普森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項目編號：05CZX003
　　中圖分類號：B561.59文獻標識碼：Ａ文章編號：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２００７）０5－００05－０4收稿日期：2007-0５-1２
　　
　　一、新左派的興起
　　
　　張亮：肯尼教授，您或許不知道，英國新左派運動是中國學術界近年來頗為關注的一個話題。中國學術界關注這個話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威廉斯、湯普森等當代英國左派思想家在中國取得了越來越大的理論影響。中國學者在他們身上發現了一種共同的經歷即新左派運動。其次，如您所知，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英國學界陸續出版了一些研究英國新左派運動的著作，比如林春的《英國新左派》以及您的《第一代英國新左派》，這些著作逐漸進入中國學術界的視野，促進了我們對這個運動的了解。最后，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內地出現了一批自稱“新左派”的學者，這從某個方面刺激了中國學術界對英國新左派的認識欲望。不過，總的看來，中國學術界對英國新左派運動的理解還很膚淺，其中不乏錯誤的認識。那么，是否可以請您首先向中國讀者介紹一下英國學術界對英國新左派或英國新左派運動的一般定義呢？
　　肯尼：新左派運動是一股由外部（法國）傳入英國的、反對工黨和英國共產黨這兩個主要左派政黨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它還是一股吸引了眾多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教師以及其他專業人員的思想運動。《大學和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與《新思想者》（New Reasoner）這兩份政治刊物是該運動的主要公共代言人。在它的最早期（大約1956年至1962年），運動中的許多人不是20世紀50年代爆發的反核武器運動的積極分子，就是工黨內政治抗爭的積極參與者。運動的早期主要致力于在全英各地建立新左派的討論圈子。隨后，前面兩份雜志合并成為《新左派評論》雜志，該雜志最早的主編是斯圖亞特·霍爾。但在1961年霍爾辭去《新左派評論》主編之職后，新左派就不再是一場政治運動，而是變成了一個以《新左派評論》雜志為中心的、小得多的知識分子團體。
　　張亮：那么，在您看來，新左派與傳統左派都有那些區別？
　　肯尼：其實，只要把新左派和傳統左派的理論態度和政治態度對照一下，它們的主要差別即可看出：新左派反對與傳統左派政黨及其領導傳統有關的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治、政治集權和制度化的等級制。因此，新左派思想家注重贊美自下而上的自主性、差異性和多樣性，極力證明社會主義中存在一些被忽略了的、但實際上應當被放置到左派政治斗爭最前沿的東西。當然，最顯著的一點差別是傳統左派以政黨形式存在，而新左派則不然。新左派沒有成為一個致力于選舉戰的政黨的主要好處在于這讓創造性和原創性思想極大地噴涌了出來，不利之處在于這使得運動無法繼續維系下去，因為運動沒有發展出一種可支撐其繼續發展的體制或能讓其繼續存在的群眾基礎。
　　張亮：對新左派的形成而言，1956年發生于英國共產黨內的知識分子黨員的退黨風潮無疑是一個前提。那么，在您看來，這股退黨風潮在當時是否可以避免？或者換句話問，新左派當時為什么未能在英國共產黨內形成主導地位？
　　肯尼：如你所知，1956年末，蘇聯紅軍占領匈牙利，隨后對匈牙利革命進行了血腥鎮壓，這導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英國共產黨員退出英國共產黨。對英國共產主義的權威性和力量而言，這自然是一次重大挑戰，不過，重要的是，退黨的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參加了形成中的新左派。除此之外，一部分人徹底放棄了政治活動，其他一部分人則搖身一變轉向右派，成為狂熱的反共產主義者。因此，共產黨人和前共產黨人對新左派充滿猜疑，認為它不過是一個動機可疑的知識分子小集團罷了。
　　張亮：在1956年的退黨風潮中，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中只有霍布斯鮑姆還留在英國共產黨內。他為什么沒有退黨？他算不算新左派呢？
　　肯尼：霍布斯鮑姆是個讓人很感興趣的人，因為他的思想非常接近許多新左派知識分子。對他為什么沒有退黨這個問題爭議很大，因為一些1956年退了黨的人紛紛抨擊他的這個決定。不過，我認為他（特別是近來在回憶錄中）給出的回答還是非常真誠的：即便他當時已經切實感受到了共產主義的瑕疵和失敗，并且也根本不贊成入侵匈牙利，可他還是沒有找到可以拋棄共產主義信仰的理由，不管是心理理由、感情理由還是政治理由。
　　張亮：1956年到1964年是英國新左派運動的理論豐產期，因為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和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兩部里程碑式的著作都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那么，對于新左派的發展而言，這個時期究竟意味著什么？以及都留下了什么遺產呢？
　　肯尼：這的確是新左派歷史上一個重要而充滿創造性的發展階段。按照我個人的觀點，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發展階段。你剛才提到的兩本書都是由作家兼教師（威廉斯和湯普森）創作的，在創作它們的時候，兩個作者都在尋找自己的理論發展路線并進行論戰。對新左派而言，這兩本書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們對許多左派都產生了深刻影響。至于這個階段的理論遺產，我愿意強調如下三點：1）促進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形式的社會主義的倫理反思和批評的誕生；2）促進了社會批判和激進文化政治學的誕生，這導源于重建更加現代的、多元化的社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欲望，而非左派政黨的推動；3）導致對社會主義的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治和集體主義觀念的有力批判的出現，這為更加個人主義的和更加自由主義的精神在英國左派政治舞臺上的崛起開辟了空間。
　　
　　二、從分裂走向終結
　　
　　張亮：我們知道，20世紀60年代初，以湯普森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和由安德森領導的第二代新左派發生了分裂。那么，造成分裂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肯尼：以湯普森為一方，以安德森及他的幾個合作者為另一方的這場立場鮮明的論戰實際上是諸多個人恩怨、政治分歧尤其是理論分歧重疊交錯反應的一個結果。安德森比湯普森年輕很多，且與湯普森不同，歐洲大陸馬克思主義對他的影響遠比英國左派傳統的影響深刻。1960年以后，接近新左派的青年學生大多對第一代新左派所鼓吹的人道主義情懷和政治改良主義持懷疑態度。這些青年一代更喜歡那種更嚴格意義上的、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更強調理論分析而非政治實踐的重要性。湯普森絕不是厭惡這種唯理論主義轉向的唯一一個第一代新左派，但只有他在抨擊安德森和《新左派評論》對國際國內政治的分析時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湯普森最反感的是《新左派評論》對英國激進傳統采取的日益蔑視的態度，以及一種相關傾向，即認為英國文化是生機勃勃的，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無法施加影響的一種惡劣環境。對于安德森及其合作者湯姆·奈仁對英國社會發展所進行的歷史分析，他也提出了質疑，因為前兩者認為，由于統治階級設法阻滯了中產階級公開叛亂的爆發，英國才得以繼續成為唯一一個古老的貴族專制統治的國家。這個觀點在當時影響相當大。 

　　張亮：在我看來，在分裂之后，第一代新左派的影響似乎受到很大壓縮，第二代新左派獨領風騷。我的這個印象是否正確？這是否和1968年革命前后的時代氛圍有關？
　　肯尼：剛才我已經提到，與第一代新左派相關的論爭和政治規劃在1961年后已經讓位于團結在《新左派評論》雜志周圍的知識分子小團體所鐘情的更理論化、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作為一種政治運動，新左派也從這一時期的公共視野中退了出去。所以，當1968年的激進主義闖入歐洲的大學以及英國后，新左派就無法引導突然涌現出來的各種激進小團體和集團了。《新左派評論》雜志周圍的那些人當時都介入到了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造反運動之中，而這一時期該雜志也轉向了一條更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不過，第一代新左派中的一些人當時（1968年）曾制定了一個更加激進的政治綱領《五一宣言》，并企圖以此將兩代人重新聯合起來，但這個綱領并沒有抓住當時青年學生的激進情緒，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張亮：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英國新左派運動在事實上走向了終結。這是否與新自由主義的重新興起有關？我們應當如何正確理解新左派運動與隨后興起的新社會運動之間的關系？
　　肯尼：新左派運動和新自由主義的關系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我個人的觀點是，盡管一些新左派始終嚴厲批判新自由主義觀念對英國政治和政策的影響，但兩者之間其實存在一些間接的聯系。這種聯系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追蹤。第一，一些新左派深入批評英國社會主義的某些基本觀念，著名的如：國家權力在社會主義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假設，對集體主義和工人階級共同體價值的強調等。這種刺激引導某些新左派開始贊頌市民社會在未來社會主義解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激勵一些新左派對英國資本主義更加個人主義的社會文化作出更加積極的評價。第二，同樣重要的是，新左派對二戰后那些年來應用的社會和經濟措施的局限性發起了有力的理論進攻。一些新左派思想家對激勵新福利國家的過度官僚化提出了嚴肅批評，另外一些新左派則對保守黨政府和工黨政府為了恢復英國經濟活力而在20世紀50-60年代所追求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效能表示懷疑。而這兩點都是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批評英國經濟和社會的中心問題。就在英國經濟進入衰退、工業沖突遍及全國時，新自由主義思想家開始進入保守黨。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其實存在一些類似之處，盡管原則性分歧同樣存在。真正重要的是，與美國的情況不同，英國沒有重要的新左派轉向20世紀70年代后期控制英國政治的、新自由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新右派。
　　
　　三、新左派史研究的興起
　　
　　張亮：我注意到，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威廉斯（1988年）、湯普森（1993年）、密利本德（1994年）等第一代新左派紛紛謝世。隨后，英國對新左派運動的研究也開始出現了。哪些原因促成了這種研究的興起呢？它和后來英國工黨的政治復興有聯系嗎？
　　肯尼：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出現了一些研究新左派的著作，這的確是真的。但我也不敢確定這究竟是巧合還是一種趨勢。不過有一個因素是確定的，即當時約翰·薩維爾和斯圖亞特·霍爾以及你提到過的那些當年新左派運動的參加者都寫了一些關于新左派運動最初階段的令人感興趣的重要回憶文章或說明文字，這激發了人們的研究興趣。一些重要新左派思想家的傳記作者和評論者通常會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把它視為湯普森、威廉斯等人思想發展的關鍵階段。不過，我猜想，一些青年作者比如說我都受到了20世紀80年代成為主導思想的改革思想的重要影響，那時候，社會主義思想再一次對批判探索和再思考敞開了胸懷。這引導我們中的許多人對那個更加非正統的、充滿創造性的社會主義觀念大行其道的早期階段充滿好奇。
　　張亮：能具體介紹一下您當年為什么會選擇研究第一代新左派嗎？
　　肯尼：《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雜志在20世紀80年代所倡導的改革思想對我影響巨大。在左派被撒切爾主義打得無還手之力的當時，《今日馬克思主義》（不要管它的名字）對社會主義采取了一種更加開放、更加多樣化的態度。再具體到我個人，我之所以會選擇這個課題，和我在曼徹斯特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大衛·豪威爾教授的建議密切相關。他是英國左派史的權威，認為當時對早期新左派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并因此建議我以此作為論文題目。
　　張亮：我注意到，與其他一些研究者突出湯普森的馬克思主義身份不同，您特別強調他的英國身份，注重發掘他思想中往往被忽略了的本土傳統。我很欣賞您的研究成果，同時想問的是，您如何看待湯普森思想中馬克思主義傳統和非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相互關系？或者說，您認為究竟哪種傳統占主導地位？
　　肯尼：我確實認為湯普森的思想非常深刻地受到了像浪漫主義、英國激進主義等本土傳統的影響，而他的馬克思主義始終滲透于這些本土框架之中，這使得湯普森在很多方面都成了一個非常具有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馬克思主義始終要以復雜的無法預料的方式，與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相互作用并發生改變）。至于湯普森的思想，我認為，他把19世紀特定的自由主義傳統、對不服從的宗教激進主義傳統的同情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創造出了一種非常與眾不同的思想。他的主要工作即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研究比較好地超越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因為他證明，英國工人階級是在與各種精英分子的一系列政治斗爭、宗教斗爭和地方性斗爭中自我形成的，對于英國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自我意識的形成而言，他們的自主活動與那由工業革命造就的客觀條件一樣重要。在我看來，湯普森既使馬克思主義煥發了活力并實現了英國化，又在形成他永不妥協的政治爭論中利用了很多馬克思主義之外的理論資源。
　　張亮：最后一個問題：您認為新左派運動為當代英國留下了什么樣的值得繼承的遺產？
　　肯尼：說到新左派的當代遺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很清楚，隨著社會主義在英國公共話語中的衰微，布萊爾政府自1997年以后將工黨引導到英國政治的中間地帶，對新左派觀念的同情已經失去了任何明顯的載體。另一方面，20世紀60-70年代在新左派的重要影響下出現的各種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如和平運動、學生運動、女權運動等，都不再重要。它們被一些更加細小的、以具體問題為主題——動物權利、人權或環境——的抗議運動所取代。這些新運動的參與者的輩分及其政治觀點與新左派知識分子都不同。但是，新左派運動還是為今天的政治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間接遺產。首先，在運動最早期出現的一些觀念證明對當今的學術界影響巨大，并且已經變成文化研究、社會學和政治理論發展中的重要主題。其次，新左派引入英國左派政治想象中的一些主題和問題，例如英國治理的非集權化的重要性、強健獨立的市民社會的價值等等，已經再次成為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的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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