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傳媒怎樣看中日風波

西方傳媒怎樣看中日風波

    

    編者按：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文章的許多觀點與立場我們是不能贊同的。但本著“兼聽則明”的原則，我們把它推薦給讀者，這對于我們深入研究中日關系的走向，加強我們的輿論宣傳，是不無益處的。

    其實，北京一向低估了西方傳媒扭曲和抹黑中國國際形象的能力，搶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所作所為，而是在西方價值觀基礎上的相互響應和相輔相成，令西方各國政府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地取得道義制高點和民意支持，繼而實行他們的對華政策。
    近來這種扭曲和抹黑有有增無減的跡象。最明顯的事例為西方各國對北京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反應。本來令臺獨勢力不敢輕舉妄動的《反分裂國家法》被解讀為一條企圖武力統一臺灣的法律，令歐盟延后了對華武器解禁；緊接著，對中國民間反日示威游行做低調處理甚至偏袒日本，連一向會與美國唱唱反調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也明顯地靠向日本和美國一方。
                            西方傳媒如何看中日爭端？
    似乎是“平地起驚雷”？“浪靜生海嘯”？仿佛是一轉眼之間，中國大陸包括香港出現的反日抗議活動愈演愈烈，游行如風起云涌一般、中日兩國政府交惡等新聞占據了最近幾周國際傳媒的國要位置，導致各國媒體紛紛發表評論。
    在中國政府拒絕為反日示威和部分暴力事件進行道歉后，日本對北京發起猛烈抨擊，甚至一些國會議員還宣布將會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則在記者會上辯解說，他參拜靖國神社只是為了保證不再有戰爭，也是對戰事的死難者表示哀悼。小泉在當天的記者會上辯稱：“一個國家有它自己的歷史、傳統和不同觀點”。《紐約時報》稱，日本的最新舉動可能會在兩國關系最緊張之際引發爆炸性后果。
    《基督科學箴言報》說，中日兩國新一輪外交戰正在升級，日本國會議員當天宣布將會繼續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而日本首相小泉早前每次參拜靖國神社都遭到中國官方的強烈抗議。美聯社說，參拜靖國神社通常會令中國人感到極為憤怒，而在目前的緊張形勢下日本國會議員還要去參拜，就將會引發爆炸性結果。
    《紐約時報》還說，不過，日本老百姓對中國反日示威的反應，卻要比他們的國家領導人要緘默許多，在數以萬計的日本游客表達出自己的擔憂后，他們只是簡單地取消了早前赴中國旅游的計劃。而日本對反中國的游行示威也已受到限制，只有那些右翼極端組織偶爾開著卡車出現在市區，車上播放有關二戰的軍歌。
    在英國，在把中、日、韓等國稱為“遠東”的英國普通民眾并不了解遙遠的東方的這一風潮的來龍去脈，他們為中日之間突然爆發的外交戰感到納悶：中日關系到底是怎么了？一些英國傳媒則試圖透過遠些歷史恩怨和現實爭端，探討如今中日交惡的更深層的原因。
    英國《衛報》說，中日關系降到了兩國自1972年建交以來的最低點。著名通訊社路透社認為有必要專門發一條“中日爭端一覽表”之類的資料性報道，向英國民眾介紹一下“突然”洶涌澎湃而來的中國反日潮的前因后果。從這份 “一覽表”看來，路透杜所認為的中日爭端主要包括：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日本教科書、島嶼主權之爭、東海天然氣開發權之爭、中國軍力增強和臺灣問題等。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以前在一些事件的報道上會與美國唱唱反調，通常人們會把它視為美國以外的觀點作為參考。此次該刊指出，在中日建交后的三十多年中，中日之間的戰爭傷口過去像今天一樣，從未愈合過，但過去這兩個鄰國對各自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種共識：中國是地緣政治大國，但卻是經濟弱國；日本是經濟巨人，但卻是國際政治侏儒。據《經濟學人》雜志的觀點，今天中日兩國的政經地位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才是中日近日交惡的深層原因。《經濟學人》說，中國正在朝經濟超級大國的方向邁進，今天在對美貿易上有著舉世最大順差的國家是中國，不再是日本；而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也不再甘做外交事務中的二等公民了，因此積極取在擴大后的聯合國安理會中擔任常任理事國。
    BBC記者霍斯利在參觀了靖國神社之后認為，日中兩國從政府到民間一直糾紛不止的真正原因其實是：過去一百多年來，日本一直是亞洲的絕對老大，而如今的中國正像一級方程賽車即將超車一樣緊跟著日本，使得日本不知所措。
    在他看來，中國政府的短期外交政策目標是挫敗日本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努力，長期目標則是與日本競爭北亞地區政治、軍事大國的地位。
                            是民間自發還是政府導演？
    中國民眾接連三個周末舉行反日示威活動，其規模、持續性和程度令國際社會大感震驚，從電視鏡頭上可以看見，北京、上海、深圳、珠海及沈陽等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出現了一些過激行動。示威人士砸日本大使館的汽車，對日本人大打出手，還使用石塊和油漆打碎、污染了日本駐華機構的建筑物。官方稱是“民間自發”的活動，但因為大陸的游行示威一向受到官方控制，所以究竟是民間自發還是政府導演，便成了各國傳媒事相報道的“主題”。
    日本自由派報紙《朝日新聞》說，北京的被動態度可能使它自己失去世界的尊重。如果繼續下去，北京會失去在國際社會眼中的信用，對中國的名譽和利益會造成不可估量的風險。
    一些西方傳媒認為中國政府導演了反日示威。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周看在采訪了一名北京示威的學生后發表報道說，警察把示威者圍成一組一組的，讓他們輪流拋石頭，然后對他們說：“你們已經發泄完憤怒了，夠了。”就把他們用大轎車運回校園。這名學生對周說：“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
    《每日電訊報》的一篇報道甚至認為，盡管中國當局在首都動用了大批警察，阻止了民眾原計劃在北京舉行的反日示威活動，但仍有跡象表明，發生在上海、深圳、沈陽、成都等地的抗議活動是得到了政府的批準。“反日騷亂蔓延中國”——這是《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中國多個城市爆發新一波反日示威潮的報道的標題。《星期日獨立報》引述一些觀察家的話說，中國民眾的抗議活動是得到北京當局允許的，因為中國政府想借助民意阻止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值得一提的是，游行中的暴力行為經各國電視臺“曝光”后，北京的國際形象受到負面影響，中日緊張關系的緩和難度加大。
    在香港，盡管有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四的香港人不能接受日本的做法。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中國政府及國際社會向日本施加壓力，制止日本修改歷史。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訪者認為日本對中國不友好。大約一半人承認自己對日本人持“非常不友好”或“談不上友好”的態度。在外交關系上，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認為“非常惡劣”，百分之三十七的人認為“并不良好”。但仍有另一類聲音說中國反日浪潮已漸漸發展成一種阿Q精神的“反日幼稚病”。一名時事評論員在《明報》撰文指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不止一次強調。中國連續出現的反日浪潮是民眾白發的。但是該文認為：中國公安一反常態，為民開路，笑面相迎，好言相勸。以今日執政當局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放任、默許這樣轟轟烈烈的示威行動，利用民眾向日本施壓，有什么風吹草動，早已將自發行動消滅于萌芽狀態。即使抗議行動出現，也不會聽之任之，鎮壓與拘捕，必然成為指定動作。
    美國威斯康辛•麥迪森大學政治學教授愛德華•弗萊德曼說，春季是世界各地學生抗議示威的季節，比如日本學生曾抗議美國把武器運到日本港口，美國學生抗議美國政府參與南非的種族隔離。中國的青年學生也不例外，他們現在也上街舉行反日游行。弗萊德曼教授認為，雖然中國的熱血青年并沒有受到中國政府的操縱，他們只是在通過反日發泄他們的滿腔理想主義熱情，但中國學生的游行不夠正常，抗議目標不正確。他認為中國年輕人在意識形態上受到政府的誘導，過去強烈反蘇，現在激烈反日。弗萊德曼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學生示威的不正常的地方是，通常學生示威都是抗議自己政府行為不端的地方，比如他們應當抗議中國政府因為石油利益而去支持屠殺自己人民的蘇丹政府。我懷疑中國學生是否了解中國支持這個全世界都在譴責中國政府的這件事，我也懷疑中國學生是否真正了解現今世界的結構，是否了解日本現狀。”
    但有時事評論家不同意弗萊德曼的觀點。認為現在的現實是中國青年人通過互聯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了解這個世界，也不能說因為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學生就全受誤導。例如，韓國是個民主國家，它的年輕人也在舉行反日游行，抗議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和領土糾紛問題。難道說享有信息自由的韓國大學生也在政治上迷茫，受到政府的愚弄，
    也有觀點認為大陸游行中叫的最響亮的口號是“振興中華，抵制日貨”，這其實是思維老化下的政治口號。抵制日貨，只能使中日雙邊貿易和旅游業萎縮，日資撤退，導致失業的人數更多。也就是說，抵制日貨并不一定能振興中華，振興中華也未必要抵制日貨。
                             北京當局陷入兩難境地？
    英國《經濟學人網站》登載的一篇文章采干了十幾年來中國幾次大規模的群眾白發游行示威活動，包括最近這次中國民眾的反日示威，1999年北京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在中國引起的憤怒反應，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文章認為北京陷入兩難境地。
    該刊文章評論說：中國政府擔心，如果當局顯得對日本太軟弱，或者太用力壓制度日情緒，抗議民眾可能會轉而反對共產黨。文章認為民族主義妖怪一旦從魔瓶里放出，將可能是中國所難以控制的。
    美國之音則報道說，中國幾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胡錦濤政府聰明地利用了中國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向日本施壓，同時疏導了民間的反日情緒。
    英國《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理查德•麥克格萊格在一篇關于中日關系的分析中也說，雖然某些媒體的報道聲稱中國民眾的示威是北京當局導演的，但更準確地說，北京當局是在利用中國民眾自發的反日情緒，以為其更為宏大的外交政策目標而服務。
    有海外政評家認為，這正是胡錦濤政府的聰明之處，他們巧妙地利用了日本政府給他們制造的一個機會。當局使用汽車運送學生示威恰恰顯示政府試圖疏導控制這場學生反日抗議活動，這樣就可以有效控制其規模、地點和時間。目前中國政府處在一個兩難地位，既要讓民眾表達反日情緒，又不能引火燒身。中國政府主觀上希望通過游行的形式讓大學生、青年學生他們的反日情緒有一個宣泄的機會和宣泄的渠道，以兔讓他們這種強烈的對日不滿演變成為對政府的不滿。從這個角度，胡錦濤政權對從北京開始的示威和抗議運動有放縱的一面，但也不太相信政府在主動組織，主動安排，甚至主動挑唆。
    很明顯地，胡溫已通過北京的《人民日報》署名文章提醒人們，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和基礎是穩定，要民眾像珍惜眼睛一樣珍惜維護社會穩定。另一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評論員的文章認為，近年來日本的教科書審定、中國所稱的釣魚島問題立場、涉臺政策、開發東海以及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問題都觸及了中國人的敏感神經，因而出現了一些“溢于言”的表達和情緒宣泄。
    據透露，北京游行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接著高層向全國各地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嚴加控制民眾反日情緒，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以防大規模的反日示威再度發生。北京高層不僅要求全國各地控制民間的反日情緒蔓延，同時還加強對學術界有關中日關系研討活動的控制。據說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甚至親自喝停了一場研討近幾年中日關系的困境、走出困境的新思維、中日關系的前景等，以謀求對策和發展的軍方研討會。據稱，多名軍方高層事后作了自我批評。
    也有消息稱，北京大學緊急取消一場探討日本政治大國化問題的講座，目的是為了避免激化學生的反日情緒。
    與此同時，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的分析指，中國中央政府為了顯示對日政策強硬，而拒絕日方要求賠償的要求，但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為了避免反日示威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決定對日使領館作出賠償。更有日本傳媒指，這是中國的變相“道歉”
                             “道歉情結”的延伸
    值得注意的還有，《華盛頓郵報》專欄文章指出，中國要求日本面對過去侵略外國的歷史固然有理，但中國的歷史記憶有選擇性，中國政府也未誠實面對1989年天安門事件及大躍進期間餓死人等歷史。在日本等民主國家可自由討論對歷史的處理方式；在中國，政府認定的歷史沒有討論的空間。
    該文認為：就像溫家寶所暗示，無疑有些日本人很難去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二次大戰期間，他們的軍隊在中國、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做了很可怕的事。日本的道歉有時似乎是含糊的說出來，日本教科書有時將過去的罪行淡化到最低程度。例如最近日本文部省批準的一種教科書，將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形容為“很多”中國人被殺的“事故”有關這些教科書的報道促發了最近中國的反日暴動。和日本的情況比較，中國的情況是，歷史只有一種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在同一特定時間只接受一種版本；歷史會改變，但只有共產黨決定要改時才能改。所以，“誠實面對歷史”對任何國家都不是容易的事。
    所以，許多英國傳媒都指出：又是“道歉”！“道歉”成了中日雙方恩怨史中最常見的一個詞：中日多年來爭執不斷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中國官方和民間認為日本政府對其歷史上侵華行為的道歉不夠真誠。如今，日本也開始要求中國“道歉”。中日恩怨糾纏不休的一個表征大概就是：彼此感到受了對方“傷害”的兩國都在要求對方“道歉”
    英國《金融時報》甚至就中日關系中的“道歉情結”專門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亞洲的怪罪游戲》。這篇社論對比了同為二戰加害方和受害方的歐亞當事國在道歉問題上的不同態度，社論認為，戰后和解既要求加害國的洗心革面，也要求受害國的既往不咎。而中日雙方在戰爭問題上的態度則。恰恰相反：就像不肯道歉的日本與誠心悔過的德國形成鮮明對照一樣，不愿寬恕的中國也與誠心和解的法國形成鮮明對照。
   （摘自2005年第392期《廣角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