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26年的改革開放之后,當前中國的經濟國情已經遠不同于上世紀80年代初面對的國情。
探尋新時期發展路徑亟需科學把握已經速變的中國國情,審視中國國情新問題。中國在社會類型、市場機制、產業、資源、資本市場等綜合國力構成要素方面,明顯地呈現出六大悖論現象,嚴重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制約著綜合國力水平的提升。
三大社會經濟系統并存的悖論
與整體性的單一社會類型不同,受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中國社會凸顯出多種系統、多種技術時代并存的混合型社會特征。三大社會經濟系統并存:傳統農業社會,現代工業社會,后工業(信息技術)社會。與此相適應的是三種不同技術的經濟的共存:仍舊主要依賴人畜力的農業和農村手工業、使用無機能源的城市和城鎮工業、以及后工業時代的信息產業。這種并存本身就是一種悖論現象,這也是今天中國需要面對的最基礎的“新國情”。
三大社會經濟系統并存,還衍生出一系列相關悖論現象,最突出的表現是:
社會多元化分層。不僅同一個社會經濟系統中出現社會階層分化,不同經濟系統中的人民群眾的待遇、生活、心態也極其懸殊。社會分層增加國家政策制定的難度,也使得各階層對國家發展戰略、政策的理解力和執行力出現差異。
城市社會和農村社會“割裂式”并存。中國城市較快發展的同時,鄉村并沒有實現“相適應地發展”。改革初期,農村工業蓬勃興起,吸收了一億多的農村勞動力,其后,城市工業的高速發展以及大量外來資本的投入,又吸收了約一億農村勞動者。但由于中國的鄉村巨大,勞動力太密集,除了東部地區,內地農業生產實踐基本還是小規模低勞動生產率型的生產。相對國內工業經濟以及信息產業經濟,農業生產人均收入仍然很低,大量農村人口仍然生活艱難。這一現實決定了“三農”問題將繼續嚴重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在較長時期很大程度上仍處于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發展的階段,需要解決的仍是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發展的問題。
社會結構轉型是中國現代化的一項重要任務,混合型社會特征增加了中國社會結構現代化轉型的復雜性。社會治理機制是否有效、政策取向是否獲得大多數認同、資源配置是否符合國情和經濟規律,都將直接影響混合社會轉型的水平和效果,甚至有可能產生引發社會沖突的風險。
國際慣例與中國特例的悖論
引進國外先進智力成果是國家現代化少走許多彎路的重要途徑。審視26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兩類盲目提倡與國際接軌、不顧中國特殊性的引進法亟需反思。
一種是盲目的引進國際慣例熱,忽視國際慣例的適應性,忽視“中國特例”。一些地方、部門或學者在推出或提倡某些改革舉措時,往往言必稱“國際慣例”,但分析這些所謂的國際慣例,許多實際上站不住腳。比如,近年來房地產泡沫論者支撐其泡沫觀點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是否超出房價收入比4-6倍的國際慣例”,事實上,這一標準只是1989年香港大學Bertnand renaud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的部分觀點,其完整說法是:“在發達國家,房價收入比在1.8至5.5:1之間,……在發展中國家,該數一般在4-6:1之間,當然也有例外”;一種是奉西方經濟學理論為“經典”、“先進”或“前沿”,硬套于中國實際,忽視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
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性決定了對待世界先進智力成果的態度只能是:一,對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能盲目崇拜,只能借鑒,尊重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尋求符合中國現階段實際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國奇跡”孕育了“中國經驗”,建立在“中國經驗”基礎上的理論才是真正的中國理論。二,既不要讓自己的發展跟先進的國際慣例脫節,也不要任國際慣例束縛了發展的手腳。接受不接受某種“慣例”,與各國發展階段、體制特征、文化傳統都有聯系。國際慣例是否完全符合中國國情需要理性甄別和揚棄,不能脫離中國實際而生吞活剝國外做法。要深入研究“中國特例”,該接軌就接軌,該打破就打破,勇于破除其中一些不合時宜的、水土不服的國際慣例。
市場經濟與官場經濟的悖論
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自1978年發端,1992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20多年來,市場經濟取得較快發展。其核心內涵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中國目前的現實昭示:官場經濟色彩仍很濃厚,市場經濟發育得不夠成熟。
官場經濟是指政府部門主導資源配置權的經濟。在中國的經濟運動中,一些地方政府仍是事實上的資源配置主體、投資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掌握的資源配置權仍太多,本來應該由市場配置的資源,很多還是由政府部門通過他們的官員來配置,資源配置權被異化成“官場經濟”下的“權力尋租”。
在官場經濟背景下,誕生于市場經濟土壤的民營企業在社會階梯上通過正當路徑向上攀登發展的可能性小,“靠近政府官員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政治經濟學”情結日盛。他們選擇主動回到地方政府的“保護傘”之下,積極向地方政府“尋租”,以便使自己在不規范的市場競爭中保持有利地位。不少私企業主甚至成為了行賄的主力軍,“老板跟著官員一起倒”,成為近幾年反腐浪潮中一道蔚為壯觀的景象。
產業發展的悖論
在產業發展規律上,“盲目擴張”現象仍在加速演繹。比如,中國電解鋁行業從1999年開始迅猛發展,當年產量261萬噸;到2001年上升到341萬噸,中國首度從鋁凈進口國變成凈出口國;2002年產量上升到444.7萬噸,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產鋁國;此后雖然國家發出電解鋁行業出現重復建設的警示,但隨著民營資本大舉進入,這一產業仍是投資旺盛。中國幾大電信運營企業的光纜線路總長度截至去年底已達360萬公里,總投資近1300億元,而目前中國的光纖利用率僅約10%,僅此一項大約有上千億元的資產被閑置。
受盲目建設、低水平擴張影響,目前部分行業已到全面虧損邊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最近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電解鋁行業的實際虧損面高達近80%。
在產業國際比較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抓住世界范圍內產業轉移時機,加快建設世界性工業產品加工基地,邁向“世界工廠”化,而西方發達國家則瞄準知識經濟,加快發展知識型產業。中國面對知識經濟新趨勢出現“戰略慢拍”,自主創新的思想至今未得到實質性貫徹,走了一條跟隨、模仿、引進,“用市場換技術”的道路。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知識鴻溝、技術鴻溝呈不斷擴大趨勢。
2004年8月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中國2.8萬多家大中型企業擁有自己研發機構的只占25%,75%的企業沒有一個專職人員。知識經濟時代,創新能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中所處的環節,從而決定了其在全球財富分配中的地位,世界財富創造和評價的核心已轉移到技術和信息。中國仍屬于進口知識的國家,企業缺乏核心技術,只給外國打工,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制造業產品,企業成本中的“知識成本”很高。而發達國家賣給中國的主要是技術、金融、法律服務、軟件等知識性產品。一臺在中國生產的DVD機,批發價是40美元,但是中國必須要付20多美元的批準許可證費用給發達國家。
全球資源“獲取力”的悖論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資源瓶頸效應日趨顯現,戰略性資源約束日益強化,雖然資源獲取的全球視野已經打開,但對全球資源的“獲取能力”較弱。
中國是世界上石油、銅、大豆等許多大宗原材料的“大買家”,卻沒有大宗原材料的國際定價話語權,要隨時無奈承擔國際市場投機漲價的風險。中國對世界大宗原材料貿易形成強大的需求拉動,卻沒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場競爭的“主場權”,對國際大宗原材料市場影響大但“影響力”薄弱。中國成為全球的加工、生產中心,但主導了生產,主導不了貿易,中國企業處于產業低中端加工生產環節,成為遭受境外企業、國際炒家兩頭夾擊的“三明治”:一頭是境外對中國外貿企業所需能源、資源、原材料的價格戰,一頭是境外對國際市場和營銷渠道的掌控。
中國企業在國際大宗原材料采購中沒有從大市場、大購買中獲益的現象,近幾年日益嚴重。資料顯示,2004年,中國部分大宗原材料采購占世界總進口量的20%至35%,其中銅進口量占國際貿易總量的20.6%,大豆進口量占31.2%。而同期,國際原材料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石油、銅價格波幅分別為73%和39%,大豆、玉米和棉花價格波幅分別為112%、76%和70%,主要品種價格均創出近10年甚至20年新高。
股市發展的悖論
中國股市發展凸顯“結果悖論”和“原因悖論”。這也是觀察中國股市的重要視點。
“結果悖論”表現為,在中國經濟持續多年高速發展的同時,本該是經濟晴雨表的國內股票市場卻呈反向運行。中國股市出現連續四年熊市現象。2005年以來,中國股市仍以“速跌”為主調。1月20日擊穿1200點,上證綜指創下6年來新低,跌至1199點。最近上證綜指甚至跌近1000點。
“原因悖論”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
從資金流視角看,在中國經濟的金融體系中,經濟發展靠投資,而投資主要的資金來源在銀行貸款,經濟快速增長在過去往往表現為銀行貸款發放量大。對中國整體經濟而言,股市的比重并不大,股市的融資功能在經濟增長中似乎成實質性忽略部分。因此中國股市從整體上來說既不可能影響經濟,也不可能反映經濟。
從股市主體視角看,一方面,持續多年強勁的經濟發展催生了不少杰出的企業,但中國股市并沒有把各行業的龍頭企業全部涵蓋進來,許多充滿活力的私營企業也很難上市;另一方面,許多上市企業并不是以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來上市的,甚至背離主業和“以股謀私”現象普遍,使得中國股市仍然是資金推動型,而不是利潤推動型,中國股市的升降主要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利潤來決定。資料統計顯示,從1992年開始,中國13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200家發生過丑聞,出事比例接近20%,2004年以來國內上市公司的丑聞已經超過了40起,而就在2005年的第一個月中,上市公司丑聞更是頻繁爆發,僅僅20個交易日中就有10名公司高管涉案。
“原因悖論”恰恰表明,“反經濟晴雨表”的中國股市問題不只是一個單獨的股市問題,卻成為觀照中國經濟生態本色的一面鏡子:缺乏誠信的圈錢文化泛濫,基本的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缺失,必要的監管乏力,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治理和發展中國股市不能頭痛醫頭,而應從打造中國經濟大格局的健康基礎著眼一點一滴地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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