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fā)時間：2007-11-06
十月革命的勝利與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紀念偉大的十月革命勝利90周年
沙健孫
如何反對外國的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如何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榮富強的境地?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反復思考的主要問題。用什么思想武器去指導中國人為獨立和富強而斗爭呢?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只面臨著兩種可能的選擇：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但是，中國封建王朝對于外國侵略者的屈服，已經宣告了中國封建主義的破產，宣告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不可能成為中國人民團結御侮的有效武器。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的先進分子所找到的答案就是：學習西方，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中國人學習西方，曾經是十分熱烈、十分虔誠的。但是，所有這些努力在實踐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了。戊戌維新運動夭折了，辛亥革命流產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深深的思考。中國的先進分子決心發(fā)動一場啟蒙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以便為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現(xiàn)代國家、走獨立發(fā)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掃清思想障礙。這個運動后來被稱為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是從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開始的。
應當肯定，當封建主義還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時候，對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提倡，在客觀上仍然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間少數(shù)具有遠見卓識的人物已經開始對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種保留態(tài)度了。比如，陳獨秀1915年在贊頌法國文明時，把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指空想社會主義)看作是法國人對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貢獻之一，認為這是“反對近世文明之歐羅巴最近文明”。李大釗在1916年5月說過，“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毛澤東在1917年8月也說過，東方思想固不切于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
是什么原因使他們對資本主義持某種程度的懷疑和保留的態(tài)度的呢?這是因為：
第一，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已經比較明顯地暴露出來。陳獨秀就講過：“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專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者也。”
第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極其深重的災難。它用以往任何時候不曾有過的尖銳的形式，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在《歐游心影錄》中，梁啟超指出，當時在西方世界中許多人都感到“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全社會人心都陷入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像失了羅針的海船遇著風遇著霧，不知前途怎生是好”。這種情況，不能不對中國思想界發(fā)生影響。李大釗就說過：“此次戰(zhàn)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于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國人是否還應當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趨，繼續(xù)走這條路，當然就成為問題了。
第三， 中國人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努力屢遭失敗的事實，更使他們對資本主義建國方案的可行性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的，人們看到，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huán)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于是，“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fā)展了”。
正是由于懷疑資本主義建國方案在中國的可行性，中國的先進分子才會想到要另辟蹊徑，去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新方案，從而為他們爾后接受馬克思主義準備了合宜的思想土壤。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左翼人士，后來成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不是偶然的。
不過，中國的先進分子在開始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采取某種懷疑態(tài)度以后，并沒有立即就選擇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過：“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人們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還很不發(fā)達，所以還不具備講社會主義的條件。陳獨秀就說過：“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亦甚復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于歐洲，因產業(yè)未興，兼并未盛行也。”當然，對毛澤東的這句話，不能從絕對的意義上去理解。事實上，他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上就說過：“馬克思主義產生于歐洲，開始在歐洲走路，走得比較慢。那時我們中除極少數(shù)留學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啟超、朱執(zhí)信，也曾提過一下馬克思主義。” “朱執(zhí)信是國民黨員，這樣看來，講馬克思主義倒還是國民黨在先。不過以前在中國并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符合實際的。十月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它昭示人們，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一旦覺醒起來、組織起來，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創(chuàng)造出維護絕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嶄新的社會制度。
這個革命正好發(fā)生在中國學習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嘗試遭到嚴重的失敗，中國的先進分子陷于極度的彷徨和苦悶之中的時候。它不能不對中國發(fā)生深刻的影響。
在中國，實踐已經表明，封建主義的老一套是過時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又走不通，那么，它的出路究竟是什么呢?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十月革命的爆發(fā)，確實使中國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釗當時就講過，十月革命所開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這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路。
“十月革命是怎樣成為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的推動力量的呢?
首先，十月革命給予中國人的一個啟示就是：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也可以用社會主義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發(fā)生在俄國，而中國有許多情況和俄國相同或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后，這是近似的。十月革命的實踐告訴人們，“物質文明不高，不足阻社會主義之進行”。中國的一些先進分子由此想到，既然俄國的國情同中國相同或近似，那么，俄國人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來解決他們國家的問題，中國人為什么就不可能這樣做呢?
青年毛澤東曾興奮地指出，“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種變計”。“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
其次，十月革命誕生的社會主義新俄國號召反對帝國主義，并以新的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這是推動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又一個重要的原因。
李大釗曾經指出，近百年來飽受帝國主義列強摧凌的中國人民， “忽然聽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這種聲音在我們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
1919年7月，蘇維埃俄國政府公開發(fā)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qū)”，“廢棄(俄國人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特權”等。這個宣言于次年3、4月間沖破中國反動當局的新聞封鎖，在《東方雜志》等刊物上發(fā)表出來。長期飽受資本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在得知宣言的內容之后，無不感到“無任歡喜”。《新青年》雜志刊登的中國輿論界對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的反映中，就有人這樣說：這個宣言體現(xiàn)了新俄國憲法的“要鏟除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精神”，我們應當由此前進一步，去“研究俄國勞農政府的主義”，贊同“俄國勞農政府所根據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國工人、農民和士兵群眾的廣泛發(fā)動并由此贏得歷史性勝利的事實，也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推動他們去研究這個革命所遵循的主義。
正因為如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之后，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注入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并且逐步地發(fā)展成了這個運動的主流。
在中國大地上率先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旗幟的，是李大釗。十月革命之后，他獨具慧眼，首先指出這個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他說，一葉落而天下驚秋，聽鵑聲而知氣運。我們應當有這樣的歷史眼光，努力地去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
不過，開始時，許多人對社會主義還只是一種朦朧的向往。無政府主義、革命的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等等觀點在各種報刊上紛然雜陳。中國的先進分子只是經過反復的比較、推求，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二號的記載，提供了這方面的一個生動的例證。報告講到，1921年1月1日起，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在一起接連討論三天，解決學會應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達到目的須采用什么方法等問題。會議指出，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幾種：1、社會政策;2、社會民主主義;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5、無政府主義。報告說：“方法問題討論至兩點鐘之久，主席付表決：贊成波爾失委克主義者十二人”，“贊成德諾克拉西者二人”、“贊成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者一人”， “未決定者三人”。報告據此認為，“方法問題大體解決”。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主要是由以下三種類型的人物組成：首先，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其代表，除李大釗外，就是陳獨秀。其次，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左翼骨干。其代表為毛澤東、蔡和森、楊匏安、周恩來等。再次，是一部分老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家，其代表是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其中李大釗、陳獨秀屬于先驅者和擎旗人，毛澤東等五四運動的左翼骨干則是其主體部分。他們確實是當時中國的一批最優(yōu)秀的分子。他們是歷盡千辛萬苦，經過各自的摸索，才找到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下集合起來的。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的先進分子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這件事情，具有極其偉大和深遠的意義。毛澤東說過：“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有人說，當時中國人學的只是列寧的著作而不是馬克思的著作。他們并不了解馬克思主義。說這種話的人，明顯地表現(xiàn)了對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無知。
開始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來學習馬克思主義，這正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以李大釗指導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例。據《北京大學日刊》(1922年6月16日)的記載，當時該會藏有馬克思主義的英文書籍40余種，其中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法蘭西內戰(zhàn)》、《雇傭勞動與資本》，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無產階級革命》等;中文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有20余種，其中包括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以及惲代英譯的《階級爭斗》、李漢俊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李達譯的《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北京黨組織所得到的這些馬列主義原本，大大改善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真諦的理解”。
誠然，在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同時，中國的先進分子也開始注意學習列寧的著作。不過，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對于列寧及其著作的了解還很有限。“因為幾年來這里和俄國斷絕交通，俄國各著作家的書籍不能夠自由出口，美國的圖書館也極少俄國社會學者和經濟學者的著作”。李大釗在《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和現(xiàn)在》(1921年7月1日)一文中曾說：“列寧的著作譯成英文的，我只看見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是集合列寧與托羅士基最近的演說而成的，紐約印書社印行)、《蘇維埃政府的要圖》(紐約Raud School印行)和《國家與革命》三種。”
列寧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斗爭中，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列寧主義的階段的。重視學習列寧著作這個事實本身表明，中國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就是站在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作斗爭的列寧一邊的，是重視列寧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同中國的國情相近的俄國所提出的新的理論觀點和所提供的實踐經驗的。這對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健康發(fā)展，有著極大的積極作用。
我們知道，在五四前后流行的眾多學說中，許多喧囂一時的思想流派后來大多退居后排，有的甚至從根本上歸于寂滅了，只有馬克思主義逐步發(fā)展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流，直至成了中國思想領域的主流。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從根本上說，這固然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它比其他任何一種學說都更加具有說服力;同時也是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和優(yōu)點分不開的。
注意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又一個顯著特點和優(yōu)點。李大釗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fā)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huán)繞著他的實境”。當人們以一種理論“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時，這種理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即在運用中得到發(fā)展。這說明，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在實際上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應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盡管當時還沒有這樣明確地提出這個命題。
中國人民的斗爭自來是英勇的，一旦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斗爭的勝利就是不可阻擋的了。歷史表明“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仗。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上對于中國紅軍的阻攔，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wèi)，第四仗最后地結束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tǒng)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的統(tǒng)治”。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中國人民又贏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建設和改革的輝煌的勝利，一個極度貧弱的舊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能夠發(fā)生這樣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說，“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fā)生了聯(lián)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否則，任何思想都是起不了這種作用的。所以，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必須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繼續(xù)不斷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
(文章來源：《中華魂》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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