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讀書》事件”的思想史意義

2007：“《讀書》事件”的思想史意義

李云雷

　　1、“《讀書》事件”的來龍去脈

　　2007年6月21日，《新京報》刊出題為“《讀書》雜志醞釀?chuàng)Q帥”的新聞，記者張弘聲稱從《讀書》編輯孟暉的博客中得到“暗示”，三聯(lián)書店想以換主編的方式“改變該雜志訂戶少困境”，并就此采訪了三聯(lián)書店副總經(jīng)理樊希安、《讀書》前主編沈昌文以及《天涯》雜志主編李少君，但在報道刊出的當天，當事人孟暉與李少君很快通過網(wǎng)絡媒體，宣稱這一報道是假新聞，并對該報及記者的職業(yè)道德提出了批評。
　　“假新聞事件”之后，關于《讀書》主編去留的問題，在網(wǎng)絡與紙面媒體被炒得沸沸揚揚，其間《讀書》主編汪暉、黃平接受了一些媒體的采訪，汪暉在采訪中聲稱要“堅守思想空間”、“創(chuàng)造獨立思考的批判空間”。但事情到7月10日發(fā)生了突轉，這天上午10點，汪暉本想召集《讀書》編輯部的同事們開會，討論關于第九期《讀書》的編輯事宜，但這個會議卻在即將召開之前中止。當天上午9點，三聯(lián)領導召集《讀書》編輯部編輯開會，宣布汪暉和黃平不再擔任《讀書》執(zhí)行主編。7月11日，《中華讀書報》刊登對三聯(lián)書店領導的采訪，首次正式對外公開了《讀書》換帥的消息，一場讓外界持續(xù)了近一個月的猜測終于落定。
　　這一事件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上海一些學者此前關于“讀書精選”的座談會，被冠以“上海社會各界通電支持《讀書》主編汪暉”的標題，在網(wǎng)絡上廣為流傳；7月22日“烏有之鄉(xiāng)”書店召開了關于“《讀書》與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的變遷”的研討會，與會人員包括汪暉等《讀書》編輯部成員，以及讀書的一些老作者如張承志、錢理群、楊念群、曹衛(wèi)東、傅謹?shù)龋麄儗ψx書事件及《讀書》10年來的作用進行了討論；此后《南風窗》采訪了李澤厚、錢理群、姚洋等學界不人物，《南都人物周刊》刊登了為此事對汪暉的專訪。在網(wǎng)絡上，更有不少人對這一事件發(fā)表看法，有的甚至針鋒相對，但在對這些做具體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圍繞《讀書》的爭論做一些簡要的介紹與分析。
　　作為一份在思想文化界有著重要影響的刊物，《讀書》在1996年汪暉、黃平接任主編以來，尤其是1998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以來，就不斷有爭議，此次“換帥風波”可以視為這一系列爭議的延續(xù)和最高潮。在這些爭論中，比較重要的是2000年“長江讀書獎”事件、2001年的高默波事件、2001年—2002年的哈貝馬斯事件，以及2004年的讀書公務員版事件。
　　“長江讀書獎”引發(fā)人們爭議的是獲“特別榮譽獎”的《費孝通文集》，獲“專家著作獎”的《汪暉自選集》和獲“文章獎”的錢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因為“費孝通是特邀名譽主席，汪暉是學術委員會召集人，錢理群是評審委員會成員”。但事實是，費孝通并未參與具體的評獎過程；汪暉并非學術委員會召集人，并對評獎事宜全不知情；錢理群是著作評審委員會的成員，而并非文章評審委員會的成員，這是兩個相互獨立的評審委員會。
　　《讀書》2001年第1期，發(fā)表了美國學者高默波的文章《書寫歷史：〈高家村〉》，在這篇序言中，高默波談到農(nóng)村老家在“文革”中取得了進展，并談及農(nóng)民對于“文革”時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國的精英階層。文章發(fā)表后，立即遭到了許多自由主義學者的反對。許多文章都認為高默波的文章對“文革”的看法很片面，甚至還有批評說汪暉和《讀書》發(fā)表此類文章是為“文革”翻案。這一批評也涉及到了是否要堅持“讀書無禁區(qū)”，是否真的堅持“言論自由”的問題。
　　2001年初哈貝馬斯訪華后，雷頤發(fā)表文章聲稱在一次小型聚會上，哈貝馬斯談到“我看過《讀書》主編汪暉的一些翻譯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訪談，我本人也與他交談過，……我看他們常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總覺得用得不對勁?！贝宋陌l(fā)表后，哈貝馬斯文集的譯著者曹衛(wèi)東立即撰文指正，說“除了聚會一事之外，其余均值得嚴正質(zhì)疑”；“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中國，哈貝馬斯和汪暉之間好像都沒有過直接的接觸?！蓖魰熢凇蹲x書》2002年第5期的“編輯手記”中指出：“沒有料到的是，我遠在異國，而一位‘歷史學者’竟然憑空考證出我們見面的情況，還言之確鑿地引證哈貝馬斯對我的批評。思想的交鋒演變?yōu)榱餮砸彩呛苡刑厣氖虑椤！蓖魰煂Α皯{空考證”的批評，很快被一些學者批評為濫用《讀書》主編的權力。
　　2004年3月19日，《文匯讀書周報》以《一號兩刊，〈讀書〉泥沙俱下？》為題，對《讀書》雜志以相同的國際標準刊號、國內(nèi)標準刊號、郵發(fā)代號出版的《讀書》公務員版進行了詳細報道?！蹲x書》編輯部表示對此毫不知情，是其主辦單位三聯(lián)書店的單方面行為，他們并通過《三聯(lián)書店員工致全體三聯(lián)人的公開信》，對三聯(lián)書店這一行為進行了抗爭，這一事件以三聯(lián)高層領導變動而告終。
　　前面三個事件可以視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爭在《讀書》問題上的表現(xiàn)，而后一個事件可以看作出版機構內(nèi)部官僚式管理與自由思想空間的矛盾，此外在網(wǎng)絡上也不斷有對《讀書》及汪暉的批評，有的甚至號召以抵制的方式來促使《讀書》改換主編，這方面聲音的不斷強化，可以視為此次讀書事件的前奏，而此次“讀書事件”的最終發(fā)生，可以說是以上多重矛盾相互疊加所促成的。

　　2、圍繞《讀書》的多重矛盾

　　圍繞汪暉、黃平主編的《讀書》，一直以來就有各種爭論，這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改革共識”破裂的一個表現(xiàn)，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面對變化中的中國現(xiàn)實，中國知識分子出于不同的價值立場與思想視野，提出了不同的問題與解決方案，互相之間出現(xiàn)爭論與辯駁是正常的，對于認識中國問題的復雜性也具有積極意義。我們可以將不同層面的各種爭論，區(qū)分為左右之爭、雅俗之爭、新舊之爭、內(nèi)外之爭，這些爭論相互糾纏在一起，我們試作簡單的分析。
　　“左右之爭”是最容易為人辨識與理解的。在1997年汪暉發(fā)表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一文后，他一直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盡管汪暉本人一直沒有接受這一說法，但并不妨礙批評者將之與“新左派”放在一起來批評，他所主編的《讀書》也因此被視為是“新左派”的陣地。如果從汪暉的思想實際與《讀書》實際所發(fā)表的文章來看，并不能用“新左派”來簡單地加以概括。事實上，《讀書》發(fā)表了大量不同學科、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的文章與討論，而被指認的“新左派”在《讀書》上也并沒有占據(jù)優(yōu)勢。而真正的問題并非是左、右那么簡單，在這里存在著以下層面：一是，中國的發(fā)展道路究竟是完全按照西方模式，還是應該探索一條“中國道路”；二是，中國的發(fā)展是應該只發(fā)展經(jīng)濟，還是應該包括政治、文化、環(huán)境等各方面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三是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是應該“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還是應該將公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四是中國的發(fā)展究竟依靠精英階層，還是要依靠占中國大多數(shù)的底層；五是，是否應該反思改革以來的中國道路，反思改革是否就是反對改革？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與每個人的價值立場密切相關，但《讀書》提出并對這些問題加以討論，本身就是很值得尊重的。
　　“雅俗之爭”是指《讀書》的文體問題，不少人指責《讀書》越來越不好懂了，如何兆武、沈昌文等，但王曉明指出“不能用《讀者》的標準來要求《讀書》”，汪暉也說不能以消費主義的口味改造思想評論刊物，對此錢理群則坦言盡管《讀書》上的一些文章自己也看不懂，但不斷接觸這些新的文章，對于自己更新知識結構和保持思想活力卻有好處。文體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19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大多趨向于學院化與專門化，而《讀書》則在學院與社會之間開辟了一個公共空間，它使具體社會問題的討論可以在更專業(yè)化、理論化的層面上展開，也使學院化的知識分子能依然保持對社會現(xiàn)實的熱情與關注，從而為知識生產(chǎn)與反思現(xiàn)實建立了連接，這一連接是多元化、個性化的，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盡管其文體上不乏艱澀之處，但這個空間無疑是值得珍視的。
　　“新舊之爭”，是指對汪暉、黃平以前主編《讀書》的陳原、范用、沈昌文時代的懷念，以及由此而發(fā)生的對汪暉、黃平的批評。在這些批評者如查建英等人看來，80年代是《讀書》的“黃金時代”，他們喜歡的是更有文人趣味的、“可以躺著讀”的《讀書》，伴隨著近年來對80年代“懷舊熱”的興起，這一批評似乎更獲得了合理性，而這又因為《讀書》前主編沈昌文不斷在報刊與網(wǎng)絡上對現(xiàn)在的《讀書》公開批評而得到了加劇。但這一批評也有其不盡合理之處，80年代知識分子內(nèi)部并沒有較大的思想分歧，也與體制處于一種蜜月期，而90年代中期以來，一方面出現(xiàn)了“三農(nóng)”、國企改制等諸多社會問題，知識分子內(nèi)部對也發(fā)生了分裂，在這樣情況下，是仍堅持文人趣味，還是關注社會問題才真正體現(xiàn)了“人文精神”，是值得深思的。
　　“內(nèi)外之爭”，是指體制內(nèi)外。此次汪暉、黃平被撤掉主編職務，一個公開的理由是他們都不是三聯(lián)書店的工作人員，換掉他們是出于加強管理的要求。對這一解釋，不少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連一向以“反體制”相標榜的自由派也都彈冠相慶，但如果從管理體制與自由思想空間的矛盾來看，這一舉動意味著“民間”空間的萎縮，卻并非是值得慶幸的。在今天看來，80年代也是一個重新趨向“一體化”的過程，只不過這是一個新意識形態(tài)的“一體化”，采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80年代以來新意識形態(tài)與思想文化界就不斷有重新一體化的沖動，但并沒有真正取得成功，從“《讀書》事件”來看，這個新的統(tǒng)合已經(jīng)達到了相當?shù)某潭?，并具有自身的特點。
　　以上各種爭論糾結在一起，使“《讀書》事件”具有了豐富的討論空間。

　　3、“《讀書》事件”的討論及其意義

　　在此次關于“《讀書》事件”的討論中。來自自由派的聲音不多，僅有的幾個人的訪談或文章，也都在重復以前批評《讀書》的理由：新左派的陣地，不好懂等等，在這沉默的背后，也傳出了《讀書》事件的“幕后黑手”是某位著名作家的傳聞，這一傳聞未經(jīng)證實，但自由派在此次事件中無疑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至于僅是思想上的鼓動，還是政治上的策略，現(xiàn)在還不得而知。
　　在報刊或網(wǎng)站公開發(fā)表的文章中，值得重視的有老田、錢理群、憲之、劉宏、何賽馬蒂、黃蘆葦?shù)热说奈恼?。老田在“《讀書》事件”的過程中，寫了兩篇分別名為“　對《讀書》兩主編的造反策略賞析”、“《讀書》主編悠關‘鐵三角’的千秋大業(yè)？”的短論，前者對《新京報》不惜自損名譽報道假新聞進行了諷刺，后者則對精英階層官、產(chǎn)、學相互勾結進行了批評，并高度評價了《讀書》的作用；錢理群在文章中將《讀書》事件與去年的“《冰點》事件”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這是自由思想空間萎縮的不同表現(xiàn)，“自由知識分子”應該加以抵制；而憲之則將此事與《炎黃春秋》發(fā)表的謝韜宣揚“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加以討論，認為《炎黃春秋》的咄咄進攻與《讀書》被“斬首”，反映了左翼思想在當前的困境；何賽馬蒂的《〈讀書〉“罪案”之答辯》駁斥了加在《讀書》上的一些不實之詞，并“認為新的問題和新的思考一經(jīng)展開，并不是一兩個雜志的命運所能決定的”；黃蘆葦?shù)摹丁醋x書〉死了，〈讀書〉萬歲》則認為彌漫于全社會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是造成“讀書事件”的最大原因，因而值得反思。
　　劉宏的文章對認為《讀書》“近十年來所作的嘗試或許不完美（如對日本的重視遠遠超過亞洲其他國家），但是，它所嘗試建構的是一個較為全面和均衡的世界，一個超越了西方中心和中國本位的世界?！?月2日，意大利報紙il manifesto發(fā)表了記者Angela Pascucci關于讀書事件的報道《在北京禁止“讀書”》，認為“《讀書》事件”與對礦工和農(nóng)民的更大關注之類的報道相互矛盾，認為這是一種“聲東擊西”，同時它認為“《讀書》雜志十一年以來推動了中國一場重要討論，集中了最尖銳和智慧的知識分子及批評家；這些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避免與黨的派系合流，而是專注于中國的疾速發(fā)展帶來的現(xiàn)實問題。”
　　季劍青、張春田的《“大時代”中的〈讀書〉》、尚悠的《一個右翼眼中的〈讀書〉事件》，代表了不同傾向的青年人對這一事件的看法，因而也值得特別加以介紹。季劍青、張春田結合自己閱讀《讀書》的切身經(jīng)歷，闡述了《讀書》對他們在學術、思想上的巨大影響；尚悠認為，“今天《讀書》有回歸右翼的可能，也并不因此就意味著右翼已經(jīng)具備了相對左翼或者其他群體（比如某種意義上的保守主義）的文化競爭優(yōu)勢。這里我深感憂慮的地方恰恰是，右翼在文化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弱勢狀態(tài)?！?BR>　　目前關于“《讀書》事件”雖告一段落，但從長遠來看，這一事件的思想史意義還沒有被深刻認識到，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右翼思想“一體化”過程中的一個具體事件，但統(tǒng)合的力量不僅是右翼思想，而且結合了新意識形態(tài)，這是一種力圖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力量。而這樣一種“一體化”，所排斥的不僅是左翼思想或批判思想，而是對“思想討論”本身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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