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揚棄——人類社會的文化選擇學說

作者：張開 張衛東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212    更新時間：2007-9-26 

對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揚棄

——人類社會的文化選擇學說

張開    張衛東

內容提要：自然選擇是一般，性選擇是特殊。在歷史與邏輯完美統一的基礎上，達爾文在其自然科學研究中，在總體上真正復活了哲學上的方法——歸納法與演繹法。人的所由形成恰恰是意識從本能的生命活動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實現的，而人的意識則是自覺的意識，也就是文化意識。達爾文的真正的巨大貢獻在于，他以其自然選擇理論所支撐的進化論思想科學地解釋了人類理性所由產生的物質條件。但當他試圖以自然選擇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問題的時候，卻遇到了巨大的阻礙。這足以說明自然選擇嚴格的界限，也說明了人類社會有不同于自然界演化的另一套規律。只有在人身上，意識才獲得了最終的解放，從此人類開始了有意識選擇的文化過程，人類的選擇能力從而逐漸強大起來，推動著人類社會的前進與發展。“人類”這一概念本身就已經體現著它的對立面——一般動物，是在人類與一般動物的關系的基礎上來規定的。與人類總體利益即人類文明相統一條件下的有意識地選擇才是文化選擇——文化。反之，則是反文化。

關鍵詞：自然選擇 性選擇 意識 自覺意識 文化選擇

引     言

“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受資產階級的局限。相反地，成為時代特征的冒險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動了這些人物。那時，差不多沒有一個著名人物不曾作過長途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在幾個專業上放射出光芒。”[①]恩格斯這段對給現代自然科學興起時做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的評價，同樣也適用于19世紀的科學巨匠——查理斯·達爾文。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論證了無產階級的解放，引發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運動；而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引起了整個自然科學的巨大震動，相對圓滿地解釋了物種的起源和人類的由來，其學說在他逝世后百余年中始終是自然科學以及“科學哲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礎。

盡管達爾文學說影響巨大，可是并非所有的后來者都真正理解與把握了達爾文本人所關心的問題，甚至演變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主要表現為大多數人僅僅關注達爾文的第一部系統著作《物種起源》，往往不夠重視第二部重要著作《人類的由來》。當然，后一本書的部分觀點被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否定掉，但恰恰是此書充分顯露了達爾文的偉大之處：在進化論的基礎上考察了人類心理能力的形成與發展。因此，波普爾于一九七七年在劍橋達爾文學院講演的題目就是《自然選擇和精神突現》，他說道：“與這些哲學家相對照，我把精神突現看作是生命進化中的巨大事件。精神照亮了宇宙，我認為象達爾文這樣偉大的科學家的工作之所以重要，正因為他的工作對此作了那樣多的貢獻。”[②]

所以，我們只有詳細地理解達爾文學說的真正貢獻，才會發現他的局限；只有理解真正的自然，才會理解人類社會，把握二者的聯系與區別。

一、自然選擇

自然選擇與進化是人們容易混淆的兩個概念。對于前者，達爾文的確切定義是：“我把這種有利的個體差異和變異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變異的毀滅，叫作‘自然選擇’，或‘最適者生存’。無用也無害的變異則不受自然選擇的作用，它或者成為彷徨的性狀，有如我們在某些多形的物種里所看到的，或者終于成為固定的性狀，這是由生物的本性和外界條件來決定的。”[③]進化論思想在早于達爾文50年的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那里已經明確提出，但是拉馬克無法合理解釋低等生物的繼續存在。達爾文用自然選擇完善了拉馬克的學說，他寫道：“根據我們的理論，低等生物的繼續存在是不難解釋的；因為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不一定包含進步性的發展——自然選擇只利用對于生物在其復雜生活關系中有利的那些變異。”[④]可見，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既可以解釋物種由低到高的演化序列，也可以解釋低等物種的繼續存在。針對前一種情況，賴欣巴哈的評論是確切的：“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和最適者生存的原理是用科學研究的手段發展出來，并且以完密的進化理論形式表述出來的。這就是為什么‘達爾文學說’這個名稱被用來表示通過自然選擇而實現的進化那種見解。”[⑤]所以，自然選擇是進化得以實現的內在動力，內含于物種進化的每一個環節。

自然界從無機到有機，直到最后產生出思維著的精神，在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所支撐的進化論思想的指引下，得到了最完美的解釋。因此，恩格斯說：“必須指出，達爾文學說是黑格爾關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內在聯系的論述在實踐上的證明。”[⑥]比達爾文稍晚的德國進化論學者海克爾這樣評價達爾文：“天文學中的萬有引力論（牛頓），天體演化學中的宇宙星云說（康德和拉普拉斯）……生物學中的起源論（拉馬克和達爾文），都是第一流的偉大理論；這些理論都是對其領域里的所有個別事實假設一種共同的原因，并證實同一個相互聯系的領域里的所有現象都受到由這一個原因所得出的固定規律所支配，從而從重大的自然現象中來解釋整個世界。”[⑦]達爾文把半個世紀所積累起來的大批事實材料加以論證，把生物學各個不同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集中到起源原則這一共同的焦點之上，并將它們加以統一的解釋，概括和創立了自然選擇理論，即達爾文主義。[⑧]

比較《物種起源》和《人類的由來》兩部著作，我們會發現達爾文對選擇所由實現的兩個基本環節——變異和遺傳——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物種起源》用三章來研究物種的變異：第一章研究家養狀態下的變異，第二章用來研究自然狀態下的變異，通過家養動物來窺測自然狀況下動物的變異機理，最后第五章用來總結變異的法則。正如海克爾所說：“從自然選擇原則中發現了變異的直接原因，而這正是拉馬克所缺少的。達爾文作為一個實際的動物馴化者，把人工選擇的經驗用于處在自由的自然狀態的有機體的身上。”[⑨]第二部著作《人類的由來》在完善變異法則的基礎上[⑩]，深入探討了遺傳的法則。[11]對于這兩個環節，達爾文總結說：“我們還應記住：各種高度發達的生物都已經經過了許多變異，并且每一個變異了的構造都有被遺傳下去的傾向，所以每一個變異不會輕易地失去，反而會一次又一次地進一步變化。因此，每一個物種的每一部分的構造，無論它是為著什么目的服務，都是許多遺傳變異的綜合物，是這個物種從習性和生活條件的改變中連續適應所得到的。”[12]

因此，“變異性和遺傳是選擇所由進行工作的基礎”。[13]變異著力于改變原有狀態，產生個體差異；而遺傳主要使物種特性確定下來。在此基礎上，達爾文科學地解釋了物種之間的過渡與轉化，論證了物種在地質上的演替。他說：“按照我的觀點，變種是在形成過程中的物種，即曾被我稱為初期的物種。”[14]同時在《物種起源》第八章論述本能時提出“本能在自然狀態下也是輕微地變異著的。”[15]在達爾文看來，一切都是流動著的。

在完成對物種起源基本規律的探討得出自然選擇理論之后，1871年達爾文向前邁出了重大的一步——探討人類的由來，并得出了性選擇理論。自然選擇與性選擇的邏輯關系，筆者認為是抽象和具體的關系，達爾文是這樣概括兩者之間的關系的：“性選擇的作用有賴于物種的某些個體，在傳代與繁殖方面，在與其它同性別的個體的競爭中取得了勝利。而自然選擇則不然，它的作用有賴于物種中某些個體，不分性別，也不分年齡，在一般生活方面，在對一般生活條件的適應方面，在和其它個體的競爭中，取得了成功。”[16]

二、性選擇

性選擇理論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僅僅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但在《人類的由來》一書里則已經成為龐大的理論體系。性選擇是針對第二性征而言的，達爾文對于第一性征與第二性征的定義為：“凡是兩性分開而雌雄異體的動物，雄性的一些生殖器官必然是和雌性的有所不同，而這些就是第一性征。但兩性之間還有和生殖的動作沒有直接關系而被亨特爾所稱為第二性征的一些差別。”[17]

首先，要明確性選擇是針對雌雄異體的動物界，同一種動物兩性之間的關系而言的。性選擇著力說明了兩性差異的第二性征的產生、發達與衰亡在不同進化級別的各個物種間的作用程度。

性選擇的定義是：“雄性的所以取得他們現有的更為發達的結構，目的所在，既然不是為了更適合于在生存競爭之中取得勝利，而是為了在求偶的競爭之中，占些便宜，而比其它的雄性，稍勝一籌，同時，也是為了他們把這種便利傳給了和自己屬于同一性別的子孫——在這里，而不在別處，我們說，起了作用的一定是性選擇了。恰恰就是這么一點不同于通常的自然選擇的重要差別導致我把這一形式的選擇定名為‘性選擇’。”[18]可見，性選擇與自然選擇的關系類似于求偶競爭與生存競爭的關系。

其次，性選擇只有在動物生殖年齡里才會發生作用。同時，第二性征的變異主要集中于雄性一方，雌性握有選擇權。為此，達爾文指出：“對任何尚未達到生殖年齡的動物，性選擇是絕不可能發生作用的。由于雄性動物的情欲強烈，迫不及待，它所從發生作用的對象，一般總是這一性，而不是雌性。”[19]

在以上幾條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達爾文展開了對動物界不同進化階梯上幾個典型物種在性選擇支撐下第二性征演化的考察。

在動物界最低級的幾個綱里沒有雌雄分化，第二性征是無從發展的，所以性選擇也就沒有用武之地。在經歷雌雄同體的軟體類和蠕形類兩個亞界的動物之后，我們在節肢動物亞界中的甲殼類這一綱才發現了第二性征的存在。因此，可以說，性選擇的作用起點在于雌雄異體剛剛開始的時候。

通過昆蟲類、魚類、兩棲類與爬行類作為過渡環節，終于到達了性選擇作用程度最為明顯的鳥類。性選擇作用下的第二性征在鳥類身上表現得最為發達，[20]從而容易進行研究，達爾文也給予了足足四章來論證鳥類中的性選擇。

鳥類的變異性主要發生在第二性征方面，“第二性征是特別傾向于發生變異的……我們也有理由可以相信，變異的發生，在雄性個體身上要比雌性個體身上更為容易。所有這些可能出現的情況都是對性選擇十分有利的。”[21]第二性征的變異主要集中于雄性一方，達爾文進一步指出：“說實在話，雌鳥在進化中所經歷的變化，作為一個通例來說，要比雄鳥為少，是可以無疑的了。”[22]

在此基礎上，達爾文在某種程度上發展了另外一種形式的“胚胎學”。在鳥類四章中，他非常關注幼鳥，并且說：“由于如此多的鳥種的幼鳥，在顏色上，在其它裝飾手段上，沒有經歷過多少變化，我們就有可能對它們早期祖先輩的羽毛狀態加以窺測，而作出一些判斷。而根據幼鳥未成熟的羽毛所提供的間接的記錄，我們又可以作出推論，認為自從那些祖先輩所存活的年代以來，縱觀鳥類這一整個的綱，今昔一路相比，羽毛之美是大大地所有增進了的。”[23]可見，幼鳥的羽毛形態可以看作是一般的、抽象的形態，而成年羽毛（主要是雄鳥）是展開的具體形態。

最后，根據四章中所列舉的事實，達爾文做出了這樣的結論：“認為戰斗用的武器、發聲用的器官、種類繁多的裝飾手段、鮮明和顯眼的顏色，一般總是通過變異與性選擇由雄鳥首先取得，然后依據若干條遺傳的法則用種種不同的方式傳遞給后代——雌鳥和幼鳥是被擱過一邊，而比較起來只經歷過極為有限的變化的。”[24]

通過哺乳類動物作為中間環節，達爾文考察了人類的性選擇的作用效果。對人類的考察，他明確地意識到性選擇已經無法解釋現代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他說道：“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就人類說，在一個很早的時期里，當人剛剛夠上人的身份或人的級位的時候，生活情況對性選擇在許多方面要比后來的一些時代更為有利得多。”[25]這是因為在一般動物時代，意識處于本能的控制之下，從而有性選擇活動的基礎；人類的逐漸形成，同時伴隨著意識從本能控制下解放的過程，理性注入了人的選擇之中，性選擇活動的基礎日趨瓦解。

可見，性選擇在動物界的作用程度，類似于數學上的“正態分布”，鳥類是其最高值，而兩側起終點分別是動物的兩個極端——甲殼類與人類。

總之，自然選擇是針對整個自然界各個物種的總體進化。自然選擇是一般，性選擇是特殊。因為，兩性之中的某一性（主要是雄性）作為變異主體，另一性也就成了前者的一個自然條件，從而性選擇也就成了自然選擇的一個部分。此外，自然選擇是性選擇的天然尺度。達爾文指出：“性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自然選擇的制約，使它的影響不至于越出有關物種的總的福利的范圍。”[26]

三、達爾文的方法

忽視達爾文《人類的由來》一書的重要價值，就必然導致在方法上片面的評價他。恰恰是這本書比《物種起源》更能真實詳盡地反映達爾文的方法論。《物種起源》一書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討自然界物種形成演化的基本規律，另一個目的在于反對“特創論”，破舊立新之中達爾文主要應用了歸納推理的方法，并且以演繹法為補充。為此，海克爾有過一段精彩的評價：“如果我們對生物變化論的這兩位偉大的奠基人作一比較，我們就會發現，拉馬克主要傾向于演繹法，他企圖設計一幅完整的一元論的自然圖式；而達爾文則與此相反，主要用歸納法，它主要關心的是通過觀察與實驗來盡可能可靠地論證物種起源論的各個部分。”[27]拉馬克所處的時代能夠提供的現實材料與科學條件遠沒有達爾文時代充足，前者進行相對抽象的、哲學上的演繹是無可厚非的。如果沒有拉馬克具有前瞻性的理論上的概括，達爾文的成就恐怕要推遲一段時間。

《物種起源》第一章考察家養狀況下的變異，第二章考察自然狀況下的變異。達爾文把有限的家養條件總結出來的一般原則進行推廣、延伸到無限的自然條件下，進行比較、鑒別，很好的運用了歸納推理的方法。在有限之中理解與把握無限，恩格斯這樣談過：“事實上，一切真實的、詳盡無遺的認識都只在于：我們在思想中把個別的東西從個別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從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們從有限中找到無限，從暫時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確定起來。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無限性的形式；它是許多有限的東西綜合為無限的東西。……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規律……對自然界的一切真實的認識，都是對永恒的東西、對無限的東西的認識，因而本質上是絕對的。”[28]

在歸納推論出自然選擇理論所支撐的物種漸進形成以后，達爾文巧妙靈活地運用了演繹推理，論證了地質記錄的不完全和生物在地質上的演替。恩格斯指出：“由于進化論的成就，有機界的全部分類都脫離了歸納法而回到了‘演繹法’，回到親緣關系上來——任何一個種屬都確確實實是由于親緣關系而從另外一個種屬演繹出來的，——而單純用歸納法來證明進化論是不可能的，因為進化論是完全反歸納法的。歸納法所運用的種、屬、綱等概念，由于進化論而變成了流動的，因而成為相對的了；而用相對的概念是不能作歸納推理的。”[29]所以，“歸納和演繹，正如分析和綜合一樣，是必然相互聯系著的。不應當犧牲一個而把另一個捧到天上去，應當把每一個都用到該用的地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注意它們的相互聯系、它們的相互補充。”[30]

有了《物種起源》所奠定的基礎，《人類的由來》的誕生就成了邏輯上的必然。兩書的關系以及兩個主題（自然選擇與性選擇）也均是演繹而來的。《人類的由來》一書中，達爾文主要采用了演繹推理的方法，并以歸納法作必要補充。

例如，達爾文在討論人的一些種族會滅絕時說道：“既然看到生殖系統對改變了的生活條件有其特殊的易感性的這一條法則，又看到它也適用到我們最近的近親，四手類動物，我也就很難懷疑，它也未嘗不能適用到原始狀態中的人了。”[31]這里，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達爾文把論證完一般動物以后所獲取的結論演繹推理到人類，非常典型的演繹方法。

《人類的由來》的第二篇與第三篇在論證性選擇時，我們明顯可以看到物種進化階梯的歷史順序與達爾文的邏輯是內在統一的，歷史與邏輯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在這本書中達爾文非常詳盡地運用和處理了“并行現象”與“胚胎學”。

在鳥類與哺乳類第二性征的演繹推理環節上，達爾文說：“哺乳類與鳥類之間，在它們所有的一切第二性征上面，有如情敵為戰斗而使用的武器、如供裝飾之用的許多附贅懸疣、如各種色彩，一種并行現象是顯著地存在的。在這兩個綱里，如果成年的兩性之間有所不同，不成年的幼小的兩性之間則幾乎總是彼此相似的，而在很大的一個多數的例子里，這幼小的兩性又和成年的母動物相近似。也在這兩個綱里，公的或雄的動物都是在進入生殖年齡不久之前才表現他們所屬性別所應有的種種特征，而如果在此以前遭到閹割，這些特征就再也不出現了。”[32]所以，“一經考慮到這種并行現象，我們就會想到，同樣的一個原因，初不論這原因是甚么，幾乎是毫無疑問地在哺乳類和鳥類身上起過作用。”[33]

在哺乳類與人類第二性征的演繹推理環節上，他指出：“男女孩和成熟的男子或女子相比，則與后者的相象程度要比與前者的相象程度高得多，幼小的公和母的動物也有這種情況。”[34]通過對動物的考察，演繹到人類，“從這些，我們看到人的兩性差別與四手類的兩性差別之間所存在的并行現象是如何地亦步亦趨了。”[35]

與“并行現象”密切相關的“胚胎學”在達爾文學說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胚胎學一直是分類工作的最為可靠的指南，而如果我們信賴胚胎學的詔示，看來我們就可以這樣地對脊椎動物的由來終于取得了一個探本窮源的線索。”[36]類似的情況反映到哲學上，我們就會力求發現矛盾的胚芽，以后的許多復雜而具體的各種形式與環節，無非是它的展開。達爾文進一步指出：“在胚胎學里，動物個體身上各個部門的先后發展，一般地說，正好代表著、并且也符合于這個動物所屬的支系中各種動物的先后推演而出的程序。”[37]所以，不同種類的某些動物的胚胎是很相似的，反映了一種抽象形態，在一致性基礎上的規律性才容易為人所掌握。差異性是在一般共同性基礎上成長起來的。

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的再現，通過分析現實的普遍和抽象的形態，是可以推論和追溯歷史的。為此，達爾文說：“通過對人的胚胎結構的一番考慮，包括他所表現的種種可以和低于它的動物相類比的所謂同原的器官或結構、他所保留的一些遺留而發育不全的器官或結構、以及在他身上可能發生的一些返祖遺傳的現象，我們，加上一番想象，就有可能部分地追憶到我們早期的祖先們所原有的狀態，和有可能把他們大致不差地安放在動物系列中應有的地位之上。這樣我們也就認識到，人是從一只有毛、有尾巴的四足類或獸類動物傳下來的，而在習性上可能是樹居的，并且是舊大陸上的一個居住者。”[38]

對于“胚胎學”的論述，最后讓我們記下海克爾這段話：“每一個科學家，只要他睜大眼睛深入到黑暗而極有趣的人類胚胎史的迷宮，并能把人的胚胎史和其他哺乳動物胚胎史進行批判的比較，那么它就可以在這類迷宮里發現意義重大的能照亮我們人類種系發生的燈塔。因為按照生物發生基本律來講，胚胎構造的各個不同階段，是一種重演性發生的遺傳現象，它像一盞明燈一樣照亮了我們祖先的各個相應的階段。”[39]

綜上所述，在歷史與邏輯完美統一的基礎上，達爾文在其自然科學研究中，在總體上真正復活了哲學上的方法——歸納法與演繹法。海克爾所擔心的自然科學與哲學的對立、經驗成果與思想成果之間這種反常的和破壞性的對立，我們可以發現在達爾文這里是被徹底消除了。[40]

四、達爾文學說的局限和貢獻

作為一個主張物種漸進生成的進化論學者，達爾文在論證人類的起源時必不可免地遇到了阻礙，他說：“在我們勢不由己地達到這樣一個關于人的起源的結論之后，在我們面前呈現的最大的難題是我們的高標準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性情又是怎樣來的這一個問題。”[41]達爾文其實已經抓住了最主要的問題，那就是什么是人類本質的、區別于一般動物的特征。

首先，在考察人的心理能力時，他寫道：“如果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才備有任何心理能力，或者，如果人的心理能力在性質上完全和低等動物不一樣的話，我們將永遠不能理解、或無法說服自己，我們的這些高度的能力是逐步逐步發展出來的。但我們可以指出，人和其它動物的心理，在性質上沒有甚么根本的差別，更不必說只是我們有心理能力，而其它動物完全沒有了。”[42]他進一步指出：“人和高等動物在心理上的差別雖大，這種差別肯定是個程度上、而不是種類上的差別。”[43]的確，人的心理能力或者干脆稱作思維或意識能力是逐漸形成的，這是符合進化論原則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問，人和動物的分水嶺是什么？人的類本質是什么？達爾文這樣回答；“原始人，當他還只具有很少幾種生活與生產藝術、而這些又是十分粗糙的時候，和當他的語言能力也極不完善的時候，是不是配稱為人，那得看我們對‘人’這個名詞所用的定義是甚么了。在長長的一系列生物類型里，下自某種猿一般的動物起，上至今天所存在的那樣的人，而在逐級上升之際，又沒有太多的跡象可尋，要在這其間認定具體的一個點，而說從這一點而上我們應該用‘人’這個名詞來稱呼，那將是不可能的。但這終究是一個很不重要的問題。”[44]抹煞掉自然界物種的漸進生成是荒謬的，而抹煞掉自然界的飛躍同樣是荒謬的。到此，達爾文暴露了他學說的一個重要問題，他甚至認為道德行為是可以遺傳的。他說：“依我看來，一些德行的傾向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都可以遺傳這一點，在事理上是完全沒有甚么不可能的。”[45]我們可以看到，在觸及到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作用下所展開的具體環節時，就暴露了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嚴格范圍所產生的局限。所以，筆者認為達爾文學說的最致命的缺陷在于考察人類起源時，把人類拽入到一般動物系列之中，以自然的一般性演化來分析人類的特殊，抹煞了人類的類本質。這樣，人類與一般動物的分水嶺被去掉了。

在相類似的問題上，海克爾是何等地對達爾文亦步亦趨。他在論證國家秩序時認為：“我們只有掌握了關于人和細胞的結構和生命的自然科學的知識，才能正確了解‘社會機體的結構和生命’，也就是國家的結構和生命。因為國家是由人來組成的，而人是由細胞組成的。”[46]他進一步論證世界秩序時說：“人類后裔作為種族和民族幾千年來為其生存和發展進行了斗爭，它的命運也完全受同一‘永恒的鐵的偉大的規律’所制約，就像千百萬年以來布滿地球的整個有機界的命運一樣。”[47] 相比之下，海克爾更為明顯地把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拽入到自然界來考察，以自然規律為視角來觀察人類社會，抹煞了兩者的根本區別。

達爾文學說的缺陷被一些人所利用，演變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割裂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聯系是錯誤的，而取消二者的區別同樣是錯誤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恰恰就是取消了這種本質區別。為此，盧卡奇有詳細的五點批判。[48]人類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在改變自然界的同時也在改變著自身，而“社會達爾文主義用這種美其名曰自然科學的方法就把歷史根本取消了。在歷史的進程中人沒有改變自己。”[49]盧卡奇進一步指出：“達爾文的發現曾幫助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然和社會理解為一個統一的巨大的歷史過程，而社會達爾文主義卻把進步的資產階級科學所取得的關于統一的人類世界歷史的概念摧毀了。”[50]可見，把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理解為同質的這種觀點是非常荒謬的。

其次，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有一個經常被達爾文提到的概念——人工選擇，并且是與自然選擇相對照時常常出現。在他看來，“自然選擇”具有“人工選擇”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我們已經看到，人類利用選擇，確能產生偉大的結果，并且通過累積‘自然’所給予的微小而有用的變異，他們就能使生物適合于自己的用途。但是‘自然選擇’，我們以后將看到，是一種不斷活動的力量，它無比地優越于微弱的人力，其差別正如‘自然’的工作和‘人工’相比一樣。”[51]在達爾文看來，自然選擇的活動是經久而持續的；人工選擇只能利用大自然的恩賜，而不能根據人類自己的利益要求去創造。倘若人類前進的步伐停止于此，那么中國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不會有今天這樣巨大的貢獻。很明顯，“人工選擇”并非無意識地選擇，而是有日漸強大的人類理性內含于其中的有意識地選擇。

寫到這里，我們就會明白上面所引用的波普爾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解了達爾文的，而賴欣巴哈僅看到了半個達爾文。[52]達爾文的真正的巨大貢獻在于，他以其自然選擇理論所支撐的進化論思想科學地解釋了人類理性所由產生的物質條件。換句話說，是自然選擇的力量把一種哺乳動物從大自然當中推到了人類的起點上，是自然選擇促動了“人”的意識從本能的控制下解放出來，意識從而成為人類主導世界的內在條件。

在動物身上，意識是從屬于本能的。的確，在自然界中產生意識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正如波普爾所言：“在更高一級層次上，這一大步是意識狀態的突現。隨著意識狀態和無意識狀態之間的區別，又有些全新的、最重要的東西進入宇宙。它是一個新世界：意識經驗的世界。”[53]

在人身上，人的所由形成恰恰是意識從本能的生命活動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實現的，自此意識逐漸控制和改造本能，而人的意識則是自覺的意識，也就是文化意識。正如黑格爾所言：“本能的行動與理智的和自由的行動的區別，一般說來，就是由于后者是隨自覺而出現的。”[54]正是在人類自覺意識主導下，實現了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并且這種自覺意識是日趨覺醒、逐漸強大的。

五、文化的起源與規定

盡管達爾文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但當他試圖以自然選擇規律來解釋人類社會問題的時候，就遇到了巨大的阻礙。從一定程度上講，這足以說明自然選擇嚴格的界限，也說明了人類社會有不同于自然界演化的另一套規律。理清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區別與聯系，有助于在二者統一的基礎上理解人類自身。

論證人類意識的形成與解放是許多思想家曾經關注過的，或多或少的區別了人類意識與一般動物意識，這樣也就為我們從總體上進行規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柏格森在論證生命的意義時指出：“從我們的觀點看，生命完全表現為一個巨大的波浪，它從一個中心向四周延伸，當它差不多到達圓圈時，就停下來，轉變為在原地振蕩：只有在一個點上障礙被突破，沖動才能自由通過。人類的力量記錄下來的就是這種自由。此外，除了人類，其他動物的意識都陷入絕境。因此，人類不斷地繼續生命的運動，盡管人類并沒有帶著生命所具有的一切。”[55]這與波普爾對意識突現的各種可能階段的猜想是比較接近的，波普爾推測了意識的起源及進化。[56]

對生命活動的性質，馬克思是這樣明確規定的：“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57]同時，人的類特性是相對于人所揚棄掉的，與之相對立的一般動物的生命活動而言的，是區別于一般動物的特性。所以，只有在人與一般動物性的關系中才能明確規定人的類特性。人的生命活動是自覺地、有意識地文化選擇，展開后的一個具體形式就是勞動。[58]換句話講，人的類特性恰恰在于“自由的意識性”，這種“自由的意識性”是內在于人的生命活動的每一個環節的。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于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59]意識受本能控制的是動物，本能被意識改造和駕馭的則是人。在自覺意識主導下的生命活動才具有了對象性，自然界從而有了生命活動的痕跡。

“因此，動物的意識，甚至最聰明的動物的意識，與人的意識的差異是根本上的。因為意識就是生物具有的選擇能力；意識與圍繞實際行動的可能行動的范圍是同外延的：意識是發明和自由的同義詞。但是，在動物身上，發明永遠只不過是日常的主題上的變化。動物局限在物種的習慣中，能通過個體的主動性擴展這些習慣，但只能暫時擺脫自動性，以便創造新的自動性：禁錮動物的大門剛剛打開，就馬上關閉了；動物拖著自己的鎖鏈，只是把它拉長了。而在人身上，意識砸碎了鎖鏈。在人身上，也只有在人身上，意識才獲得了解放。迄今為止的生命史，就是意識為提高物質所做的努力的歷史，就是重新落在意識之上的物質在不同程度上粉碎意識的歷史。”[60]柏格森這段精彩的論述，給了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發。只有在人身上，意識才獲得了最終的解放，從此人類開始了有意識選擇的文化過程，人類的選擇能力即文化能力（文化力）從而逐漸強大起來，推動著人類社會的前進與發展。

對于選擇能力和自由主動者資格，盧梭是這樣評說的：“因此，在一切動物之中，區別人的主要特點的，與其說是人的悟性，不如說是人的自由主動者的資格。自然支配著一切動物，禽獸總是服從；人雖然也受到同樣的支配，卻認為自己有服從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別是因為他能意識到這種自由，因而才顯示出他的精神的靈性。因為，物理學能夠在某種意義上解釋感官的機械作用和觀念的形成，但是在人的意志力或者勿寧說選擇力方面以及對于這種力的意識方面，我們只能發現一些純精神性的活動，這些活動都不能用力學的規律來解釋。”[61]筆者認為，這只能用文化規律來解釋。

人類意識的形成與解放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但是人類自覺活動的效果卻日趨顯著，人類做出了日益準確的文化選擇。正如恩格斯所言：“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歷史。動物也有一部歷史，即動物的起源和逐漸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的歷史。但是這部歷史是人替它們創造的，如果說它們自己也參預了創造，這也不是它們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離開狹義的動物愈遠，就愈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不能預見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對這一歷史的影響就愈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62]所以，“自從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以來，生物學進化逐漸為社會進化，為文化與文明的發展所補充。宇宙活動的這一最新階段——當前它的存在可能已受到威脅——也必須得到說明，必須找到適當的解釋。有關這個新問題，正產生著許多問題，這是些新的、令人吃驚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可能先于對整個文化和文化歷史的考察和批判性評價。”[63]

如果說自然界物種漸進形成的基本規律是自然選擇，那么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則是文化選擇。文化起源于意識與本能之間的矛盾。因為，“人類”這一概念本身就已經體現著它的對立面——一般動物，是在人類與一般動物的關系的基礎上來規定的，也就是文化活動與一般生命活動的關系。

當然，不是所有的有意識地選擇過程都是文化選擇，只有在與人類總體利益即人類文明相統一的條件下才是文化選擇——文化。反之，違背了人類總體利益的有意識地選擇就是反文化，反文化是一般動物性在人類社會中的“返祖現象”。文化選擇首先是由個體發生，文化沖突與文化融合是它的兩個基礎環節，經由文化的社會化，匯聚成人類總體的歷史文化選擇，推動著人類社會向更高的文明前進。正如紀樹立所說：“歷史本身沒有思維器官，是人、被賦予理性思維能力的人在思考著。這種崇高的反省精神，永遠推動人們超越自我、超越人類自身，使他們愈來愈遠離動物的本能，愈來愈走向更高的文明。這是歷史的理性的體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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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7頁。

[②] 紀樹立編譯：《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三聯書店，1987年，第445頁。

[③] 達爾文：《物種起源》，周建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95頁。

[④] 同上， 第140頁。

[⑤] H．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伯尼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2頁。

[⑥]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82頁。

[⑦] 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鄭開琪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259頁。

[⑧] 同上，第67頁。

[⑨] 同上，第67頁。

[⑩] 達爾文一共總結了九條變異法則，參見：《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3頁。

[11] 參見達爾文：《人類的由來》“遺傳的一些法則”第353——359頁；“準則六條”第715——744頁。

[12] 達爾文：《物種起源》，周建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13頁。

[13]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645頁。

[14] 達爾文：《物種起源》，周建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25頁。

[15] 同上，第310頁。

[16]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932頁。

[17] 同上，第325頁。

[18]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329頁；還可參見第510頁的定義。

[19] 同上，第371頁。

[20] “在鳥類一綱中間，種種第二性征要比其它各個動物的綱更為繁變、更為顯著……”，同上，第555頁。

[21] 同上，第648頁。

[22] 同上，第720頁。

[23]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758——759頁。

[24] 同上，第759頁。

[25] 同上，第914頁。

[26] 同上，第370頁。此外，還可參見第530、610頁。

[27] 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鄭開琪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67頁。

[28]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12頁。

[29] 同上，第205頁。

[30]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06頁。

[31]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94頁。

[32] 同上，第823頁。

[33] 同上，第823頁。

[34] 同上，第846頁。

[35] 同上，第848頁。

[36]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48頁。

[37] 同上，第251頁。

[38] 同上，第923頁。

[39] 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鄭開琪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59頁。他同時認為：“兩種動物在其整個形體構造及其自然系統中越是接近，其胚胎相似的過程就越長；在有關種類的系譜關系上就越密切，‘親緣關系’也就越近。”第57頁。

[40] 海克爾認為他那個時代：“純粹的經驗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形而上學家則‘只見森林，不見樹木’。‘自然哲學’中兩條探求真理的途徑，即經驗方法和思辨方法，自然是并行不悖的，可是直到今天，這兩派在許多方面卻還是背道而馳。”參見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鄭開琪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1頁；他認為唯一的解決途徑是：“對經驗的片面的過高估價，如同對思辨的片面估價一樣，都是很危險的謬誤，兩條認識途徑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第17頁。相比之下，賴欣巴哈掉入了“純粹的經驗家”的泥淖。參看H．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伯尼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此書中對思辨哲學（以黑格爾為代表）展開了強烈的批判。

[41]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924頁。

[42] 同上，第98頁。

[43] 同上，第189頁。

[44] 達爾文：《人類的由來》，潘光旦等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80頁。

[45] 同上，第186頁。同時，他也認為“教育”或多或少可以遺傳，詳見第856頁。

[46] 恩斯特·海克爾：《宇宙之謎——關于一元論哲學的通俗讀物》，鄭開琪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8頁。

[47] 同上，第231頁。

[48] 盧卡奇：《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0——621頁。

[49] 同上，第623頁。

[50] 盧卡奇：《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25頁。

[51] 達爾文：《物種起源》，周建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76頁。

[52] 賴欣巴哈認為：“達爾文的最偉大貢獻就在這里：達爾文看到，進化的進步能夠單用因果性來解釋，而不需任何目的論的見解。”參看H．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伯尼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54頁。反對“目的論”或“特創論”僅是達爾文貢獻的一個方面，而非全部。破舊與立新兩個方面的結合才是完整的達爾文。

[53] 紀樹立編譯：《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三聯書店，1987年，第433頁。

[54] 黑格爾：《邏輯學》上卷，楊一之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4頁。

[55] 亨利·柏格森：《創造進化論》，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20頁。

[56] 紀樹立編譯：《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三聯書店，1987年，第446頁。

[57]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頁。

[58] 馬克思說：“我們已經承認勞動的異化、勞動的外化這個事實，并對這一事實進行了分析。現在要問，人怎么使他的勞動外化、勞動異化？這種異化又怎么以人的發展的本質為根據？我們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外化勞動對人類發展進程的關系問題，就已經為解決這一任務得到了許多東西。因為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同上，第63頁。如果說，勞動是文化展開的一個具體形式，那么權力或權利則是另一個具體形式。權力或權利是文化社會化的內在條件。馬克思分析了私有財產（私有制）的產生原因是異化勞動，可是為什么會產生異化勞動呢？勞動為什么會被異化？我們的邏輯必須繼續向前推進，向歷史的初期推進。從物（私有財產）到人（異化勞動）是一個巨大的突破。到了人以后，問題就清晰了。是人自己的異化，類本質的異化。所以，在歷史的初期，是文化的異化（反文化），是權力（權利）的異化導致了勞動的異化，最后導致了私有財產的出現。

[59]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頁。

[60] 亨利·柏格森：《創造進化論》，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18——219頁。

[61]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83頁。

[62]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9頁。

[63] W．H．沃克邁斯特：《科學的哲學》，李德容等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89頁。

[64] 紀樹立：《編譯前言》，《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三聯書店，1987年，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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