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
《讀書》2001年第八期
王紹光
如果老外注意到咱這兒的稅收,
定會納悶我們哪有什么自由
樣樣事情都得納稅, 包括曬了天上的日頭
馬一備鞍就得上稅, 不管它是奔馳還是慢走
另外的收費更加邪門, 真可叫作無奇不有
寫自己的姓名, 進山打野獸
夜里點燈, 墻上開口
紅白喜事, 購買銷售
當官的樣樣都要把稅抽
死神也幫不了你的忙, 見閻王之前還得把稅款留.
--阿龍
誰是上面這首打油詩的作者阿龍? 如果讓讀者猜,
十有八九人們會認為他是位名不見經傳的
當代中國民間詩人, 這首詩是以夸張的手法抨擊怨聲載道的農村三亂。其實阿龍的原名為
Anon, 是十八世紀英國詩人, 這首詩作于1784年。 我們引用這首詩的目的是為了點出一個簡
單的事實: 中國農村目前的種種亂象在發達國家的歷史上也曾存在過。苛捐雜稅多如牛毛,
貪
污腐敗肆虐橫行決不是當代中國農村獨有的現象。其它國家的經驗顯示,要解決這些問題,出
路在于制度創新。美國在“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 1880-1920) 的財政制度建設
就是一個例子。
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美國在十九世紀末面臨的問題與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非常相象。那
時的美國也是腐敗橫行,假冒偽劣猖獗,重大災難屢屢發生,社會矛盾異常尖銳。 但危機也
是轉機,美國在這個時期進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制度建設 (state-building),其現代國家的基
礎就是在這個時期奠定的。 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已建立了一個高效的現代國家機器
(regulatory
state)。沒有在進步時代打下的基礎,羅斯福的“新政”不可能成功,“福利國
家”(welfare state) 不可能出現,美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也許完全會是另外一種結局。
“進步時代”也是美國現代財政制度的成型期。在此之前,美國財政制度既雜亂又低效,藏污
納垢,完全不對民眾負責。就收入而言,那時的稅種極多,凡是想像得出的名目都可用來向民
眾征稅,與今天中國多如牛毛的收費和罰款差不多。但那么多稅種卻無法使國家汲取足夠的財
政收入。就支出而言,那時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預算。每一個政府部門自己爭取資金,自己掌
控開支。一級政府并沒有一份詳盡而統一的預算。這樣,民眾和議會都無法對政府及其各部門
進行有效的監督,為貪贓枉法留下無數機會。
在進步時代,美國從收入和開支兩方面對其財政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造。
在收入方面,最重要的變化是引入了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當然,引入所得稅曾遭到保守
勢力的頑強抵抗。他們聳人聽聞地說,所得稅體現的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最高法院
也宣布這種稅違反美國憲法。不過,形勢比人強。到1913年,50個州中有42個州批準了憲法第
16條修正案:“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規定和征收所得稅。”
相對以前雜七雜八的稅種,所得稅有三大優勢。一是簡單:用一個稅種替代了一批稅種;二是
公平:稅負是依據經濟能力分配的;三是高產:這一類稅產生的收入比其它任何稅種都多。這
三大優勢有助于緩解美國當時面臨的嚴峻挑戰:急劇的社會變遷引發尖銳的階級沖突,而政府
缺乏再分配能力應付種種危機。在以后的年代里,所得稅在美國財政制度中扮演了“挑大梁”
的角色。事實上,所有發達國家都或遲或早經歷了引入所得稅的過程。現在,所得稅在所有這
些國家都是最重要的稅種。
在支出方面,最重要的變化是引入現代預算制度。直到20世紀初,在美國,所謂預算不過是一
堆雜亂無章的事后報帳單。對政府某部門的撥款只是一個總數,開支分類是沒有的,細目也是
沒有的,不準確,更談不上完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雖然號稱民主,民眾實際上根本無法對
政府行為進行有效監督。結果,腐敗現象屢禁不絕。
人們對腐敗的厭惡和憤怒成為了改革的動力。 1905年,一批人設立了旨在推動紐約市預算改
革的“紐約市政研究所”。今天大名鼎鼎的“布魯金斯研究所”(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便是由它演化而來的。這些預算改革者指出,預算問題決不僅僅是個無關緊要
的數字匯總問題,而是關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實的大問題。沒有預算的政府是 “看不見
的政府”( invisible government),而“看不見的政府”必然是“不負責任的政府”
(irresponsible
government)。“不負責任的政府”不可能是民主的政府。預算改革的目的就
是要把“看不見的政府”變為“看得見的政府” (visible government)。“看得見”,人民
才有可能對它進行監督。 在這個意義上,預算是一種對政府和政府官員“非暴力的制度控制
方法”(institutional method of control-without-violence)。 改革派的意思很清楚,與
其對人們的憤怒置若罔聞,聽任矛盾激化,不如進行預算改革,緩和階級沖突。
那么,什么樣的預算才算是現代意義上的預算呢?
首先, 它是一個關于未來政府支出的計劃,而不是事后的報帳。
其次, 它是一個統一的計劃,包括政府所有部門的開支。
第三, 它是一個詳盡的計劃,要列舉所有項目的開支,并對它們進行分類。
第四, 對計劃中的每項開支都要說明其理由,以便對開支的輕重緩急加以區別。
第五, 這個計劃必須對政府的行為有約束力:沒有列支項目不能開銷,列支的錢不 得挪作
它用。
第六, 這個計劃必須得到權力機構 (議會) 的批準,并接受其監督。
第七, 為了便于民眾監督,預算內容和預算過程必須透明。
當時,美國反腐敗還有另外一支生力軍,即所謂“耙糞者”(muckrakers),或以揭露黑幕為己
任的新聞記者。但預算改革者的思路與“耙糞者”很不一樣。后者把重點放在反腐敗上,而前
者認為,防腐敗比反腐敗更重要。在預算改革者看來,腐敗不是人品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只
要制度安排上存在大量漏洞,腐敗的出現是必然的,不管花多大力氣反,不管懲罰力度有多大
,效果也不會明顯。因此,要降低腐敗出現的可能性,重點必須放在堵塞制度漏洞上。預算改
革的目的正是為了堵塞制度漏洞。
在預算改革者的敦促下,紐約市在1908年推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份現代預算。當然這份預算還
很粗糙,只有市政府的四個主要部門拿出了分類開支計劃。以后幾年,紐約市的預算日臻完善
。到1913年,預算文件已從1908年的122頁增加到836頁。紐約市的經驗很快引起了美國其他城
市的興趣,它們紛紛索要“市政研究所”編制的“市政會計手冊”(A Handbook of
Municipal
Accounting),并派人到“市政研究所”舉辦的培訓班學習。不久,“預算”這個詞就象“民
主”和“社會正義”一樣變成美國的日常用語,任何政治參與者都能朗朗上口。到1919年,全
國已有44個州通過了預算法;到1929年,除阿拉斯加外,所有的州都有了自己的預算法。 初
戰告捷后,紐約市政研究所的大將移師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它們的努力下,國會終于在1921年
通過了“預算與會計法”(the 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至此,美國的預算改革可以說
是大功告成了。
看似不起眼的預算改革對美國后來的政治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它將各級政府行為
的細節第一次展現在陽光下,有效地遏制了腐敗的勢頭,
從而改善政府與民眾的關系,增強了
政府正當性。另一方面,它加強了政府內部的統一集中領導機制,提高了政府整體運作效率,
造就一個更加強有力的政府。預算改革前,美國各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都是由議會主導,威爾遜
總統把它稱作“國會政府”(Congressional
government)。預算改革將權力轉移到行政部門,
促使了美國現代總統制的形成。人們一般認為,羅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的資本主義。這
種看法只對了一半。如果沒有預算改革作鋪墊,即使羅斯福有實行“新政”的愿望,分散而低
效的體制也完全可能讓他的計劃無疾而終。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預算改革對緩解美
國社會矛盾,挽救資本主義體制功不可沒。
美國的經驗對我們至少有三點啟示:
第1, 公共財政制度是國家政治體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第2, 其重要性不第3,
下于選舉制
度,第4, 政黨政治,第5, 議會制度和輿論監督制度。
第6, 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改造公共財政是遏制腐敗,第7, 加大政府透明性,第8,
調節收
入分配,第9, 緩解社會矛盾,第10, 增強國家能力的制度條件。不第11,
改造公共財政,
第12, 無論是基層民主,第13, 還是更大范圍的民主,第14, 都難以發揮實效。改造公共
財政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政治改革的過程。
第15, 改造公共財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第16, 入口。它是低調的,第17, 不第18,
會過
分提高人們的期望值;它是具體的,第19, 比抽象談論“政治民主”更容易操作;它是務實
的,第20, 可以在不第21, 太長的時間里產生看得見的變化。
Sven Steinmo, Taxation and Democracy: Swedish, British,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Financing the Modern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nathan
Kahn, Budgeting Democracy: State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America, 1890-192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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