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體不能以美國是非為是非
——兼以此文祭《讀書》“改制”
頃見《報刊文摘》轉載《中華英才》第16期中國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的一篇文章，曰《黨內民主先行一步可規避風險》。既要適應“體制”，又要與全球化的美國霸權話語“接軌”—— 該文立論，是煞費苦心了的。不過，尷尬歸尷尬，說千說萬九九歸一，讀后給人的感覺，還是以美國是非為是非，皈依“民主化”。在殖民買辦文化觀念日益“深化”不可一世的話語環境下，該文有一定的普世代表性，故略為一議。
“西方發達國家，由于民主國家建立在前，政黨產生在后，在公民廣泛享有社會民主的條件下，構成了逐步推動政黨在黨內實行民主的有利氛圍。所以西方國家的民主道路是，先實行人民民主，再實行黨內民主。”
好一個“西方國家的道路是，先實行人民民主，再實行黨內民主”！
“論人民民主專政”，乃是建國之初毛澤東在一篇同名的經典名文提出的。其后，隨著對私改造的完成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我們國家政權的性質就明確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表述。后來，小平建議仍現階段仍叫“人民民主專政”，而且，還鄭重地將其列為“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不知主流精英是怎么“思想解放”的，“輕輕地我走了”，斗轉星移20春秋，就將這條“基本原則”作為高帽奉送給人家了。
自貶三等，甘認宗師：鄙人自愧弗如，但并無對尊駕的“民主化”持異議之意，只是鄙人不揣申明，我們不是“專制主義”，我們不過是“首先在黨內實行民主，通過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的發展”，千萬不要誤會！
當年批“凡是派”的時候，小平說得極好：不能拘泥于個別詞句，我們要堅持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體系。階級論乃是歷史唯物論的精髓，如此這般跟美國人的“人民民主”接軌，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的“體系” “輕輕的”丟了嗎？
在階級社會里，什么時候有過普世化的、超越階級的共同的“民主”！
自從隨著私有制產生人類分化為對立的階級以來，幾千年來一直是占有“生產要素”的剝削階級處于強勢和統治地位，他們通過國家政權支配社會，對弱勢勞動階級實行專政。在勞動階級實現“專制主義”之前，一直是如此。
其實我們說封建專制，并不意味著彼時黃世仁與楊白勞一樣都是“專制”對象。“封建專制”是在與近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相對而言的。封建時代固然以君主的集權為特征，但它依然是代表地主階級對農民農奴階級實施統治的政權，它的多如牛毛的法律，決策過程的“部議”“廷議”，施政過程的三省制約，等等，都是地主階級的民主形式。“民貴君輕，社稷次之”，就反映了階級制約關系，說明了“君主專制”的相對性和有限性。
資產階級是舉著“人”與“民主自由”的旗幟走上歷史舞臺的，它也曾以此吸引過大眾并激勵起自己的歷史創造的激情。在當他們取得了統治權利之后，人們才慢慢看清：原來，那“大寫的人”不過是人格化的資本；議會制的共和國，不過是所有資本家的董事會，大大小小的老板根據其股份享受著“民主”，對“生產要素”一無所有的階級，則“依法”享受著打工的“自由”。從上世紀 “新啟蒙”狂熱，到“包身工”和“黑窯奴工”的生活“啟蒙”后的失落，中國人對這一歷史過程的奧妙，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直感體悟。知識階層，不免有懵懂者的困惑，慨嘆“人文失落”了；而“主流”則不同，他們自始至終是居心叵測，正如牛津博士張維迎所說，他們推銷“民主”的目的，就是“物歸原主”，“歸”給中外老板，自己從中分一杯羹。“先富起來”，自然也會“先民主起來”。
到底“民主化”接軌能夠美妙到什么程度，抬頭向北方看看可知。
經歷了俄國“轉型”和拉美振蕩，“看不見的手”在全球出現了熊市，雖然在中國還算香餑餑，不過風光也不似當年了。“民主化”則是美國推行全球化霸權的口號，有誰不聽話了，看不順眼了，它隨時給你加個“邪惡”“恐怖”“殺傷武器”之類的惡謚，立馬就可以用航母和貧鈾彈、用美國大兵，去給你推行“民主化”。
這種帝國主義邏輯，從人家的角度看，自然不足為怪。但我們是中國人，還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呢，人家一刻也未放棄鏟共的口號，我們干嘛犯賤跟人家鸚鵡學舌呢？
買辦精英要“做一夜美國人”，那是他們的自由，但畢竟是少數。可我們的主流媒體，在 “不爭論”中，偷偷摸摸地，將自己性命攸關的“基本原則”，換成了美國霸權主義的教條——真有點匪夷所思！
文章雖然出自“科研部”，但無半點學術味道，比如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是否都是“民主國家建立在前，政黨產生在后”啦、英法美等國建立“民主國家”后是否就實現普選權啦、等等，除了流行的時尚話語，讀后真使人懷疑作者作者的歷史常識水平。它不禁使人想起主流經濟學家們諸如中國幾千年“不保護富人，所以貧窮”之類的高論——這就是“轉型”精英的全部“學術”的寫照！
西方國家是非“先實行人民民主”了，請看一則資料：
“自由主義者對民眾的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對民眾的敵視使得享受選舉權的人在很長時期里局限于少數經濟和知識精英。財產資格、識字程度和其它種種限制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排除在選舉大門之外。有產者最關心的是自己的財產權，所以他們最害怕的就是無產者或少產者能參與重大政治決策。法國革命夠激烈了，但涉及到財產問題，其領導人的立場是相當清楚的。《人權宣言》和《1791年憲法》的執筆者西哀士傾向于將選舉權限于納稅者，把所謂家仆、流浪者、乞丐、婦女統統排斥在外。當時法國有2700萬人口，1791年只有400萬男性公民享有選舉權。1793年的激進憲法把選舉權擴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從沒有付諸實施。1795年憲法倒退，恢復財產權為基礎的選舉權，并更加嚴格，僅限于少數相對富有的資產者和納稅人，結果選民下降到10萬人左右。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下，第二共和國實行普選制。但1850年5月，制憲議會為防止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執政，取消普選權。直到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才確立了男子普選權。法國婦女得到選舉權已是1944年的事了。”
“1688年光榮革命后200年，英國始終是少數上層精英專政。1832年議會改革以前，有選舉權的公民只占總人口的3.1%。經過改革，選民人數也只占總人口的4.5%。
這令正在興起的工人階級極度不滿，
1838年，以爭取男性普選權為目標的憲章運動開始。在此后十年里，憲章派一次次動員民眾向議會請愿，但屢屢遭到鎮壓。雖然憲章運動最后以失敗告終，但其產生的壓力迫使英國于1867年實行第二次議會改革，將選民人數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選權的實現要等到1885年。再過40多年，到1928年，英國婦女才獲得選舉權。在這整個過程中，英國的自由派――輝格黨人（后來并入自由黨）一直是強烈反對民主的。“
（轉引自王紹光《警惕對民主的修飾》）
談到這一話題，不免聯想到《讀書》的悲劇了。《讀書》2003年第4期看在著名學者王紹光的一篇文章《警惕對民主的修飾》——那才是“學術”啊！對比一下吧，看看充斥媒體的霸權精英的文字，有幾個“有實事求是之意”的？他們除了了倚勢欺人，糊弄百姓之外，到底有多少“學術”成分？
從此也看悟出，《讀書》為什么罪不容誅，非“改制”不可了。——像王紹光這樣的“極左”文章，任其流毒怎么到得了“天津”！
王紹光原文附錄于后：
王紹光：《警惕對民主的修飾》
《讀書》2003年第4期
在希臘語中，民主一詞由兩部分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種治理方式。兩者聯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著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準確地說，由所有公民參與決策的制度。
從斯巴達和雅典算起，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但至少在頭2300年，民主并不是個褒義詞。只是到了19世紀，民主才逐漸開始被廣泛接受。民主真正獲得不可爭辯的正面評價，實際上是20世紀以后的事。在民主還沒有得到普遍認同時，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飾詞。而隨著對民主褒獎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飾詞也越來越多，如代議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憲政民主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修飾詞都很悅耳，但顯然不是可有可無；否則，干嗎多此一舉？不過對這些修飾詞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向你推銷鉆石，但在鉆石前加上一串花里胡哨的修飾詞，你會不會懷疑他是拿人工鉆石蒙你？民主比鉆石重要得多。如果你真喜歡民主，恐怕應對"民主"前面的修飾詞有所警覺，看加上修飾詞的民主是否變了味。
（一）
要搞清楚為什幺有人喜歡在民主前面加修飾詞，還得從民主為什幺在兩千多年里招人憎惡說起。在雅典時期，民主是個帶侮辱性的字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曾按參與治理的人數多寡對各類政體進行分類，他們都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接近最糟糕的政體。民主之所以糟糕，是因為"多數的統治"意味著"窮人的統治"。柏拉圖認為，"真"和"善"這些人類的優秀品質并不是來源于多數人，而是來源于一小部分天資聰慧的飽學之士。強調公民平等則無異于摧殘人類的優秀品質。因此，民主必然是一種腐敗的制度。亞里士多德不否認多數人的統治可能干好事，但他依然懼怕民主，因為在他看來，民主制度可能導致窮人干壞事，如不尊重財產權，甚至發動騷亂。古希臘的多數思想家都同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民主的判斷。其實，雅典真正的窮人根本不能享受民主權利。在那個小小的城邦里，公民不過三、四萬人，而被排斥在民主過程之外的奴隸、外邦人和婦女也達到五位數。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窮人"，按當時的標準恐怕應該屬于中產階級。
中世紀的意大利出現了一些城邦共和國，但它們從未把自己稱為"民主"。開始這是因為"民主"一詞失傳已久。不過到13世紀中葉，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譯成了拉丁文后，人們仍然對"民主"避之唯恐不及，因為"民主"在亞里士多德的分類中屬于"旨在維護窮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體形式"。城邦共和國的支持者托馬斯－阿奎那的評論可謂一言中的："民主就是一種平民政體，其中民眾僅僅靠著人多勢眾便壓榨富人，結果使全體人民都變成了暴君"。
進入近代，17世紀的平等派開始要求政治平等。回頭看來，他們可以說是民主運動的先驅。但他們從未公開要求過民主，對普選權毫無興趣。他們要求的不過是將選票當作特權賦予那些經濟上獨立的成年男性戶主。其它男人，尤其是靠工資過活的工人和靠救濟度日的貧民則被排除在選舉權之外。
18世紀的啟蒙派也大都敵視民主。用伏爾泰的話說，啟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為大多數男人愚昧無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藥，真正受到理性光輝照耀的人只是鳳毛麟角。洛克在日記中寫道，由于大多數人類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類的未來不能由多數人掌握，只能由開明者掌握。康德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民主是種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 form of government），因為它不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礎上，而是建筑在多數的隨意性（caprice）上。彌爾頓則更直截了當，他認為必須由少數開明者強迫多數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話，多數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動機迫使少數人成為奴隸。
現在，人們一般把法國革命看作現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這個詞當時并不常用。寫在法國革命旗幟上的是"自由、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后，有產者對民眾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于是一時間民主被當作了財產掠奪、暴民政治、紅色恐怖的代名詞。潮流所至，搞得民主這個詞在美國用語中一度銷聲匿跡，直到1826年杰克遜建立民主黨后，它才重見天日。曾擔任過一年法國首相的歷史學家基佐在1837年談到了他對民主的擔憂："民主……是多數下層人反對少數上層人的旗幟。這面旗幟有時是為了爭取最合理的權利而舉起，有時卻是為了滿足最殘暴，最邪惡的激情而舉起；它有時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權者，有時卻把矛頭對準最合法的權威。"當時主流社會對民主的畏懼由此可見一斑。
可以說，從古希臘到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社會上層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獸。有產者擔心，一旦允許大眾參與政治，窮人勢必會利用手中的權力要求剝奪富人的財產，然后揮霍一空。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不受侵犯，有產者竭盡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現。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著對民主詛咒的時候，"民主"一詞前面很少出現修飾詞。
（二）
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出現以爭取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1848－1849年間，法國、德意志、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繼爆發民眾廣泛參與的革命。雖然這些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但它們大大震動了歐洲的精英階層。此后這些階層中的一部分人開始意識到民主潮流難以阻擋，托克維爾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在這種背景下，談民主的人多起來，民主變革也接踵而至。穆勒的一句評語十分精到："盡管知識階級中沒有喜歡它，民主還是不期而至"。當然有產者對民主懷有更大的戒心。他們迫于形勢不得不面對民主潮流且戰且退。但他們對自己的底線是十分清楚的，這就是要盡可能地維護私有產權。用在民主前加修飾詞的方法來閹割民主、馴化民主是他們的對抗民主的主要策略。限于篇幅，這里僅討論四種被修飾的民主概念。
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議會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是英國人的發現，其實質是以代議民主取代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用少數來取代多數。在有產者看來，如果民主任由廣大民眾直接參與，它便很難駕馭。一旦換成競選代表，民主就馴服多了。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還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國，選舉采用的都是抽簽制，每個人當選的機會完全是隨機的、均等的。競選則是拼資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經濟和知識精英分子入圍，把窮人、愚人破除在外。有人以為，政體規模擴大是采取間接代議民主的唯一原因。其實不然，潘恩就說過，既使是在小范圍，代議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他相信，如果雅典采用代議制，一定比實行直接民主運作得更好。
議會制度不僅是代議性質，而且往往還與其它東西攙雜在一起。對有產者來說，既使民眾不直接參與決策，而是選舉代表制訂政策，還是有危及他們產權的可能性。為了防止民選代表胡來，他們發展出一套平衡理論，說民主制、貴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將三者混合在一起的制度。據說，如果一個制度只要民主的成分，它很容易釀成騷亂，出現無政府狀態。只有加上貴族制特有的智能和君主制特有的秩序，民主制的優點才能得到發揚，其弱點才能得以克服。英國第一任財政大臣、輝格黨領袖羅伯特－沃爾波爾（1676－1745）的說得很清楚，"君主、貴族和民主三種政府形式混合攙雜在一起可以帶來三者各自的長處，同時避免三者潛在的危險"。其潛臺詞是，純粹的民主是最可怕的政體。的確，英國的代議制是典型的混合政體：國王是君主制的象征，由世襲貴族和委任的各界名流組成的上院是貴族制的象征，經選舉產生的下院是民主制的象征。前兩者都是為了給魯莽的民主激情套上轡頭。很多英國政論家相信，如果不保留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成分，英國的議會民主就難以運作。
美國的代議制最初也是一種混合制。原因很簡單，當時那些積極參與建國的精英們要建立的并不是一個由人民直接參與治理的民主制度，而是一個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共和體制。在今天看來，這兩者幾乎沒有什幺區別；但在當時，美國的國父們卻很了解這兩者完全不是一碼事。這就是為什幺這些"國父"中很少有人希望人家把他們叫做民主分子。現在很多人把湯姆斯－杰弗遜祭為美國民主的奠基人，但他本人從未在其出版物中或公眾場合自稱民主派。只有他的政敵才譏諷他為民主派。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63篇中說得更露骨，他認為未來的美國政府應該與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體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務"。既然無意讓人民直接參與政治，在建立由選民選舉產生的眾議院的同時，還必須附加一些類似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機制。于是便出現了由選舉團小圈子推選的總統，由間接選舉產生的參議院，以及不經選舉產生的終身法官。不少人以為，兩院制、三權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其實，這種設計的本意正是為了限制民主。查爾斯－比爾德在《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制度的經濟意義在于，有產精英階層得以憑借其資源和知識的優勢，在必要時獲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國會內多數的控制。"
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現在人們聽"自由民主"聽多了、聽順了耳，往往以為"自由"與"民主"兩者互為前提，不可分割。其實在很長時間里，這兩者不僅被認為是不同的，而且被認為是相互對立的。
古典自由主義者在反抗君權、神權和封建貴族體制方面的確不遺余力，但他們爭取的更多的是新興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權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選權。自由是好東西，不過自由主義者未必有興趣爭取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權利，并把民主當作自由的敵人。
貢斯當（1767－1830）是十九世紀早期法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便把"無限的人民主權"看作一種邪惡。
有人把邊訫（1748－1832）譽為"英國大眾民主的理論奠基人"，但他主張將選舉權限制為受過教育的男性成年人。
比他稍晚一點的托克維爾（1805－1859）敏感地意識到，伴隨經濟繁榮、教育普及程度擴大、交通和通訊速度加快、以及人口流動性提高，民主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他因此曾勸說保守派接受逐步擴大的選舉權，不過他的理由是，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設法影響民主未來的走向。在《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自由與民主的矛盾成為其中心議題。他相信，大眾中蘊藏著一種危險的文化傾向，直接威脅個人自由。正是托克維爾發明了"多數暴政"這個被后世自由主義者念念不忘的字眼。
活躍于十九世紀中葉的穆勒（1806－1873）也感到了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民主風潮，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把民主看成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憲章運動帶來的騷亂和托克維爾關于"多數暴政"的論述使他對可能出現的工人階級統治心藏戒心。為了避免所謂"假民主"，他提出一套措施限制工人階級的影響，包括賦予知識階級多于一票的權利。
與穆勒幾乎同時的小說家福樓拜（1821－1880）對民眾也十分恐懼，他說得有點赤裸裸，"今后的剝奪個人自由的將不是專制君主，而是民眾"。
自由主義者對民眾的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對民眾的敵視使得享受選舉權的人在很長時期里局限于少數經濟和知識精英。財產資格、識字程度和其它種種限制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排除在選舉大門之外。有產者最關心的是自己的財產權，所以他們最害怕的就是無產者或少產者能參與重大政治決策。法國革命夠激烈了，但涉及到財產問題，其領導人的立場是相當清楚的。《人權宣言》和《1791年憲法》的執筆者西哀士傾向于將選舉權限于納稅者，把所謂家仆、流浪者、乞丐、婦女統統排斥在外。當時法國有2700萬人口，1791年只有400萬男性公民享有選舉權。1793年的激進憲法把選舉權擴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從沒有付諸實施。1795年憲法倒退，恢復財產權為基礎的選舉權，并更加嚴格，僅限于少數相對富有的資產者和納稅人，結果選民下降到10萬人左右。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下，第二共和國實行普選制。但1850年5月，制憲議會為防止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執政，取消普選權。直到第三共和國時期，法國才確立了男子普選權。法國婦女得到選舉權已是1944年的事了。
1688年光榮革命后200年，英國始終是少數上層精英專政。1832年議會改革以前，有選舉權的公民只占總人口的3.1%。經過改革，選民人數也只占總人口的4.5%。
這令正在興起的工人階級極度不滿，
1838年，以爭取男性普選權為目標的憲章運動開始。在此后十年里，憲章派一次次動員民眾向議會請愿，但屢屢遭到鎮壓。雖然憲章運動最后以失敗告終，但其產生的壓力迫使英國于1867年實行第二次議會改革，將選民人數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選權的實現要等到1885年。再過40多年，到1928年，英國婦女才獲得選舉權。在這整個過程中，英國的自由派――輝格黨人（后來并入自由黨）一直是強烈反對民主的。
其它西方國家的情況是大同小異。英國工黨領袖拉斯基回顧這段歷史時，說了一段話可謂一針見血："自由派的理想是讓中產階級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權，而讓無產階級留在鎖鏈中"。
多元民主 (Pluralist democracy)
既使實現了普選權，代議制在多大程度能讓人民當家作主呢？美國號稱民主，又是普選權落實比較早的國家，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們卻發現了那里存在一個若隱若現的"影子政府"，由政治老板們從幕后操縱選舉和政黨，而這些老板們本人既不是選舉出了的，也不必對任何人負責。在他們操縱下選出來的人當然也好不到那里去，結果就有了馬克吐溫那句著名的俏皮話："美國唯一明顯的犯罪團伙就是國會"。除了美國以外，其它那些自稱"民主"的國家也差不多。因此，人們為當時的那些"民主制"起了很多綽號，如
"公爵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dukes), "鐵哥們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pals)，或"銀行家共和國" （the republic of bankers）等等。
這種情況迫使人們調整對以代議制為特征的民主的認識。1908年，Graham Wallas寫了一本題為《政治中的人性》的書，他在前言中說，"看來關于最佳政府形態的爭論已經結束，代議制民主明顯勝出"。但他同時感到，這種民主有什幺地方不對勁，因為"一度附在民主上的光環早已消失了"。其實，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早就斷言，代議制根本不是民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的這個判斷開始得到越來越多不同派別人士的認同。例如，韋伯發現，"不管是民主制還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數人的游戲"。費邊社成員G.D.H.Cole打趣地說，"19世紀最大的發現就是所謂民主政府根本不會給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任何變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和思想家馬斯卡提出了他們的精英理論和所謂"寡頭統治的鐵律"("Iron laws of oligarchy")。在他們看來，不管是什幺政體，民主也罷，不民主也罷，最終都是由一小撮精英分子支配。如果說代議民主與其它政體有什幺區別的話，那就是民主是一種披上了偽裝的寡頭政治。
寡頭政治十分難聽。但不實行寡頭政治，有產者又放心不下。林肯曾將民主定義為民治 (by the people)，民有 (of thepeople)，民享 (for thepeople)。但有產者認為民治是危險的，因為民眾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斷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重新定義民主，讓人們覺得經過某些程序產生的寡頭政治其實還不錯。熊彼特的建議完成了這個轉換。在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謂"古典民主觀"，而給民主下了一個程序性的定義：只要一個政治制度允許定期的競爭性選舉，它就是民主的了。在熊彼特看來，原來的民主觀把人民放在首位、而把他們對代表的挑選放在第二位是不對的。他將兩者的地位對調了一下：把選舉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決定權放在第二位。經過這幺一掉換，民眾參與政治的作用便被限制在四，五年選一次政府的范圍內了。民主即是讓人民在幾個相互競爭的精英團體中進行選擇。只要有對領導權的競爭，或政治精英對選票的競爭就算民主了。這樣的"民主"被化約為幾個政黨之間的選舉競爭(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當家作主則顯得不重要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流行的多元民主理論也是一種對精英民主的辯護。為了對以往的"烏托邦民主理論"或"大眾民主"(populisticdemocracy) 理論釜底抽薪，多元民主理論首先試圖消解"人民"這個概念。據說社會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數"，只有許多"少數"。既然沒有構成多數的"人民"，哪有會有什幺"民治"呢？但將人民分解成許多"少數"還要避免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沾邊，于是民眾不是被分解成"階級"，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團"。民主不是要發現共同的公眾利益，而是為"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提供一個舞臺。
但利益集團不也是被精英們把持的嗎？那到頭來不還是寡頭政治嗎？多元論者的回應是，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使得沒有一個單獨的精英團體能夠壟斷政治決策，因此，便不存在所謂"寡頭統治的鐵律"。以多個精英團體競爭為特征的民主政體，叫做"多頭政體"(Polyarchy),它既可以防止獨裁統治的出現，又可以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現，對有產階級來說，真是再貼心不過了。但這種政體的主角已經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對此，多元論者滿不在乎。用DavidTruman的話說，從實際運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purposes, the people)。精英們也許真這幺自我感覺良好，老百姓是否這樣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憲政民主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憲政"現在是個時髦的字眼。但相當多的人把"憲政"僅僅理解為"法治" (rule of law),即政府必須落實憲法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同時自身嚴格按憲法和法律辦事。但憲政的本來含意是用憲法來制約國家的權力，不管這個權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還是由民主政府行使。18世紀末，19世紀初立憲運動興起的很重要一個原因是有產者希望保證貢斯當所說的"現代自由"（或伯林所說的"消極自由"）不被民主大潮吞噬。貢斯當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即要用所謂"自由"為民主設置障礙，最終"馴服"民主。憲政便是制伏民主烈馬的韁繩，它用憲法禁止條款確認某些個人權利將不服從多數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權利行使的范圍。當然，對有產者而言，最重要的個人權利是財產權。亞當斯密就反復強調，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富人，對抗窮人。因此，必須對私有產權進行整體上的保護，包括在憲法中特別列舉私人產權，在它周圍豎起一道警戒線，不允許任何人染指。很清楚，憲政主義在本質上是反民主的。在這個問題上，早期的憲政主義者毫不掩飾。例如，他們就不愿用"民主"稱呼美國的憲政體制。
民主需不需要剛性憲法限制是個老問題，從杰佛遜和潘恩時代開始就爭論不休，沒有定論。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討論。既使民主需要憲法的剛性限制，應不應該把私人產權置于民主之上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有產階級當然希望把有關財產權的議題放到民主決策的范圍之外，成為他們自己的禁苑。例如，在美國，私人產權曾經"神圣"過150多年，限定了美國政府權力行使的范圍。那時，有產者及其代言人可以借口"保護私人產權"宣布所得稅違憲、反對政府對生產過程和產品質量進行監管、反對制定最低工資、反對設定最長工時、反對政府為窮人和需要幫助的人提供任何福利待遇。但將產權神圣化的結果是社會兩極嚴重分化，階級斗爭日益激化，最終危及到資本主義制度生存。
在這種背景下，從1937年開始，財產權逐步在美國喪失了其"神圣性"。現在，相比其它西方國家，美國恐怕仍是最崇尚私人產權的國家。但既使在那里，產權也不再被看成是一種東西，而是一束權利，包括使用權、處置權、受益權、轉讓權等等。這些具體權利中的任何一項都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對產權的客體有嚴格的限制，不允許對人擁有產權（奴隸）；私人財產的使用（包括自家的前后花園）要服從各級政府的監管（regulation）；由私人財產創造的收益要交納各類稅款。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禁止在不給予合理賠償的情況下，將私有財產充作公用，但現在法院對"公用"的解釋已變得如此寬泛，連強行拆除一片社區，交由通用汽車公司使用也可算作"公用"了。其它諸如房價管制（rentcontrol），分區規劃（zoning），勞工法，土地使用規范都是對私人產權的"侵犯"。因此可以說，現在私人產權已不再是個人權利和政府權力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了。如果回到私人產權"神圣"的年代，哪會有什幺"憲政民主"？只會有"憲政財主"。
（三）
有產階級一直對民主十分敵視，生怕民眾一旦有了參與政治的權利，他們的財產權會受到侵害。那幺，為什幺民主與有產者在經歷了兩千多年互相懷疑的緊張關系之后終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握手言和了呢？加在民主前面的那些修飾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代議"、"自由"、"多元"和"憲政"閹割了民主的真髓，把民主從難以駕馭的烈馬變成了溫順的小羊。正如雪瓦斯基（AdamPrzeworski）指出的那樣，如果有產階級得不到對其財產權的保障，他們是拼死也不會接受民主的。資產主義社會的民主說到底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妥協的產物。中國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產者作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盲目采用西方舶來的那些對民主的修飾，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來源:《讀書》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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