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主編落馬 《讀書》 向右走
2007-08-26
● 韓詠紅（北京特稿）
在中國思想界具特殊影響力的《讀書》雜志，上月中旬突然撤換兩名執行主編。主掌雜志11年的新左派學者汪暉，及另一執行主編黃平在三聯書店“更加嚴格”的管理要求下被免職，接近退休年齡的《讀書》資深編輯吳彬接任。此外，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副總編輯潘振平被安排擔任原本懸空的主編一職。
《讀書》換帥，在中國思想界輿論界引起持續性震蕩。《讀書》在中國知識界內享有崇高地位，決定《讀書》主編人選必然成為話題。然而，這一次人事改組引起很大爭議的更重要原因，是它牽出中國思想界一直存在的左右之爭，有人將之形容為“20余年右翼在政治上實力成長的一次收割”。盡管汪暉本人并不認同“新左派”的頭銜，但他作為新左領軍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去職就被認為是知識界里左翼遭打壓，左退右進的明確標記。
對于汪暉被免，輿論界出現“鼓掌歡呼”和“拍案怒罵”兩種聲音，對立投射出新左與自由派的尖銳對峙，舊怨新仇再次被挑起。不過，也有學者提醒：政治權力無分左、右翼思想，對民間刊物“一視同仁”體制化、官僚化的收編趨勢，才是事件不能忽視的更大背景。
換帥背后有陰謀？
北京的《新京報》最早透露《讀書》換將端倪，6月21日該報披露《讀書》或將改組的內情，并訪問了三聯書店副總經理、《讀書》前任主編以及一名出版界行內人，不同受訪者反映《讀書》經營出現困難，訂戶下滑嚴重，《讀書》現在“太悶了”“不好讀”。
這則新聞讓一些人驚奇，包括出版界和文化界人士，包括汪暉本人。
因為，剛在5月份，汪暉、黃平剛主編并推出六卷本《讀書》十年精選集（1996年～2005年），引起知識界和新聞界的關注，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舉辦了專門的研討會。
據汪暉事后受訪時的敘述，對于改組他事先并不知情。《新京報》報道發表后，他被三聯書店告知，根據三聯書店的上屬單位中國出版集團整體改制的新形勢，旗下刊物主編須由主管單位現職人員擔任，加強統一管理。換言之，全職為清華大學教授的汪暉，和身任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的黃平不適合繼續擔任主編職務。三聯書店負責人并要求馬上實行，不允許過渡期。7月10日，三聯書店領導召開《讀書》編輯部會議，正式宣布更換主編
汪暉數次受訪時均表示“感到很氣憤”，他透露自2002年已和三聯書店討論過離任事宜，他并不戀棧主編職務，但不能理解三聯書店這次的操作方式。
對于訂戶量下滑的說法，他澄清說，11年來《讀書》印數都在9萬冊到12萬冊之間，今年《讀書》的郵訂數還有所上升，略有下滑的是零售回款方面，而這部分涉及行政問題，不僅出在編務方面。
至于《讀書》“不好讀”的批評，汪暉駁為“不是真問題”。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專訪時說：“只有在高度消費化的時代，大家只愿意輕松地看看圖片，你才能把所謂好看不好看變成一個所謂的衡量標準。”
左右暗中角力？
伴隨事件發展還出現一個插曲。被《新京報》引述批評《讀書》“太悶”的《天涯》雜志主編李少君，事后在網上撰文譴責《新京報》的報道歪曲事實，他并沒批評《讀書》。
這個插曲，加強了一些左翼同情者從事件中嗅到的“陰謀”氣息。在他們看來，這次換帥，就是右翼的《新京報》、三聯書店，以及社會主流精英搶奪《讀書》陣地的一次合謀。
和自由主義一樣，新左派對中國來說也是西洋舶來品，但前者比后者更早傳入中國。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知識界新左翼和部分右翼在推動思想解放以及推進改革的問題上，曾是目標一致的戰友。
知識界內自由主義、新左派、新保守主義（新儒家）三派鼎立的局面，出現在90年代。1998年以后，中國知識界爆發幾輪大論戰，在有關“經濟學家的作用”和“公正與自由”的尖銳討論中，自由主義和新左形成對峙的態勢。
按汪暉的說法，1998年時“火藥味已經很重了。”從自由主義一派學者看來，新左派是發動攻擊的一方，自由派是守的一方，而進攻方并沒有完整的理論，其立論基點只是對手的直接攻擊。
被認為是自由主義派的中山大學教授任劍濤，在《解讀“新左派”》長文中批評新左派：“資本主義越來越不濟，是他們凸顯社會主義正當性的前提。但是資本主義的長程合理性，他們卻不愿意予以考慮，以致于他們對社會主義式普遍民主的熱切期望，對資本主義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們在兩種體系之間適當權衡的眼光從新左派的角度看，問題的出現首先是因為隨著時代的轉變，中國出現右翼化的潮流，一系列環境問題、“三農”問題、國企改革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隨著中國加入WTO而凸顯。汪暉最近在訪問中也說，許多知識分子簡單地將市場化、全球化、私有化視為普遍的、絕對的價值，由于他們拒絕反思，右翼化發展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分化、環境災難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飾了。
在爭論的過程中，兩派彼此批評對方套用外國的學理分析中國的問題。
茶杯里的風波？
《讀書》換帥這原本屬于出版界和思想界的事件，由于是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倉促進行，讓外界因而產生中共高層正“抑左揚右”的推測和聯想。
去年底至今年初，自由主義言論多次高調見諸公開媒體。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高調介紹民主；黨內人士主持的《炎黃春秋》甚至發表文章挑戰中共傳統意識形態，亦安然無恙。此時發生《讀書》換帥和前不久《中國發展簡報》被封，讓人看到左翼思想被抑制的趨勢。
正因為主流社會、多數公開報章和高層政策都傾向更明確支持市場經濟和私有化，一些論者認為，保留《讀書》和新左派對主流政策質疑聲音，有其價值和必要，何況當前中國表達新左派觀點的刊物大約只有兩三家。
《讀書》同情者者將“換帥”事件視為某種政治陰謀，在舉國往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發展的道路上，政治和知識界主流不能再容忍這樣一個唱反調的刊物。而中國出版業改制，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等眾多刊物都歸入到中國出版集團旗下，實行企業化管理，正是中國加入WTO的結果。中國出版集團由中共中宣部直接領導，實現在市場經濟體制和規則下的新的“專制管理”。
事實上，誰也難以確切清楚真相究竟是什么。
網上一種輿論認為，三聯書店提出要“加強管理”其實就是最真實的理由，上級收編輿論平臺并不在乎你是左是右的。一些內部人士透露，當局最終是準備將《讀書》的“艱澀”與“尖銳”一并去除，使之變成大眾化讀物。
收編趨勢不可擋？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在受訪時表示，以行政理由把汪暉和黃平從《讀書》雜志里撤走，目的是排除《讀書》原有的民間性，將其變成一個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實的體制內刊物。
他認為，當前大學教育日益體制化和官僚化，資本的力量日益成為大學教育的支配力量。“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形成了新的科舉制度，在其誘迫下，中國的教育體制內幾乎很難發出獨立的聲音。”《讀書》事件，以及今年初的“禁書事件”所發出的信號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原本已經十分有限的言論空間、活動空間在進一步萎縮。面對體制的收編趨勢，知識界無法超越分歧，就“真的要被分而之了。”
公正和自由何者為先？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哪個更關鍵？左右翼的爭辯沒有產生勝利者，只有思想界裂縫的擴大。而事實是，在中國，不論公正、自由、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都十分匱乏。
知識界分裂的另一后果，是中國難以產生思想“大家”。
政治觀察者冼巖最近在評論文章中寫道，知識界各小圈子內獲得認同的“大家”不少，由于左右對立嚴重，彼此互不買賬，中國難以產生全社會公認的“大家”。他指出，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傳承、幾十年的獨特經驗，本來足夠使中國人成就自己的思想理論，然而學人缺少交流以及越來越緊窄的外在言論空間，也在斷送鑄造思想精品的希望。
但他認為，在中國，思想在政治權力面前輕如鴻毛，政治權力可以有效控制思想的傳播渠道。因此思想界的左右互搏，不過是“茶杯里的風波”。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茶杯里的風波”的意義或許不限于茶杯。
一個有力量的思想界對于一個國家的影響力，對社會啟迪往往是無聲的，作用卻可能是革命性的。近十年《讀書》啟動或參與討論的課題如環保、三農問題，現在均被執政者重視，執政者回應了民意，同時又以行政邏輯來對民間輿論平臺“加強管理”，從某種角度說，這是表現了執政者行政力和輿論主導能力提高。
然而，不管是以任何理由來進行，當一個社會的思想力漸漸都依附體制內，甚至包辦了社會精英的思想，這未必是人民的幸福，也不是國家能持續前進的保障。幾乎都從《讀書》走出來
《讀書》創刊于1979年，在當年全國政治運動硝煙平息之初，4月誕生的《讀書》發出“讀書無禁區”的吶喊，這一開篇文章的作者李洪林批評了文革對文化的摧殘，提出人民有讀書的自由，表現這份新生刊物承載該時代精神氣息的奮進姿態。
多年來，《讀書》一直扮演中國思想文化評論前沿刊物的角色，經過陳原、范用；沈昌文；汪暉、黃平三代主編的更替，內容也從早期的重視文學，到后來偏向學術性。
一些人回憶80年代最盛時期的《讀書》時形容，當年的中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幾乎無人不是《讀書》的作者，甚至無人不是薄薄一本《讀書》捧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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