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十年文選座談會后，呂新雨答問
問：呂新雨先生，《讀書》在最近十年對亞洲問題、第三世界問題和全球化問題異常關注，這些問題在1980年代知識氛圍里不太容易激起學者們討論的興趣。你能不能以此為例談談1990年代中期以來產生的新的知識圖景與1980年代的知識圖景不一樣的地方？
呂新雨： 八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是轉向西方，背對亞洲的開始。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來看，這樣的姿態有它自己的原因和理由。那就是我們對西方的烏托邦想象成為社會變革的動力，反抗或者說思想解放的對象也因此相對明確。八十年代的《讀書》雜志依托的是改革共識，也是順應時代潮流。然而，這樣的想象在八十年代之后很快就面臨嚴重挑戰。九十年作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結果，隨著社會的激變和重組，導致改革共識破裂，思想界嚴重分裂，也因此對思考的需要越來越代替了反抗的姿態。分裂的關鍵其實是一個對世界圖景的理解問題，亞洲問題包含其中。在世界圖景的理解背后是知識圖景或知識體系問題，是知識圖景和知識體系與中國社會大轉折的關系，學院知識生產的體制化與美國化，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在社會變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九十年代的《讀書》回應的是這樣的變革，是努力從知識生產本身來反思和批判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來，作為“彼岸”的西方想象是如何內在于我們的知識生產中的。這就是為什么九十年代以來的《讀書》雜志無法再以共識為前提，而是相反，它總是挑戰我們作為“共識”的常識。
八十年代之后的思想界，一部分繼續面向西方，追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義價值理念，導致對美國霸權無批判的認同，甚至為美國攻打伊拉克辯護，也因此使得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被認為是主流文明。最近在網絡上對《讀書》雜志的一個代表性攻擊就是：偏離世界主流文明，和亞非拉打得火熱。這是因為主編“汪暉受魯迅的影響巨大。而魯迅的知識結構有很大的片面性，魯迅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時候，更多選擇的是一些支流和偏激文化。”八十年代以來，對魯迅的否定就在知識界不絕于耳，魯迅研究的分化是知識界分化的重要標志，它背后的思想脈絡是值得清理的。魯迅的立場是永遠站在被壓迫和被侮辱的人們這一邊，站在第三世界這一邊。這樣的立場在九十年代以來的當代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作為八十年代思想啟蒙的一個后果，是美國及其價值觀成為我們的內部存在，成為我們的“常識”。對強勢文明的內部復制本來是被殖民者的一個普遍心理模式，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中，我們自認為已經完成了反帝和反殖民的歷史任務。因此，在當代中國，隨著冷戰的結束，使得美國成為惟一構筑自我意識的“他者”時，我們對這樣的自我意識的構建過程缺乏反省的動力和能力。在這樣情況下，我們惟一的訴求就是作為大國崛起。但是什么是大國崛起的代價？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樣的大國？當我們自認為是大國的時候，我們如何面對全球加劇的危機和不平等？這些都是思想界必須回答的問題。而亞洲問題，以及非洲和美洲的問題意識及其立場，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撬動“美國—自我”這樣的二元關系，為中國的自我認同尋找和建立新的道義和倫理的資源，而這樣的資源包括對全球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傳統的再發掘，這就需要對歷史和現實進行新的有反思性的解釋，需要亞洲視野和多重的世界視野。而這樣的任務，正是九十年代以來《讀書》的自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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