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陷入了思想危機——一個右翼眼中的《讀書》事件

右翼陷入了思想危機——一個右翼眼中的《讀書》事件

尚悠
 

     由于《讀書》二十余年來都是當代中國文化政治斗爭的一個兵家必爭之地，最近《讀書》換帥事件自然是標示形勢動向的重要節點。早有退意的執行主編汪暉和黃平退出《讀書》，獲右翼信任的吳彬接任執行主編。右翼有望實現一個期待已久的愿望，即促使新左翼知識分子退出《讀書》。盡管繼任執行主編吳彬今年也已屆退休年齡，目前還很難預測《讀書》以后究竟會是什么樣子，但十一年前退休的沈昌文至少可以看到一點《讀書》回歸右翼的希望。一些右翼青年知識分子近日已經表示，要從今年八月份開始重新開始訂閱《讀書》。大家已經在心里給《讀書》規劃新的藍圖。但是要回到從前顯然已經很難，世易時移，就是原樣復制以前的《讀書》放到今天，恐怕也是物非人非了。右翼這次愿望得償，放在當代中國歷史進程里，究竟在什么位置上？關注和同情右翼狀況的我們有必要深長思之。

    這里我沒有用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來指稱相應的政治文化陣營，而用“右翼”，是因為到今天，以前一般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在政經體系中發展起有目共睹的實力，再簡單地以自由主義來稱呼這一政經體系中的重要群體，已經不太合適。而且，近年來新自由主義內部出現了重要的分化，自由主義中重要的一支非常清楚地與保守的右翼的自由主義劃清了界限，這時再用自由主義來指稱右翼也容易產生混淆。最主要的是，這與右翼在政經體系中的優勢位置是相稱的，是一個政經或文化力量的概念，不只是思想層面的概念。這當然是一個非常粗略的定義，具體到個人很多時候也很模糊，但是只從社會政經范圍來說，“右翼”這個詞在今天無疑可以有效地指涉現實。最近已經多有人用“右翼”的說法，比如，明確執自由主義立場的經濟學家姚洋在最近談中國需要什么樣的自由主義，就用了“右翼”的說法。

右翼的政治紅利與成長中的煩惱

    無需諱言，這次《讀書》換帥的籌劃和實現，是二十余年來右翼在政治上實力成長的一次收割，是政治斗爭的實力運作使然。十一年前，沈昌文曾郁悶地聲稱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壓制，但是今天，從《新京報》提前披露三聯準備《讀書》換帥事件的報道可以隱約看出，沈昌文及《讀書》其他一些元老與北京三聯領導層對《讀書》人事安排已有默契的布局，亦毫不介意權力運作的痕跡呈現。從《讀書》雜志編輯在網絡及媒體的反應來看，他們對行政壓力有強烈的反彈。根據網絡上透露的信息，組織派人來《讀書》編輯部宣布人事變動安排時，編輯部只有繼任執行主編的吳彬參加，其他編輯都缺席。這種狀況可能意味著右翼對《讀書》的整合不會太順利，但不管怎樣，右翼無疑已在《讀書》問題上取得十年來的最大進展。

    十一年前汪暉接手《讀書》，后來黃平加入，形成雙執行主編的模式，多少有些出乎右翼文化陣營的意料之外。當時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就是借市場改革及加入WTO之東風，自由主義正式浮出水面，成為振臂一呼萬人云集的文化政治力量。但就是在右翼風頭正健的時候，《讀書》這一最重要的平臺卻為新左翼所掌握。汪暉黃平繼任的安排當時究竟如何演變而來，目前還沒有當事人有全面的回憶文章發表，當年媒體也還沒有《新京報》記者報道內幕的能力。不過從“長江讀書獎”事件所引起的爭論及其他相關文章來看，沈昌文按期退休離任和汪暉黃平繼任并無直接相關關系，當時三聯負責人董秀玉選擇汪暉和黃平來負責《讀書》，主要原因是對兩人學術思想水平的欣賞，這有一定的偶然性。

這一變化對右翼而言很長時間都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老左派無論在政治體系還是在文化體系里的地位和影響力都已經急劇衰落，已經無法構成市場化和自由主義前進的真正阻力。但是新左翼則和部分右翼在八十年代曾經是戰友，大家相互都知根知底。在這個意義上新左翼提出的問題是需要回應的問題，老左派的問題則一直以來都幾乎沒有人去理會。一般都講這一時期知識界的分裂正式顯現，幾乎與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同時，新左翼也已經成形。鬼使神差，在當時矛盾尚未充分顯示的混沌期，《讀書》的平臺竟然沒有傳承到右翼的手上，而被新左翼所掌握。現在回顧這段歷史，有值得右翼總結的地方，一是右翼當時在文化上也許過于輕心，以致后來十余年都為《讀書》問題所困擾；二是在文化競爭力上，右翼與新左翼的較量事實上是輸了一籌，盡管目前《讀書》非常有可能重新回歸右翼，但是這一問題沒有必要回避，而我后面將會論及，在十年之后，這一問題不僅沒有減輕，而且是更為嚴重了。

如果汪暉和黃平只是一般的編輯，《讀書》并不會對右翼構成什么問題。但在汪暉和黃平的手中，《讀書》無疑成了新左翼的重要而且有國際影響力的發言平臺。無論從“長江讀書獎”引發的爭論還是后來對《讀書》的批評來看，《讀書》都是右翼的一個困擾。

    當年文化右翼面對《讀書》的變化、解決《讀書》問題至少有兩種選擇，一是再辦新的雜志，壓過或者取代《讀書》的地位。當時有《東方》等雜志的短暫活躍，但它們在壓力之下都早早停刊，后來《萬象》、《書屋》也有過努力，尤其沈昌文曾大力支持《萬象》，但客觀而論，就文化影響力而言，它們甚至比《天涯》都要遜色。而且它們的重要性顯然都不如《讀書》。二是在《讀書》問題上重新扳回來。比如人們在網絡上自覺發起要求三聯換《讀書》主編的呼吁。從目前來看，后面這條道路取得了成功。正是因為《讀書》的問題重要，所以總結右翼應對《讀書》問題的道路和經驗，可以為右翼提供一個反思的契機。

    《讀書》之所以會成為右翼的一個問題，有歷史的原因，那就是《讀書》在八十年代是思想自由的代言者，所以大家有所寄托，情有獨鐘，希望《讀書》能為支持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右翼而不是反思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的左翼所掌握。不過，如果要說《讀書》是右翼的圣地“耶路撒冷”，不可玷污，恐怕也不會有什么人真當回事。

按理來說，盡管在中國刊號的“殼資源”比較稀缺，《讀書》也并不必然構成一個問題。不喜歡它，就讓我們淹沒它。如果說，辦其他的雜志有諸多限制，那么即使《讀書》回歸，也仍然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也難如愿自由發言。所以“只有《讀書》才有思想自由”并非理由所在。在這個意義上我對《讀書》的未來也并不樂觀，今天和以前不一樣了，根據目前《讀書》領導層疊床架屋式的安排，基本上不能指望在膽量上《讀書》能比得上現在的《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在這方面，《讀書》很難再有以前的長處，甚至會變成短處。

    《讀書》成為問題，說到底是右翼在成長中的煩惱，是右翼的政治優勢確立之后在文化上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說，右翼不希望有東西絆住自己前進的腳步，希望歷史進步的車輪把一切抵抗的東西都粉碎。前一時期的《讀書》就是有待搬開的東西。在文化政治斗爭中，堅守寬容等等價值很難落實，更多的是作為旗號在打。對這一點加以臧否意義不大，所謂已是局中人，理解萬歲。重要的是右翼勝出了，很有希望去掉心中久懸不去的一塊石頭。如下兩個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右翼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發展迅猛，因此有鞏固業已取得的局面的強烈愿望。而這些愿望在政經體系中已經有良好的合法性認同，因此在鞏固優勢方面已經可以從容發揮政經方面積累的豐厚資源來捍衛這種認同。比如，在前兩年的第三次改革論爭中，針對那些網絡上流行的錯誤思潮，以及郎咸平式議論，吳敬璉和陳清泰等名宿在耐心向媒體和公眾說理的同時，也可以呼吁中央領導和主要媒體在改革論爭問題上表態。這是右翼經歷二十余年的努力之后取得的政治紅利。這次三聯領導層做出調整《讀書》人事的決定，呼應沈昌文等元老的愿望，任命即將退休的吳彬出任執行主編，也是政治紅利的表現。目前左翼很難獲得這種政治紅利。

    二是右翼在文化上還沒有取得與其政經實力相匹配的影響力，這也是在文化上右翼尚需向政經體系求援的原因所在。這也影響到右翼在文化上的自信程度。其實，如果從媒體的數量上來看，現在最有影響力的市場媒體基本都是支持或者同情右翼的，這是右翼二十余年來在文化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只是一個《讀書》在實力對比上處于絕對弱勢。但是右翼在文化競爭上并不能直接擊倒對手，《讀書》作為一個問題在右翼視野里顯得影響過大，分量過重。這曲折反映出右翼急于確立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但在復雜的政經體系中信心還有所不足。

路線的危機與右翼的分化

    無論十一年前，還是今天，《讀書》事件都是時代浪潮中的重要插曲，但不能以為這些事件的結果簡單地對應著格局和變動的動向。十一年前，汪暉黃平接任《讀書》主編，并不因此意味著左翼就在政治上占有優勢，其實那一時期正是右翼羽翼漸豐、開始擁有強大主流影響力的時期。今天，《讀書》有回歸右翼的可能，也并不因此就意味著右翼已經具備了相對左翼或者其他群體（比如某種意義上的保守主義）的文化競爭優勢。這里我深感憂慮的地方恰恰是，右翼在文化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弱勢狀態。

    這倒不是因為《讀書》回歸得力于行政力量的介入和合作，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當然會有部分自由主義者認為跟權力合作使《讀書》回歸不是值得嘉許的事情，這只說明這些自由主義者在刻意回避政治，因為不講政治就沒有右翼今天的成就。右翼沒有理由不利用豐厚的政治資源來擴大文化影響力，這非常正常，無需掩飾。媒體當然有立場，《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和《新京報》等媒體近年來如果沒有鮮明的立場，就不可能有這么大的影響力，不可能走得今天這么遠。這些正是右翼需要發揚的經驗。此前右翼批評《讀書》的立場，最實質的內容其實不是說《讀書》不應該有立場，而是右翼反對《讀書》的立場。否定這一點右翼就會陷入人格分裂的狀態。至于右翼批評《讀書》不應該傾向太明顯，更多的是找到批評突破口和爭取讀者支持的策略。不過《讀書》并沒有那么好騙，不容易“請君入甕”，汪暉在最近一篇長文中談“去政治化的政治”，說明他非常清楚問題的實質所在。不管怎樣，對于右翼而言，有實質意義的是在《讀書》問題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讀書》有希望回歸。左翼還會有其他的平臺，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由于左翼目前在政經體系中還無力成軍，也不像右翼那樣能在體系內亮出旗幟，也沒有像“財金系”、“政法系”、“媒體系”這樣的資源可依托，右翼要《讀書》回歸并不是難事。其實右翼多一個《讀書》不多，少一個《讀書》也不少，但是如果能有籠罩性的控制，削弱左翼的實力，為什么不出手呢？

    不過越是有控制力的時候，右翼越需要警醒，目前或許已經是繁榮的頂峰。右翼發端于“文革”的結束，崛起于市場化改革時期，抓住了時勢轉移的契機，但是今天另一波時勢轉移的端倪已經出現。這一轉折端倪的出現直接導致了右翼思想的危機和右翼的分化。

    進入21世紀以來，新的時勢轉移大致已經有三個小浪潮。一是非典事件，公共醫療危機出現。二是第三次改革大爭論，住房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和三農問題的突出使得公共討論的焦點集中于對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分歧，右翼經濟學家群體遭遇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思想挑戰。三是目前正在呈現的各種環境問題，如藍藻危機、洞庭鼠患，以往的經濟增長方式遭遇顛覆性的質疑。如何解釋和回應這些問題，對右翼而言是重大的挑戰。

    此前右翼并不是沒有看到這些問題，社會公正、腐敗問題等等也是一些右翼知識分子經常討論的話題。在九十年代自由主義與新左翼論戰的時候，右翼最核心的論述是，中國所處的階段仍然是從前現代到現代的進化過程中，新左翼所提出的問題基本都是現代社會確立之后出現的問題，中國還沒有到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即使要處理這些問題，也得在繼續現代化的進程中來解決。

    新的時勢轉移在思想上對右翼形成了挑戰。首先是右翼論述的前提部分出現了一些問題。新的時勢轉移說明，中國已經到了處理環境危機、社會不公等等問題的時候。這也就意味著，在這些問題密集暴露之后，已經很難再說中國目前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從前現代到現代的問題，很難再否認現代社會的問題已經呈現，并且現代性質的問題已經是最重要的問題。其次是右翼以往的方案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要處理新的時勢轉移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單靠市場化和全球化是否能解決？從山西“黑磚窯”案的奴工現象可以看出，甚至前現代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這種時勢轉移激發起了社會政治層面的變化。在第三次改革論爭中，網絡上掀起了批判右翼思想的浪潮。當局從2003年也開始大講民生問題，把社會公正問題放在和經濟增長同樣重要的位置，而且試圖以所謂“五個統籌”的新發展觀取代以前的增長模式。

    也就是說，新的時勢轉移事實上讓人感覺到，不管是否贊同新左翼的方案，他們在90年代提出的問題有相當的預見性。從后見之明來看，右翼在理論論戰中事實上已經輸掉。而且，在郎咸平2003年連番演講之后，學會用新左翼的視角看問題的網絡大眾大大增多，形成了很強的社會壓力，當局也在政策上積極回應。《紐約時報》和《遠東經濟評論》等國外媒體都有新左翼影響政策走向的判斷。近日任劍濤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在從右翼的立場批判新左翼的同時，亦承認“婦人之仁”的新左翼影響了政策走向。

    這一宏觀大局的背景下出現了自由主義的再次分化，不少有影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劃清與右翼或新自由主義的界線，批判右翼已經呈現的問題。比如旅英學者鄭永年和北大教授姚洋。

鄭永年最近一年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有關中國改革的專欄中接連發表《中國自由主義為什么呈現“病態”》、《新自由主義不是中國經改唯一選擇》、《改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未來》等文章，認為近兩年中國自由主義遭遇了嚴重危機，在2006年3月兩會期間，當政策爭論與較量公開化的時候，自由主義不堪一擊。盡管胡錦濤和溫家寶當時分別表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還是要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來解決，但可以確定地說，現存的經濟自由主義色彩的議程，必須得到修正和糾正。而經濟自由主義的退縮和萎縮，表明自由主義既不能回答改革中所出現的問題，更無能解決這些問題。

鄭永年批評到，中國經濟自由主義發展到極端，最終變成了為既得利益說話和論證既得利益合理合法性的工具。這是中國經濟自由主義的現狀，也是其最大的不幸。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抓住幾個概念不放，如“私有產權”、“市場”和“效率”等，在各個領域全面推動市場化、產業化、民營化等等一系列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發展進程，其中涵蓋了醫療、社會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領域。因為政府的推動和權力的介入，部分地方出現了強制性民營化和惡性改制現象，資本很快就積累在有能力和有機會參與這些過程的少數一些人手中。從很多方面看，即使在里根時代的美國和撒切爾時代的英國都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情。盡管經濟自由主義在很多方面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是，當經濟自由主義成為某些利益的工具時，就失去了其應有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鄭永年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理論上有所欠缺，他們都是理論上的或者教科書自由主義，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實踐和其歷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尤其是無視自由主義與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的內在關聯。從西方當代歷史來看，民主制度恰恰是私有化的最大對手，在英國尤其如此。沒有政治家能夠承受因為公共部門私有化而失去民意支持的政治代價。在撒切爾時代的英國，新自由主義一味強調私有化和政府的不干預，在一些領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同時在另外一些領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例如，撒切爾并沒有能夠對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部門進行私有化。從經濟實踐層面來說，社會主義已經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內在一部分。自從早期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福利資本主義之后，所有資本主義市場國家都有了社會主義的成分，現在一些歐洲國家公共經濟部門的比例甚至要比中國還要高。但是在很多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那里，去社會主義化成了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這也就是經濟自由主義今天服務于權貴資本而失信于多數人民的根本原因。

鄭永年呼吁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重生。他認為目前的現狀并不表明中國自由主義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和發展的空間。中國經濟自由主義變質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政治自由主義的缺失。如果說經濟自由追求的是經濟效率，那么政治自由主義所關心的，則是經濟利益在全社會分配的公正性。因此政治自由主義強調國家的政治建設，強調通過人民的政治參與來達到社會公正，以糾正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的先天缺陷。因此，中國自由主義要想重生，就必須在中國的實踐中重新建構自身，要把握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內在關聯。

姚洋在《南風窗》題為《追求“平等自由主義”》的訪談中嚴厲批評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義，認為他們只要有經濟增長就行了，而不管不同個體的平等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拋棄了自由主義的理念，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關注個體，但他們背叛了自己的出發點。他認為，我們要是接受了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義，就會出現皮諾切特式的政權。大型發展中國家很容易走上少數人很富有、大部分人很貧窮的斷裂發展，中國有掉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危險。他提出平等的自由主義的理念，主張要關注平等，國家有義務培養每個人平等參與競爭的能力，中國本來就有強烈的平等觀念，又有計劃經濟時代平等的實踐，平等不但有價值上的意義，也有激勵的作用。

鄭永年和姚洋站在自由主義的價值立場對右翼的批判，與“自由左派”(即自由主義左翼)在知識譜系上已經有相當多的重疊。自由主義者對右翼的批判，最深刻地反映了右翼的思想危機。這里不得不指出，右翼的思想危機其實是與新左翼的預見性相對應的。拿《讀書》近十年來最引人爭議的議題來看，比如對俄羅斯自發私有化的批判，對亞洲金融風暴的分析，對全球化的霸權結構和戰爭政策的批判，對三農危機、醫療改革、教育改革、貧富分化、稅制改革、私產入憲和產權問題、勞動產權等問題的討論，現在在批判右翼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里有很多回響。例如，姚洋無疑吸收了他與黃平、韓毓海等新左翼長期碰撞的一些火花。

    這種情勢之下，右翼如何鞏固既有成果，同時消化新的時勢轉移提出的問題，就是一個重大課題。一是如何面對已經社會化的對右翼的批判（這些批判往往帶有強烈的左翼色彩），二是如何面對來自自由主義立場的批判。從目前來看，右翼的回應重點放在對前一問題上。部分原因是右翼在意識形態上的譜系和依托仍然要定位在自由主義，不如此就不能對社會主義傳統保持優越的身位，因此一般回避自由主義思想內部的問題。面對社會化批判浪潮，右翼最有力的回應仍然要在全球一體的自由主義中尋找資源。但是，自由主義內部涌現對右翼的批判，將右翼與自由主義價值相區隔，畢竟顯示出右翼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危機。

右翼對新的時勢轉移做出了不同的反應。這導致了右翼內部的進一步分化，開始出現新右翼和老右翼的區分。

老右翼的思路是將新的時勢轉移進程中提出的問題視為錯誤思想，以不變應萬變。他們基本上堅持認為那些對改革的批評都是錯誤的，問題不在改革而在舊體制，只有堅持原有方向才能解決批評者們提出的問題。比如任志強、張維迎、皇甫平等。

新右翼在思路上有些接近那些與右翼劃清界線的自由主義者，清楚第三次改革論爭中的社會化批判浪潮在政治上意味著什么，意識到如果不做出調整，右翼很快就會流失民意基礎，陷入政治孤立和無力的境地，因此積極調整論述，在右翼立場上吸納新的問題。但他們并不象鄭永年和姚洋這些自由主義者那樣嚴厲批判右翼，更多的是恨老右翼掉進錢眼太不爭氣，缺乏政治遠見，因此既試圖與老右翼相協調，又試圖展開新的論述，以實現改造政經體系的既定理想。

老右翼和新右翼最重要的區別在于有關民意的政治意識。老右翼拒絕與民意妥協，不惜站在民意的對立面，而寧愿爭取權力的支持。新右翼有明確的政治抱負，因此權力奧援亦很重要，但是他們敏感地意識到新的時勢轉移對右翼的挑戰，老右翼在政經體系內已經取得的優勢位置并不牢靠，特別是如果不能爭取到民意的支持，而當局又將自己的合法性放在民意之上的話，老右翼未必有一天不會在體系內邊緣化。因此新右翼致力于建構一套新的論述，以保持對民意的影響力。目前主流市場媒體最有活力的右翼論述基本是由新右翼提供的。

不過新右翼論述與老右翼論述的主體部分是同構的，沒有對抗性的分歧。新右翼有時會對經濟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有勸誡式的批評，這是比較次要的部分，也不會象前述自由主義者那樣與右翼做截然的劃分。相應地，在論述策略上，新右翼有意識地將矛盾轉換為批評政府，即，將以往市場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都主要解釋為政府沒有盡到公共職責，以及國企的壟斷，而為民營資本做開脫，回避右翼路線的危機問題。這種轉換有很強的經驗基礎，因為幾乎所有問題都有權力與資本聯手的因素，指出權力的責任有足夠充足的根據。這一論述策略與老右翼的論述有同工之妙，老右翼也基本將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歸因于政府權力不當和國企壟斷。

不過這一論述策略也很有可能成為雙刃劍。它可以使右翼從反思改革的氛圍中暫時回避或解脫自身的責任，同時回避來自自由主義內部的批評，但是，這一策略也會在某個節點威脅到右翼與權力之間已經建立的關系，讓權力感到右翼既得便宜又賣乖，不是堅定的盟友。比如，最近國家環保局長周生賢抱怨，不少地方企業違法排污，結果卻是“老板賺錢、群眾受害、政府埋單”，這不能允許，必須讓污染企業付出代價。

這種與權力合作和爭取民意之間的兩難，可以說是右翼將面臨的重大困境。如何在權力和民意之間取得合適的身位，將是今后右翼特別是新右翼需要認真思量的大問題。最近，圍繞小產權房問題，老右翼與新右翼之間出現了比較大的分歧。老右翼為了維護現有體系內房地產商的壟斷性利潤，指責搞小產權房是“搶錢”，要求按現有法律辦事；新右翼則認為應該堅持市場化原則，盡可能促進要素的自由流通，鼓勵小產權房的發展，并認為這有利于民眾的利益。也許，這類爭論越多，新右翼對老右翼會越失望，于是會越來越接近那些激烈批判右翼的自由主義者。

就目前而言，新右翼與老右翼之間若即若離的關聯，以及在論述策略上的耦合，留下了一個重要缺欠，即還沒有充分回應自由主義者對右翼的批判。如鄭永年所指出的，這種狀況其實提示了自由主義在今天中國的理論研究還不能適應時勢轉變。這必然帶來一個后果，那就是，在思想領域，右翼思想對年輕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越來越弱。任劍濤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飽含憂慮地指出，劉小楓和甘陽“要履行的公共責任被他們成功的學術策略所掩蓋。這是中國學術界最大的危機”，“你的影響力那么大，做一個什么研究都可能影響一大幫年輕人，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就是犬儒主義”。由于任劍濤把整個中國學術界都當成是右翼的，因此他所說的危機，事實上指的是右翼遭遇了最大的危機。這也隱約地提示，當右翼在政經實力上達到一個高點的時候，卻陷入了思想危機，這種危機狀況必然使得右翼喪失文化領導權。

《讀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可能回歸右翼。人們說《讀書》在中國知識界有重要地位，說到底意味著《讀書》一直分擔著知識界的文化領導權。在右翼面臨思想困局的今天，《讀書》能否為右翼在意識形態上重振旗鼓做些什么，能否促使右翼在意識形態上重振旗鼓，這并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而尷尬之處還在于，如果新右翼越來越接近激烈批判右翼的自由主義左翼，在右翼分化的格局中，《讀書》究竟是更靠近老右翼，還是更靠近自由主義左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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