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十年文選座談會后，陳映芳答問
問：陳映芳先生，您作為《讀書》的作者之一和讀者，如何評價《讀書》自1990年代末開始發起的關于“城市化”、“農民工”等問題的討論的？
陳映芳：《讀書》雜志這些年來做的最有意義的工作之一，我認為，是將現實中國納入到了“思想”的領域，或者說是將真實的中國問題收到了“文化”的視野中。中國一直不缺少炫耀思想、高談文化的各種知識人，就是少見有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之上的對真問題的洞見。90年代后期以來的這十多年，是諸多中國問題在社會層面集中爆發的時期，一家真正以思想、文化為主題的刊物，不可能避開這些問題來談所謂的人文價值或人類命運。
《讀書》這些年來組織的諸如對“三農問題”“城市化問題”等的討論，一方面讓一批研究者將他們的問題及其研究提到了學科之外的公共知識界，以此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同時也將嚴峻的中國現實問題放到了世界體系的層面、以及社會變遷的軌跡中加以審視。當然，這樣的討論，對學者和雜志都可能構成挑戰。面對錯綜復雜的現實問題，激情的或功利的、過度意識形態化的主義闡述是無益于問題的討論的。事實上，在今天這樣的學科專業化時代，研究者無論是要建構還是解構現實的中國命題，如果沒有相應的學科訓練和深入研究，都是很難想象的。同樣，在眼下的中國，一家刊物要將“問題”討論引入到“文化”、“思想”的閱讀中來，不僅要面對能說什么的體制問題，還要解決如何言說的方式問題。此外，作為難得的知識界公共平臺之一，它似乎還存在一個如何處理共同性與公共性的關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讀書》雜志這些年取得的難得的成就、以及它反復被提及的問題，都與這樣一些挑戰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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