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十年文選座談會后，劉擎答問
問：劉擎先生，你在會上有一個說法很有意思，你認為就你個人而言，80年代的《讀書》蠻難讀的，90年代的《讀書》更容易。90年代《讀書》的文章，不管同意不同意它的觀點，是不是有分歧，但你覺得特別明晰，問題展開得很有效。你后來又說，《讀書》變成你相信這不是主編的意圖的，一個事實上很圈子的，或者說同行寫給同行看的東西。我想你是從知識的層面來談這個問題的，80年代《讀書》的難懂是指知識層面上不清晰。而90年代后《讀書》解決了這個問題。當然緊接著出現的問題是，不能分享同一種知識的人就難以理解《讀書》了吧。我的問題是，在各自知識有比較大的差異的學者之間，如何評價對方的工作。比方說，你如何評價《讀書》對三農問題的思考，對亞洲問題的思考，對重構全球圖景的努力？
劉擎：每個人的閱讀感受與自己的經驗背景有關。在80年代我是一個理工科畢業的研究生，《讀書》上許多文章對我來說都是“新知”，讀起來具有相當的挑戰性。而到了90年代后期，經過在美國學院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博士課程學習，我比較容易把握《讀書》作者群的問題意識、言說方式以及常用的概念和理論，因為具有共享的知識背景，也就容易進入有效的閱讀。我認為，面對90年代出現的復雜問題，需要有深入的理論探討，這難免會對具有不同知識背景的讀者造成閱讀困難，但這是所有公共學術性刊物都會遭遇的挑戰。當然，作者的“文風”仍然有改進的余地，但不是每個作者都有這樣“深入淺出”的行文能力（我自己發表在《讀書》上的文章，在這方面也做得不夠好）。
《讀書》在三農問題、亞洲問題以及重構全球圖景等方面刊登了大量文章，對我個人而言都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其中最有意義的收獲是，以批判性的敏感來反思一些被默認為“不言自明”的前提與見解，以“再問題化”的方式重新激活對許多重要問題的爭論。如果說我對《讀書》的部分文章持有保留或者有所分歧，那就是感到有時這種批判性不夠徹底——沒有足夠敏感地將自身的立場“再問題化”，沒有充分地質疑自己所默認的前提預設。在我看來，出于現實關切、基于學理的嚴肅的批判性及其反身自省的態度，是中國知識界仍然需要共同學習和培養的爭論方式。這種方式也只有通過爭論的實踐而習得。就此而言，現在更迫切的問題可能不在于有多少分歧和爭議，而是在于還有多少這種實踐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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