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新政治—北京《讀書》雜志遭撤換小記
文／臺灣 汪競榆
在北京玩樂潛伏幾十天，烤鴨和涮肉，長城和胡同已不再新鮮，懶洋洋地以為這就是皇城腳下的全部。不意間聽聞報攤媒體宣布將撤換《讀書》汪暉和黃平兩位執行主編的消息，想起不久前的《冰點》事件，還引起全球關注和知識界自由派的反撲，是中國媒體改革史上的重要戰役，龍應臺還寫了信向胡錦濤問候兩句，要總書記用文明來說服人。原以為這一場媒體出版爭斗的歷史交會，也將轟轟烈烈，然而，一個多月以來，北京的車照堵，天空依舊灰蒙，這場風波在全世界的媒體眼中，平靜地像是甚么事兒都沒發生，除了兩場座談會的集結之外，僅存于中國少數網站上的暗潮洶涌和個人郵件往來。
《讀書》(DuShu)無疑是當代中國知識界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批評刊物。創刊于1979年， 陳原、范用（1979-1986)為首任主編，當時正是文革從高潮跌入低谷，社會面臨尋找出路的轉型時刻，《讀書》雜志提出「讀書無禁區」，從文學和藝術上去探索，發出文革后壓抑已久的吶喊，隨后，沈昌文(1986-1996) 主編時期，處于改革開放后的高峰，以西方為師的主流思路，社會一片樂觀光明，卻也逐漸出現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化與質疑。汪暉、黃平（1996- 2007）接手后，關注的焦點改變了，問題意識也有不同，不再談國際接軌，而是把世界的問題拿到中國來討論。這個時期的《讀書》集結了一批新的作者隊伍，試圖應用知識分子的觀察對中國社會的現實發言，帶有主題性的組織討論 總是會觸及中國社會在全球影響之下最敏感的議題。在全球化，三農、亞洲、醫療改革、性別等社會公平和正義議題，總是提前介入了中國的社會現實處境，在改革開放的一片歡呼聲中，獨自持續地發出噪音。《讀書》得以發展至此，主編汪暉和黃平的學者身份和體制外角色無疑是重要關鍵。
中國的媒體和出版社尚未有完全的自由的空間，一般均隸屬于中宣部轄下的不同出版集團，由國家統一控制管理，例如三聯書店是企業化事業單位，人事由上級派任，但敘薪福利則以企業方式規范。在特殊的歷史時勢之下，三聯前總經理董秀玉的創見和能力，發明了聘請外部主編的構想，汪暉和黃平因此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入《讀書》雜志編輯部兼職；也造就了一本北大教授錢理群所形容的「體制內民間刊物」，一個不易于控制而相對自由的空間。三聯書店在今年七月十三日正式發布的解職訊息中，正是以「新聞總署對于期刊主編需由主辦單位現職人員擔任的規定」「優化管理」藉由體制的合理化為由，撤換兩位主編。
對于上級要換人的決定，汪暉和《讀書》編輯們均表示早有預警，《讀書》雜志對社會的影響聲勢浩大，但內部空虛，又沒有后臺，遲早要出事的。只是「一件簡單不過的事情，沒想到手段竟然如此笨拙。」今年六月八日，利用《讀書》出版六大本的十年精選集的機會，《新京報》和《中國青年報》便以眾議的方式，針對汪暉和黃平時期的《讀書》風格和內容，組織了一系列的專題報導批評，其中的報導如清華大學何兆武指出「前些年讀書的性質是趣味的，大眾性的…太專業的文章，普通讀者是看不懂的」。社科院徐友漁則提到「讀書作者隊伍太單一…文章學院味道太濃，并舉其它刊物為例，不能用時代改變為由來解釋文風取向…」。隨后，三聯的黨委書記邀約汪黃二人于六月二十一日開會，但是會議尚未召開，當天新京報就發出消息，以雜志發行量下滑為由，片面宣布三聯書店準備撤換主編，引起《讀書》編輯們的抗議，認為《新京報》制造假新聞。汪黃見到報紙消息因此沒參加會議。此時，三聯副總編樊希安約見部份《讀書》編輯談話，表示因體制改革之故，必須撤換汪黃，同時將指定原《讀書》編輯吳彬接任執行主編。另一方面，汪黃感受到局勢轉變，在七月八日（周日）發信約定七月十日召開編輯部內部會議商談；同時，三聯書店的黨委書記也突然通知《讀書》編輯部人員在在七月十一日上午九點開會，準備在會上宣布他們已經制定好的改組方案。然而在《讀書》編輯堅持拒絕出席的情況下，會議始終無法召開。一直推遲到當天下午還是宣布了改組方案：原來即將屆齡退休的黨委書記張偉民接任三聯書店總編輯，吳彬如預期地接任執行主編。兩周后，人事部門才發出正式派令，將這段時間的傳聞和強渡關山的結果最后拍板落定。
事實上，以體制改革為由撤換三聯書店編制外的汪黃二人，在今天中國的社會劇烈轉型的情境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讀書》編輯說：「撤主編就撤主編，為何鬧媒體呢？那些「不好讀」、「新左派陣營」以及「小眾」、「發行量下降」等論點一再地出現，表示這次不只是要換人，而是要毀人，是幫派化的知識分子準備給領導們吹風。」整個事件背后的動力，隱約地指向是自由派結合政治權力所發動的。對此，汪暉認為，事件的發生很難找到源頭，敵人是總體性的體制，不是單一化，可以被清晰界定的某一對象，例如去反三聯書店的領導們，甚至于去反出版集團的意義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討論事件發生的意義，同時拿冰點的事件做比較，可以發現這次事件是一種新政治的浮現。
例如過去中宣部要做一件事，首先是發起意識形態的攻擊，然后再出手。但是今天隨著市場化和官僚化相匹配的過程，它的政治越來具有非政治的特點，它的敘述不再使用政治的語言。今后，社會空間的問題與新政治越來越多的沖突，都不需使用意識形態的語言，只要用體制化和市場化的言說方式就可以「合理」解決。新政治的特點使得不同的社會勢力跟市場跟利益糾合在一起，轉化到權力的體制里，去扼殺這個空間。只要這個空間超出掌控范圍的，都要被扼殺。
北京今年準備召開十七大（指定接班人），明年還要辦奧運，社會發展的形勢將越來越緊縮，但是社會矛盾不因社會控制的強化或過熱經濟而消融。面對新政治的浮現，勢必產生新的行動策略。錢理群說得好：「這一連串的清場行為，知識分子們不能因為個別立場或短期利益而選擇沉默，而把主要應該批判的體制輕輕帶過。新左派和自由派必須超越分歧，共同抵制的擴張和官僚化，捍衛自由思想和獨立言說的權利。盡管我們無力阻擋，但至少要發出抗爭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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