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派戰略下的新改革開放觀，相比較傳統的“無條件”改革開放觀而言（如同當年歌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樣高唱“改革開放就是好”），是一種“有先決條件的改革開放觀”。這個必要性的前提條件，就是“國家安全至上”。具體描述如下：凡是符合國家安全需要的改革開放措施，就是合理的，凡是不符合國家安全需要的改革開放措施就是不合理的。新改革觀與鷹派戰略是一體的。
“鷹派戰略思想”的經濟觀，就是觀察各行業的經濟發展能否增進“國防力”的形成，作為判斷經濟發展究竟優劣與否的基本標準。在中國春秋時代的墨家思想中，《墨子—七患章》里有相關的深刻論述。“墨子曰，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用之人，民力盡于無用，財寶虛于待客，三患也；……
上面論述中，先圣墨子所言的“一患”和“三患”，從經濟建設的角度衡量，就是鷹派戰略思想的經濟觀。“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在國防脆弱、軍備不足的情況下，發展各種奢侈腐化的經濟行業，到處都花費上億元的資金建設豪華大樓，大連市電信局的一個辦公樓花了10個億，佛山市南海電力局的辦公樓也花了10個億，中央電視臺大樓要花55個億，這種掏空財政的大奢侈必然要給國家帶來災難。“民力盡于無用，財寶虛于待客”，國家上下浪費資源濫用財力，該用錢的地方沒錢，不該用錢的地方瞎花錢，自己的貧苦民眾不去救濟，卻要為了國際援助的虛名給印尼水災難民花幾個億。有了財力虛擲的行為，就更不能集中一切資源用于國家最急的地方，更能加劇國家的戰爭危機。
我國GDP年增長是8％左右，粗略分析至少有相當一部分都是虛耗國力，沒有形成真正的“國力”和“國防力”。支撐國內市場繁榮的主業，很多圍繞著吃喝玩樂，餐飲業有很大一部分是財政支出，估計有3000億，去了吃喝費用，有人估算嫖娼也得有3000億，公車一年也得1000億以上。職業病的擴展，癌癥的流行，愛滋病的流行，全民醫藥開支的整體加大等，這些造成的損失都很難評估．但是可以確認，8％的增長率和2萬億的GDP總額，中間有很多是相互抵消的，因此軍備廢弛的中國市場可以成為別人的錢袋。
從這個角度觀察，比如飛機制造行業和發動機制造業的削弱下馬都是不合理的，而寶潔公司、可口可樂公司、麥當勞等外資進入對國家安全無關痛癢，可以繼續支持。“褲子換飛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經濟政策，必須要堅決糾正。站在鷹派的角度上，評價各種經濟現象和經濟措施的基本準則不再是GDP發展為導向，而是分析該措施能否究竟形成“國防力”，餐飲業的發展不能直接形成“國防力”，那么即便餐飲業發展增幅到能把全國經濟增加1％，也不見得是國家利益的真正增長。再如投資載人航天產業，即使10年的投入虧損，將全國經濟增幅拉動為－1％，這也是國家戰略利益的真正增長。
一味追求GDP發展原則，在腐敗的作用下很容易成為“腐朽階級的榮譽和無產階級的災難”，在我國當前企業家普遍沒有信仰的情況下更是突出。只關注GDP增長的考核準則使得官員很容易選擇“腐敗消費產業”和消費產業的增長，而科技和軍工等難度大周期長的產業很難得到關注。只關注GDP增長的考核準則更使得官員忽略弱勢群體的呼聲。只關注GDP增長使得各級領導容易沉迷于太平盛世的繁榮幻覺中，從而忘記了“國防力”的真正增長才是立國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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