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革命與社會改良
——暴力與非暴力
一、是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主要取決于強勢階級和統治集團對階級矛盾的基本態度。
革命，一種激烈的變革。往往是一個利益集團采取暴力等激烈的方式打擊另一個利益集團，從而形成不同的利益格局的系列性變革；改良主義是相對激進革命而言的。改良主義主張在現有架構和基礎上漸進演變，逐步進步，宣揚階級調和、階級妥協和合作。不是社會改良就是社會革命，二者必居其一。
是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這一命題爭論了數百年。到近代馬克思革命學說的出現，給全世界無產者指明了一條光明的道路。列寧、毛澤東領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實踐了馬克思的革命學說，整個世界分化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歷史的車輪奔馳到今天，多元化成為當今社會最本質的特征。不同的經濟成份、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勢力相互交織共同組成多元化社會。盡管在不同的國家，其多元化社會的形態有所不同，各政治力量的地位和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演變有所不同，但各階級共同生存在同一個多元化社會是不容質疑的事實。面對多元化時代的到來，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多元化階層的形成。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為三個子階層：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①資本家、中產階級的興起，資本家在當今社會中已占有極其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尤其在地方的政治、經濟環境中以及在具體的經濟實體中，資本家階層至高無上的社會地位和勞動者階層淪落為弱勢群體的巨大反差，不禁使人發出“早知現在，何必當初”的感慨，更有部分極右翼人士甚至由此否定馬克思的革命學說進而詆毀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耽誤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要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單純回答這一問題是毫無意義的。歷史的車輪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選擇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不是由那些個人說了算，也不是單純由某個集團來決定，它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決定了是爆發革命還是進行社會改良。
社會改良，意味著社會漸進式的變化和變革，革命則意味著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遷。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選擇，這一選擇是由當時的社會各階級共同作出的抉擇。社會改良，意味著階級矛盾是可調和的，各階級能夠達成相互能夠容忍的最低限度的一致，從而社會能夠相對平穩的過渡和發展；社會革命則恰好相反，各階級和利益集團不能達成這種最低限度的一致，只有通過暴力斗爭并在暴力中決定勝負，是勝者通吃，敗者則被趕出國家的正式政治舞臺，被國家所專政。勝者成為統治階級而進行階級統治或階級聯盟統治。
是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換言之是非暴力的階級妥協還是暴力的階級斗爭，取決于各階級、利益團體對其他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基本態度，尤其是占統治地位的強勢集團對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的態度。是包容、兼容弱勢群體的利益從而形成階級妥協，還是漠視弱勢群體的利益，甚至是無視他們的存在，把他們排斥在正式的政治體系之外，這是階級矛盾以何種方式爆發的關鍵因素。在階級社會里，因各階級的社會地位不同、利益需求不同和對社會期望的不同，階級矛盾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但階級矛盾以何種方式爆發和解決，則是相對可以進行選擇的。
二、建設福利社會，緩和階級矛盾，是進行社會改良的前提和基礎
國家有二個基本的職能，一是對外安全，一是對內安全。對內安全的職能，就是平衡各階級、利益集團的利益，緩和階級矛盾，避免階級矛盾以暴力的方式爆發。
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的各種需要分為五個層次，依次序上升。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需要；5.自我實現的需要。②其中生理需要是人的各種需要中最基本、最強烈的一種，是對生存的基本需要，它是推動人的行為的最強大的動力。如果人的這種最基本的生理機能需要得不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人的生存就會很困難，他的生命就缺乏最基本的保障。因為他的生命的存在缺乏最基本的保障，他就會為此而無視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人的需求的五個層次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低層次的需要，是人的本能的對生命延續的需求。在低層次需求沒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之前，對大多數一般人來說，很難產生高層次需求。這種低層次需求，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時代背景，有不同的內容和含義，對其需求滿足的程度要求也有所不同。在同一個時代，大部分人的對低層次（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構成了社會平均的低層次需求水平。個人與社會平均的低層次需求水平之間的差距過大，其滿足程度過分的低于社會平均水平，會使人產生強烈的對低層次的需求。
當人的低層次需要，生理、安全需要不能得到最低程度的滿足時，人就可能會挺而走險，尤其是對青壯年來說，青春的血液使他們不可能坐以待斃；當這個人群占人口的較大比例甚至是占多數時，暴力革命就必然爆發。
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在上個世紀初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同時，同時也是有正義、良知的知識分子對公正、正義價值觀念的追求，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終于先后形成了社會救濟、社會保障的理念并予以建設“福利國家”，從而緩和了階級矛盾，使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相對平穩的發展起來。
在社會實踐方面，西方社會出現了二種不同的模式，一種傳承英國的《濟貧法》傳統，以有選擇的補救和扶助貧困者和貧困家庭作為政府社會功能的基本出發點，一種因襲德國的《社會保險法》，以制度性的階級調和作為政府社會干預的基本措施，使社會各階級都承擔工業社會的風險。這兩種模式相互影響，成為西方建設福利國家的藍本。在建設“福利國家”理念的指導下，西方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再分配。以30%左右的稅率將財富從個人征收到國家手中，然后將其中的30%—80%轉移支付到社會各階層。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社會轉移支付率占平均稅率的30.7%，西德為55%，瑞典為78.9%，英國為78.4%。③根據社會轉移支付率占平均稅率的比例，瑞典和英國是典型的高福利國家，國家福利功能大，美國是低福利國家，國家福利功能小。國家福利功能小并不一定意味著福利小，因為福利可以來自于國家，也可以來源于市場和社會。目前流行的學說是以福利社會取代福利國家，救濟式的消極扶貧轉向積極的福利政策。但無論如何，社會福利保障都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干預。
英國的前布萊爾政府主張“第三條道路”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在人力資本上投資，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經濟幫助，為了取代‘福利國家’這個概念，我們應當提出‘社會投資國家’這個概念，這一概念適用于一個推行積極福利政策的社會。”④一句話，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用‘福利社會’取代‘福利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約定的基調，……，福利供給的重組應當與積極發展公民社會結合起來。”⑤與此相應，布萊爾在總結他所領導的政府的“工作重點時，把優先權賦予教育、教育、教育。”⑥不論是“福利國家”還是“福利社會”，總之是由國家或社會提供社會福利，使人們的低層次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使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們擺脫困境，使他們能夠過上普通的、能夠被一般大眾所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從而減少這部分人對社會的敵視和不滿情緒，減弱他們產生暴力革命的傾向。英、美、德、法等資本主義國家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相對平穩的發展了資本主義。在中國、前蘇聯沒有能夠發展資本主義，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社會原因是社會上存在著相當龐大的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群。這些人們的低層次需要不能得到一定程度滿足，甚至是饑餓難忍、生活在死亡線上，而統治集團卻無視這一危險的社會現象，任其自然，這是產生暴力革命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毛澤東的著名論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基于此種原因，社會上有太多的干柴，幾根火柴就足以形成燎原之勢。而共產黨不是火柴，是火炬。這是中國和前蘇聯產生社會主義的基礎性的首要原因。至此，“早知現在，何必當初”的抱怨可以休矣。這正是共產黨產生并發展壯大的最根本的社會原因，是有必要發展共產黨的理由。
可以這么說，正是“福利國家”、“福利社會”救了資本主義的命！就了統治者的命！“福利國家”、“福利社會”通過對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調整緩和了階級矛盾，使社會避免產生龐大的生活在貧困線上人群，從而避免了大規模的暴力革命的發生。
三、歷史是自己選擇的
是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馬克思和馬斯洛的理論為人們提供了進行社會分析的基本方式和手段，至于社會實踐，則是活者的人們自己的事情。不論人們最終作出何種抉擇，那都將是正確的。因其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存在即真理。光緒、康有為要社會改良，因為改良可以強國，而且鄰居日本已經改良并且成功，但慈禧、榮祿等人不愿意，鎮壓了他們；其后的孫中山就不再想改良的事，于是有了黃興的屢敗屢戰，最終武昌起義而定天下；陳獨秀是講妥協、講合作的，毛澤東是國民黨一大選舉的中央宣傳部部長，但蔣介石不愿合作，一大批共產黨的精英被砍了頭；毛澤東、朱德等人就不能再講合作，只能上井岡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理念的支配下，蔣介石被迫去了臺灣孤島，毛澤東上了天安門城樓。
歷史終究是人自己寫的，如何抉擇，背后必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人們原本都是要改良的，因為改良不流血，還可以品著茶、舉著酒杯、叼著煙斗，悠閑而自得；而不能改良，則剩下的只有暴力革命。非暴力改良與暴力革命，二者必居其一！于是乎，革命原來都是被迫的，革命的原因原來是如此之簡單，為了生存——簡單而神圣。馬斯洛解刨了人，如庖丁解牛，酣暢淋漓，人為什么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原來是人性的必然；馬克思是無產者的教皇，教唆無產者去改變自己悲慘的命運；毛澤東則直接領頭干。于是乎馬斯洛有了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的美稱，是中性的頭銜；馬克思則有革命導師的尊稱；毛澤東則一再被神話而由人而神。
參考文獻：
1. 康新貴，《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勞動者階層分析》 網絡 《學說連線》 2005年12月18日；
2.美國 弗蘭克•戈布爾(Frank Goble)著 《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 譯者 呂明 陳紅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7年；
3.周弘《福利國家向何處去》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 第10頁、第12-13頁；第17頁；第18-19頁；
4.5.6、[英]安東尼•吉登斯著 鄭戈 渠敬東 黃平 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
作者：康新貴 廣東平正信誠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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