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與左派意識形態領導權
——以委內瑞拉的局勢為例
徐亮
路透社6月26日登載了一篇《查韋斯“21世紀社會主義”走到哪里？》的文章，全文反映了委內瑞拉革命中面臨的一些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根本上取決于上層的意識形態革命，即文化革命。
葛蘭西曾經在《獄中札記》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問題。毛澤東是一個極端重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偉人。他在三灣改編中就開始了黨委領導軍隊的制度。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面臨著一系列極為特殊的情況。
但是糾纏于階級斗爭中使社會主義國家一直處于精神狀態的緊張中。保持思想的警惕與長時間地處于思想緊張狀態是兩種事。處于思想緊張狀態使國家一直處于運動中。運動的對人自發要求的安定的悖逆幾乎可以和戰爭帶來的不安全相當。后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斗爭弱化論給資產階級的興起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在國內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國外強大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攻勢下，再加上官僚資產階級對馬列毛主義的嚴格控制、僵化宣傳，導致了社會主義成為了失敗、幻想、專權的代名詞。社會主義的內涵、馬列毛的內容被閹割了。“馬列毛”成了人民的反面說教。
隨著官僚思想不斷向資產階級思想做出讓步，比如接受勞動力可以雇傭、允許出現資產階級、允許自由市場開放以及種種向帝國主義作出的讓步，使國家的知識分子出現了一種極其惡劣的思想道德敗壞地步。知識分子沉浸在所謂民主、自由的騙局中不能自拔，人民仍然在輿論的欺騙中相信“資本主義帶來繁榮”，甚至半數以上的民眾支持實行資本主義。這真是對“無產階級占領輿論陣地”的極大諷刺。人們的思想觀念處于非常嚴重的迷醉中，而事實的真相總是處于被扭曲的解釋中。無產階級的左派需要通過努力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斗爭。這就需要一場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雖然是一場失敗的探索，但是不能說文化革命不必要，而是自然的需要。否則即使左派上臺，仍然無法解決重新官僚化、重新滑到另外一個官僚資產階級集團的地步。
委內瑞拉的局勢證明了文革以及毛澤東的正確性。如果政府借助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旗幟認可資產階級通過非法手段在社會已經取得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那么官僚資產階級就會上升為統治階級。不同的是，過去我們是依靠毛主席從上而下進行文化革命，而現在我們需要從我們左派開始，從底層進行文化革命。
革命的歷史也證明了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為什么緬甸、秘魯等地的毛革命隊伍沒有取得勝利，而是不斷地失敗和分裂，其主要成員為經濟利益而放棄革命理想，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失敗是其中非常關鍵性的因素。可以說，文化革命，從毛主席開始改造小農而成為革命軍隊就開始了。這是一場偉大的革命。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但是只要無產階級試圖上升為統治階級，仍然繼續面對帝國主義對文化信息的控制權，那么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必然會繼續進行，否則奪取的政權會逐步演變為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對立面，從而誕生出一批最富掠奪性、野蠻性、反動性、最無代價獲得剩余價值的大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
1、國際資本主義的壓力。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共產主義革命將在全球取得勝利。團結的無產階級當成為國際性的統治階級以后，其對意識形態的革命面臨的困難會大大減輕。但是列寧時代的社會主義在一國取得勝利，使無產階級面臨著新的局勢。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支持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就很難在國際范圍內獲得同盟軍。一項調查顯示，委內瑞拉人仍然有一半以上的人表達了對美國的喜愛之情。因此，這是否仍然是“查韋斯一個人的革命”？一個人的革命不能因為他的死亡而喪失社會主義的前途。所以委內瑞拉的前途在于勞動者的覺醒和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滲透、控制、潛移默化是強大的力量。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需要強化國家的權威和力量，而這些很容易成為民主的反向意義，因而容易被帝國主義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在不發達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物質基礎薄弱，在文化、經濟、輿論的斗爭上缺乏足夠的物質支持，加上帝國主義強大的引誘力，很容易使社會主義國家在開放、柔軟的政策中利用這一渠道進行新的滲透。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封鎖國門，而封鎖過門往往為自然經濟打開了復活的希望，從而成為一種生產力發展的悖論。
2、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由于國際、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無法避免地成為階級斗爭發展、潛在爆發的基礎。誰主張放棄階級斗爭，就說明黨已經發生了巨變，成為了資產階級的同盟者。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政權是復雜的斗爭，而更復雜的斗爭是對人世界觀的改造。查韋斯在1998年贏得第一次選舉時曾許諾要發動一場革命。自從他在去年12月份第三次贏得選舉后，他承諾要加快委內瑞拉的轉變，要讓“新人”不再有自私的要求，全都致力于公共利益。不過查韋斯執政9年后，一些分析家表示創造“新人”和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想法在委內瑞拉成功的幾率比其他國家如俄羅斯、尼加拉瓜和古巴更小。
3、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初期，意識形態落后于新建立的經濟基礎。而這種舊的權力結構容易導致新的官僚階級出現。新社會建立的過程中無法有既定的模式。中國1949 年有蘇聯的模式，而查韋斯只有古巴有樣板。委內瑞拉沒有革命實踐的基礎，對人民發動的情況缺乏依次革命實踐的教育。由于新的社會主義探索在建立的過程中不停地建立新的制度和框架，這些理論的假設在實踐中遭遇到資產階級舊意識形態的抵制和扭曲。查韋斯想把“21世紀社會主義”理念帶到委內瑞拉的宏偉計劃正遇到障礙——來得很容易的現金、腐敗以及越來越多靠鉆空子而發財的公民。意識形態教育的缺乏使新制度建立過程的漏洞很容易被新的腐敗分子所鉆營。自從查韋斯1998年借助占人口中絕大多數的窮人支持上臺后，至少有腐敗似乎更加嚴重。據總部設在柏林的透明國際稱，衡量委內瑞拉腐敗情況的指數持續下降，委內瑞拉目前是拉美最糟糕的國家，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政府的數據顯示，在查韋斯執政期間，委內瑞拉人的貧困比例從42.8%銳減到30.4%。不過雖然貧困人口減少，但委內瑞拉的貧富差異仍舊很大，出現了一個新階級——玻利瓦爾資產階級（bolibungesia）。這個詞來源于拉美的解放者玻利瓦爾和資產階級這個詞。批評政府的人稱玻利瓦爾資產階級包括了在黑市和灰色市場上的活躍分子、征收“額外收費”的政府官僚、石油買賣的中間人、洗錢分子以及毒品走私組織。加拉加斯的一個商人說：“這個新階級阻礙查韋斯實現21世紀社會主義更甚于任何舊的貴族。他們已經成為當權派的一個部分。”這些新的官僚資產階級比中國更容易滑到社會主義本來目標的對立面。
4、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這種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形成的觀念左右著公民的思想。安德烈斯·貝略天主教大學經濟和社會研究院主任路易斯·佩德羅·埃斯帕尼亞說：“委內瑞拉人是利己主義者。他們不愿為社會而工作。他們非常崇尚消費，甚至是那些忠于查韋斯的人。”拉美對委內瑞拉人的一種普遍看法是隨遇而安和及時享樂。不管是查韋斯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任何一方都不會否認這種看法。
查韋斯在最近一次演講中說：“如果我們的社會里大量存在這種病毒，那么我們就無法建設祖國，更不用說建設社會主義了。”在引用馬克思的話時他還說：“每個新社會的誕生都要受到舊社會的影響。”他承認，盡管已經完成了意義深遠的土地革命，對戰略行業實施了國有化，但是他的革命還遠遠沒有完成。委內瑞拉的情況證明了中國實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同時也是未來繼續進行文化革命，和資產階級爭奪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我們不可以放棄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思潮的解釋權。
對左派來說，不僅要反對資產階級的控制權，也要反對官僚資產階級對輿論的控制權。要在意識形態上爭取獲得勞動群眾和人民的最廣泛支持。如同葛蘭西所說的那樣，要爭奪無產階級對文化的領導權。在中國，左派的真正社會主義戰士要通過團結、戰斗的形式逐步參與到輿論的戰線中來，當我們成為輿論權力的控制者，那么我們也以滲透的方式完成了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而我們也就實現了一次新的撥亂反正，實現了“自我救贖”。
從底層開始發動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左派要團結和協調行動。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要從左派即無產階級真正先鋒隊的大聯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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