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在繼續——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6周年

文 化 革 命 在 繼 續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6周年

迎 春

毛澤東發動、領導的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但是，我國的文化革命仍在繼續。

文化革命的條件。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掌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到1962年確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業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我國都建立了。毛澤東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認為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經濟革命之后，必然要進行文化革命，使人們的社會意識與客觀存在的政治、經濟條件相適應；反之，也只有進行社會主義的思想革命，才能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權和經濟基礎。他結合國際反對修正主義斗爭和我國的實際，認為“--------我們的干部，包括生產隊長以上的這些不脫離生產的以及脫離生產的，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從‘反修防修’的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傳》下冊 第1309、1311頁）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黨內矛盾的尖銳化，他認為“四清”、“五反”運動解決不了問題，于是發動了震驚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至今，我國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有一點還沒有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執政黨。盡管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黨的政治、思想路線發生了質的變化，但是，作為共產黨，口頭上還是承認馬克思主義是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盡管加上了“有中國特色的”之類的限制詞，還是說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與國民黨統治時期有本質的不同，從而具備了文化革命的條件。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違法的，即使是存有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也要被判刑、入獄；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允許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存在公開開展意識形態斗爭的條件，但不能說是文化革命。這里說的文化革命，是指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開展的政治思想領域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間的斗爭。因為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政治思想領域的斗爭，直接影響著共產黨的路線和政權的性質。所以，只要共產黨還是執政黨，就具備開展文化革命的條件，這種文化革命是政治革命的繼續，與經濟斗爭緊密相連。事實上，我國的文化革命就在繼續，不過和毛澤東時期的文化革命相比，各方面的條件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文化革命的內容：毛澤東生前一再強調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前我國社會意識領域里的斗爭，仍然是是圍繞著這兩個問題展開的。

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后，剝削階級的統治被推翻了，廣大勞動群眾成了主人，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存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前途，還存在著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兩條道路。這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本身就存在著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經濟、政治的結構，是一種過渡形態的社會。在共產黨執政的歷史時期，兩條道路的斗爭，反映到執政的共產黨內，表現為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決定著國家發展前途和命運。文化革命就是黨內的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社會上的兩條道路在社會意識領域的斗爭。這種文化革命貫穿整個共產黨執政的時期，在馬克思主義占主導地位時存在，在修正主義占主導地位時仍然存在。到廣大群眾都能掌握、運用馬克思主義，都認識到是“群眾創造歷史”，而不是“英雄創造歷史”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兩條道路的斗爭才會消失，共產黨和政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共產主義社會就到來了！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廣大勞動群眾，揭穿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剝削、壓迫廣大勞動群眾的真實面目，鼓動人們積極參與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是反修防修的大演習。他不僅要求廣大群眾讀馬克思主義的書，更重要的是讓廣大群眾在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實際斗爭中，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占主導地位條件下，開展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

毛澤東去世以后，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并沒有結束。盡管政治、經濟、文化等條件發生了變化，盡管一些人否認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在公開發表的文章、書籍里，根本就看不見有這類斗爭的存在，但是，胡耀邦、趙紫陽的下臺、陳良宇的腐敗以及最近揭露山西的“黑窯廠”等事實表明，我國確實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確實存在著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確實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以及最近謝濤公開發表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再一次表明修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沒有停止，廣大革命群眾正以各種形式揭露資本主義復辟，在意識形態領域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在繼續、文化革命仍然在繼續。

一， 堅持還是修正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修正馬克思主義，就會改變黨的路線和國家的性質，改變社會發展的方向。堅持還是修正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斗爭的焦點。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鄧小平就反復說：“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多年來，存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鄧選》第三卷 第63、137、291頁）但是，另一方面又說：“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否則就會僵化嘛！”（《鄧選》第二卷 第128頁）“馬克思主義必須發展”等。（《鄧選》第三卷 第191頁）這就為歪曲、修正馬克思主義，大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修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斗爭。

一方面知道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沒有完全搞清楚”，而另一方面又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要“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自相矛盾。自己都沒有搞清楚的東西，怎么能作為“原則”堅持呢？又怎么能“堅持”住呢？對馬克思主義都還不能清醒地“認識”，又怎么“發展”馬克思主義呢？又會把馬克思主義發展成什么呢？

在鄧小平“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號召下，我國各種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如雨后春筍。首先是有人把對馬克思主義“認識不是完全清醒”、“沒有完全搞清楚”的鄧小平的言論，歸納為所謂的“鄧小平理論”，并稱之為“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以后又有“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還有人寫了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李錦著 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發行），說“鄧小平講兩個問題沒有完全弄清楚，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現在是到弄清楚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基礎理論體系；列寧、毛澤東的第二代馬克思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體系；鄧小平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體系，代表了第三代馬克思主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開辟了第三代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第3、4頁）這本書可以說是歪曲、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詮釋“權力就是真理”的代表作之一。

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什么呢？鄧小平說：“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鄧選》第三卷 第382頁）“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鄧選》第二卷 第126頁）而在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聯合主辦的全國社會主義論壇上，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吉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需要現代化。”“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只有兩條：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他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則可以創新。”（《首屆全國社會主義論壇追述》）《馬克思主義新發現》的作者李錦，居然還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并且說什么：“---有力證明鄧小平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偉大意義。”等等。（第135頁）看，馬克思主義在我國被歪曲、修正成了什么樣子了？

實事求是是一種科學的方法論，是唯物主義在研究方法方面的運用，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畢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容。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社會科學要運用，自然科學也必須運用，否則就不能揭示自然現象的內在聯系。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際上是抹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容。至于說什么“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則更是荒誕不經。馬克思主義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而生產力則屬于自然現象，是技術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怎么會出現“生產力理論”呢？可見，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已經被歪曲、修正成什么樣了！

關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恩格斯和列寧都有過明確的論述。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參看《馬恩選集》第574頁）；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中專門有一節，叫《馬克思的學說》（《列寧選集》第二卷 第580—606頁），對于馬克思主義做了更詳盡的概括。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白紙黑字明擺著的，怎么在劉吉那里，就變成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兩條了呢？這些所謂的“精英”們從哪里來這么大的膽子，敢于任意歪曲、修正馬克思主義？

恩格斯說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而修正主義者就是要修正這些基本理論。

歷史唯物主義指出，人類社會是建立在物質生產基礎之上的，生產活動包括物質財富的生產和經濟關系的生產兩個方面，而經濟關系則是社會的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決定社會形態；剩余價值學說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雇傭勞動制度，一切經濟活動都圍繞著剩余價值生產進行的；同時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是由雇傭勞動這一經濟基礎決定的。社會主義社會必然根本改變資本與雇傭勞動制度、消滅剩余價值、最終消滅剝削制度、消滅階級。

一些人歪曲、修正馬克思主義，否定歷史唯物主義，否定勞動價值和剩余價值理論，否定馬克思的兩大發現，主要是圍繞著社會主義這個命題展開的。

二，堅持科學社會主義，還是歪曲社會主義。

現階段我國進行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歪曲社會主義，就是要改變社會的發展方向。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我國有的干部，包括一些領導干部，根本就不懂馬克思主義，不懂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他們腦子里沒有扎根。在他們的視野里，更多的是資本主義具體形象。當實地看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富裕生活和先進的技術以后，被震驚了，資本主義實現的表象，排除了他們腦子里僅有的一點科學社會主義常識。赫魯曉夫就是典型。他訪問美國以后來我國，“講他在美國的所見所聞，說美國人生活怎樣富裕，艾森豪威爾怎樣希望和平”，“美國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汽車，一家都有幾間房子，住得很好，吃得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等等。（《十年論戰》上 第220—221頁 吳冷西著）鄧小平對新加坡等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很欣賞，說“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鄧選》第二卷 第199頁）“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朝鮮、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等等。（《鄧選》第三卷 第378、377頁）但是，他們見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物質生活，看到的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現象，看到的是表面現象，他們分不清物質生活與經濟關系的區別，不懂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社會制度已經是垂死的制度。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認識不清，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兩條道路的認識不清，所以說：“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鄧選》第三卷 第223頁）下面就來看看圍繞著這樣兩個問題的斗爭。

1，什么是社會主義

近些年來，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爭論，實在是太多了，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爭論。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選》第三卷 第372頁）圍繞著這一論斷，很多“精英”進行了注解，說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新發現》一書則說：“鄧小平正是拋棄了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的空想成分，把中國人拽回現實中---------鄧小平在經濟理論上完成了突破，把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類馬克思主義事業的重大貢獻。”（第15頁）而正是這個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抹煞了生產的物質內容與經濟關系的區別，混淆了生產力（人與自然的關系）與生產關系（人與人在生產過程發生的關系），歪曲了社會主義。

A，社會主義本質論，混淆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兩類不同的事物

2004年我在《論社會主義是一種過渡形態的社會》一文中，有《社會主義的本質》一節，就是批判這種錯誤觀點的，現轉錄如下：

近些年來，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在我國掀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暴露出大量的錯誤觀點，集中地反映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的分歧。

社會主義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社會關系。而一些人竟把社會主義說成是自然關系，混淆社會關系與自然關系兩者的區別，把問題攪得很亂。社會關系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看，矛盾的雙方都是人，用公式表示：人－人(這種說法不夠準確，不是所有的人與人的關系都是社會關系。關于這一點將在后面作進一步的說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都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而自然關系(包括生物人與全部自然界的關系)，矛盾的雙方則是自然物與自然物，用公式表示：自然物－自然物。這里的人，是自然界的人，抽象了社會關系的人，抽象了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等特定社會關系的人。社會關系與自然關系有質的區別，但是也有聯系，這就是社會關系最終是由自然關系決定的。馬克思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一切社會關系最終都是由生產力決定的，就是這種內在聯系的科學反映。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這是一個著名的論斷，也是一句混淆社會關系與自然關系的典型囈語。

貧窮是與富裕比較而言的。例如，經常所說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是小康水平；人均收入達到多少元，就算脫貧等等，都是以平均數表現的生產、收入水平，實際上都是指生產(再生產)的發展水平，講的是生產的物質內容，講的是人們的生產能力，而不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富者連綿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所說的社會內部的貧富對立是兩回事。例如，有一個村，大多數群眾都很貧困，但是，有幾戶“大款”，結果按人均水平計算，達到了小康村。這里說的小康村，能反映村里的社會關系嗎？不能！發展快慢是指生產的發展速度，也是講的生產的物質內容，講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屬于自然關系的范疇，與生產的社會形式、人與人的關系是不同的事物。

任何物質生產都是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的統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統一。把生產分為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懂得這一基本原理，不懂生產的社會形式、生產關系，就不會有社會形態的概念，就不可能懂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

生產的物質內容，如生產小麥，指的是農民與麥種的關系、人改造自然的關系，用公式表示：農民－麥種。講生產小麥，就抽象了生產關系、抽象了地主與農民的關系、資本家與農業工人的關系以及社會主義農業集體經濟成員間的關系等等。貧窮、發展太慢都是講物質財富的生產，講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不是生產的社會形式，不是人與人的生產關系，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等。因此，根本不能說貧窮、發展太慢是或不是社會主義，兩者不是一回事，不能劃等號或不等號。比如，中國比美國貧窮，但是不能說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美國是社會主義；20世紀末的英國比19世紀時富裕得多，但是，仍是資本與雇傭勞動制度，因此還是資本主義。可見，社會主義的本質首先是一種社會制度，而不是指物質財富的多少，生產發展的快慢。混淆物質財富的生產與生產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更不可能認清社會主義的本質。

我們說要到物資極大的豐富時，才能實現共產主義，這是對的，說明社會關系與生產力是有聯系的。不達到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就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物資的極大豐富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但還不是共產主義這種生產關系。前者說的是生產的物質內容，后者講的是社會關系，因此也不能把物資的極大豐富與共產主義混為一談，說什么富裕就是共產主義。其實這種混亂由來已久。赫魯曉夫就說過：共產主義只是一種形式，內容就是面包、黃油。（參看《十年論戰》第251頁 吳冷西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赫魯曉夫錯了。共產主義指的是社會形式、社會關系。他把物質生產區分為生產的社會形式和物質內容，套在共產主義這種社會形式上，說明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共產主義。“他不是把工人階級爭取共產主義的斗爭，看作是爭取自身和全人類的徹底解放的斗爭，而是把它說成是什么為'一盤土豆燒牛肉的好菜'而斗爭。”（《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所以，我們曾嘲笑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是“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

混淆生產的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是資產階級學者的一貫手法。馬克思指出：“而忘記這種差別（指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馬克思的原話是生產一般與特殊－引者注），正是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者的全部智慧所在。”（《馬恩選集》第2卷第8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馬克思時期的資產階級學者是這樣，現在的資產階級學者也是這樣。他們混淆生產技術與社會形式，不承認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類，只說什么“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等等。他們把技術吹得神乎其神，企圖用生產技術代替生產的社會關系。過去是核技術，現在又是信息技術、基因技術等等。他們不懂社會形式，或者是有意抹煞技術與社會形式的區別，用技術進步來掩蓋社會制度的區別、來掩蓋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趨勢。米。謝。戈爾巴喬夫就說過：“人類在進入把核能用于軍事目的的核時代之后……一旦爆發核戰爭，一切生靈都將從地球上消失。”(《改革與新思維》第173頁)“我國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預測：如果帝國主義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那么這場戰爭必將導致新的社會動蕩，從而徹地結束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標志著普遍和平的到來……在條件已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在核戰爭結局只能是全部毀滅的情況下，我們已經作出了戰爭與革命之間不再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社會進步的前景已同防止核戰爭的前景'結合起來'。”（同上書，第186－187頁）這就是說，在核戰爭的條件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分、社會制度的區分就不存在或沒有意義了，這是用技術進步來抹煞社會制度區別的典型。用生產一般，用技術來抹煞、掩蓋社會制度的區別，是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共同特點。

“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那么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是“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是生產的一定水平？還是特定的社會關系呢？前面說過，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關系，是與資本主義對立的一種社會關系。因此，絕不能說我國的社會主義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說是在搞社會主義，建國以后就在搞，盡管當時的生產水平比現在還低很多，但是卻是實實在在地搞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用經濟封鎖、用所謂的“接觸”政策等，千方百計地顛覆我國社會制度，妄圖使我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使我們的社會制度和資本主義世界“接軌”等等，從反面證實我們是在搞社會主義，而且是夠格的社會主義。不然，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為什么一定要顛覆我國的社會制度呢？

有人說“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不過什么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才解決。”那么是怎么解決的呢？有人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對于這個論斷及有關的一些論述，我國的一位理論權威邢賁思說：“這個概括十分深刻，它糾正了以往我們對社會主義的不全面、不確切的認識。”（《求是》1997年第19期第6頁）“從而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求是》1995年第18期第23頁）還有位教授寫了一篇《社會主義本質論》的文章，說什么：“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恰恰是把它作為一個動態過程加以整體把握的：從這個過程的起點和動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個過程中所要解決的基本社會問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到最終實現的目標（共同富裕）等，都做了明確規定和清楚表述，描繪了這一過程的完整圖景。”（《前線》1997年第2期）另一位理論家高放更說什么：“清除了以往對社會主義的很多誤解和陳舊看法，推出了很多關于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觀念……實現了人們對社會主義認識的第三次重大飛躍。”（《東岳論叢》1996年第四期）還有的人說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等等。

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理論上講不通。凡是學過歷史唯物主義的人都知道，任何新的生產關系之所以取代舊的生產關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舊的生產關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任何新的生產關系的出現，都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都能容納生產力更快的發展。所以說，歷史上任何新的社會制度都具有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作用，這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特點。資本主義初期曾促進并容納了生產力的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56頁）那么我們能不能說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呢？當然不能！同樣，我們也不能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反之，任何新的生產關系都會轉變為舊的生產關系，都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資本主義是這樣，社會主義也是這樣。社會主義也會變成舊的生產關系、舊的社會制度，也要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怎么能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呢？如果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那么還會有共產主義社會嗎？可見，說什么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既不能反映社會主義與其它社會制度之間的本質區別，更不能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變化的內在聯系，因而是錯誤的。

近年來類似的說法還不少，如“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其實任何社會的統治階級都要發展生產，資產階級也要發展生產，不然它就不能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那么能不能說資本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呢？不能！事實是，當一種生產關系成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生產力就和這種生產關系發生尖銳的矛盾，資本主義是這樣，社會主義也將會是這樣。說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消滅階級。

有人會說，上述“社會主義的本質”的論斷，還包括“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對于這些內容，過去人們已反復講過，怎么能說“沒有完全搞清楚”，“我們現在才解決”呢？嚴格地講，“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而只是現象。兩極分化等現象，都是私有制社會的必然產物。因此，說“消除兩極分化”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也不科學。至于“共同富裕”，則是消滅階級、消除剝削的結果，也不能說是本質，而只是現象。

那么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么呢？馬克思在預言未來的新社會時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恩選集》第三卷第24頁）后來，列寧在蘇維埃政權成立兩周年時，寫了《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4頁）“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列寧選集》第四卷 第89頁）毛澤東同志在總結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后，運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指出：“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毛選五卷》第475頁）簡單地講，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生長著的共產主義與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彼此的斗爭”，是兩種性質對立的經濟、政治關系并存的過渡性。這是一個歷史時期，它的最終結果是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對于這一點，以下各個部分還要進一步展開論證。”

以上是有關社會主義本質的分析。

鄧小平還說：“------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選》第三卷 第372頁）這個論斷的影響很大，至今還有很多人引用這個“標準”，來判斷什么是社會主義。

這個所謂“判斷的標準”與“本質論”屬于同一類性質的錯誤，就是混淆了社會制度本身的性質和社會制度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這樣兩類不同事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是社會制度，她們的性質是由制度內在矛盾決定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由資本與雇傭勞動這種經濟制度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則是否定資本與雇傭勞動制度，由新生的共產主義與衰亡的資本主義的矛盾決定的。至于兩種社會制度與生產力發展的關系，當它們作為新的社會制度時，都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當它們作為陳舊的經濟關系時，都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資產階級在它的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那么，按照所謂“三個有利于”的判斷的標準，應該說它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呢？前面說過，當要向共產主義轉變時，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也會阻礙生產力發展，用“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判斷，那時的社會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呢？

總之，上面種種觀點，都存在著混淆了生產的自然方面與社會方面、生產的物質內容與社會形式的錯誤，抹煞了兩者的區別，歪曲了社會主義，掩蓋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區別。

B，不以經濟現象、制度作為區分社會形態的標準，抹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

社會形態的區別，源于經濟制度的不同；經濟制度決定社會的政治、文化等制度；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決定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所以，認識社會主義社會，首先必須剖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雇傭勞動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則是作為雇傭勞動制度的對立物而產生的。當前我國的“精英”們，在論述社會主義時，完全回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回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雇傭勞動制度的對立，把實行雇傭勞動制的企業說成是社會主義企業；把實行雇傭勞動者的社會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這樣“社會主義”就成了任人擺弄的“泥團”，愿意怎么擺弄就怎么擺弄：什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紛紛出籠，甚至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以雇傭勞動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只要是社會民主黨執政，也被“精英”們說成是“社會主義”！

剖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歷史比較短，還沒有建立起科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原蘇聯曾經出過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是，不論是研究的方法，還是論述的內容，都存在嚴重錯誤，基本上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生活的實際。因此，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至今尚沒有系統、科學地論述。

不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發展已經近一個世紀了，對于與雇傭勞動制度對立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可以做出一些科學的概括。

考察經濟關系，必須從經濟現象出發，而不能從本質、概念出發。社會主義、公有制等都是指經濟關系的本質。從本質、規律出發，就分不清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分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對同一現象的經濟，如國有企業，都實行雇傭勞動制度，有的說成是公有制，有的又說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又如對股份制，有人說是私有制，有人說是公有制，爭論不休。所以，我們的探討必須先從經濟現象開始。

(1),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的現象特征

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現象的特征，是和資本主義社會比較而言的，所以，首先要比較一下兩種社會總體的經濟現象。

總體經濟現象的區別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整個經濟是一個“龐大的商品堆積”；勞動力成為商品。

資本主義社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最高階段：光怪陸離的商品廣告，五光十色的商品，一切的一切都通過買賣。不僅生產品通過買賣，還沒有生產出來的產品也買賣，叫期貨買賣；資本也買賣，叫股票買賣；土地也買賣；貨幣也買賣，叫外匯買賣；甚至于人也可以買賣，如人的名聲（叫知名度）、臉蛋、器官乃至肉體都可以買賣；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勞動力也成了商品。勞動力買賣，是資本主義經濟本質特征的表現。用馬克思的話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資本論》第一卷 第47頁）他還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叫做雇傭勞動制度。貨幣的威力無窮，擁有大量資本的資本家是這種社會的主體。

可是，一到社會主義社會，即原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我們這里是以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為典型），或者說是西方社會學者所說的“斯達林模式”的社會，喧囂的世界變得平靜了許多，不僅大量產品退出了商品貨幣關系，土地、礦藏、企業等不能買賣，商品生產的范圍和貨幣的威力大大減退，特別是勞動力不再成為商品，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標志。勞動者成為了社會的主體。

僅僅籠統地觀察總體的經濟現象，還不能深入地認識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必須進一步考察兩種社會形態的經濟細胞，從細胞形態上看兩種社會的區別。

經濟細胞形態的區別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被稱為“市場經濟”，一切都通過市場進行買賣交易。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財富不再是“龐大的商品堆積”，人們發現有大量的產品在市場上買不到，社會財富表現為三種形態：調撥產品；計劃購銷商品；和自由買賣的商品；下面就分別對上述三種生產品的社會形態，特別是對調撥產品這種全新的細胞形態，進行比較詳細地考察。

第一種，調撥產品

調撥產品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中的主要的細胞形態，是財富的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按馬克思的話說，這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的“一種普照的光”。它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經濟學，包括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很少考察產品的這種社會形態。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只說它們“不是”商品，而沒有進一步說明“是”什么。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修訂第三版。以下皆出自此書——引者注）則說調撥產品是商品：“國營企業所生產的---------生產資料，也是通過買賣方式從某一國營企業轉入另一國營企業，它們也是商品。”（轉引自《批注和談話》下冊 第472頁）但是，對這種“商品”與其它商品的區別和聯系，也沒有作深入地分析。西方經濟學就更不會研究調撥產品了。

這里所考察的產品，不是它們的自然屬性——有用性，而是它們的社會屬性，是產品所連接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馬恩選集》第二卷 第123頁）

調撥產品從使用性看，主要是生產資料，而且是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如煤炭、鋼材、機床等；在具體的管理上，又區分為統配與部管兩大類。

但是，用生產資料——產品的自然屬性，來劃分調撥產品與商品，不是科學的劃分方法。

生產資料是產品的自然屬性，而調撥產品則是指產品的社會屬性，反映的是一種社會關系。所以，斯大林說原蘇聯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時，毛澤東則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說：“斯大林根據商品是一種可以轉讓所有權的產品這個理由，說蘇聯的生產資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疇，這值得研究。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也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不僅把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賣給公社，而且為了公社辦工業，把一部分工業生產資料賣給公社。這些產品，都是商品。”（《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上 第63頁 以下簡稱《批注和談話》）可見，毛澤東是根據產品所連接的社會關系，說明“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不是商品，根據產品的社會屬性，決定它們是不是商品；再則，同一種產品，如煤炭，由于使用的途徑不同，如用于發電，則是生產資料；用于家庭取暖，則是生活資料。可見，用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區分是不是商品，顯然不科學。

這里說的調撥產品與商品，是指連接兩種不同社會關系的生產物。

調撥產品。按毛澤東的話說，“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批注語談話》上 第63頁）

由于調撥產品不進入市場買賣，因此，即使是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人，也不了解調撥產品的運動過程。這里首先對調撥產品的運動形態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調撥產品在生產之前，由調撥產品的需求單位與供應單位，分別報送年度計劃，再由上級單位層層匯總上報，最后集中到國家計劃委員會。中央的計劃機構根據不同調撥產品在國計民生的地位、作用，根據當時的需要和可能，進行綜合平衡，最后決定生產計劃和供應計劃。

計劃確定以后，中央的計劃機構分別向生產部門（供方）和需求部門（需方）下達計劃，然后由各級層層分解，最后落實到基層單位。為使需方與供方正式銜接，每年還要召開訂貨會議，由供需雙方在訂貨會上正式簽訂合同，確定了生產供應計劃。與商品只有在產品生產出來，通過市場完成買賣交易之后，產品的社會性才被確定不同，調撥產品的社會性，在生產之前、計劃銜接時就確定了。此后，生產單位按計劃進行生產，按期保質保量地供應需方；需方在收到調撥產品以后，按計劃價格進行結算，通過銀行匯給供應單位一定量的“貨幣”。到此，調撥產品的運動就完成了。新的年度又開始一個新的運動過程。

調撥產品與商品比較，有以下特點：（1）按計劃調撥，不經過市場交換；（2）生產物的使用性直接表現為社會產品；（3）與調撥產品相對立的“貨幣”，不能進入商品交換，與一般的貨幣嚴格區分開。

調撥產品運動的第一個特點，它不通過市場買賣，而是根據社會的需要和生產的可能，按國家計劃生產，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與此類似，農業集體經濟內部也有一部分產品，在集體經濟范圍內調撥，如生產的糧食，作為飼料、種子用的等等）；生產物不通過市場交換，不轉換為價值，而是以產品有用性，直接表現為社會產品。

調撥產品的第二個特點，調撥產品供給需方以后，需求單位要匯給供方一定的“貨幣”，但是，這種“貨幣”與企業發給工人購買商品的貨幣，被嚴格區分開來，這種“貨幣”不能流入市場購買商品，不進入商品交換領域。這種“貨幣”，與商品運動中的貨幣連接的是不同的經濟關系。

可見，從調撥產品運動的對立兩方面看，都不是商品。

馬克思說：“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恩格斯說：“要成為商品，產品必須通過交換，轉到把它當作使用價值使用的人手里。”（《資本論》第一卷 第54頁）馬克思強調的是“社會”的使用價值，而恩格斯則強調“必須通過交換”的產品。總之，他們強調產品的社會性，強調“交換”的社會形態。而調撥產品則以有用性的形態，直接表現了它的社會性，根本不經過交換，所以不是商品。

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重性，使用價值只不過是價值的“物質擔承者”；而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生產品的交換，就是交換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抽象勞動，這是從質的方面考察；從量的方面考察，在商品交換的關系中，人類勞動的生產率越高，凝結在單個商品中的抽象勞動就會減少，商品的價值就降低。

調撥產品根本就不交換，因而也沒有價值，沒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重性。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商品買賣，還有貨幣，但是，有貨幣也不能在市場上買到調撥產品；不僅個人買不到，就是企業單位也買不到。正如前面所述，調撥產品是按照計劃供應的，只供應給下達計劃的需求單位，除此而外，其它單位有貨幣也買不到調撥產品，可見與調撥產品對應的“貨幣”，也不是商品貨幣關系中的特殊商品。總之，調撥產品是與商品完全不同的一種全新的經濟關系。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說：“在國營企業的生產活動以及在它們彼此間經濟聯系的發展方面，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在國營企業內部作為商品而流通的生產資料”（轉引自《批注和談話》下冊 第476頁）等論述中，還是把調撥產品說成是“商品”、“利用商品貨幣關系”，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總之，調撥產品與商品的區別主要表現在，生產的目的不同：調撥產品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而生產，直接以生產物的有用性滿足需要；商品的生產，是為了實現價值、剩余價值；發生社會關系的途徑不同：調撥產品是由社會的代表——國家，組織的訂貨會議發生社會關系；商品則是通過市場買賣發生社會關系；運動的方式不同：調撥產品是按照社會的計劃進行生產和再生產，而商品是在一種競爭無政府狀態中運動。可見，兩種產品的現象形態和所連接的社會關系完全不同。

當然，調撥產品仍然與“貨幣”相對立，因此說明“貨幣”的內容就具有重要意義。由于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商品貨幣關系，人們的視線一時也不容易擺脫商品貨幣關系的束縛，對于這種“貨幣”的考察，將放在以后進行，這里只能說明它不是商品貨幣關系中的貨幣。

第二種，計劃購銷商品。

這是經過市場買賣的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性質，但是，它的價格是由國家計劃規定的，具有強制性，因此，我們叫它計劃購銷商品。這種商品與一般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它的價格，與自由買賣的商品，完全受市場供求影響而波動不同。一些關系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在供求矛盾尖銳時，國家往往會發出輔助的票證，如糧票、布票等，以保證廣大勞動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

第三種，自由買賣的商品。

自由買賣的商品則與一般的商品相同，它的運動形態是：商品——貨幣——商品，（當然也可能出現貨幣——商品——貨幣的運動形態），它的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受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影響而不斷波動。

當然，這三種生產品同存在一個社會，彼此必然互相影響。正如斯大林所說：“絕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存在的東西。”（《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年北京版 第13頁）社會主義社會的調撥產品，對商品生產、流通有著重大影響。計劃購銷商品以及供求矛盾尖銳時，國家以票證的形式，保證廣大勞動群眾需要，穩定價格，就是調撥產品對商品影響的表現；反之，商品生產、流通的存在，也對調撥產品產生影響。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支配著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淹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馬恩選集》第二卷 第109頁）調撥產品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普照的光。

(2)，勞動力不是商品

勞動力不再成為商品，是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區別的根本標志。

斯大林說：“現在，在我國制度下，說勞動力是商品，說工人‘被雇傭’，這真是十分荒謬的，好像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自己被自己雇傭，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一樣。”（《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16頁）斯大林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工人階級占有生產資料、勞動力不是商品等結論，正是需要求證的命題，不能靠邏輯推理得出，而只能通過對現象的分析來證明。正如毛澤東所說：“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原理、原則是結果，這是要進行分析，經過研究才能得出來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下冊 第801頁）

毛澤東時期國營企業的勞動者，在勞動以后要領取一定量的工資，這和資本主義企業的工人，勞動以后也領取工資，從現象上看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下面就對兩類企業的勞動——工資現象的異同，進行一些比較、分析。

從質上看，首先是國營企業的勞動者，不是“自由”的勞動力，勞動者進入企業勞動，是由國家安排的。毛澤東時期我國的國營企業，中專以上的畢業生，由人事部門分配；一般勞動者則由勞動部門安排。

其次，勞動者在勞動之后也領取工資，但是，與私營企業的勞動者不同，他們的勞動總能轉化為工資，不存在解雇、失業的現象。國營企業的工人，只要有勞動能力，就能勞動，勞動就能轉化為工資。這一現象表明，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不是出賣勞動力商品；勞動以后領取的工資，也不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而私營企業的勞動者，經常有被解雇、失業的可能，表明勞動者只有勞動的人身條件，沒有勞動的物質條件，因而有勞動能力也不能從事勞動。當勞動力商品被資本家購買了，才能勞動，獲得工資，否則，就不能勞動，得不到工資。這種現象表明，工資不過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從企業方面看，企業能不能解雇工人，是區分是雇傭勞動制根本的標志；從勞動者方面看，勞動者能不能直接從事勞動，用現在通俗的說法，工人有沒有“鐵飯碗”，是勞動者處于主人公地位還是出賣勞動力商品的根本標志，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類企業的本質差別的表現。

從量上考察，國營企業工人的工資，也不隨勞動供給的變化而變化，而是按計劃規定的數量分配。在我國，實行的是八級工資制。而私營企業工人的工資，是隨著勞動力市場的供求變化，而不斷漲跌。可見，從量的變動，也說明國營企業工人領取的工資，不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不隨供求關系而變動；勞動與工資的關系，不是商品交換的關系，而是勞動的報酬。

從以上的簡要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生活中，人們在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的各個環節，都存在著雙重身份：在生產領域，勞動者既以主人的面貌，直接與生產的物質資料結合，從事勞動，不存在解雇、失業的問題，同時又以私有者的身份，占有一定的生產成果；在流通領域，一方面才存在著公有制的調撥產品，一方面存在著私有制殘余的商品；在分配領域，一方面勞動者為社會、集體提供積累，另一方面還要領取工資；在消費領域，勞動者不僅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醫療保健、教育、住房等方面，享受著社會提供的物質資料，同時還要用工資購買一些生活用品，養家糊口。這種公有與私有兩種經濟關系同時并存在社會，是一種過渡性的社會，存在著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發展方向，存在著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毛澤東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后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后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13頁）事實上，商品經濟的自發趨勢，只能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毛澤東晚年的所說的理論問題，就是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中，還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存在著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當然，隨著生產的日益社會化，社會主義社會這種過渡形態的社會，最終必將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

(3)，兩種社會存在著不同類型的經濟問題

由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不同，經濟活動中呈現的問題也不一樣。

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是雇傭勞動制度，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圍繞著剩余價值、圍繞著利潤和工資進行斗爭。資本家要求獲得更多的利潤，必然要求盡可能的減少工資支出，產業后備軍的存在，是這種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一方面是財富的積累，大量商品賣不出去，資本輸出，另一方面又是貧困的積累，大量的勞動者失業，吃不飽、穿不暖；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等等，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存在的問題。

社會主義否定了雇傭勞動制，建立了公有制為主的經濟制度，勞動者都獲得工資收入。失業的現象消失了；兩極分化的現象也消失了；生產雖然高速增長，但是產品、商品總是供不應求，被稱為“短缺經濟”；也不會爆發經濟危機等。當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存在著自身的矛盾，如勞動者作為社會主人與作為私有者的矛盾；積累和工資的矛盾；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矛盾，發展共產主義經濟因素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矛盾等等。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說明的問題，這里只能簡要的提及。

可見，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從經濟基礎看，不論是從總體的經濟形態，還是從細胞形態；從勞動力的地位；從呈現出的經濟問題等，都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一些人違背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不從經濟形態來區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違背了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否認社會主義就是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等，造成在社會主義理論問題上的混亂，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斗爭的表現，是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部分。

社會主義社會，不僅有經濟基礎，還有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在社會主義這種過渡性的經濟基礎之上，樹立起的上層建筑，就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也存在著兩種發展方向：一種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國家機器隨之逐漸消亡；另一方面國家機器也可能演變成“有資產階級的國家”，如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國家那樣。本文重點是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強調經濟基礎決定社會形態的區別，對社會主義政治領域的特點，在其它地方已經論述過，就不進行更多分析了。

至于文化領域的特點，由于文章主要就是論述兩條道路的斗爭在社會意識的反映，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也不多說了。

“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等，開辟了我國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問題上的混亂局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占陽在《全國社會主義論壇》上竟然說：“所謂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普遍幸福主義。進一步看，普遍幸福主義在現實世界中就表現為功能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長徐景安也說，“普遍幸福主義就是大家都能過上好日子。這是對社會主義直白、明了的解釋。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過好日子的價值觀和結構，都是符合社會主義的；反過來，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過好日子的，就不是社會主義。”（《首屆全國社會主義論壇追述》）“精英”們否定經濟制度決定社會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用“普遍幸福”之類的謊言，代替對經濟制度的科學分析。類似的社會主義的定義，俯拾皆是。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提出：“正本清源地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根據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把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對于社會主義經濟作出更明確的界定，即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征規定為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經濟(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切含義)，從而對我們的基本政策給出邏輯一貫的理論說明，并使人們認識到，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并不是由國有經濟所占份額的多寡所決定的。”（《首屆全國社會主義論壇追述》）最近，謝濤則根據社會民主黨執政的事實，認定歐洲國家為社會主義社會等等。可見，社會主義已經被我國的“精英”們糟踏成什么樣子了！

2，怎樣搞社會主義

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問題上的混亂，必然對怎么搞社會主義帶來影響。

A,是抓革命促生產，還是不顧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孤立地強調發展生產力

前面講了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有人把社會主義說成是發展生產力，混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而在“怎么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又把發展生產力與社會主義割裂開來、對立起來。

鄧小平把階級斗爭與經濟建設對立起來，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與發展生產力對立起來。他反復強調“一心一意搞建設”，提出了所謂的宏偉的目標：“發展經濟，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我們探索了中國怎么搞社會主義，歸根結底，就是要發展生產力，第一步，到本世紀末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時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鄧選》第三卷 第9、77、117頁）還說什么：“四個現代化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鄧選》第二卷 第234頁）“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鄧選》第二卷 第276頁）等等。當然，有時候他也說：“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鄧選》第三卷 第181、204頁）可是，在南巡講話時他又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等等。（《鄧選》第三卷 第377、372頁）實際上否定了發展生產力，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進行兩條道路的斗爭。

建國以后，毛澤東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根據新生產關系才能促進生產力大發展的原理，強調建立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他在一九五三年的《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就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選》第五卷 第117頁）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明確地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可見，毛澤東認為建立、堅持社會主義經濟關系，與發展生產力是緊密聯系的，是發展生產的兩個方面，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更好、更快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鄧小平卻反對毛澤東抓階級斗爭，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與發展生產力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他批評毛澤東說，“-----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斗爭，提得更高了。”“十中全會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階級斗爭，搞‘四清’了。”（《鄧選》第二卷 第295頁）等等。他還說：“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鄧選》第三卷 第116頁）片面地強調發展生產力。

“發展才是硬道理”，是“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翻版。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也宣稱要向貧窮開戰。為什么資本主義社會就不能大發展？為什么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大量貧困人口呢？據哈佛大學醫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就連最富有的美國，還有“約3500萬人吃不飽飯”。（《參考消息》2007年6月10日 第6版），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當今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水平已經不低了，但是，一方面有很多商品賣不出去，大量勞動者失業，輸出大量資金，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著一些吃不飽、穿不暖的貧困人口，這種兩極分化的事實，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實現了人類飛往太空的夢想，但是，技術被資產階級掌握，誰要運用這些先進技術，就必須付出高額的知識產權費，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制度，嚴重地阻礙了技術的推廣、運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成天提心吊膽地害怕出現“衰退”等，都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保夕’快進博物館了。”（《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686頁）不砸碎資本主義制度，生產力就不可能有大發展。只講“發展是硬道理”，不講用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才能高速發展生產力，掩蓋資本主義制度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事實，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

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事實，證明了在生產社會化的今天，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促進生產力的大發展。蘇聯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第二次大戰前的一九三七年與第一次大戰前的一九一三年相比，蘇聯工業增長了四點八八倍，而同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只增長了零點五三倍，其中美國增長零點九倍，英國增長零點二二倍，德國增長零點四一倍，法國增長零點一四倍。”“革命前俄國工業占世界第五位，歐洲的第四位；早在戰后蘇聯工業已上升到世界的第二位，歐洲的第一位。一九一七年，蘇聯工業產值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到一九六五年已上升到六分之一左右。”（轉引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縱橫談》第336頁 錢俊瑞主編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我國的經濟發展也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新中國建立之后，“------總的來說增長速度在世界范圍內還是最快的。例如，從一九五0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內，我國工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百分之十三點三，同時期（一九五一——一九八0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相應指標只為百分之四點六，發展中國家也只為百分之七”。（同上書 第340頁）鄧小平就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仔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指1978年——引者注）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全世界是比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鄧選》第二卷 第167、163頁）可見，社會主義制度確實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

毛澤東時期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促進了生產力高速發展，還是長期停滯，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而鄧小平的對這一事實的說法前后矛盾：前面說“--------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建國以后，我們從舊中國接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工業幾乎等于零，糧食也不夠吃，通貨惡性膨脹，經濟十分混亂。我們解決吃飯問題，就業問題，穩定物價和財經統一問題，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經濟建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鄧選》第三卷 第63頁）可是，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中國建國三十年來------一個根本問題是，我們耽誤了時間，生產力發展太慢。”（《鄧選》第二卷 第311頁）“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農民和工人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領袖---------然而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固守成規，關起門來搞建設，搞了好多年，導致的結果不好-----------很長時期處于緩慢發展和停滯狀態。”“我們在一個長時期里忽視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從一九五七年起，我們的生產力發展非常緩慢。”等等。（《鄧選》第三卷 第115頁、116、137、223頁）事實只有一個，那就是在新中國建立的三十年，生產力得到了高速發展。

走資本主義道路，搞雇傭勞動制，也能發展生產力，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出現短暫的繁榮；如戰后的日本、德國以及所謂的“四小龍”等等。列寧早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個企業，各個工業部門和各個國家的發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躍式的。”“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不，在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工業部門，個別資產階級階層，個別國家，不同程度地時而表現出這種趨勢，時而又表現出那種趨勢。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但是這種發展不僅一般地更不平衡-----”。（《列寧選集》第二卷 第783、842頁）但是，資本主義制度終究是沒落的社會制度，在一個短暫的繁榮之后，必然又要陷入嚴重的危機。歷史事實反復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性。

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事實，再一次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

鄧小平說過：“我們確定了一個政治目標：發展經濟，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鄧選》第三卷 第77頁）他又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錯了路了。”“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鄧選》第三卷 第111、139頁）當前我們的兩極分化、新生資產階級的事實，證明改革“失敗了”，“走錯了路了”！我國經濟發展走資本主義道路，雖然出現了短暫的繁榮，但是，不可能避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固有的矛盾：大量勞動者下崗、失業；兩極分化；“黑磚窯”、“礦難”頻繁發生，出現了新的“三座大山”等等，而且遲早要爆發經濟危機！

走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經濟，也必然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早在改革開放剛開始，鄧小平就說：“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增加，這種情況很不得人心。”“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只要堅持這么干，情況一定能好轉。” “----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一九五二年殺了兩個人，一個劉青山，一個張子善，起來很大作用。”等等。（《鄧選》第三卷 第33—34、156頁）二十多年過去了，盡管“嚴打”不斷，專項打擊不停，我國社會治安、社會風氣不僅沒有好轉，而且問題越來越嚴重。問題還是出現在走什么道路上。搞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就不可避免要出現這類社會問題。鄧小平認為：“我們對刑事犯罪活動的打擊是必要的，今后還要打擊下去，但是只靠打擊并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翻兩番，把經濟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徑。”（《鄧選》第三卷 第89頁）他還以蘇州地區為例，說明工農業年生產總產值接近人均八百美元，就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基本生活問題、住房問題、就業問題、人口外流問題、普及教育問題，而且“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犯罪行為大大減少。”（參看《鄧選》第三卷 地25頁）時至今日，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八百美元了，但是，社會治安、社會風氣并不像鄧小平預計的那樣。事實是，社會治安、社會風氣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搞雇傭勞動制，生產力發展了，社會治安、社會風氣，也會變壞；反之，搞社會主義經濟，社會治安、社會風氣就會越來越好。“新中國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指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引者注）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面，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丑惡的東西。”（《鄧選》第三卷 第379頁）這句話不完全對，如果共產黨執政，走資本主義道路，像現在這樣，照樣消滅不了丑惡東西。新中國能夠消滅丑惡東西，不僅是因為共產黨執政，而且是建立、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兩者存在著內在聯系，社會治安、社會風氣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不會按人們的主觀意志，想怎么“抓”，就變成怎樣的。可見，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然會碰得頭破血流。

總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抓革命，促生產”，這樣的發展觀，才是科學的發展觀；只有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才能指明我國發展經濟的康莊大道。

B,是自力更生為主，還是依靠外資為主

是獨立自主為主，還是依靠外資為主，這既是搞社會主義的方法問題，也是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鄧小平說：“我們要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也要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中國的經驗第一條就是自力更生為主。----------在建國三十二年多時間里大體有二十幾年，我們完全或基本上處于沒有外援的狀況，主要靠自力更生----------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我們仔這個期間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發射了人造衛星等等。所以，我們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紹的首要經驗就是自力更生。”（《鄧選》第二卷 第257、407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鄧選》第三卷 第3頁）等等。

可是，他又說：“-----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么可擔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鄧選》第三卷 第375頁）“至于吸收外國資金，這是作為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不用擔心它會沖擊社會主義制度。”（《鄧選》第三卷 第135頁）他更不顧什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直接以新加坡為典型，說：“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個是外資企業利潤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都是收入。我們要下這么個決心，權衡利弊、算清帳，略微吃點虧也干，總歸是在中國形成生產能力，還會帶動我們一些企業。我認為，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人家來做生意，就是要賺錢，我們應該使得他們比到別的地方投資得利多，這樣才有競爭力。我們的勞動力比較便宜，有這個優越條件。”（《鄧選》第二卷 第199頁）等等。

外國資本，不僅僅是資金、技術，而且也是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利用外資不僅是引進資金、技術，必然也引進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

外資進入我國，與原有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勞動力、市場等方面發生尖銳的對立，而不是什么“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首先，外資要求“自由地”雇傭和解雇工人，要求工人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要求存在著大量的失業工人——“勞動后備軍”。而在公有制的條件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工人不能“自由地”出賣勞動力，因此，外資的大量進入，必須摧毀公有制，不僅國營企業，也包括集體經濟，“解放”勞動者，使他們成為“自由”的人。

其次，外資企業生產的商品要出售，除了以廉價商品供應國外，還要占領我國這個大市場，因此，必須把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的產品從市場趕出去。

再次，外資在我國建廠要占用土地，要求土地自由買賣，還要求有金融、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服務”相適應。

總之，大量外資進入我國，不僅要改變我國的經濟關系，而且要根本改變我國的一切社會關系，最終會要求改變我國的政治制度，改變共產黨執政的政權。

外資進入我國，是為了賺取利潤，因此在投入的地區、行業、技術水平等方面都有它的選擇。從地區看，一般是沿海地區；從行業看，主要是投入工業，首先是技術水平低的行業，即所謂“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等；對于技術水平較高的產品，則用“知識產權制度”，嚴格地加以控制；這就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一系列“不平衡”的根源。

要發展經濟，擴大再生產，就必須有積累。是依靠外資，還是靠勞動人民積累，是決定走什么道路的問題。

依靠外資，擴大的只能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依靠勞動人民積累，必然擴大社會主義經濟關系。這就是存在兩條道路斗爭的一個重要原因。

“城市經濟改革-----我們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當的地方，改過來就是了。”“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鄧選》第三卷 第78、113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科學，因此具有預見性，能夠預見經濟、社會現象發展變化的內在聯系。而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恰恰是取消預見性。經濟、社會現象的運動，存在著內在聯系，依靠外資、私營經濟發展生產力，必然出現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系列矛盾、問題，想要“改過來”就不可能了，更何況對“妥當”與“不妥當”，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認識。歷史唯心主義則認為，經濟、社會現象是人們主觀意志的產物，人們想怎么改就能怎么改。而事實證明，經濟、社會的發展存在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當前我國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就是證明。

綜上所述，文化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修正主義的斗爭，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正在我國激烈的進行著，而且將繼續進行下去。中國共產黨86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必將戰勝修正主義，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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