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溫：瑞典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進程和經驗教訓

瑞典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進程和經驗教訓

作者：徐崇溫 
   中國社會科學院 2007年5月

內容摘要

有人認為：瑞典模式是不觸動私有制而可將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典范。瑞典模式發展中經歷了三個階段：福利社會主義階段，把福利政策說成就是社會主義，在其弊端凸現時遭人質疑。于是：出現了職能社會主義階段來取而代之；但由于職能社會主義只是給福利社會主義穿上了一件所有制的外衣，而并未在實際生活中改變所有制，因而就未能使瑞典避免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基金社會主義階段，企圖對私有制有所觸動，因而遭致了資產階級各集團的聯合反攻，但瑞典社會民主黨及其政府卻并沒有做好向私有制進行認真挑戰的準備，致使基金社會主義遭到廢棄的厄運。現在，瑞典社會民主黨又一次失去了執政地位：以至連瑞典原先的福利模式都在被逐步放棄。由此引出的經驗教訓：一是僅有分配方面的變化而沒有所有制的根本變革，是不可能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社會主義的，福利社會主義并不是社會主義；二是沒有在實際生活中所有制的真正變革，僅靠給福利、分配措施穿上所有制外衣的重新包裝，那只是在搪塞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三是當著企圖真正觸動私有制；讓雇員處于與資本家分庭抗禮的地位，那是資產階級所絕對不能容忍的。

［引言］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瑞典模式是他們頂禮膜拜的偶像，認為它所實行的社會福利制度開創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民主的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不僅影響了整個西方工業國家，而且其經驗具有普適價值，是改變人類歷史方向的、活著的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只是他們的主觀想象。實際情況是：瑞典模式所實行的“福利社會主義”雖然從一開始就把福利政策當成了社會主義，并在實施過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由于它并沒有消滅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相聯系的一系列弊端，因而隨著“福利社會主義”的局限和弊端的凸現，其性質就遭到人們越來越嚴重的質疑。正因為這樣，瑞典模式就進入到它的第二個階段：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角度對瑞典模式進行重新概括的“職能社會主義”。但由于“職能社會主義”在實際上無非只是對瑞典模式傳統理論的不同表述，而并沒有、也不可能消除“福利社會主義”所固有的種種弊端，這就使瑞典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陷入戰后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從而催生了以20紀80年代初瑞典議會通過建立的雇員投資基金法案為標志的“基金社會主義”。作為瑞典模式第三階段的“基金社會主義”企圖對私有制有所觸動，從而促使資產階級各集團聯合起來，在意識形態上和政治上發動反攻，而瑞典社會民主黨人卻因為在意識形態上和綱領上、在政治戰略上都沒有做好向私有制提出認真挑戰的準備，因而終于沒有逃脫連議會通過了的法案都被資產階級所推倒、“基金社會主義”遭到廢棄的厄運。

這樣，瑞典模式在經歷了74年（社會民主黨在這個過程中累計執政65年）三個階段的發展以后，就只留下了福利社會及其弊端。瑞典模式全方位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曾經推動了瑞典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成高度工業化、電氣化和信息化的發達國家，但在冷戰結束以后興起的新一輪經濟自由主義大潮，新興產業的發展，跨國公司的投資活動等等，都在沖擊和挑戰著這種福利模式，使它的弊端越來越凸現出來：瑞典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缺乏對工作的激勵機制和對創業精神的鼓勵，嚴重挫傷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企業主的投資積極性。按照稅法規定，工人要交的所得稅占工資的30％～35％，加班和兼職的收入納稅率達50％，20世紀80年代以后更增加到75％，結果一方面是某些行業中每天的曠工人數達到全部勞動力的25％，另方面又使許多人寧愿在家里依靠改府的救濟金過活也不愿出去工作；瑞典的移民政策也鼓勵移民享受政府的補貼而不出去工作，而且補貼的數額還超過清潔工、手藝人、民工的勞動收入和所得，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矛盾。瑞典的高稅收政策還導致其國際競爭力逐年下降：從2000年前的世界排名第9，降至2000年的排名第11、2005年的排名第14。與此同時，瑞典的失業率居高不下。目前，據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公布的數據，失業率為6％，而據聯合陣線計算，將提前退休者、長期病假者、正在接受培訓者都計算在內，失業者將達勞動力的17％。正是因為諸如此類的原因，在2008年的大選中，瑞典社會民主黨僅獲得35.2％的選民支持，比上屆下降了4.7％，在議會中僅獲130個議席（在上屆獲144個議席），從而又一次失去了執政地位，并使瑞典進一步打算放棄原先的福利模式。據瑞典北歐斯安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克拉斯·埃克隆德稱，早在20世紀90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就大幅削減了公共部門，并決定取消遺產稅；現在，隨著稅額已經到頂，必須提高效率，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的逐漸削弱，瑞典政府又對本國實行的失業保險計劃進行改革：增加保險費，減少福利，以提高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并宣布了有關取消財富稅和財產稅的計劃。埃克隆德說這種使瑞典變得不那么獨特，變得更像歐洲主流國家的變革，不是通過人們走上街頭的法國方式進行的革命，而是采取許多小的步驟，逐漸推動社會、改變社會的北歐方式的革命。

［正文］

在社會黨國際所屬各黨中，瑞典社會民主黨占有特殊的位置，因為它在20世紀兩次連續執政的時間，加起來就超過半個世紀；其執政期間所取得的成績和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影響，在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中更是首屈一指。瑞典是一個人口只有800多萬，面積不過45萬平方公里的北歐國家，然而，在一段時期里，它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占比重，卻超過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的4倍，出口超過9倍，所提供的機器和設備超過14倍；就業率的增長超過人口的增長，長期保持1％到2％的低失業率，在人均收入水平、社會保障、保健、教育、環境保護和其它指標方面，都進入世界領先行列。

瑞典社會民主黨本來是一個主張通過革命和改良并舉的道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政黨。它的首任主席布蘭廷在1886年10月所作《為什么工人運動必須是社會主義的？》講演中，曾經說過“準備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當代工人階級的重大的歷史使命”，自由主義使工人得到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他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意味著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然后將生產資料所有權轉移到工人手中，實現收入平等，進而消滅階級差別。在怎樣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雖然他在原則上主張漸變而不是革命，但卻并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在1920年成立以社會民主黨為主的內閣前后，布蘭廷又主張通過改良主義與和平方式去實現以瑞典的獨特條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他認為，社會民主黨的終極目標還是廢除資本主義，但只能通過逐步的工作、漸進的改良未實現這個目標。在布蘭廷1925年去世，阿爾賓·漢森接任主席，并于1932年組成其第一屆政府以后，更進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瑞典模式的建設。

一、福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的社會主義就是福利政策”

瑞典模式的第一階段，是從20世紀3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期的“福利社會主義”，其基本立論依據是說，由于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普遍的福利，因此，為福利所做的一切就是社會主義；進而又認為“社會民主黨人的社會主義就是福利改策”。福利社會主義源于漢森對社會民主黨傳統思想的斗爭。瑞典社會民主黨在成立時，宣告自己是一個“革命的政黨”，黨的任務是爭取選舉權和通過議會改變勞動者的處境，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開展奪取政權的斗爭，其首任主席布蘭廷雖然主張走改良主義道路，卻還把社會化看作是為實現廢除資本主義制度這一終極目標而進行的逐步、漸進的改良，是漢森在接任瑞典社會民主黨第二任主席以后，逐步以福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政策，取代了社會化的方針，從理論到實踐徹底完成了向社會改良主義的演變。

漢森在1928年左右提出了社會民主黨應自稱為“人民的黨”和建立“人民之家”的思想。他認為，為了使黨贏得農民和中間階級的支持、打開合作的道路，瑞典社會民主黨應自稱為人民的黨，以使人民獲得自由、為人民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作為自己的目標，反之，階級的概念看上去有局限性，不利于黨在現實中活動和實現黨的目標；他還把國家比作家庭，提出建立人民之家的目標，說“如果瑞典社會要成為它的公民的好家庭，就必須廢除階級差別，發展社會照顧，實行經濟平等，以及經濟和社會的民主，而在這種平等化中，工人要參與經濟管理，要實現民主并把它運用到社會和政治的領域”。在1928年大選中，社會民主黨因襲傳統社會化方針而選票減少，在1930年地方選舉中，只提出有限的社會政策目標卻贏得一定勝利，使漢森決心用“人民的黨”和“人民之家”方針去取代傳統的社會主義方針。他說，問題不在于大聲疾呼地提出一些傳統口號，而是要解決同人民日常的切身利益有關的迫切問題。為此，他把平等、福利、合作當作“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把它們置于社會化的長遠目標之前。

1929年～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為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實現“人民之家”思想提供了機會：當時，失業工人幾乎達到工人總數的1／3，罷工斗爭不斷發生，黨內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已走到盡頭，應趕快實行社會化。漢森則認為，危機還不意味著資本主義馬上就要崩潰，他提出了以國家干預為主要手段，以充分就業、刺激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主要內容的反危機綱領，強調通過勞動市場和政治改革去實現經濟平等，改善人民生活。他說，反危機政策的出發點是“全體人民”，宣稱民主是實現社會民主黨理論的唯一秩序，強調了遵守民主的義務以及為群眾的利益而進行階級合作的重要性，結果使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獲選票104萬余張，占總票數41．7％，從此開始了其長達44年的連續執政。

漢森組閣任首相后，當即提出按照團結、合作的原則改變社會，奠定富裕的基礎，為全體人民帶來好處的方針，特別強調要關心近期目標，要用階級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協的方式實現福利社會主義的目標，建成“人民之家”。為此，他以首相名義向私人企業主發出正式的合作邀請，又與代表大農場主利益的農民黨進行合作，并采取一系列反危機措施，如擴大公共工程，給工人以相當于勞動力市場價格的工資，向反失業措施和國家各類應急工程提供資助，放松對失業救濟的限制，向各地的住宅建設、市改工程提供貸款，對私人企業提供貸款或補助，實行旨在對國民經濟結構的模式加以指導的結構計劃等等。漢森還改變了以往福利的社會救濟性質，使之向社會保障體系的方向發展，逐步實行了退休制、牙科服務、失業保險、工時法、兩周休假制等一系列福利措施。這些措施在世界市場好轉的大氣候下獲得了成功：生產增長、市場活躍、失業率大幅度下降，危機得到了緩和，人們把它與羅斯福在美國推行的新政相提并論，稱之為“漢森新政”。

在1936年開始的第二屆漢森政府，進一步貫徹了社會福利政策：它不僅再次修改了養老金條例的法案，使醫療保險體制獲得了迅速發展，而且開始全面實行普遍的家庭政策，包括給孕婦、母親、兒童以一定的津貼，提倡結婚貸款，鼓勵結婚和生育，政府的福利開支比上屆政府提高30.2％。漢森政府還鼓勵工會聯合會與雇主聯合會在1938年簽訂薩爾茨耶巴德協議，規定解決勞資糾紛的程序和機構，限制企業主的管理特權，取消雇主可以任意解雇工人的勞動法第32條；規定勞資爭執時，雙方代表進行談判，達成為期1～3年的協議，共同遵守，如爭執不下，達不成協議，由政府指派一名調解人介入談判，如仍達不成協議，工人罷工或雇主關廠，都須在一周前通知，如達成協議后雙方有不同解釋，可訴諸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的勞工法院。人們把這個協議視為瑞典勞資關系史上的轉折點，甚至視之為標志著“一個日益增強的理解和獨特合作的時代的開端”。在漢森政府期間，瑞典的生產環境得到了改善，國民經濟節節上升，資本主義企業得到了發展，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福利也有了相當大的增長，政府不僅得到了工人的擁護，也獲得了資產階級的合作或容忍。為此，在1940年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得票率上升到54％的歷史最高水平，“瑞典模式”由此開始馳名內外。漢森認為，盡管在瑞典，社會化并沒有按傳統方式進行，但他推行的上述一切都是社會主義的。他說，社會化“不是所有重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轉移，而首先是國家與社會旨在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活條件的努力”。于是，理論家開始按照漢森的思想來重新認識和解釋社會化理論及其含義，把福利政策、國家干預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福利社會主義理論由此形成。

爾后，漢森政府一面繼續進行全面的社會福利建設，實行病退（休）制、普遍附加養老金制、普遍醫療保險制、調休假制、9年義務教育制，另一方面，在二戰以后成立了由政府、工會、資本家共同管理勞動力市場的全國勞動力市場委員會，成為政府借助于勞資雙方配合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經濟運行中心；建立了勞資雙方在企業內部共同決定生產和勞動條件的合作制度，規定企業主和工人為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進行連續不斷的合作。在漢森于1946年10月逝世后，繼任者埃蘭德繼續堅持了他的福利政策，并提出要以“自由、平等、團結、合作”作為基本價值，實現一個充滿“保障、自由、合作、團結與平等”的“無階級社會”的目標，并先后實行了比例選舉制、公民投票表決法、“工人運動的戰后綱領”等等，使瑞典的社會福利建設取得了顯著成就。

但由于瑞典的福利社會主義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權力結構和階級差別，并沒有消滅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相聯系的一系列弊病，因而隨著西方社會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出現的旨在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新的社會運動和新左派思潮的傳播和擴展，福利社會主義的局限和弊端也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日益凸現出來：一方面，福利社會主義所強調的國民收入的公平分配等目標，在諸如荷蘭、比利時、法國等非社會主義政府也已實現；另一方面，在瑞典連那些最頑固的保守派也支持這些福利措施，這就不能不使廣大人民群眾懷疑這種福利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西方經濟學家格魯奇曾經指出：瑞典社會民主黨幾十年來執政的結果是“瑞典在實現工業的社會主義組織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方面沒有多大進步，工業大部分仍然在私人手中，財產所有權仍然是高度集中的，階級差別仍然是牢固的”。正是基于瑞典國內外對于福利社會主義的性質的懷疑，時任社會黨國際總書記的漢斯·雅尼切克強調“已經出現了對舊價值舊信息的大懷疑，以及對舊的行動和處事方式的再思考”；“對于社會民主主義來說，簡單地宣稱自己能夠比自由企業的捍衛者更人道，更有效地管埋混合經濟的福利國家，將證明在（20世紀）70年代只是一種日益失效的戰略，富有政治覺悟的年輕一代，對60年代給社會民主主義留下的印記感到厭惡，這就是已經出現的危險的信號”。瑞典社會民主黨對此進行“意識形態再思考”的結果，便是提出了“職能社會主義”去取代“福利社會主義”。

二、職能社會主義：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角度對瑞典模式的重新概括

如果說，在漢森、埃蘭德時期，瑞典社會民主黨人把瑞典模式的特征概括為“福利社會主義”的話，那么，在福利社會主義的弊端日益暴露，人們要求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給予更大關注的情況下，瑞典社會民主黨人就把它重新概括為“職能社會主義”。首先提出這種新的理論概括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人岡納·阿德勒一卡爾松。

卡爾松是一位在瑞典和美國攻讀法律專業的青年社會民主黨人，1962年回國以后轉向經濟學研究，20世紀60年代的大學校園生活，使他深感新左派思潮對于社會民主黨傳統理論和戰略的沖擊。1965年，他在向一批訪問瑞典的拉丁美洲學生領袖介紹瑞典情況時，萌生了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瑞典模式做出新的理論概括的想法，當即撰寫和發表了題為《運行中的社會主義：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小冊子，經過修訂、擴充以后，他在1969年將它更名為《職能社會主義：瑞典的民主社會化理論》，以英文發表。從此，瑞典社會民主黨的“職能社會主義”就風行瑞典內外。

作為對瑞典模式的特征的一種新概括，職能社會主義不同于福利社會主義之處，在于它迎合新的時尚和思潮，把福利社會主義回避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做法，改變成為直接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人手，承認對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行改造的必要性；把福利社會主義全面否定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做法，改變成為主張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結構內實行職能社會化的做法。

在所有權的問題上，卡爾松認為歷來就存在著兩種概念：一種是“把所有權視為自然法權的概念”，它把所有權視為某種神圣的東西，視為上帝的恩賜或出于天賦的人權；一種是“實證論或目的論的觀點”，它把所有權當作某種應當根據社會所選擇的目標或適合于社會的目標而加以判斷的事物。

在所有權性質問題上不同觀點的這種矛盾，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紀的霍布士和洛克。洛克認為，財產是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以及由此對他將自身摻合進去的那些事物即他的創造物的占有。霍布士則認為，財產權像其他大多數權利一樣由國家所創立，因而也就必須接受其創立者國家的控制。洛克的觀點被載人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權宣言，而霍布士的觀點則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視。瑞典法學家奧斯登·恩頓在《瑞典財產法》一書中，把霍布士的觀點稍加改變，提出把所有權看作一種和實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職能的概念”。它所描述的，是一種沒有實質特征、但卻能以便利的方式使我們對抽象事物的思維系統化的關系；通常，所有權被看成是一種不可分割的概念，恩頓的“職能的概念”卻把所有權看成是一個可以分割的概念，它包含著由所有者對其所有物所可能行使的許多職能。

卡爾松對職能社會主義的論證，就是從介紹恩頓的所有權理論開始的：“奧斯登·恩頓所做的事情就是：根據羅馬法的法學傳統而強調，所有權概念并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概念，恰好相反，它是一個包含了許多所有權職能的概念，這些各不相同的所有權職能可以輕而易舉地分離開采，所以說，所有權0并不是簡單地等于所有權的全部內容，而是相當于a，b，c等項職能；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就是：O=a＋b＋c……＋n。這種推理方法的邏輯說明，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完全不必在社會上進行全面的社會化，而只須對所有權的某些職能如a和b實行社會化，但職能c除外，就完全足夠了，或者甚至在經濟上說來還更好。”

卡爾松以房屋所有者的所有權為例來加以說明：在實行無限制所有權的社會中，這種所有權意味著定居、出租、任意處置房屋、在租賃期滿時逐出房客，拆毀和翻造房屋，把售房收人轉移到國外等等職能。

瑞典實行的職能社會主義的特征在于，它不是對整幢房屋實行全面社會化，而只是對上述職能中的一部分實行控制，以鼓勵房屋所有者社會性地而不是非社會性地使用其房屋所有權。例如，要是國家通過法令控制了房租限額等等，房屋所有權主就不能隨便規定房租。在有關法令的限定下，他或者不能用違章方式使用租金，或者要從房租中拿出一部分向國家納稅，或者不能違反城市規劃所確定的美學式樣隨便拆毀翻造房屋，或者不能在租賃合同期滿時就逐出守法房客，或者不能未經政府有關部門的許可轉移售房收入。

“這樣，我們雖然沒有對房屋的所有權實行全面的社會化，但已經間接地對一個不受限制的所有權能夠行使的許多職能實行了社會化”。這就是說，在保存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的情況下，國家可以通過議會立法的直接手段和經濟政策的間接手段，使資本家接受對他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實行的限制，使他或者和他人分享這些權力，或者只能按照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的方式使用生產資料和從事經營活動。卡爾松認為，這樣，既可保持資本家在經濟生活中的推動作用和競爭力，又可以消除因為資本家濫用無限制的生產資料私有權而必然造成的弊病和社會沖突，既可以使資本家滿足個人私欲，又可以使工人階級滿足改善生活的要求。

接著，卡爾松就通過否定正式社會化的辦法來論證其“職能社會化”的可行性和優越性。

首先，完全的正式社會化不利于經濟進步，“如果要在某個正在運轉的經濟中實行諸如完全的正式社會化一類過于劇烈的變革，那么經濟進步就必然遭到挫折”，而且資本主義表現出有一種不僅能生存下去，還能進一步適應于現代工業化社會的民主條件的能力。而蘇聯的50年則證明，生產資料的正式社會化并不是解決一切經濟問題的充分條件，它甚至都不能有助于實現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今天（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極不公正的狀況的存在，變革又是必要的”。
卡爾松認為，經濟組織的逐步社會化是可以取代正式社會化的，而且這是一種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選擇方案。其優勢在于：第一，在今天，正式社會化這種極端的意識形態變革只有通過暴力才能實現，而在核時代，暴力的每次運用只是趨近最后毀滅。對于資本家來說，職能社會化向他們提供了他們所能夠同意的一系列妥協，而正式的社會化向他們提出的只能是用革命代替核戰爭來毀滅他們。對于資本家而言，這兩種結果是一樣的。由于他們占有西方的核武庫，因而，要是對他們實行正式社會化，他們寧愿拉著整個人類同他們自已一起毀滅。第二，正式社會化同革命相聯系，而職能社會化同進化相聯系，“正式社會化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政策，而職能社會化則正像（意大利）‘色拉米香腸’策略，這意味著，用不著屠夫費多大勁，資本主義的香腸可以輕而易舉地被一片一片切下來”。在全書的結尾部分，卡爾松把他提出的職能社會化比作斯堪的那維亞逐步剝奪其國土權力的辦法。他寫道：

“且讓我們用曾經用來對待斯堪的那維亞那些國王的方式來對待資本家吧！100年前，任何一個斯堪的那維亞國王都擁有許多權力；50年前，他仍然行使著相當可觀的權力。按照我們的憲法規定，國王照樣擁有同100年前一樣多的正式權力；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已經剝奪了他的一切權力職能，因而在事實上，他今天已毫無權力可言。我們并未經過危險的、破壞極大的內部斗爭就做到了這一點。我們應當用同樣的方式避免那種甚至是更加危險的對抗，而如果我們走上了正式社會化的道路，那么，這種危險性更大的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讓我們不要這樣做，而是去剝奪和取締我們現在這些資本家的一個又一個所有權職能，讓我們甚至給這些資本家一件新衣，但卻是一件同安徒生童話中那位著名皇帝的新衣相似的新衣。幾十年之后，資本家還會存在，也許在形式上還像國王一樣存在，但在實際上只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低級發展階段的赤裸裸的象征。”

由于卡爾松的《職能社會主義》一書從所有權理論上概括了瑞典模式的經驗和成就，因而它首先得到了瑞典社會民主黨人的支持和鼓勵。該書在出版以后的短短5年之內即己連續再版16次。瑞典社會民主黨人大都用與卡爾松《職能社會主義》十分類似的說法來概括瑞典的經驗。例如：

瑞典社會民主黨經濟學家林德貝克在《新左派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指出：“所有權的意義完全是相對的，并且完全隨各個國家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措施而定”，“在原則上，是能夠通過把權力交給國家當局、雇員或者消費者的辦法削弱到這樣的地步，以致物質財產的所有權按經濟權來說同……銀行戶頭所有權不會有多大區別。”

瑞典社會民主黨理論家約翰遜在《民主福利社會》一書中也說：“我們斯堪的那維亞社會民主黨人是局部社會化的擁護者，廢除私有制社會意味著挖我們的墻腳，我們就會大大降低經濟發展的速度，就會對自己的政策產生不負責任和漠不關心的感覺，就會在國內引起混亂和其他不良后果”，總之，“廢除私有制只會引導我們走上錯誤的道路，在保存占有者的私有制的條件下，可以極有利于和便于消滅同私有制相聯系的特權”，這是因為，“在局部社會化的情況下，支配權基本上歸整個社會，而同時，私有財產本身仍掌握在個別人的手中。而在小企業主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工業部門中，一切都合理地保持原狀”，“最主要的是不要把私有制看作某種絕對的東西”。

卡爾松的《職能社會主義》一書的影響還遠遠超出了瑞典的范圍，在短短5年內被譯成7國文字在國外出版，在《社會黨國際通訊》等許多報刊雜志上被廣泛摘登，并被視為社會民主黨提出的各種“局部社會化”理論中最完備、最成熟、最有實際經濟依據的一種。例如，美國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邁克·哈林頓認為，職能社會化是“使靠資本為生者無痛苦死亡的有效方法”。而紐伯格和達菲合著的《比較經濟體制：從決策角度進行比較》一書則把卡爾松的《職能社會主義》下書列為所有權理論方面的重要參考書之一。卡爾松本人也因此而贏得了巨大的國際聲譽，先是應聘去維也納比較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接著又應聘到丹麥羅斯基勒大學中心任社會科學教授，還被任命為意大利卡普里島的國際社會哲學研究所所長。

但在另一方面，正因為職能社會主義是被用來替代福利社會主義而對瑞典模式經驗作的新概括，并不是被用來替代福利社會主義而實行的新政策，正如有些人所說的，與福利社會主義相比，職能社會主義無非是對瑞典社會民主黨傳統理論的不同表述罷了，所以，它就并沒有、也不可能消除把瑞典模式稱作福利社會主義的種種弊病。具體地說，盡管在瑞典，國家對經濟進行強有力的控制和干預，它廣泛利用財政、稅收、貨幣、價格等手段對社會產品進行再分配，從而在發展經濟和緩和社會矛盾方面獲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生產的社會化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種種其他矛盾，這就使得瑞典從70年代中期起，陷入戰后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首先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從1960年到1965年期間的5.3％，挨次降至1965年到1970的3.8％，1970年到1974年的3％，1974年到1977年的0.3％，1977年到1983年的1.5％。其次是福利開支不斷擴大，改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如由1977年到1987年度的242.18億克朗，上升到1978年剄1979年度的389.41億克朗，1980年到1981年度的550億克朗。再次是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在1973年到1984年間，通貨膨脹率為10.2％；在1970年到1982年間，社會零售價格指數上漲兩倍；貨幣從1977年開始3次大幅度貶值，瑞典克朗與美元的比價也由1974年的4.08：1，下降到1985年2月的9.1：1，1986年4月又回升到7。05：1。

隨著經濟形勢惡化，失業率上升，社會矛盾加劇，工人罷工由20世紀60年代的年均17.5起，上升到70年代的年均142起。這些情況匯集起來，終于使瑞典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的得票率頻頻下降，由1966年的50.1％，下降為1970年的45.3％和1973年的43.7％，并終于在1976年的選舉中失去了己有連續44年的執政地位。

正因為這樣，連卡爾松本人在為1986年發行的德文版《社會主義辭典》所寫“瑞典模式”和“職能社會主義”兩個辭條時，也對職能社會主義作出了新的自我評價。

在“職能社會主義”辭條中，卡爾松寫道：“作為一種政治行動的實證理論，職能社會主義取得的成果不大”。“我曾經認為，有可能剝奪資本家的一切重要職能，正如我們對待瑞典國王所作的那樣，他今天僅僅是年老夫人們的談話資料了。這當然只是色拉米香腸策略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根據我的經驗，這種比喻使人產生誤解。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是：每當人們在資本主義色拉米香腸的一端切掉一種職能時，在另外一端就會重新生長出兩種新的職能來。目前我懷疑，只要技術發展還不斷創造新的生產資料從而創造新的所有者職能并使資本家保留主動權，職能社會主義是否還有可能使所有者職能成為純粹是一種不公正的過去的可供談笑的象征。相反，為了在實踐中生效，職能社會主義必須找到一些引導或控制技術變化（這是我們經濟中有活力的因素）的手段作為前提。否則‘職能資本主義’的設想就將表明為是更加現實的。”

而在“瑞典模式”的辭條中，卡爾松又進一步指出：“如果確實存在過瑞典模式的話，那么它通過1973年的石油危機已嚴重受到震動，因此不管人們對社會民主黨44年（1932～1976）執政的成果還會做出其他什么評論，這些成果是缺乏堅實基礎并不能持久的；隨著經濟的日益國際化，特殊的瑞典模式傾向于同普遍的資本主義西歐模式相融合。人們不能說，在瑞典存在一種特殊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除非人們真正打算把概念搞亂。”

隨著“職能社會主義”的理論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基金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改策的崛起。

三、基金社會主義：一次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建立雇員集體所有制的不成功嘗試

“基金社會主義”，是因為在1983年底瑞典議會通過建立雇員投資基金法案，而實施這一政策制度的內容則標志著瑞典的“社會主義試驗”的特征而得名。

但是，作為瑞典模式的政策思想來說，基金社會主義早就由科皮、斯蒂芬斯和希默爾斯特蘭等人鼓吹過了。科皮等人認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有兩種形式，一是資本主義成熟的自然過程，二是其自身的崩潰。福利社會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必要準備，但沒有破壞現有體制的結構。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無須在粉碎現行體制的基礎上實現，而應通過這種體制的自然“成熟”來實現，而基金社會主義則為社會主義的主客觀條件的成熟提供基本動力。因為這種社會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在現存體制內，通過工人集體控制企業利潤和股份，進而逐漸控制資本所有權，擴大投資，增加就業和福利，實現經濟民主，最后進入社會主義。對此，科皮等三人又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論證。

科皮、斯蒂芬斯、希默爾斯特蘭三人都把爭取經濟民主權力看作未來社會主義的最高目標，都認為福利社會主義是基金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

而從國際社會民主黨的范圍來說，實行雇員分享資本家的利潤和建立歸雇員集體所有的基金制度的設想，也并非始于瑞典社會民主黨。在瑞典之前，英國、丹麥、聯邦德國、法國等國家內就已出現過與此類似的建議和設想。

例如，早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在丹麥工人運動中就出現過由工人控制資本積累的要求和相應的建議。在1971年和1979年，丹麥社會民主黨曾兩次向議會提出建議，主張用向雇主課稅的方式建立工資收入者基金，在35年內使工人的股票達到公司全部股票的一半。英國王黨在1973年也提出過向資本主義的企業課稅，以建立全國工人基金的建議。如此等等。

但是，所有這些設想和建議，都沒有能夠付諸實施，成為法案和制度。唯有瑞典，卻得以在議會通過法案并付諸實施，這顯然是與瑞典的特殊條件分不開的。

同其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在瑞典，一方面是工業企業和社會財富都高度地集中在私人資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則又存在比較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社會民主黨，所以，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發生了經濟危機，社會矛盾激化以后，工人運動中出現了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強烈要求。
在1978年第27次黨的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瑞典社會民主黨綱領》中，明確提到：“社會民主黨反對讓財富對人民行使權力，反對將經濟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它試圖尋求在民主條件下生產的方式和分配形式，其目的就是要使社會中的所有成員在支配和提高共同的生產資源的任務中成為平等的伙伴。”而在為實現這些目標所制定的種種措施中，有一項便是把勞動者和生產資料聯系起來：“勞動者通過贏得參與決定企業事務的權利和參與企業資金建設，便為實行集體影響和集體所有制打開了大門，這樣便把勞動者和生產資料聯系了起來，從而煥發了人們的主動性和責任感。”

怎樣使“勞動者”“參與企業資金建設”呢？答案便是通過建立“雇員投資基金。”

在1961年和1966年，在瑞典工會聯合會的兩次代表大會上，原來居住在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僑居瑞典的著名經濟學家魯道夫·麥德內爾博士，就曾提出過關于就某些企業的超額利潤進行談判，以建立行業和部門工會基金的一系列建議，但在當時沒有通過。所以，在瑞典工會聯合會1971年代表大會上討論金屬行業工會提出的既要限制財產集中又要鼓勵投資的提案時，太會和總工會主席阿恩。吉杰爾便邀請麥德內爾領導一個工作小組去深入研究這些問題，就通過某種形式的集體所有制來抵制財富集中并擴大工人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問題提出建議。

多年來，瑞典工會聯合會一直實行“團結一致的工資改策”，即力圖使工資與雇員所從事工作的性質相聯系，而不是與雇主的支付能力相聯系的跋策。但這樣一來，那些具有較高效率的公司，卻獲得了日益增長的超額利潤，面對這樣的形勢，工會應該采取什么對策？在盈利公司中財產所有權的分配上，工會是否應該主張某種形式的集體資本的形式？

麥德內爾在受命研究這個問題4年以后，和他的同事在1975年8月完成了關于雇員投資基金的報告的第一個版本。接著便是在1975～1978年之交的冬季中，這個報告成為工會會員熱烈研討的主題，有18000名工會會員對麥德內爾小組提出的征詢意見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礎上，工會聯合會把麥德內爾小組的《雇員投資基金——集體資本形成研究》報告提交1976年6月的工會代表大會進行討論，代表大會接受了這一報告，把它作為對此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同時表示對可能被最終采用的詳盡計劃——例如關于雇員投資基金的增長率，基金系統的范圍及其管理的安排等等——不作最后決定。麥德內爾本人也表示要將這一項研究視為持久地解決所有權問題以及工業和社會權力分配問題的一種貢獻。

那么，麥德內爾的《雇員投資基金》報告，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內容呢？

報告指出，雇員投資基金研究的目標有三：一是“完善以團結原則為基礎的工資政策”；二是“抵制由產業的資金自籌而產生的財富集中，三是∵增強雇員對經濟活動過程的影響”。

報告還把雇員投資基金方案拿來，同為加強工人和資本家團結同時又糾正其在分配方面產生令人不滿的副作用而提出的兩種其他的辦法相比較，一種是建立將由工會管理的行業基金，另一種是提高工資稅。這兩種辦法都剝奪企業和企業所有者一部分利潤，但卻又沒有涉及增加企業經營內部的雇員影響問題，就是說，都沒有能實現上面提出的第三個目標。與此相對照，雇員投資基金方案卻“通過將利潤逐漸地撥給一種由雇員自己所有、并由雇員自己管理的基金系統，使雇員得到資產增長中的一定份額”，由于它包含有使雇員真正參加資本形成的過程，“還將使雇員在產業內部發揮更大的影響”，從而一舉達到上述3個目標。同時又“不致損害經濟和工資政策的其他重要目標”，例如，不“對就業和資本形成造成不利影響”，不使“工資政策”“受到抑制”，不“對成本和價格產生負作用”，不“阻塞通往收入更加平等化的道路。”

對于怎樣建立雇員投資基金，報告說：“用于對企業進行再投資的一部分利潤的所有權，從過去的所有者一方直接轉移到作為集體的雇員一方。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一我們建議為20％一下撥給雇員。”但是，“這部分資產并不離開企業。相反，由企業發行同等價值的股票，并將這些股票轉交給雇員基金”。

麥德內爾估算，如果對企業利潤的征收率為20％，那么，在企業的利潤率為10％的時候，雇員投資基金在10年內就可掌握企業股份的17％，在35年內可以掌握企業股份的下半；在企業的利潤為15％時，雇員投資基金在10年內可以掌握企業股份的24％，在25年內可以掌握企業股份的一半；而在企業的利潤率為20％的時候，雇員投資基金在10年內就可以掌握企業股份的30％，在20年內就可掌握企業股份的52％。

對于在什么范圍內建立雇員投資基金？報告認為，由于種種原因，基金包括的范圍不得不限制在幾類企業中。例如，如以利潤作為劃分的基礎的話，非盈利企業就不能包括在內。總之，應當從目標、從對雇員的潛在利益、實施和管理方面的問題來做出判斷。那么，究竟在多大范圍內實行雇員投資基金呢？報告認為：“討論給我們帶來的實際結論是，規模的下限不應該低于50人，也不宜超過1OO名雇員。”根據1972年關于企業狀況的調查報告來看，“如果最低數值定為100名雇員，那么，99.2％的企業和33.9％的雇員將處于基金系統之外，如果確定50人作為界限，相應的比例數字為98.3％和33.2％”。因為在當時大約23.5萬家瑞典企業中，雇員在50人以上的企業有4OOO家，占企業總數的1．7％。所以，如何將限制大企業，保護小企業的方針，與建立一個影響廣泛的雇員投資基金方案聯系起來，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討論和研究。

關于基金收入的管埋問題，報告認為：“如果要使基金系統的收入或收益用于為全體雇員謀福利，那么，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建立中央結算基金，全部收入都要進入這個基金。”

報告對雇員投資基金的意義作了很高的估計：“它開辟了一種新的途徑以使企業的某些決策更加民主”，即“在民主狀態下做出涉及生產什么和在哪里生產的投資決策”，報告還規定所有企業的雇主都必須以付提高了的養老金稅，作為雇員投資基金的第二來源。在結束語中，報告指出，雇員投資基金的實施，意味著與私有制爭奪陣地的一種新的所有制范疇的出現。但是，這個方案又是一種包含逐步前進政策的因素的改良主義的方案，它是通向平等和經濟民主目標的長遠道路所邁出的新的一步。

在麥德內爾完成其報告之前，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財政部曾在1975年1月成立過一個官方工作小組，研究建立雇員基金問題，但工作進展遲緩；麥德內爾報告公布以后，總工會又與社會民主黨成立一個聯合研究小組，在1978年4月提出《雇員投資基金與資本形成》的聯合報告。1981年3月，瑞典總工會和社會民主黨聯合研究小組又在麥德內爾小組的報告和他們自己的1978年聯合報告的基礎上，提出了《工人運動和雇員投資基金》報告。

1981年，總工會和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分別通過了這一報告，并為其進一步研究一些問題確定了基本原則。

1982年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開始重新執政以后，當即組成了一系列研究雇員投資基金的機構，并于1983年6月，提出了一份準備作為法案提交議會的報告。

1983年12月21日，瑞典議會以微弱多數通過了建立雇員投資基金的兩項法令：《利潤分享稅法》和《全民保險養老基金有關規則法》。

在組織機構方面，在全民附加養老基金系統內，建立5個雇員投資基金組織，法令規定“每個雇員投資基金管理委員會須有9名委員。除此之外，還應有4名候補委員”，其中“至少應有5名委員2名候補委員代表雇員利益”，“委員和候補委員均由政府任命”。

在基金來源方面，法令首先規定“瑞典各股份有限公司，瑞典各合作社，瑞典各儲蓄銀行和瑞典各合股財產保險公司須按本法令規定交納利潤分享稅”，其“數額為利潤分享稅計基準的20％”，這就是說，企業稅后利潤超過工資總額6％或50萬克朗者就是超額利潤，須將其中的20％無償交付基金；其次，法令規定將“附加養老金捐助稅稅基的0.04％的附加養老金捐助稅金”劃撥給每個雇員投資基金委員會，這意味著雇主必須為他的雇員支付的公共附加養老金費用提高0.2％～0.5％。法令還規定，通過以上兩種形式，“對每個雇員投資基金管理委員會的資金限額在1984年為4億克朗，此后將每年增加直到并包括1990年”。

在基金的使用方面，法令規定，每個基金管理委員會在一個股份公司、一個企業內“不得超過該企業股票總額的8％”，如果5個雇員投資基金組織分別購買了同一企業的股票，那么，它們最大限度可以擁有同一企業40％的投票權；法令還規定，每個基金管理委員會在一個企業獲得股份以后，如企業內基層工會要求，可以“授權工會組織行使———次授權的有效期最多為一年——由基金獲得股票所產生的投票權總額的半數”，另一半投票權則由基金組織自行掌握。此外，法令還規定基金投資的收益不得低于其投資基金實際價值的3％，收益歸入養老金系統，作為雇員集體的福利儲蓄。

十分明顯，1983年法令規定的雇員投資基金，和1976年的麥德內爾報告相比較，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

首先，按照1988年的議會立法，在1984年～1990年這個特定時期里，只能調撥給雇員投資基金以150～200億克朗的基金；而根據1976年報告，雇員投資基金在原則上可以“無限期地得到資金調撥”。

其次，按照1983年的議會立法，雇員投資基金不得占有股市價值5％以上的股票，ˉ或許基金組織的股市占有率將停留在股市價值的3～4％；而1976年報告卻主張基金可在瑞典各大公司中占有一半以上的股票。

再次，按照1983年的議會立法，調撥給雇員投資基金并由基金用來購買股票的資金，原則上來自利潤分享稅和0.2％的工資總額稅這兩種不同的捐稅；而按照1976年報告，公司并不提供資金。相反，雇員投資基金可以通過所謂特別規劃的雇員股票發行的方式獲得公司股票。

然而，盡管雇員投資基金方案在1983年的議會立法中作了這樣一些退卻性的重大修改，它還是遭到大大小小的企業主及其代理人的激烈反對，使之最終難逃失敗的命運。例如，這些企業主指責，基金將用計劃經濟取代市場經濟，基金組織將成為瑞典各公司企業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者集團，企業成本將會增加而股票價格卻會暴跌。他們還把基金形容為東方集團式的“鐵刺網社會主義”，是追逐權力的工會巨頭為使自己置身于整個工商業之上而做出的努力。在瑞典議會通過雇員投資基金法令之前，瑞典雇主聯合會的領袖就揚言：將利用一切手段全力阻止通過這種基金系統；在議會召開秋季例會時，他們組織了一次有7.5萬人參加的，自反對越南戰爭以來規模最大的進軍議會的游行，反對建立雇員投資基金。在1985年大選之前，瑞典3個非社會主義政黨又揚言，如贏得大選，它們就將取締雇員投資基金，一個聯合取締小組“甚至就分割投資基金組織已經積聚起來的資產提出了若干選擇方案。而在1991年2月，瑞典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失利，由溫和聯合黨、中央黨、人民黨和基督教民主黨組成的“非社會主義集團”獲勝，組建新政府以后，通過雇員投資基金使雇員參加資本形成、與私有制爭奪陣地的種種設想，更加陷于煙消云散狀態。

瑞典社會民主黨“基金社會主義”的出現和失敗，說明了什么呢？

它首先說明了科學社會主義所反復強調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極端重要性。

國際社會黨人是以否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重要性為它的一個特有標志的，瑞典社會民主黨人更是以否定社會化目標的實際重要性和緊迫性，而強調分配和以福利相標榜的。那么，在發展的進程中，他們怎么會由否認社會化重要性的福利社會主義，走到在形式上關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職能社會主義，再走到企圖在實際上對生產資料私有制有所觸動的基金社會主義的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以必然的邏輯來為自己開辟道路，因而“基金社會主義”在瑞典社會民主黨內的出現，這件事本身就從一個特殊的角度驗證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科學社會主義的正確性和民主社會主義的謬誤性。

那么，為什么符合客觀需要的基金社會主義，在最終又難逃失敗的命運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瑞典社會民主黨人一方面在基金社會主義的設想和立法中，企圖對生產資料私有制有所觸動，從而促使資產階級各集團聯合了起來，觸發了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反攻；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人自身卻因長期堅持其民主社會主義的階級調和立場而在意識形態與政治綱領土，在政治戰略上都沒有作好向私有制原則提出挑戰的準備。事情正如龐梯遜在《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激進化和退卻》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雇員投資基金方案之所以失敗，關鍵在于瑞典社會民主黨缺乏一個以明確的社會主義長遠目標為基礎的強有力的戰略。他們或者看不到不同的階級聯盟與向社會主義過渡之間的重要關系的意義，或者把各種社團主義活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混為一談，結果在社會民主黨內部以及在工人運動中，形不成統一認識，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此外，由于瑞典社會民主黨長期堅持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堅持私營企業對生產的絕對支配權國營企業在工業中的比重僅為8％，遠遠低于奧地利、英國、法國、意大利、挪威等國家。在瑞典，企業有90％以上集中在私人資本家手中，全部工業產品的93％由私人企業生產，95％的生產資料掌握在100個大家族手中，17個財政資本集團支配著國民經濟命脈，僅占人口總數0.2％的人，卻控制著全部股票的2／3，僅占人口總數5％的富翁得到全部財富的1／2以上，以致在社會民主黨政府提出大大弱化了的雇員投資基金方案時，還遭到大大小小雇主的激烈反對，使之最終難逃失敗命運。

瑞典模式的這個發展歷程提供了三條根本性的經驗教訓：一是雖然在現代社會中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極其重要，無此就不能順利地進行現代化大生產（當然，要是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增長過快，超過了經濟增速，或覆蓋過寬，削弱了人們的進取動機，那也是會引發種種危機的），但僅有分配方面的這種變化而沒有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根本變革，是不可能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二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解決，要求有實際生活中所有制的真正變革，像瑞典“職能社會主義”那樣靠給福利、分配穿上所有制外衣的重新包裝，那只是在搪塞問題，而不是在解決問題；三是雖然在美國，在1％到5％的家庭擁有全國65％到85％的股權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種種措施鼓勵乃至獎勵“雇員持股”，因為那并不觸及私有制的實質，還可調動持股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但像瑞典那樣要搞“雇員投資基金”，讓雇員處于與資本家分庭抗禮的地位，真正去觸動私有制，那是資產階級所絕對不能容忍的，哪怕這是執政的社會民主黨醞釀多年并且在議會中通過了的法案。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
哲學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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