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拉博維茨Michael A. Lebowitz 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門‧菲莎大學經濟學榮譽退休教授，目前定居于委內瑞拉首都哥拉哥斯，在Centro Internacional Miranda 工作。
拉博維茨近年的主要著作有「超越資本論：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 (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立即建立它：21世紀社會主義」(Build it Now: Soci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及「社會主義的另一可能性：人類的真正發展」(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Real Human Development, 即將出版， Monthly Review Press)。
本文是修訂自2007年1月25日拉博維茨在哥拉哥斯「立即建立它：21世紀社會主義」發布會上的發言。 英文原刊于美國「每月評論」2007年4月號（Monthly Review, http://www.monthlyreview.org/0407lebowit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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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舊文章
17年前的1990年，我寫了一篇關于布萊希特一首詩的文章。布萊希特的詩是關于中世紀歐洲曾有一個人，「把像是鳥翼的東西」放在背上。這人爬上一間教堂的屋頂，試著飛行。結果自然是粉身碎骨。路經的一名主教見到此情景，就說：「是沒有人可以飛起來的」。**
1990 年，被稱為社會主義的世界瓦解了。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專家站出來說，這證明社會主義經已失敗。是沒有人可以飛起來的。
我在本文內將企圖挑戰這種針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尤其是針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我將指出有些人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既是理論上也是實踐上的扭曲，這種扭曲是把人類忘掉了。這是一種決定論的主張，只談生產力，而對「在一個經濟制度內所產生出來的人性」避而不談。我將爭辯，祇懂強調生產力的首要性的決定論觀點，是永不可能會明白為何馬克思為了撰寫《資本論》而情愿犧牲掉自已的「健康、幸福和家庭」。而且，這些論點也不能解釋為何馬克思一再重申，工人們只有通過斗爭才能令自己足以創造一個新社會。
「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它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1846年
我的基本論點是什么呢？就是強調要發展出如下的一個全新共識的重要性：即是要看到一起共同生產以滿足人類的需要這一邏輯。我提出，若不這樣，反而強調發展生產力，就無可避免會走向一條死路；而這正是我們面前已可以看見的那一條死路。我的觀點很簡單：它一如切‧格瓦拉在他那經典的論著《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內所強調的一樣，在建設社會主義時，在建立新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必須建立新的人類。
但，怎樣進行呢？我集中提出幾個元素。我要著重指出，在生產過程內的自我管理是基本的元素：「人們是在他們所有活動的過程中制造自己本身；正因為如此，參加民主的生產形式這過程，是制造出以合作為第二天性的人們的基本一部分」。可是，僅在某個生產單位內實行自我管理是不夠的。我要指出，人們需要把焦點從自私和自我取向轉開，集中到社會共同體和團結上面；這是以人類共同需要為重的一種意識。那就是說，參與在以滿足人類集體需要而推行的集體解決方案；對此必需性，必須「令所有的個人視之為一項責任」。而，欲產生具有這種特質的人，國家就不能站到市民社會之上。「反而，祇有當人們透過自身的活動參加鄰社、小區以至全國平面的各種自主組織，人們才能變革所處的環境和自身」。簡單地說，必需要有「一種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自覺的發展。」
「我對一個沒有共產主義道德價值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并不感興趣。我們反對貧困，但我們也反對異化。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從人的心理動機之內消除物質的利益，消除『個人的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圖。
馬克思既關心經濟事實，也關心它們在頭腦內的反映，他稱這些反映為意識事實。倘若共產主義忽視意識事實，它是能夠成為一種分配的辦法，但它不再會反映革命的道德價值。」
《切的遺產》，切‧格瓦拉在阿爾及利亞接受尚‧丹尼爾的訪問，
原刊于巴黎出版的快報(L'Express)，1963年7月25日
因此，我不僅不會聚焦于生產力的發展上，反而要強調人在當中的中心性，以及那些能讓人類提升自我的架構的發展。這些架構并未在蘇聯的模式里出理過。我指出：「由于缺乏民主和合作性生產，又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市民社會，反而有一個真正存在著的官僚統治」，這個所謂的真正社會主義并未產生出能建立一個更好世界的新人類。而我提出這是我們必須從蘇聯經驗中學會的教訓。以蘇聯的崩解作出結論說社會主義經已失敗，而且無人能夠飛起來，社會主義者反而得出了有異于此的教訓。我作結尾的話是：「不要再有人去靠那看起來像翼子的東西而去企圖飛行了！」
一個自白和一個奇跡，以及一個新開始
讓我先來一個表白。上面所說的論點其實遠比我當時自信得多。1990年是一個令人感到挫折的年頭。無論一個人對這個經已被瓦解的社會主義實驗的不足之處如何具有批判性，但沒有任何一個相信可以有一個公義社會的人，在看到資本主義顯然的得勝后不會感到胃冷。盡管古巴還沒有屈從，但單靠它的獨力又能支撐多久？我們還需等多久就會聽到美帝國主義對古巴的挑戰發出最后勝利的歡呼聲？（這既是對美帝對西半球統治的挑戰，又是對其意識形態統治的挑戰。）而我們又得等多久，要等多少代人，才能再試去飛起來。我沒有在那篇文章內提出這些隱憂。畢竟，那篇文章的其中之一的用意，是要讓紅旗繼續飄揚，而不是參加一場退卻。但對前景是不樂觀的。
不過，在寫這篇文章前，我沒有想到我后來稱之為「古巴奇跡」的現象。古巴是一個細小而貧窮的國家，幾十年來被美國封鎖圍堵，是靠與東方「真正社會主義」集團建立起貿易關系和經濟連結，才得以生存。而突然之間，這個占古巴貿易額80%的集團消失了。古巴如今是如何得以生存下來的呢？它怎能買到支撐工業和交通運輸所必需的燃油呢？而且，存在的還不止有由于蘇聯及其盟國的消失而做成的經濟困難，還有美國發動的越來越大的政治進攻，包括像赫爾姆斯–伯頓法案 (Helms-Burton Act)這類要令古巴跪下來的限制性法例。
「在本質上––是的，在本質上！––切（格瓦拉）極之反對在建立社會主義時采用和發展資本主義法權和范疇。他鼓吹一些我經常強調的東西：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并非僅是生產和分配財富這等事清，同時亦是教育和意識的事。他堅決反對使用這些由資本主義轉移到社會主義去的范疇以作為建設新社會的工具。」
《切的思想在今天仍然絕對合時宜》，卡斯特羅在1987年10月8日紀念格瓦拉逝世20周年大會上的發言；英文譯本刊于《切‧格瓦拉：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Carlos Tablada, 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1989年
但古巴并未跪地求饒。古巴人民遭受苦痛。人均收入至少下降了33%；在1994年（我因參加一次國際團結會議去到那里），人們可以在街上、在零售小店、在人民的一般健康情況之中，看到了其效果。可是，帝國主義所企圖的并未發生：古巴依然企硬，盡管有種種苦難。這就是我稱之的古巴奇跡。它怎樣能做到呢？
當然，如果我們以為「奇跡」是從天而降，并以為不能以人類活動的產物來解釋它的話，這其實并不真是一種奇跡。在古巴發生的事是可被理解的。它反映出經多年發展出來的一種新的公共意識，在這意識內，團結被突出而受到栽培（尤其是透過種種的國際性團結）；它影照出從古巴革命的成就所產生出來的榮譽感與自豪感（尤其是在醫療和教育的領域）；它亦體現在存在著一個盡忠于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層。古巴能經歷這個時期而生存下來，是建立在它最優秀的成就之上，并且同時透過工人委員會和小區大會以深化它的民主實踐。
當前的世界有一句咒語，可縮寫為 TINA，即以為除了新自由主義以外并無其它出路；因而，古巴的繼續存在確是一項奇跡。這奇跡在文學意義上就是指一項彌足珍重的不凡之物。我認為我們未有對此古巴奇跡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它顯示出另一條出路，一條以「團結」和「人類的發展」為觀念的另類出路。同時，這例范顯示出要建立一種新人類的思想之戰 (battle of ideas) 的重要性，尤其對拉丁美東更是根本性。在這一方面，我認為古巴在其「特殊時期」(Special Period)之能取勝帝國主義，可并不是20世紀社會主義的最后篇章，反而是一項新的開始––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的第一章！
21世紀社會主義的圖畫
21世紀社會主義是什么意思呢？我認為它正正是查韋斯總統在號召需要重新發見社會主義時所說的話：「我們必須糾偏社會主義，視它為一條提綱，一項設計，以及一條道路；但它必須是一種新類型的社會主義，一種以人為本的 (humanist) 社會主義；它以人為先，而不是以機器或者國家置于一切事物之上」。
在玻利瓦爾憲法（委內瑞拉1999年通過的憲法）內，可以看到這種社會主義的圖景。這部憲法指出「要保障人的全面發展」、「發展每一個人的創造性潛能，以及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充份發揮他或她的個性」；它談及「參與」，指它「是保證他們作為個人和集體能完全發展的必要途徑」，并且「確認在所有社會平面的民主計劃和參與性的財政規劃」；而「自管」(self-management)、「合管」(co-management)和「所有形式的合作社」都是一些范例，「是互相合作和團結的價值觀所指引的結社形式」。
「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1845年
同時可以肯定，這個圖景反對資本的不健全邏輯，否定認為有利可圖便是好的思想規范。它擯棄以商品交換作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在滿足其它人的需要時讓個人或集體從中取利。這圖景亦是伊斯特曼‧梅查洛斯 (Istvan Meszaros) 在綜結馬克思時所指出，一個不以商品交換，反而以共同需要和共同目標為準則作活動交換的社會。這圖景也是查韋斯總統在2005年提出來的；他說：「我們必須創立一個生產和消費的公社共同體制度，一個新的制度」。他強調：我們必須建立「這種生產和消費的公社共同體制度，去幫助它的建立，以人民為基礎，有小區的參與，透過小區組織、合作社，以自我管理和其它辦法創建這種制度」。
新社會主義的元素
可是，我們如何能夠超越這一圖景，并去建立這種新制度呢？我們要采取甚么的步驟呢？梅查洛斯強調在生產–分配–消費之間復雜的辯證關系，三者中無一是孤立的 – 必需從根本上重新組織這些關系的整體。倘若我們以為社會主義一如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結構，在其中所有關系同時并存，互相支撐」（馬克思語），那我們怎去建立這種制度呢？假如我們必須改變所有的關系，而我們卻不能在同時間改變它們全部，那我們如何能造出真正的改變呢？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
《再論工會》列寧，1921年。
這種改變若要成事，只能采取像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走的途徑。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透過一個過程，其中「把一切社會元素都服從于它」，并且為此而創立先前未存在的機體。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亦必須類似地經過一個過程來發展，其間把所有資本主義元素和資本的邏輯置于其從屬之下，并以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邏輯取而代之。它先從集合一種新的生產–分配–消費之間的辯證關系的各種要素來開始。
甚么構成這些要素呢？這個新組合的核心有三個特性： a) 生產資料的社會擁有權，這也是b點的基礎；b) 由工人組織社會性生產；從而 c) 滿足共同體（communal）的需要和共同體的目標。讓我們逐個考察這些特性，以及它們組成的整體。
A. 生產數據的社會擁有是關鍵性的，因為這是唯一的辦法，能保證集體的和社會的生產力得以用諸于所有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用來滿足個別資本家、某群人或國家官僚的個人目的。可是，社會擁有并不等同于國家擁有。國有財產是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科層化的國家化公司、和某個讓一些特殊工人集團（而不是社會整體）能從中獲取主要利益的國有化企業相符的。社會擁有意味著一種深刻的民主，人民在其中能作為主體，既是生產者又是社會的成員。
B. 由工人組織生產，可以在生產者之間建立一種新的合作和團結關系；它并進一步容許工人們結束「身與心的殘廢」，以及恢復源自因資本主義生產而出現的腦力與勞力分離，以及「在體力和智力活動中已失掉的每一寸的自由」（馬克思語）。只要工人們一日仍未能在工作間內讓思考和勞動相結合而發展其能力，他們就會繼續感到異化，繼續作為因為只能從擁有和消費物質之中才能得到滿足而被撕裂的人類。況且，只要這種生產是為了私人的成就而進行，并不是為了社會，工人們就會把其它人（其實是彼此之間）看成是達成自身目的的手段，他們就會繼續感到異化、分崩離折和殘缺不全。所以，社會性生產是生產者全面發展的一項條件。
C. ) 滿足共同體的需要和共同體的目標，這作為必要的條件，是找出和溝通這些需要和目標的手段。所以，需要在各個層面發展出民主的機構，讓社會的需要能表達出來。能反映出共同體需要的生產，祇能是基于從下而上所取得的信息和作出的決策。可是，如果沒有社會的變革，那么從資本主義內形成的人的需要，就只能是向上爬的需要；這些人「在經濟、道德和思想的一切方面，都帶著舊社會的胎記」（馬克思語）。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內，「第一需要」不是以個人無限制的消費權利為基礎，反而，它以「工人自己的發展的需要為本」；這正是生活在那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社會里的人底需要。在這樣的社會內，那些為了其它人而作的生產性活動本身，便是一種回報；而在那里，每個個人得以全面的發展。這樣的社會可以揚起一幅旗幟：各取發展的所需！
在考慮這三個個別的元素時，其實已可看出當中每一個元素的實現都得倚賴其它兩個元素的存在 – 這正是梅查洛斯所指出的生產–分配–消費之間復雜的辯證關系的不可分割性：倘若沒有為社會需要而作的生產，就沒有真正的社會性財產；若沒有社會性財產，就沒有由工人導引走向社會需要的決策；沒有工人的決策，也就沒有人民及其社會需要的變革。舊社會遺留下來在某一元素身上的毛病，會毒化其它元素。于是，我們得回到基本的問題：在各元素環環相扣之下，怎可能過渡呢？
建立革命主體
為了要找出建立這種新社會所必需的措施，對馬克思的「革命實踐」觀念就要有絕對批判性的了解 – 同時改變環境和人的活動，或人的自我改變。在所有關系并存并互相支撐之下，人們要改變一個結構，就必須不局限在改變結構內某幾個元素；人們必須恒常地強調于所有這些關系的中心點上 – 即作為主體、以及作為其自身活動底產物的人類！
人進行的每一活動都產生他自已。所以，人的每項活動都有兩種產物 – 環境或對象的改變（例如在生產過程內），與及人本身。當談到結構性改變時，生產的這個第二面常輕易被忘記。但是，玻利瓦爾憲法之強調實踐和主體性，就沒有忘記這一點；尤其是它強調參與，認為要建立參與以作為必需的道路，以「保證個人和集體全面的發展」。
公開承認這種產生人的過程，這有何重要呢？首先，它幫助我們明白為何要在所有領域實行變革 – 人們在舊有關系下的每一刻，都是生產舊思想舊態度的過程。在科層關系下工作、在工作間和社會上無能力作決定、在社會內關心個體利益而非團結 – 所有這些活動每時每日產生著人，日常生活中的保守主義正是這樣再生產著的。
認識到這第二面亦引導我們去引入具體的措施，正面地對付所些對人類底發展會產生影響的措施。從而，每采取一個步驟都要提出兩個問題：（1）這會怎樣改變環境？（2）怎么做這才能幫助革命主體的產生，并且提高他們的能力？_
到這里，我們要返回那個問題：在過去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舊努力里面，究竟缺少了些什么呢？就在于忘記了格瓦拉已知道的想法 – 在同一時間里建立社會主義新人的必要性；以前的諸種努力，都只是拿類似翅膀的東西便企圖去飛。但，如果我們從人作為主體這一中心性出發，我們便不會忘記，民主的、參與性的、主體性的實踐都是創立社會主義新人類和一個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核心。
讓我直接了當回到本書的主題上（更準確說，是它的題目）。我們已從過去的失敗中學習。而，我們也不再接受人類永不會飛這個故事。委內瑞拉提供了建立這種新社會的絕好機會。它有幸擁有重要的天然資源；它從開始起便采取一條以主體主義（protagonism）和團結為基礎 以達成新共識的道路；而且，它有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領導層。立即建立它罷！
（立凡 譯）
**：布萊希特《烏爾姆城, 1592年》(Ulm, 1592); 見拉博維茨《社會主義的鎖：一個警醒人心的故事》("The Socialist Fetter: A Cautionary Tale" )；刊于1991年倫敦默林出版社 (Merlin Press) 印行的《社會主義日志》(Socialist Register) 專題《共產政權覆亡以后》(「Communist Regimes: The After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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