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冰：我國應該走瑞典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嗎？

我國應該走瑞典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嗎？

丁 冰　

《中華魂》編輯部同志：
    我經常閱讀貴刊“忘年交書簡”欄目，解決了許多疑惑不解的問題。最近我看到《炎黃春秋》雜志 2007年第 2期上一篇題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文章，明確提出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該文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的“首倡者”，還說瑞典社會民主黨“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范，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等等。這些觀點與我們平時學習的完全不同。近年來我剛剛弄明白了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開放的危害，現在有人又提出要以瑞典為榜樣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真把我弄糊涂了，瑞典民主社會主義或瑞典模式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國究競應否走瑞典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請幫我解答一下好嗎？
                          敬 祝
新春快樂！
                                                            學生艾 凡
                                                          2007年2月

艾凡同學：
    你給《中華魂》編輯部的信已轉給我。你所提問題我也有同感，現在談談我的一些看法供你參考。
    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于1949年繼偉大十月革命勝利之后建立了偉大的新中國，進而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不可避免地會遭到國內外某些人的反對，他們總是力圖扭轉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航向。一些所謂主流“精英” 極力鼓吹新自由主義，在不問姓“資” 姓“社”的借口下，企圖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近幾年來，廣大有良知的人們紛紛起來揭露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之后，他們又祭起“民主社會主義” 的法寶，目標仍然是扭轉航向。《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上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以下簡稱《前途》）一文，可以說是近來國內鼓吹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作。該文公然同我們黨關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的論斷叫板，喊出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奇談怪論，莫此為甚！
    艾凡同學，你說得很好，這篇文章宣揚的觀點，只要稍有馬克思主義修養的人都不難覺察其謬誤，但也不能說不會迷惑一些缺乏馬克思主義修養的人，特別是一些年輕人。要把它的是非曲直完全辨析清楚，需要發表一系列的文章。這封信只擬就其推崇的、并被譽為推行民主社會主義成功典范的瑞典經濟模式作一些剖析，看它是否應該成為我國追求的目標模式。這也是你提出來要求回答的主要問題。
    瑞典是北歐的一個擁有約千萬人口，45萬平方公里面積的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小國。早在19世紀40年代，瑞典就開始出現工會組織，1898年成立了總工會，到目前瑞典總工會已擁有會員200多萬人，連其家屬在內涉及到絕大部分人口。瑞典社會民主黨成立于1889年，它與工會相互支持、合作，但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隸屬關系。隨著工會勢力的發展，1902年瑞典還相應成立了由企業主聯合成立的雇主協會，它通常是保守黨等資產階級右翼政黨的積極支持者。在工會與雇主協會發生爭議和對抗時，由政府出面調處。這樣工會、雇主協會和政府便成了瑞典的三大權力中心，三者相互矛盾斗爭又相互協調，使瑞典成為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很深的國家。
    自1932年開始由以阿爾賓•漢遜為首的社會民主黨執政以來，迄今已 75年，其中先后執政三次，共64年。他們感受到工會的強大壓力，自稱代表職工和勞動群眾的利益，先后提出要建立“福利社會主義”、“職能社會主義”、“基金社會主義”，企圖在勞資之間實行階級調和階級妥協，標榜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走“第三條道路”。但在我們看來，這實際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實行資本主義改良政策，以便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
    瑞典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1986—1991年該黨執政期間曾任內閣首相的卡爾松，在他所著《職能社會主義》一書的開篇中，首先就說明自己寫該書的目的是“應當努力為瑞典的中間道路勾勒出理論大綱”。他認為總結瑞典模式首先可以為東西方的對立提供“一種有益的妥協形式”；其次，可以對非發達國家提供一種既非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找到適應其自身發展的“發展意識”。卡爾松之所以把這種“發展意識” 稱為“職能社會主義”，就是因為在他看來，一種可行的合理的社會形態，應該是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各種權能中進行分割，求得雙方可以接受的一種妥協辦法，從而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他認為，所有權是一個包含了許多所有權職能的概念，這些各不相同的所有權職能可以輕而易舉地區別開來，并分屬于各個不同的行為主體。例如，可以把屬于私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中的收益分配權分割出來交給國家或其他公共機構處理，以達到各個社會成員共享社會成果的“社會主義”之目的。所以他認為，目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進行的意識形態的爭論，仍然在私人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上糾纏不休，但實際上最重要的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而是收人分配問題。要做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和平共處，雙方必須互相尊重，實行權力均衡的體面妥協。卡爾松繼《職能社會主義》一書之后，又在1976年出版的《東—西—南合作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進一步指出，“職能社會主義”是“瑞典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本質核心”，“在瑞典努力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的進程中，……就所有者對所有物所能行使的經濟職能進行分配和控制，始終在瑞典實際生活中具有真正的重要性”。通俗地講，瑞典“職能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就是要實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與國家分享收人分配的權力融為一體的混合經濟。在上世紀50年代曾擔任瑞典財政大臣和經濟顧問，并作為社會民主黨綱領起草委員之一的克拉斯•埃克隆德，在他所著《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瑞典模式” 的經驗與教訓》一書中說得更明白：“瑞典模式的核心實際上是社會民主黨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與私人資本之間的一種‘歷史性妥協’。同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是，社會民主黨允許私人企業發展并保留私有制；但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同的是，瑞典建立了龐大的公共部門，大大拉平了貧富差距……”。
    按照這種混合經濟體制建立起來的“職能社會主義”的瑞典經濟模式，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以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據瑞典財政部的統計，90%以上的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各行業中私營成分的比重：鋼鐵工業86%。化學工業93%、森林工業89%、食品工業84%。汽車工業100%，零售商業89%、銀行業91%、土地及農業生產100%，私營企業雇用的勞動力占84%。另據資料，政府直接所有的工業不足5%，除壟斷煙酒零售業外，還擁有部分森林、鐵礦資源和20%的航空公司以及電報電話系統和其他公用設施。為了解決失業問題，政府在北部地區興辦鋼鐵企業。此外，瑞典還成立了消費合作社，擁有4%的工業所有權和20%的零售貿易。
    在瑞典所有制結構中，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占據絕對主體和主導地位，而且私人資本還是高度集中的。資料顯示，有100個大家族控制了瑞典經濟的95%。其中15個大家族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工業，壟斷寡頭瓦倫堡家族控制著40多家大銀行和大公司，雇傭職工 40多萬人；全國1%的股東掌握全國三分之一的股票；占全國人口5%的富翁擁有全國50%以上的財富；全國首富宜居家具集團老板英格瓦•坎普拉德在福布斯2006年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4位，擁有資產330億美元，比蘇丹（國土面積相當于瑞典的5.5倍）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還要多11倍！瑞典不僅在國內形成高度集中的資本主義私人壟斷，而且在國際上也形成了龐大的資本主義壟斷勢力，如著名的愛立信公司、利樂公司等都是瑞典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瑞典120家公司在國外子公司有約2000家之多，早在1984年在國外直接投資總額就有約150億克朗，其中利樂公司目前在中國已壟斷了我國95%的軟包裝品市場。
    按照瑞典社會民主黨“福利社會主義”和“職能社會主義”理論的要求，瑞典政府在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上，對企業收入實行調節分配的政策，一方面通過高稅收政策把相當大的一部分企業和個人的收入集中于國家和其他公共機構；另一方面，又通過高福利等形式轉移支付給低收入或困難群體，建立起一套社會保障福利體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人消費差距。這對緩和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矛盾，無疑起到一定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并能在一定時期內激發職工生產積極性，促進社會效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50——60年代，瑞典經濟的發展確實比較快，在實現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價格穩定等方面都取得較好成就。這當然與瑞典作為在二戰中的中立國，戰后承接歐洲為恢復經濟的大量定單有關，但瑞典本身的福利政策也不能說沒有影響。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瑞典的“公平”分配不是源于經濟制度內在運行機制所產生的必然結果，而是靠外在的國家干預和調節，即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政策而人為地產生的，這就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現象。如據瑞典官方發布的材料，1984年貧困階層占全國人口的14.4%，1985年占14%，1986年又上升到16%。估計瑞典目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群體也決不會少于約15%的比例。因為在90年代保守黨和社會民主黨先后執政，它們為擺脫困境，都曾采取緊縮福利的措施，這必然會擴大貧富差距。
    不僅如此，瑞典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結果還會產生其他一系列消極的經濟現象，被稱為“瑞典病”。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形成過度消費，從而削弱社會資本形成的能力。據統計，政府公共開支中，用于資本形成的公共投資一般不到10%，其余90%都是用于轉移支付和公共消費，而主要是用于社會福利支出，公共投資中還有一部分是用于住宅建筑，也屬于社會福利支出的性質。從全社會來看，用于個人和公共消費的，除上述公共開支中用于社會福利和公共消費外，需加上個人工薪中用于消費的部分，在實行高工資政策下，這部分個人消費的數額肯定比公共支出最終用于消費的部分還要多。因此全社會用于社會資本形成部分占的比重必然相對較小。據分析計算，瑞典在1981年全社會用于消費的基金占GNP的81.8%，剩下留作資本形成供下年再生產的部分還不到20%，明顯低于西方國家一般占22%或者更高的水平。
    第二，過度的高稅收必然抑制企業投資積極性。“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龐大的福利支出是靠過度的高稅收來支撐的。企業和個人的收入愈多，稅率愈高。從1981年資料來看，瑞典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為87%，瑞典企業所得稅率也很高。高所得稅率必然影響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在當前經濟愈益全球化的形勢下，一些公司已經將總部遷出瑞典，或至少遷出一部分，以逃避國內的高額稅率。原任瑞典90年代財政大臣威爾遜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雖然并不想放棄建立一個美好的福利體系的理想，可我們卻破壞了建立這種福利體系的基礎”。國家健康與福利局的高級官員莫恩•羅塞則擔心：“如果現在人們失去了對福利體系的信心，再也不愿交稅，再也不愿為福利做貢獻，那才是福利體制的真正危機，不可避免的后果將是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并將導致犯罪率上升。”
    第三，財政赤字驚人，通貨膨脹嚴重。二戰后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為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不僅建立了一套社會福利體系而且不斷提高其福利水平。公共開支以超過國民生產總值（GNP）的速度增長，以致公共開支所占GNP的比重不斷增大。據統計，這一比重在1950年僅25%，到70年代便上升到45%，80年代初更上升到70%，因此，盡管政府征收過度的高額稅賦，仍入不敷出，財政赤字不斷增加。據統計，瑞典財政赤字由1950年3.1億克朗增至1970年32.3億克朗，1981年更增至662.7億克朗，31年間增加了212.8倍，其所占GNP比重同期由3%上升到12%，大大超過同期西方各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水平。例如1980年，美國財政赤字所占GNP的比例為1.9%，聯邦德國為3.7%，英國為5.2%，加拿大為4.2%，而瑞典卻高達兩位數水平，巨額的財政赤字必然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據統計，瑞典通貨膨脹率在 1971年、1972年就分別高達 11.4%和 10%，到 1974年、1975年更上升到13.7%和12.l%，陷入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之中。從1932年開始執政長達44年之久的社會民主黨受此危機的沖擊，便因競選失敗而于1976年下臺。
    第四，怠工嚴重，經濟停滯。瑞典的高福利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緩解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帶來負面影響。我們知道，產品的分配決定于生產條件的分配，瑞典社會民主黨不從調整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入手，實行相對公平合理的按勞分配制度，單純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而人們的福利愿望又往往是無止境的，只能增不能減，這就帶來負面影響。例如，在瑞典的福利政策下，休假、怠工的成本很低，甚至不上班比上班的收入還多，于是怠工現象相當普遍，不能達到真正的公平，也不可能調動人們勞動的積極性。據瑞典經濟學家托爾貝的統計，瑞典職工平均一小時工資36—37克朗，一名工人如因病或照顧病孩而缺勤一小時，其納稅后收入只減少6克朗，因此，職工動輒就請假、缺勤；有的甚至以病假為名從事“地下經濟活動”，取得比上班還多的收入，以致缺勤現象相當嚴重。據調查，瑞典職工平均每天的缺勤率，在60年代不到10%，到80年代升到約25%。缺勤率的大幅上升，意味著社會生產效率的大幅下降。不僅如此，高福利體系最終還會造成生產增長率下降，甚至絕對下降，形成經濟停滯的嚴重后果。
    事實說明，瑞典在二戰后一個相當時期內生產增長還是比較快的，但在上世紀 60年代特別是 70年代以后，隨著高福利、高稅收政策的進一步推行，生產增長率便逐漸呈下滑之勢。據統計，1960——1965年的年均增長率為5.7%，達到瑞典經濟的鼎盛時期，而到1965——1970年間便下降到3.8%，1970——1974年又下降到3%，1974——1979年更下降到0.3%。1982年社會民主黨重新執政后，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緩慢復蘇與發展，瑞典經濟雖也稍有好轉，但從1989年起，經濟又開始滑坡，進入90年代更進一步惡化，1990年工業產值下降2.8%，整個國民經濟只較上年增長0.3%。到1991年還出現了GNP第一次絕對下降1.l%，國際收支逆差高達334億克朗之多。經濟的急劇惡化，使得社會民主黨在1991年9月大選中又再次失敗下臺。以保守黨為首的聯合政府上臺后，面對嚴重的經濟衰退局面，采取了降低稅率。緊縮福利的措施，也難以扭轉經濟頹勢。瑞典經濟在其執政的3年（I991—1994）間，不僅沒有好轉，反而使失業率直線上升，從2%上升到8%；GNP下降6%；財政赤字高達1900億克朗；國家負債1.1萬億克朗，約占GDP的80%。這些都促使保守黨在1994年大選中失敗下臺，將政權再次交給社會民主黨了事。
    以佩爾松為首的社會民主黨于1995年第三次上臺執政后，不得不繼續降低福利標準，重點削減和控制社會保障費的支付。如對現金支付的育兒費用削減了約15%；對養老金支付的標準也進行了修改，將以往的基本養老金兩部分合并為按收入比例發放一種養老金。加之采取新的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的經濟發展戰略，瑞典經濟在社會民主黨1995—2006年的 11年執政期間有了新的活力，但經濟好轉也十分有限。到1999年1月，瑞典失業率仍有7.7%，超過了同期歐盟其他國家。在2001年、2002年，瑞典的GDP只分別增長1.2%和1.5%，這些都給了反對黨向瑞典高福利制度挑戰并趁機奪權一個極好機會。到2006年9月大選中，按美聯社斯德哥爾摩2006年9月18日電訊的說法，“發誓要理順瑞典福利制度的中間偏右的反對黨聯盟，在旗鼓相當的議會選舉中將民主社會黨政府趕下了臺。”
    經濟決定政治。瑞典社會民主黨從1932年上臺執政后，又多次下臺讓位給以保守黨為首的資產階級右翼政黨組織政府，這充分說明社會民主黨所倡導和推行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瑞典經濟模式決不是理想的經濟模式，更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而是與科學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所謂瑞典經濟模式實際上是地地道道的以私人壟斷資本主義為基礎的混合經濟。它實行的社會保障福利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勞動群眾的生活，但并不能根本消除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矛盾，而只是使其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因此準確地說，所謂瑞典模式，只不過是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而絕非如《前途》所說，是什么“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也‘修正’了資本主義”的第三種社會經濟制度。瑞典經濟模式不僅沒有絲毫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也不能達到使社會經濟健康、穩定、快速發展的目的；相反還會反復出現經濟停滯、失業、通貨膨脹等一系列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弊端。更不用說這些弊端往往會引起政治上的動蕩。在資本主義多黨制的政治體制下，或許可以用輪流執政的方式來暫時緩解矛盾；而在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下，那就可能引起像蘇東劇變那樣的政治風暴。因此，瑞典模式決不能成為我國經濟改革所追求的目標。《前途》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其用心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應當說，《前途》主張我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只不過是步戈爾巴喬夫后塵而已。戈爾巴喬夫在上世紀80年代實際就是主張摒棄馬列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實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他在蘇聯《未來的社會主義》雜志創刊號發表的《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一文中說：“在改革的洪爐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新的現代概念正在產生，……我們今天衡量正在進行的改革的方向和內容的尺度，不是它們符合這種或那種先驗構想的程度，而是根據關于它們能給每個人和整個社會帶來什么的現實預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戈氏進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導致蘇聯解體和資本主義復辟，并使俄羅斯經濟下降了約50%，難道我們還不應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嗎？
    艾凡同學，你提的問題我不知道說清楚了沒有？歡迎你多提意見，以后有機會我們再聊。
                                                                 丁冰
                                                             2007年3月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6期《中華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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