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竟有些莫名驚詫：茅氏緣何突然提出這個命題？莫非有誰在“迫害富人”了？仔細閱完全文，我止不住灑然一笑，原來茅氏又玩弄了一回偽命題，他從頭到尾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哪個機構、群體或個人在“迫害富人”。

　　不過，茅氏提出問題的方式倒很有一番考究，他首先提出了為社會病垢的“富人犯罪多發性”這一熱點問題，隨后開列了這樣一個公眾心理路徑：“30多年前，全中國沒有一個富人。那時，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輛私人小轎車——周總理特批給梅蘭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國有近千萬能買得起小轎車的富有階層。

　　于是不少人想，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積累起這么多財富，不靠剝削，沒有不正當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這樣產生了大家經常議論的企業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問題”。

　　這個邏輯預設，多少顯得茅氏有些無恥，因為第一，關于“富人為富不仁”的社會心理，并非基于此。第二，這一邏輯預設，把此前社會公眾一個嚴肅的話題變得委瑣和陰暗，使其具有了明顯的非理性色彩。

　　時間長短與財富多少之間有必然聯系嗎？沒有，茅氏聽說過有多少中國人在罵比爾·蓋茨？如果按時間長短來看，他短時間累積的財富，非任何一個中國人能比，但國人鮮有罵這個一夜暴富的傳奇人物；茅氏有聽說多少中國人在罵劉永好？他曾是中國第一富豪，從時間上看，與國內其他富豪比，他在最短的時間內積累了更多的財富，可是劉永好并沒有成為誰的靶子。

　　那么，茅氏為什么會把社會心理往這一路徑上引呢？原因很簡單，就是他想回避另一個具體問題，就是一些富豪富起來的方式。最近幾年，關于各路富豪通過行賄巧取豪奪，大肆瓜分國有資產的報道，時有所聞；關于一些低素質富人的囂張與飛揚跋扈、做出令人齒冷的事的傳言，不絕于耳。

　　而正是這些不正當的富起來的方式，和一些富人有損公眾尊嚴和社會價值的言行，導致了社會對問題富豪的聲討與反思。如果真要說現在社會有仇富現象，仇的也不是富豪，而是問題富豪。

　　我想問茅氏一句：問題富豪該不該仇？你依據哪種理由認為這些問題富豪能給窮人帶來幸福？你依據哪種理由覺得現在社會對富豪的保護不夠？

　　事實上，與茅氏所說正相反，我們社會對富豪的保護并不是不夠，而是太多：

　　與一般人比，富豪有更多的機會得到媒體關注，富豪有更大的機會進政協參政議政，富豪有更多機會得到社會的各種榮譽和獎勵，富豪有更強的實力購買比窮人多得多的服務（包括政府服務和金融服務）和享受。在犯罪量刑方面，即使與官員比，富豪也得到了額外的“優惠”。

　　對這一點，國內知名報人席文舉深有感觸，他說，從很多已經披露的經濟犯罪案例看，問題富豪在行賄受賄環節一般是主動的，甚至是絞盡腦汁的，他們主動勾引官員犯罪被暴光后，在輿論方面，報道一般更多在指責官員；而官員的量刑，也往往比這些問題富豪重得多。此外，從事后的反思看，對官員犯罪，組織部門、宣傳部門都有將其中典型案例在政府內巡回展示，并通過媒體擴大這一警示范圍。你說作秀也罷裝點門面也罷，可你看見管著這些富豪的工商聯或其他什么機構，在這些問題富人被繩之以法后，開會反思過嗎？搞過什么巡回展示嗎？沒有，我們至今還沒聽到哪個管著這些富豪的機構有此舉。

　　在一個注重經濟發展的時代，我們需要富豪，我們關注窮人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希望他們變富，而不是更窮。不過，我們的社會不需要，也不歡迎問題富豪，問題富豪之所以能富，就在于他們是以非法手段謀取利益，這一行為不但損害了社會公正，還妨礙了其他人致富，也就是說，問題富豪不但不可能讓窮人幸福，而且還在從物質和精神上剝奪其他人的幸福，在阻撓其他人變富。道理很簡單，問題富豪通過非法手段謀取到社會資源后，就剝奪了那些想通過合法手段取得這些資源的人的可能性。

　　這其中的道理并不高深，也不難懂，為什么在經濟學界頗有聲名的茅氏會虛晃一槍后，唐突地向全社會端出“保護富人”這道菜呢？其實捅破一層利益的紙，這里面被遮著藏著的奧妙一目了然：這樣的言論，在我們今天的社會，有強大而明確的購買需求。

　　今天的中國，利益已經高度分化，而且這些高度分化的利益，也引發了諸多嚴峻的社會矛盾，比如勞動者的工資、福利待遇，比如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這些有焦點意義的社會矛盾，無不在體現富人與社會其他群體的搏弈。

　　富人群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得到輿論上的支持，所以他們紛紛通過捐贈、會務、甚至直接給報酬的方式，找各路專家為他們代言一些利益訴求，這些專家，當然不獨只有茅氏，還有一大批，這其中言論最出格的，可能首推一個叫鐘偉的學者，他在為利益集團代言的時候，仿佛吃了搖頭丸那樣高亢地聲稱，自己“不知道老百姓是誰”。

　　其實，無論站在哪個角度，鐘偉自己就是一個老百姓，可是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他就搞得自己都不知道是誰了，這個新聞特寫，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時代悲劇的一個縮影。

　　由于有明確而巨大的利益訴求，富人們為通往這些訴求的道路上預支了巨額成本，但另一方面，無論是國家，還是與富人博弈的社會其他群體，卻并沒有為此配置相應的對策，比如我今天犧牲休息時間，打了這么多字，不但不能帶來一分錢的收益，而且還得罪了一大幫子掌握著各類社會資源的人，從“經濟人假設”這個角度看，我這個行為是不可理解的，是非理性的：我不但付出了勞動沒有收益，還為自己制造了一些掌握了豐富社會資源的敵人，甚至可能承受被一些精英妖魔化這一后果。

　　也許，正是由于旺盛的購買需求，才有茅氏不顧晚節，一再向社會拋出驚世駭俗的言論的壯舉，因為如果說茅氏不知道這些言論會引來如潮的罵聲，那是在侮辱他的智商，他所謂的“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有可能變富”，僅僅在藤訊新聞，不到24小時就打撈起來了近1萬個回帖，這近萬的回帖里，鮮有支持者。

　　整個來看，這其中的最亮點，不是茅這些話里究竟有哪些智慧，也不是他究竟已得到或能得到哪些人的物質或精神上的褒獎，而是茅氏說這些話的勇氣。

　　對了，“需要站在社會大多數對立面的勇氣”，這話，好象另一個風云人物-----張維迎也曾說過。

 

 

 

茅于軾：只有富人得到保護 窮人才可能變富
2007-05-26 13:29:02 深圳新聞網

 

 

    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
   
    最近幾年接連發生了一批“問題富豪”落馬事件，引起大家議論紛紛，這些落馬民營企業家都是“非法”起家的，那是不是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如此？企業家在轉制過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還是個案？
   
    30多年前，全中國沒有一個富人。那時，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輛私人小轎車——周總理特批給梅蘭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國有近千萬能買得起小轎車的富有階層。
   
    于是不少人想，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積累起這么多財富，不靠剝削，沒有不正當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這樣產生了大家經常議論的企業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問題。
   
    這個討論背后可能有深刻含義。從憲法修改中要不要列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問題看，反對者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理由是，害怕把非法所得的財產合法化。
   
    現在憲法中對于公私財產保護的說法顯然是有差別的，對私有財產缺乏嚴格保護，就會給侵犯他人財產留下機會，鼓勵人們想方設法侵犯他人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產。這對整個社會可能產生巨大的破壞力。說到底，這還是一個保護財產權的問題。
   
    我不知道企業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嚴格的標準來衡量，恐怕難免都會有些。就拿個人所得稅來說，1980年開始頒布并實施，可是當年全國只征收了16萬元，可以肯定絕大部分人都沒有繳稅。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不同，前者是人權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為人與人不同，能力有大小，運氣有好壞。后者是經濟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權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強制性地壓制優秀分子才能做到經濟上的平等。經過20多年的試驗，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轉制到市場經濟，效果果然不錯。
   
    既然如此，我們就得接受經濟上的不平等。市場是變化多端的，幾年之內集聚巨大財富是完全可能的，當然反之一夜之間從富豪變赤貧也有可能。為了減少這種差距，政府通過個人所得稅進行調節，還有社會保險的安全網。這是在現實世界中，比較能夠接受的制度安排。
   
    對民營企業家的偏見，在西方國家里是不存在的。企業家只是一種社會分工，有人愿意當政府官員，有人愿意當大學教授，也有人愿意當電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絕沒有人認為當了企業家就變成了剝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
   
    難道社會不需要企業家嗎？當然不是。只是現在中國好的企業家太少！
   
    設想一下，如果社會上沒有了企業家將出現什么情況？那時勞動、資本、技術、市場不能合理地組合起來，就業馬上就會出問題，經濟將停止增長，那是十分糟糕的。企業家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一樣，都是社會不可缺少的職業。
   
    企業家當然要守法，即使在轉制的過渡期，雖然法制有許多矛盾，存在不完善之處，但也要盡量做到守法，絕不可以故意違法，鉆法律的空子。企業家特別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權益，不可借錢不還，不可搞假冒偽劣，不可拖欠工資和貨款，尤其是不可欺壓工人，剝奪他們的休息時間，強令加班加點，或者在惡劣的環境中勞動。
   
    上面提到的問題，目前看來還比較尖銳，迫切需要解決，它遠比籠統地討論剝削、合法性等問題重要得多。
   
    現在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近年來問題企業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業家，而是一批膽大妄為的騙子，和賴昌星差不多，根本不懂法律，但腦袋特別靈活，善于鉆空子，結果干出了驚天動地的大壞事。
   
    但是光憑他們這點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們是撬動了掌有大權的政府官員，進行官商勾結，錢權交易，才能為所欲為，達到他們那些低級趣味的人生目標。他們是我國現階段社會的怪胎，和企業家根本不搭界。
   
    僅僅因為出現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懷疑全國的企業家，這種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顯然是沒有道理的。相反，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像維護工人農民權益那樣地維護企業家的權益。當然，它有前提條件，那就是遵紀守法的企業家。
   
    企業家是中國改革的功臣，他們不但沒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偉大的功勛。大家知道，改革開放20多年來，他們對國 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社會主義國家，所有人的權益都應平等地受到重視和保護，只有這樣，國家才能走上正軌，避免動亂，實現和諧持續發展。
   
    企業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作者：茅于軾

 

 

作者：茅于軾（著名經濟學家。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4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赴美國任哈佛大學注冊訪問學者，1987年回國，1993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任理事長。現任LEAD國際培訓項目中國國家理事會成員兼核心組教授。）

 

　　如果有人問你：要不要保護耕地？你會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要”。如果再進一步問：為什么要保護耕地？你的答復可能是“這是基本國策，不容許動搖”。再要問國策的根據何在？就會說，因為我國的耕地非常少，為了有足夠的糧食，不保護不行。這些普遍關于耕地的認識，經過反復宣傳已經深入人心，形成了固定思維。不假思索的習慣使我們偏離了正確的邏輯而不自知?；緡呱铣鰡栴}會造成重大失誤。

 

　　保護耕地的口號是很好聽的。難道要破壞耕地嗎？當然不是。但是這個口號的實際指向是不許可把農用地轉成非農用地?；蛘哒f是凍結農業用地。事實上國家政策的確也要求凍結農業用地。這就有問題了。憑什么理由要凍結農業用地？難道我們的糧食不夠吃，發生了饑荒？既然糧食多得吃不完，糧庫裝不下，不得不賠錢出口，為什么我們對糧食如此神經過敏？最可能的解釋就是上世紀60年代初的大饑荒把我們嚇壞了。

 

　　1959－1961年饑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場。糧食這么缺，不但不進口，1959年還出口了400多萬噸，夠2000萬人吃一年。萬一我們的糧食不夠蠻可以用進口來解決。有人說進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費的糧食中有60％多靠進口。并沒有感覺不可靠。更有人說靠進口是不負責任的。請問糧食缺了還不肯進口反倒是負責任嗎？假定我們進口創紀錄的3000萬噸糧食，只不過花45億美元，我國去年出口創匯9700億美元。進口糧食只不過用掉出口創匯的半個百分點。又有人說萬一人家糧食禁運怎么辦。老實說，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糧食吃，中國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從現實出發，石油進口的中斷遠比糧食進口中斷更危險。因為我們修了許多糧庫，有非常充足的糧食儲備，而基本沒有石油儲備。新建的戰略儲備要過三年才能用得上。我們的糧食在出口，而消費的石油中有40％要靠進口。比較對糧食問題的擔心和對石油問題的擔心可以看出我們對糧食的擔心完全沒有根據。因此保護耕地的說法需要重新考慮。

 

　　保護耕地，不允許侵占耕地，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然而我不得不說，這個觀點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許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國耕地十分稀缺，為了保證糧食生產必須保護耕地，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沒有看到糧食問題已經不再是制約發展的因素，不論在我國，或者在全世界，糧食和其他絕大部分商品一樣，是供過于求的，這個重大轉變發生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墒抢嫌^點還沒有轉變過來。我們需要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糧食問題，也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保護耕地的問題。

 

　　按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糧食生產趕不上人口的增加，確實制約著人類發展幾千年之久。一直到十八世紀末，全世界的人口增加非常緩慢，人的壽命也增長得非常緩慢。固然人類的自相殘殺，殘酷的剝削，統治階級的草菅人命也限制了人口和壽命，但是即使沒有這一切，僅僅由于糧食生產的制約，人類也不可能有更好的發展。人口數和壽命這兩個最基本指標的變化，標志著人類社會整體的發展速度，而十八世紀以后的二百多年內，人口和壽命的增長速度超過過去的十倍，慢慢地人類社會掙脫了糧食的制約，特別是最近的半個世紀里，全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糧食消耗增加了17％，耕地和種糧食的農民都大幅度減少，而糧食越來越富余，表現為糧食的相對價格降低了幾乎一半，這一情況同樣發生在我國，改革前富強粉（相當于現在的一般面粉）每斤0.26元，外加一張一斤的糧票?，F在面粉的價格是1.2元，漲了4.6倍。而按照官方統計的物價指數1978年的一元錢恰好也相當于現在的4.6元。如果把糧票的價格也算進去，漲價的幅度不到4.6的一半。因為當時糧票在黑市上的價格超過買糧食的價格。

 

　　記得解放初，人口是5.3億，其中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飽。全國上下最擔心的是如何能讓大家吃飽飯。如果那時候有人說，未來五十年人口增加到13億，糧食能夠自給自足，大家一定認為是癡人說夢話?，F在的事實是耕地減少了幾億畝，種糧的農民減少了幾億人，不但我們的糧食能夠自給自足，而且大家吃得比過去幾千年的任何時候更好，相當多的人營養過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需要減肥。回顧這一段歷史也許能提醒我們重新看待我國的糧食問題。

 

　　搞清了糧食問題的性質，就對耕地問題有了新看法，因為糧食并不缺，所以耕地也不缺，保護耕地的說法要說也不錯，但是是片面的。為什么只保護耕地而不保護其他用地？據說是因為耕地緊張，可是要知道我國的其他用地更緊張。我國是一個土地十分稀缺的國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煙稀少的地方都包括進來，我國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體上只有我國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計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國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畝耕地的負擔人口數只有三倍（我們常說，我國用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這證明我國一般用地比耕地更為稀缺。只保護耕地而不保護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號。

 

　　如果順利的話，在未來的五十年里，中國也許可以完成人口的工業化過程，將現有的60％多農民中的絕大部分轉變成為城市人口，把農民降低到人口總數的5％左右，這也就是一個長遠的城鎮化。在此過程中，城鎮人口要增加兩倍多，從現有的4億多增加到13億。無疑城市用地也會相應增加，而現有的保護耕地政策顯然與城鎮化相矛盾。究竟是保護耕地要緊還是城鎮化要緊？肯定是城鎮化更重要，因為糧食已經不是問題，完全沒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積。

 

　　一塊土地應該用于種糧食，還是蓋廠房，修機場，作停車場，應該按照具體情況而定，絕沒有道理說永遠是種糧食有優先權?？墒潜Ｗo耕地的政策卻把種糧食永遠放在了優先地位，這對城市建設造成了巨大的障礙。每當占用耕地就要經過復雜的審批手續，大大地增加了建設成本，延長了工期，尤其值得關心的是用地的審批會造成貪污腐化的機會，當前很大一部分的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關，這些貪污犯犯錯誤固然是因為不能潔身自好，但也與占用耕地的審批制度有關，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貪污腐化，壞制度則造就貪污腐化，現在這種保護耕地的制度確實是害多利少，應該及早調整。

 

　　一塊土地應該用于種糧食，還是蓋廠房，修機場，作停車場，應該按照具體情況而定，絕沒有道理說永遠是種糧食有優先權?？墒潜Ｗo耕地的政策卻把種糧食永遠放在了優先地位，這對城市建設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茅于軾簡介
   
    著名經濟學家。1975年開始從事微觀經濟學研究，1979年提出擇優分配原理。1984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赴美國任哈佛大學注冊訪問學者，1987年回國，1993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任理事長?，F任LEAD國際培訓項目中國國家理事會成員兼核心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