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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間主任經濟VS老板經濟
中國區域經濟有多種發展模式，其中，青島和溫州是兩種比較典型的模式。
青島區域經濟主要靠大企業支撐。在青島有海爾、海信等十大集團。他們的貢獻占整個青島經濟的50%以上。相比之下，青島的民營經濟并不怎么發達。
溫州區域經濟主要靠小企業支撐。溫州有近10萬家中小企業，他們對溫州經濟貢獻率高達90%。由于歷史原因，國家對溫州很少有投資，溫州幾乎沒有什么大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
如果把青島經濟和溫州經濟比作兩片森林，則青島經濟這片森林主要是由幾棵大樹支撐起來的，而溫州經濟這片森林則主要是由眾多小樹支撐起來。
青島模式和溫州模式是兩種經濟組織形式。在青島，較多的經濟活動被少數大企業縱向一體化或橫向一體化，即用企業內部的行政協調代替了企業之間的市場協調。在溫州，除郵政、電信、電力、銀行等部門外，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由眾多的中小企業分散進行。大家分工很細。如打火機，一個小小的產品由幾百家企業分頭生產，有的企業只生產打火機的彈簧，有的只生產外殼，然后通過市場交易進行組裝。因而溫州經濟是用企業之間的市場交易代替企業內部的行政協調。
結果，在溫州老板比較多。每個企業就算只有一個老板，在溫州就有10萬個老板。一個打火機、一雙皮鞋、一個低壓電器產品，都是由眾多老板生產出來的。這種經濟可稱為老板經濟。在青島則是車間主任多，分公司經理多，一個產品是由眾多車間主任、分公司經理生產出來的。這種經濟可以稱為車間主任經濟。
老板與車間主任的區別在于：前者只拿少量獎金。車間主任一月創造1000萬的效益，公司總部可能只給他10萬、20萬獎金；而老板創造1000萬、2000萬效益，全部歸自己所得。因此，后者的動力比前者就大得多。如果把老板比作火車頭，把車間主任比作火車廂，則在青島，一個火車頭拉了幾十個甚至幾百個火車廂。而且，有些火車頭還不一定是真火車頭。比如海信是國有企業，周厚健并非真正的老板，他也是工資勞動者，也是火車廂。只不過，因為周厚健本人奉獻精神比較強，他通過職能錯位，假老板當作真老板，將國有企業作為自己的企業來打理，才使海信這一列車有了一個動力很強的火車頭在溫州，一列長長的火車被拆開，每節車廂上加了一個火車頭。結果，整個溫州經濟的動力很強。
老板所生產的零部件，是通過市場交易進行配套的，生產同一種零部件的企業不只一家，而是有數十家，只有那些質量最好、價值最低的企業才能優先出售。在這種競爭性配套體制下，企業面臨較大的競爭壓力，迫使他們不斷創新，不斷進取。車間主任所生產的零部件，是壟斷性配套。即使成本高一點，即使質量不是最優，最后也得用上。由于內配，車間主任就很少有來自市場的壓力。
兩種經濟模式的直接表象是，在溫州是老板多，創業者多；在青島是打工仔多，連張瑞敏也是一個高級打工者，因為海爾不是他的，他只是海爾的職業經理人。
兩種經濟模式的最終結果是，溫州的富人多，青島的窮人多。在溫州，有近2000億民間存款，有1000多億現金，再把各家各戶的廠房和樓房加起來，整個溫州的民間財富不會少于一萬億。而青島因為打工仔多，大家都是工資勞動者，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比起溫州來自然會少得多。在溫州，包括機場在內的許多基礎設施都有民間投資，有些基礎設施甚至主要靠民間投資。而在青島，大量的海濱別墅閑置，買者主要是外地人。
儒家文化VS永嘉文化
在青島與溫州兩個地方之所以能產生兩種不同的經濟模式，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影響。
從歷史看，在計劃經濟年代，國家對青島有較多的投資，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開放以后，青島經濟是在原有的國有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正因為有國有企業，青島人有地方上班，有地方拿工資，一般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去自己創業。
而溫州則不同，因為那里與臺灣較近，在臺海關系較緊張的情況下，國家不可能在那里有大量投資。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國家對溫州投資很少，溫州的國有企業也就少，再加上溫州人均不到三分地，為了生存只能大家自己創業。
從文化淵源來看，青島作為山東的一部分，作為孔圣人的故鄉，儒家文化比較濃，企業家的政治抱負比較強。而在溫州，則主要是永嘉文化，這種文化使人具有較強的創業意識和打拼精神。
近年來，我國上上下下都在喊一個口號，即“做大做強”。但我國企業界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是做大做虧，做大做垮。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因為企業規模越大，管理層次就越多，加上企業分布區域更廣泛，委托——代理鏈條就延長，在一根根較長的委托——代理鏈條上，集結著眾多的有可能撈一把就走的人，即所謂的代理人。
在這里，之所以用“有可能撈一把就走”來描述代理人，其中包含了以下幾點：
其一，代理人有決策權，具備了撈一把就走的有利條件；
其二，代理人有信息優勢，他可以用所掌控的信息優勢欺騙委托人。當他撈的還不是很多的時候，委托人很難發現，繼續委以重任；
其三，如果整個社會信用環境很好，如果代理人的職業操守很好，他不會辜負委托人的期望，不會撈一把就走；如果整個社會信用環境較差，如果經理人素質較差，則他一旦有任何權力，都會放大使用，以權謀私。
其四，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執法是否嚴。如果法制健全，執法較嚴，代理人的任何違規，都會受到法律嚴懲，則絕大多數代理人有了權力之后，都不敢撈一把就走。比如，如果國家有職業經理人的競業限制，即離開現有企業之后，幾年之內不能到競爭對手的企業工作，則整個社會就不會有那么多人把企業技術和客戶帶走，自己另起爐灶，與原有企業對著干。
其五，管理水平。如果企業的管理水平很高，企業長大一倍，管理水平提高1.5倍，這樣，即使管理層次較多，委托——代理鏈條較長，代理人也沒有多少空子可鉆。
以上說明，在兩權分離的情況下，代理人具有“撈一把就走”的條件，企業規模越大，委托——代理鏈條越長，有可能“撈一把就走”的人就越多；這種可能是否變成現實，在多大程度上變成現實，那就看這個社會的信用環境，職業經理人的素質，法制狀況，管理水平等。而目前的中國社會，信用狀況并不理想，職業經理人的素質有待提高，法律有待完善。正因為如此，我在前幾年曾提出在當年的中國社會，在相當一部分行業內，“小狗經濟”有優勢。浙江經濟之所以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浙江的許多產品之所以具有國際競爭優勢，能把美國、日本、歐洲的企業打敗，就是因為家族模式是浙江經濟的主體。
當然，“小狗經濟”也有劣勢。比如，嵊州市有1000多家企業做領帶，有近百個品牌。但是沒有一家企業能像海爾或海信這些大象，能揮出幾千萬創品牌。沒有哪一家企業能拿出幾千萬或幾個億在全國甚至國外建市場體系，沒有哪一家企業能拿出幾千萬進行科研開發。
取長補短的具體辦法是，在青島的一些大企業，可以通過業務外包，在大企業周邊，在整個青島養出一大批“小狗”，培養一大批老板，然后用較低的市場交易成本來降低企業管理成本，把一部分經濟由車間主任經濟變成老板經濟。
在溫州，甚至在整個浙江，需要在眾多“小狗”中盡快長出幾只“老虎”。這方面，柳市鎮已經很成功。該鎮從眾多小型低壓電器企業中，成長出了正泰和德力西兩家大企業，即在一群“小狗”中，長出了兩只大老虎。既保留了家族模式的優勢和小企業的活力，又有大企業進行資源整合，在國內外建渠道，創品牌。這樣的生態，應該是一種比較理想的企業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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