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與皮諾切特在智利的新自由主義實驗

原載于2007年第3期《國外理論動態》

2006車11月26日美國http／／www．counterpunch．org網站刊登了格里格·葛蘭汀題為《弗里穩曼和帝國經濟學》的文章，著重分析了弗里穩曼、哈耶克以及他們和美國政府、美國壟斷資本策劃培養的“芝加哥小子”在智利和拄美實踐新白由主義的過程。皮諾切特在弗里德曼等人的幫助下，在智利進行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次系統實踐，它的法西斯主義性質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的所謂自由的本質。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米爾頓·弗里德曼沒想到他在1975年3月的六天智利之行會引發如此多的爭議。他曾被一群智利經濟學家邀請前往圣地亞哥。這群經濟學家在過去幾十年里曾就讀于芝加哥大學，參加過弗里德曼同事阿諾德·哈伯格的一個項目。在推翻阿連德政府兩年后，獨裁政權無力控制通貨膨脹，“芝加哥小子”開始在皮諾切持的軍政府里真正發揮影響。他們推薦采用弗里德曼所謂的“休克療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用貨幣印刷來解決預算赤字、政府支出削減20至25個百分點、裁掉數以萬計的政府工作人員、停止工資和物價控制、實行國有工業私有化并解除對資本市場的管制。弗里德曼還主張“完全的自由貿易”。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幫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軍政府兜售他們的計劃。屠殺和拷打成千上萬智利人民的獨裁者似乎“被休克療法的想法所吸引”。

弗里德曼回國后爆發抗議，而他作為《新聞周刊》專欄作家的名人身份與華盛頓和美國公司參與推翻阿連德的事件不斷被披露，更是加劇了這種抗議。不僅尼克松、中央情報局、美同國際電話電信公司（ITT）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陰謀顛覆阿連德的“通往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現在連芝加哥大學的一名著名經濟學家也向推翻這一政權的獨裁者獻策，以智利貧民中急劇攀升的失業率為代價來完成反革命。這位經濟學家對自由市場奇跡的宣傳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蓋提（Getty）、輝瑞、通用汽車、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贊助。《紐約時報》認為弗里德曼是“這一軍事集團經濟政策的指明燈”；而專欄作家安東尼·劉易斯則質疑：如果“純正的芝加哥經濟理論只能以壓制為代價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這一理論的首創者是不是應該承擔某些責任呢？”在芝加哥大學，斯巴達克斯青年團發誓要“通過抗議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園”；而學生自治組織則仿效當時正在調查美國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員會聽證會，召集了一個“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問題調查委員會”。每當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現在媒體上都會伴有形容詞“殘酷的”和“震驚的”，而規模小卻持續不斷的抗議也會在他出現在公眾場合的時候困擾著他。

在寫給各種編輯和譴責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對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輕描淡寫，同時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參與了指導智利經濟學家的活動。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一個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資本主義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敘述這一情節時，弗里德曼高興地指出抗議產生了反效果，這使他贏得了比其他獲獎者“時間長一倍的掌聲”。
弗里德曼聲稱如果阿連德被允許繼續任職，智利人會遭受“數千人被消滅、大規模的饑荒、折磨和非法的監禁”，并以此來為他和皮諾切特的關系辯護。但是，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大規模的饑荒、折磨和非法的監禁恰巧是在他的門徒皮諾切特統治時發生的。阿連德的垮臺是因為他拒絕背離智利長期以來的民主傳統并拒絕采用戒嚴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堅決認為：后來上臺的軍政府為“個人首創精神和私人生活領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間”，以及因此為“回歸民主社會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弗里德曼和皮諾切特兩人的批評者都把智利作為證明芝加哥學派提倡的自由市場絕對主義只有通過強制才有可能實行的正面證據。與二戰后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賴于溫和的社會平等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強調“經濟自由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資本主義和自由”相等這個等式是他對保守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復興的最大貢獻。當羅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義者投身于為社會等級、特權、秩序辯護時，二戰后的保守主義者卻在贊美自由市場是產生創造力和自由的場所。今天這種明確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義運動的實質，并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為共識普遍接受。布什的國家安全戰略也把它奉為神圣。在這一戰略中，“經濟自由”出現的次數是“政治自由”出現次數的兩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講里，弗里德曼描述了“福利國家的出現在破壞自由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他論證說：智利目前的困難“幾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來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福利回家這一趨勢導致的。這是一個導向政治高壓而非導向自由的過程。”他認為皮諾切特政權是這一漫長斗爭的轉折點，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虛假外殼，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內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后給皮諾切特的信中寫道：“問題不是發端于近前，而是源于四十年前就已出現的朝社會主義發展的趨勢。”他贊揚皮諾切特將軍用“很多您已經采取的逆轉這一趨勢的措施”讓智利回到了“正確的軌道”。

弗里德曼明白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戰斗。確實，智利這場“戰爭”從招募第一批“士兵”到現在已經有幾十年了。在美國政府對外援助的第四點計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幫助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分別與智利天主教和政府興辦的大學共同設立了獎學金項目。在1957至1970年間，大約一百名精挑細選的學生接受了深人訓練。

從1950年開始，拉美，特別是阿根廷、智利、巴西這些處在南美大陸錐體上的國家，成了發展主義經濟學的試驗田。凱恩斯精心構建了二戰后占主導地位的經濟框架；這一框架主張國家在市場運轉中發揮積極作用。社會科學家們，比如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阿根廷人勞爾·普雷維什擴展了凱恩斯主義。普雷維什和其他拉美經濟學家認為，長期的通貨膨脹不是任何一個現存國家不負責任的貨幣制度的反映，而是分為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全球經濟深層結構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多變的商品價格和資本投資加強了第一世界的優勢，同時擴大了第三世界的劣勢。當時各個政治派別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都承認了國家計劃、控制和干預的必要性。這些思想不僅操縱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而且還在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走廊和會議室得到了回應，同時還影響不結盟運動在1973年號召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

羅斯福新政在世界舞臺上影響的擴大使芝加哥學派想到了地獄。對于在國內長期站在凱恩斯主義對立面、如今見證它的權威擴及全球的人來說，這些主張“感覺像個炸彈”。智利獎學金計劃本來就是為抵制這一景象而設立的。

回到智利的學生不僅接受了古典經濟學的全面教育，而且還懷有把這種信念帶進未開化地區的強烈獻身精神。他們將大學經濟學系里的發展主義者清除并開始建立自由市場研究所和智囊團，比如社會經濟研究中心。同時像美國的經濟學家一樣，他們由公司贊助設立了自由和發展基金。他們知道自己在美洲大陸的使命，正如芝加哥校友恩斯托·方丹（Ernesto Fontaine）所言，即“把自由市場推廣到整個拉美，以與妨礙自由、導致長期貧困和落后的各種意識形態立場相對抗。”

在肯尼迪正籌劃進步聯盟改革資本主義時，他培訓和資助了一些將組成美洲大陸死硬的敢死隊網絡的人員和研究所。與此同時，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財政支持，使自己成為了自由市場的基地，它使拉丁美洲的一代經濟學家成為國際資本主義變動的先鋒。

但是，經過20世紀60和70年代的混亂，這次革命似乎要永遠被推遲了。60年代后期，“芝加哥小子”為阿連德在1970年選舉中的民族主義對手起草了政綱，其中包括最終將被皮諾切特政府實施的許多提議。但是阿連德贏得了選舉，所以智利不得不等待。同時，1964年掌權的巴西軍政府于1973年邀請弗里德曼為之提供咨詢，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接著就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和急劇增長的失業率。弗里德曼宣布“休克療法”的第一次應用制造了“經濟奇跡”。但是巴西的將軍們明智地表示了反對，并回到了國家指導下的工業化模式。后一種模式雖不能抑制通貨膨脹，但確實降低了失業率，為巴西現在在拉美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第一任期，有意實施弗里德曼的那一套理論，但接著他卻提高了關稅、引人工資和價格控制。為了贏得1972年選舉，他宣布自己是個凱恩斯主義者并大印貨幣。弗里德曼對此反應道，尼克松“太令人失望了”。

這樣就只剩下名譽不好卻愿意進行改革的皮諾切特了。在弗里德曼訪問之后一個月，智利軍政府宣布將“不惜一切代價”制止通貨膨脹。這個政權把國家開支削減了27％，燒掉了成捆的比索。國家退出銀行系統和撤銷對金融包括利率的管制。還大幅度降低了關稅、放開了2000多種產品的價格，取消了對外國投資的限制。皮諾切特使智利從與鄰邦結成的、致力于推進地區工業化的聯盟中退了出來，把智利變成了廉價商品進人拉美的門戶。成千上萬的國有部門工作人員在政府拍賣國有企業的時候失去了工作。這次拍賣實際上是400余家國有工業的財富向私有部門的大轉移。智利不僅允許跨國企業將它們的全部收益帶回國內，而且還提供匯率保障來幫助它們這樣做。為了建立投資者的信任，比索與美元掛鉤。四年之內，不僅在阿連德執政期間，而且在之前的進步聯盟土地改革時被征用的所有財產的將近30％都物歸原主。新法律像對待其他任何一種“自由”商品一樣對待勞動力，掃除了40年以來的不斷取得進步的勞工立法。醫療保健也像公共養老基金一樣實行私有化。

國民生產總值暴跌了13個百分點，工業產量下降28％，購買力跌到197o年水平的4o%。一個接一個的民族企業破產。失業率急劇攀升。

一直到1978年經濟才出現反彈。從1978年至1981年間，經濟增長了32％。雖然工資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將近20％的水平，人均收人卻又開始增加。一個可能更好的進步指標是嚴刑拷打和非法處決逐漸減少。但盡管芝加哥經濟學家因為三年的經濟增長而得到了榮耀，他們卻使智利走上了近于瓦解的道路，關于這一點現在通過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經濟的反彈是金融系統和大量外資作用的結果。結果證明外資導致了投機者的狂歡、銀行系統的壟斷和繁重的外債。像洪水般涌人的外資確實使固定的匯率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得以保持，但個人債務從1978年的20億美元急劇增長到1982年的140多億美元，給智利貨幣帶來難以負荷的壓力。比索由于像實際中存在的那樣與升值的美元的匯率固定，便人為地提高了比索的價值，導致大量廉價進口商品涌入。當消費者利用自由化的貸款方式購買電視、汽車和其他高價商品時，儲蓄縮減、債務增加、出口降低、貿易赤字擴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銅價的暴跌加劇了智利的貿易逆差。國內生產總值跌落15％，工業產量迅速收縮。破產企業數量比以前增加了兩倍，失業率達到3o%。盡管皮諾切特之前保證保持貨幣穩定，他還是實行了比索貶值，這使那些借人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儲蓄的窮苦的智利人民傾家蕩產。中央銀行儲備減少了45％，私有銀行體系也崩潰了。危機迫使國家重新采用在阿連德執政期間都未實施的法律，接管了將近70％的銀行系統并重新控制金融、工業、價格和工資。皮諾切特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幫助以擺脫困境，并公開保證要償還外國債權人和銀行的債務。

就像國際左派在阿連德執政期間蜂擁來到智利一樣，在皮諾切特統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黃金時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場的右派的向往之地。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和記者都來親自目睹這個“奇跡”，并把智利作為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樣。

除了商人，右翼活動分子也來到智利以示與皮諾切特政權的團結。《國家評論》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爾（William Rusher）以及其他最終在里根1976年和198o年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時走到一起的骨干組織了美國一智利理事會——以對付美國對皮諾切特的批評性報道。“我找不出一個相信智利政府在實行”拷打“智利政權的反對派”的人，拉舍爾在1978年從智利訪問回來之后寫道。至于由激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引起的“過渡時期人的不便”，拉舍爾認為，“為了明天一個更為健康的社會，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損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無可厚非的。”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是奧地利移民、芝加哥大學教授。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大膽提出國家計劃不會產生“自由和繁榮”，卻會導致“束縛和苦難”。在皮諾切特統治期間他多次訪問過智利。智利給哈耶克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那里召開了一次著名的朝圣山學社會議。他甚至把智利推薦給撒切爾作為她完成其自由市場革命的典范。在智利1982年金融崩潰、經濟達到最低點時，撒切爾首相同意智利代表一個“顯著的成功”，但認為英國的“民主制度和對共識的需要”使皮諾切特所實施的“一些措施”“完全不能被接受”。

像弗里德曼一樣，哈耶克把皮諾切特看作真正自由的化身，認為他只是在“過渡時期”實行專制統治，只是為了逆轉幾十年來的國家控制。他告訴智利的一個采訪者：“較之沒有自由的民主政府，我個人更偏愛自由主義的獨裁統治。”他在一封給《倫敦時報》的為軍政府辯護的信中寫道：他“在受到猛烈抨擊的智利還沒發現一個人不同意這點：在皮諾切特統治下的個人自由比在阿連德統治下要大得多。”當然，成千上萬被處決的人和成千上萬被皮諾切特政權嚴刑拷打過的人已經開不了口了。

哈耶克把阿連德的政權描繪成智利由戰后福利國家轉向臆想的極權主義未來的中間站。相應地，皮諾切特軍事集團辯稱他們不得已采取的恐怖行動不僅是為了防止智利轉變為斯大林主義的集中營，也是為了掃除50年以來的關稅、補貼、資本控制、勞工立法和社會福利措施，就是為了掃除引導智利走上自己的奴役之路的“持續半個世紀的錯誤”。

一位追隨哈耶克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神學家邁克爾·諾瓦克（Michae］Novak）的政府經濟學家米格爾·卡斯特（Miguel Kast）說：“對于我們來說，這就是一場革命。”芝加哥經濟學家已經開始激烈且迅速地促成智利社會的“根本性的”轉變，并以此來消除“冒牌民主”。事實上，1973年之前，智利在美洲國家中享有最為持久的憲政民主。

弗里得曼以經濟自由優于政治自由為皮諾切特辯護，而芝加哥團體在以哈耶克1960年出版的專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憲法中把這樣一種關系制度化了。新憲法把經濟自由和政治威權神圣化為相互補充的品質。他們為一個強有力的執政者例如皮諾切特辯護，說不僅深遠的社會變革的出現需要這樣的人，而且維持這種變革直至智利的“民眾心智發生改變”也需要這樣的人。中央銀行行長談到：智利人長期以來“接受的是軟弱教育”，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培養他們的強力。市場本身會提供指導。當被問及由休克療法導致的高破產率的社會后果時，托里比奧·邁瑞諾（Toribio Merino）上將答道：“這是一個經濟動物的叢林。叢林法則就是弱肉強食、不論親疏。這是現實。”

但在這樣一個純粹競爭的野獸的樂園，可能會出現危險，需要獨裁統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被動的而非參與性的民主。“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條通往保護絕對經濟自由的真正“自由社會”的途徑，皮諾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里德曼的兩個信徒起草的發言中這樣談道。弗里德曼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之間的關系閃爍其詞，但他以前的學生卻始終如一。“一個人的實際自由只有通過獨裁主義政權保證”，財政部長卡斯特羅說道。他承認：“公眾輿論強烈反對我們，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保持這種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實現了用經濟自由和威權來重新定義民主。據芝加哥大學優秀畢業生克里斯蒂安·拉羅烏萊特（Cristian Larroulet）說，在皮諾切特的嚴格控制下，智利成為“在自由的社會秩序基礎上確立政府形式這一世界潮流的先驅”。比如說，智利私有化了的養老金制度如今就成為社會保障轉型的一個典范。布什在1997年曾就這一問題接受了智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生何塞·皮涅拉（Jose Pinera）的建議。

皮諾切特和弗里德曼都是先驅，預示著一個妄為、無情的新世界。如今，皮諾切特正因為他“休克療法”的招牌而受到軟禁（皮諾切特于2006年10月10日已死——編者注），弗里德曼也去世了。但他們所開創的世界卻幸存了下來。對于1975年的智利來說，極端的東西成了當今美國的標準：一個由市場界定人類全部成就的、政府以自由的名義折磨人民的社會。

譯者：李春蘭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100872；
楊 柳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