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耘：現時代知識分子如何“以天下為己任” ——從“曹錦清道路”說起
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由于社會大環境與文教單位小環境的變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面目發生了比較顯著的轉變。80年代熱情關心文化意義與社會轉型的知識分子群體產生了分化。知識分子群體的大多數脫離了公共論域，主要精力耗費于逐漸定型的學院建制內的種種體制化任務。其中有的知識分子，由于所屬專業的特性，也通過學科的方式介入了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重大討論，這在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及政治學工作者身上體現得比較明顯。
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一小部分，仍然保有比較強烈的現實關懷，以他們特有的方式持續參與到關于中國社會狀況與趨勢的爭論之中。這些堅守本位的公共知識分子的陣營與光譜比較復雜，但約略地看，有這樣幾個共同特點：
首先，勇于對現實下判斷、開藥方。關心現實本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天職，我們不必以此要求學院知識分子——他們的天職是學科建設、申請項目。但公共知識分子既然以此自期，則我們不得不加以繩墨。現時代公共知識分子對現實的關心程度遠遠高于對現實的了解程度。中國社會現實是一個正在發生迅速深刻變化的、處于內外多重、彼此交織的復雜動態關系之中的巨大整體，僅憑局部的觀察、過時的感受與零碎的印象，是沒有權利對現實指手畫腳的。與作為四民之首的古代士紳不同，現代知識分子本來就沒有在社會主要階層中占有名正言順的位置（我們要時刻記住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員，這就是說，我們的法定屬性不是什么“知識分子”，而是工人階級），主要生活在嚴重脫離社會實際的學院環境中，從不調查研究而又壟斷發言大權。這樣的國家醫生難道能開出可靠的藥方嗎？
其次，熱中于運用理論。應該承認，公共知識分子仍保有一點理論表述的真誠熱情，這是他們比拾人牙惠、以學謀食的學院知識分子高貴的地方。但這點熱情的實現，仍基本依靠學院知識分子對西學的生吞活剝。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規模引進了——即使不那么同步——各種時興的西方思潮。與被各種課題支配、埋頭于引述西學的學院知識分子不同，公共知識分子確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但問題總是依據理論來表述和解決的。他們既不能在西學的問題脈絡里歷史地、全面地理解他們所運用的概念與方法，也談不上批判地審視各種理論背后的預設與背景，更做不到面對中國現實調整、反省乃至改造自己從學院那里匆忙接受的理論前提。在現實與理論軒輊之處削足適履，無視現實或者裁剪現實以遷就理論的權威，這是當代公共知識分子面對現實要么無言失語，要么胡言亂語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缺乏通過全面觀察現實建設合理社會理想的誠實、勇氣與毅力。
再次，道德化情緒強烈。公共知識分子當然要有真正的道德熱情，而不能只是干癟貧血的理智動物。但情感愈深沉者，理性愈成熟；理性愈成熟者，閱世愈通達。讓情緒壓倒理性的心智是難成大器的。當代公共知識分子不幸感情用事者多，理性行事者少。往往是激情洋溢的理想主義、冷漠厭倦的犬儒主義與玩世不恭的后現代主義交替發作，將理論、理想乃至教義混為一談?；蚯鷮W阿世、見風使舵，為獅子的份額做狐貍的辯護；或怨恨難消、逢共必反，與體制在情緒上嚴重對立，這兩種表現都談不上什么成熟的獨立自覺意識。前者有清客篾片的靈魂，后者則是典型的青春期心理。
在這么一個圖景襯托之下，曹錦清其人其道確屬異數。他觀察現實、了解現實，但從不輕下藥方；他讀經覽史，鉆研西學，但心存警醒，從不濫用名相；他既熱情洋溢又頭腦清楚，既矯矯不群又世情通達，與肉食者游而能遠謀，忠君愛國而又崖岸自高，見庶民則親，見大人則藐。一言以蔽之，曹錦清不大像我們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更不象專業知識分子。他不那么狹隘，也就顯得不那么專業。曹的行當算是社會學，不過不象該行當一般從業人員那么傳承有自，沒有專業學者那么多的家法和門戶。
凡此種種，都給估計、評價曹錦清道路帶來了困難。只有把這條道路放到合適的歷史脈絡中，才能比較恰切地理解并進一步推進其意義。下文只是一些需要進一步充實展開的提綱式觀點。
一．曹錦清道路屬于什么傳統？
將曹錦清道路與出于不同旨趣做過地方調查的前賢做一對照，可以發現，他在精神氣質上與梁漱溟乃至顧炎武比較接近，并籍此與儒學中的實學傳統與鄉約實踐建立了半自覺的關系。曹對梁漱溟相當熟悉，曾經編輯過后者的文選，本人也有從哲學研究轉向社會觀察的類似履歷。自《黃河邊的中國》出版以來，隨著視野的豐富與體會的加深，曹已逐漸意識到，自己所首要關切的并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狹義的農村調查問題，而是中華民族的氣運盛衰之數。本篇發言從道統開始，就是一個清楚的證據。筆者冒昧預言，曹對自己工作的性質和意義，會有更為強烈、更為自覺的道統意識；同時，他的這種自覺，也會加深我們對儒家傳統的了解，突破儒生不是解釋經文就是靜坐存養的片面意見。曹曾口頭表示，浩然之氣不當在靜坐處養，而當在天地蒼生、奔走顛沛間養，此語是他實實在在力行體貼出來者，恐發千古未明之覆。
與此相應，曹在調查方法上綜合了顧炎武、毛澤東以及費孝通等的一些特點。他著力比較多的是經濟政策調整對農村生活的影響。在微觀方面注意看似隨機親切的個人口頭調查。這一點似乎接近費孝通，但曹不曾象費老那樣對某個鄉村做比較全面的調查，他的視野一方面更為狹窄（沒有費老對社會組織結構的關注），一方面更為宏觀——也因此難入專業社會學家之青目。就宏觀方面言，曹除注重數據關系外，尤其將天下之山川形勢、地方之歷史沿革、國家之政令暢滯、階層之消息興替、人心之升降悲欣納入考察，視野漸因此而開、胸次漸因此而弘。天地之間，萬里行來，乃與斯民血肉相連。親于天地山川即知，親于蒼生萬民即仁。斯民既親，斯道漸明。曹至一地，必先覽地方志，以明山川形勢、風俗嬗替；實際調查，圍繞日常生活所透露之社會生活大要，未嘗數數于敘述細節。這些特點，遠紹顧炎武，近接毛澤東，與所謂學院知識分子的社會學調查大相徑庭。“知識分子”如欲以天下為己任，首先要親自體察天下。就自然面而言，天下無非山川民情。走萬里路，而后知天下；讀萬卷書，而后明天下之道。這個傳統，本是士大夫之實學傳統。如能接上這個傳統，當代知識分子或者還有自救之機。
二．如何理解農村調查工作的意義？
上文說過，曹錦清對他工作的意義是半自覺的。這就是說，他雖然對鄉村調查與天下關懷之間的積極意義日益重視，但還沒有足夠清晰具體的考慮。這與毛澤東梁漱溟等有很大的區別。曹是下學上達，通過調查積累了關于農村的豐富經驗之后，逐漸在心中展開更宏大的抱負與更廣闊的圖景（在當代的三農問題專家那里，似乎只有賀雪峰也這樣慢慢接觸到了更大的文明整體問題，其余多不免就農村談農村）。毛梁等則一上手就處理的是全中國社會的問題，無非從鄉村入手解決這個大問題而已。我們且引梁漱溟的原話：
“鄉村建設理論在我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因為這是我從對中國問題的煩悶而找出來的答案?！保ā多l村建設理論. 引言》）
“今日中國問題在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鄉村建設運動，實為吾民族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這最末一層，乃鄉村建設真意義所在?！保ā多l村建設理論.甲部 一.丁.》）
他在文革中草就的著作中更進一步說：
“中國人意識所有者，近則身家，遠則天下，而于國家觀念則缺乏……其過去政治生活的消極，在今天必然改從積極，同時其君主制度必須改從民主，這都是無疑義的。但這要從實際生活上慢慢培養成功，斷非一紙憲法空文所能奏效。我以一個生長大都市（北京）的知識分子而發愿投身鄉村建設者，最初動機就是想從小范圍的地方自治團體入手以養成國人從事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中國要走向民主，全在從散漫轉進于組織，全在國人學習組織團體來生活……中國人在集團生活上既病在向心力不足矣，則必進求組織以補救之……此在四五十年后之今天回首看來猶是對癥下藥，未云有誤。”（《中國——理性之國.第二十四章》）
這些話清楚地表明，梁對解決中國問題的總方案是建設新的基本社會組織，與老中國的家族本位與近代西方的個人本位不同，該組織是以禮俗調節的團體生活單位。鄉村建設只是團體生活建設——社會建設之入手處而已。
梁建設先行，曹則首先做調查了解。這點互有短長，梁對中國社會并無系統的調查，是以有三個基本的錯誤判斷導致了鄉建運動的失敗。首先，農村只是中國社會的一部分，中國社會不僅是農村社會與農業社會。工業化與城市建設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趨勢，不在這個大趨勢下觀察農村的命運，一定會被時代拋棄。其次，中國社會問題總解決固然在于后家族的團體建設，這點絲毫沒錯。但從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需要而言，該團體不能是地方自治的小團體，而應該是現代國家?；乇車医ㄔO的社會建設是沒有前途的。歷史證明，梁漱溟對中國難以建立現代統一國家的悲觀判斷是錯誤的。中國的任何社會團體建設都只能在現代國家建設的大前提下實現。最后，同時解決中國社會建設與國家建設的基本團體是強大有力的革命政黨。構建這個政黨的基本因素是組織紀律而非鄉約禮俗，這個政黨進行治理的首要前提是移風易俗，推動宗族解體（這個解體過程并非由該政黨肇始，無非由其完成）。這就解決了梁鄉建運動中的最致命麻煩——鄉紳階層解體之后，新風俗由誰擔當，新鄉村由誰治理？
毛澤東道路的實踐遺產，與梁漱溟道路的理論遺產，是我們批評曹錦清道路的兩個基本尺度。曹的調查中，似乎沒有把處于城鄉互動關系網絡與國家社會互動關系網絡——這兩重關系網絡是現代社會的本質屬性之一——之中的社會組織考慮在內。他對于這兩重關系網絡是有清楚的注意的，這是他高于梁漱溟的地方。但他沒有明確地從社會組織整體建設著手（或者說僅從鄉村的經濟-家務一面著手），也沒有把城市的同一問題考慮在內，這是他的調查需要改進的地方。
什么是天下？從社會理論看，天下首先就是基本社會組織及其生活禮俗；從文明理論看，天下就是作為主導生活方式的文明傳統。這是“天下”的非物質自然一面，是超越山川形勝的層面。這也是顧炎武、梁漱溟首先關心的問題。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把曹錦清從事的實際工作與他自覺到的遠大抱負結合起來。
三．作為社會建設與國家建設中介的精英教育
毛澤東的遺產——新中國的社會建設與國家建設的成就是現時代任何實踐的根本前提。毛在社會組織方面留下了幾個基本貢獻，這是他比梁漱溟成功的地方。就鄉村而言，毛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一方面為農業發展的基建規劃與農民的團體生活及其治理做了成功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大力支持了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建設，實現了中國現代化必要的原始積累。在城市，毛建立了單位制度，一方面借助單位通過經濟計劃逐步實現國家的基本積累與基本建設，另一方面也以單位為中心滿足了市民的基本社會保障需求。這就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更高的層面上實現了梁漱溟的理想——中國人進入了團體組織的生活。在社會建設方面，之所以毛成功而梁失敗，這與毛通過國家政令的計劃調控分不開。毛并非就鄉村建設鄉村，而是通過動員鄉村進行武裝斗爭，而后獲得國家政權，再通過國家建設推行包括鄉村建設在內的社會建設。
舊中國一盤散沙，這是各方政治勢力都看到的問題。惟獨毛澤東解決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組織化，社會團體建設需要一個組織化程度更高的團體也就是國家進行推動，而國家則需要另一個組織化程度最高的團體——也就是列寧主義的、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政黨來進行建設。這可以說是一種組織化強度下推的過程。一盤散沙歸根結底只能依靠中央集權由上而下解決，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團體生活傳統的國家，決無由社會自治解決根本建設問題的可能。這就是說，與西方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基本結構不同，毛時代中國實踐領域的三要素是：基層組織（人民公社與單位）-國家（權力部門）-政黨。只有反省來自西方的國家-社會對立的理論，反省來自西方的政黨國家理論，才能準確地解釋毛時代社會建設與國家建設的成就。在社會、國家與政黨三種團體建設中，最根本的團體建設是政黨建設。中國的政黨成員不僅是政治組織的一員，而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整合力量，在宗族解體、士紳消亡之后，政黨成員作為替代性的基層精英擔負起了社會整合與政治治理的使命。
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隨著人民公社制度與全能單位制度的終結，中國社會遂從一個集體主義式的團體社會轉到了一個對于傳統而言比較陌生的，近似于個人本位的社會。同時，與西方的成熟的個人本位社會不同，中國社會仍然有集體主義的殘留傳統，有家庭幸福的殘留理想，有高度組織紀律與豐富執政經驗的政黨，有古代典籍及其殘留的解釋傳統，這些都是我們解決現時代問題時可以加以運用的特有資源。
在這樣一個時代，繼續推進曹錦清式的格物致知道路，全面觀察現實，深刻體會生活，密切注視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與發展趨勢，在前人各種遺產的基礎上解決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天下之間的各種實踐問題，乃至在這樣一個基本環境中解決人生在世安身立命的最根本問題，才是現時代知識分子的真正天職。
載于《經學、政治與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第三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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