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新自由主義干擾， 完善社會主義混合經濟體制

——解讀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韓德強

2003年10月30日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混合經濟體制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就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作出了決定。認真研讀該《決定》可以發現，文件所描述的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實是以市場為基礎，以國家計劃干預為主導的混合經濟體制。即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政府則通過法律、行政手段保證市場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的社會秩序，通過財政、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和財政政策熨平經濟周期，通過匯率和關稅等手段處理國際經濟關系。如果說與歐美國家的混合經濟有所不同的話，不同在于，中國仍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只是希望“股份制”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國家除了公共管理職能外，還對部分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能。顯然，這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二十多年來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確認改革的目標模式是這樣一個與歐美各國相近又有區別的混合經濟體制，這在理論上有著重大意義。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者一直在主張市場可以自動解決一切問題，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而且似乎中國改革的方向也是越來越多地讓市場發揮作用，小政府、大社會，小小政府、大大社會，直至政府完全消失。由于這些新自由主義者如吳敬璉、厲以寧、樊綱、張維迎、江小涓、林毅夫等在社會上一直非?；钴S，似乎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很大，因而給人的印象是，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純粹市場經濟體制。

那么，為什么《決定》所確認的改革目標模式不是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體制，而是一個以市場為基礎，以政府調節為主導的混合經濟體制呢？因為市場經濟并非像新老自由主義者論證的那樣，可以實現交易雙方的雙贏，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是一種供求平衡的均衡經濟。相反，由于交易雙方力量不平衡，信息不對稱，交易結果總是有利于強勢方，使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直至兩極分化；同時，則是一大部分企業被淘汰，少部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規模越來越大，壟斷一國乃至全球經濟；并且，經濟總是處在繁榮和蕭條的交替中，或者大量生產資源被配置到過熱的產業中，能力閑置，產品過剩；或者產品供不應求，產生暴利和巨富。翻開各國經濟史，上述市場經濟特征便一目了然。正是因為市場經濟內在的不穩定特性和兩極分化特性，所以國家力量不得不出來干預、調節，減少兩極分化，放慢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過程，熨平經濟周期，并且在本國經濟力量處于弱勢時，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使本國企業獲得成長壯大的利潤空間。因此，歐美國家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都是混合經濟體制。

然而，對于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混合經濟體制是難以忍受的。他們認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壟斷（政府各部門都提供獨此一家的服務或管理）存在，就有計劃存在，就有權力存在，就有壟斷和計劃的弊端存在，就有權力尋租存在。如此，則“看不見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就將繼續存在，改革就是不徹底的。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經濟學上的老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把國家作為罪惡的淵藪，其最徹底者甚至把歐美的福利國家也稱為“通向奴役之路”。

這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就面臨一個兩難選擇：或者承認改革不徹底，將目標模式定為混合經濟，那么，就必須承認國家、計劃、壟斷、權力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更進一步，則必須承認，“看不見的手”不能自動地通向社會利益最大化，惡不能自動推動歷史進步，這樣，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就全面瓦解；或者堅持改革徹底化，否認任何國家調控力量的必要，從而抨擊混合經濟體制。

事實上，任何務實的而不是極端的經濟學家，都不僅能認識到計劃經濟的內在缺陷和市場經濟的優點，而且能認識到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和計劃經濟的優點，從而承認有雙重缺陷、也有雙重優點的混合經濟體制的必然性。當然，由于存在雙重缺陷，混合經濟體制既不像純粹的市場經濟那樣能夠得到市場神學的支持，也不像純粹的計劃經濟那樣，能夠得到計劃神學的支持。市場神學與計劃神學都能夠得到大多數頭腦簡單的人的支持。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不是以市場排斥計劃，或以計劃排斥市場，而是如何盡量減少混合經濟體制的缺陷，盡可能發揮混合經濟體制的優點。這是心態平和的、不走極端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將改革的目標確定為這樣一種混合經濟體制，的確意味著“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重大進展”。

二、新自由主義對《決定》的影響

混合經濟體制需要以混合經濟思想作為指導。然而，由于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界已經取得主導地位，排斥了混合經濟思想的合法性，因此其理論主張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決定》的若干表述。如果這些主張得以貫徹，則可能加劇市場內在缺陷，使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毀于一旦。茲羅列若干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1、完善的經濟體制是否存在“體制性障礙”？

《決定》指出，在取得了巨大進展、經受了嚴峻考驗的同時，也存在“經濟結構不合理、分配關系尚未理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等問題”。其重要原因是，“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級，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生產力發展仍面臨許多體制性障礙”。

這意味著，隨著經濟體制完善化，“體制性障礙”被克服，各種要素的交易得以自由進行，上述問題就能夠解決。然而，這種解釋可能沒有抓住要害，帶有明顯的新自由主義痕跡。一個全國范圍自由統一的市場經濟完全可能導致地區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農民收入進一步減少。一個全球范圍自由統一的市場，完全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進一步被削弱。只有國家承擔起向統一市場自由競爭中的失敗地區、失敗人群、失敗產業進行大規模轉移支付的責任，只有國家建立起保護本國產業的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并用大量資金較長期地支持核心技術的自主開發，才有可能解決上述問題。但是，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國家資金支持的核心技術開發，以及貿易保護措施，這些完善市場經濟的措施，都可能被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是“體制性障礙”，即國家計劃對市場的干預。

2、社會主義混合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如前所述，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其實就是混合經濟體制。然而，《決定》沒有提出混合經濟體制這一概念，從而給新自由主義者留下了可以借市場經濟之名抨擊政府干預的漏洞，從而威脅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合法性。意味深長地是，在實際上提到計劃的地方，出現的詞匯卻是“統籌”、“管理”、“協調”、“規劃”等。其實，所有這些詞匯的本質特點都是計劃，都具有使短期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使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的性質，都是與市場自發調節相對立的自覺調節。將計劃從前門趕出去，又悄悄地從后門拉進來，以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從而將計劃的功勞歸結到市場身上，這是新自由主義者的一貫手法。

名不正，則言不順。計劃、統籌、行政命令的有效運行，有賴于相應的面向全局的集體主義、利他主義價值觀的支持，從而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傳統相一致。但是，由于多年來“計劃”被妖魔化，集體主義、利他主義和革命傳統都被妖魔化了，相應地，則是利己主義價值觀被神圣化。在這種社會文化環境下，從后門悄悄進來的計劃就會與利己主義價值觀結合，權錢勾結，放大混合經濟體制的雙重缺陷。

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進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一方面是國家權力須臾不可離開，不但推動著改革開放進程，而且在每一個時期都起著關鍵性的社會經濟調節作用，但同時與國家權力行使相應的價值觀念卻被全面破壞，許多黨的干部產生信仰危機，“轉變觀念，解放思想”，緊緊跟隨“一切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潮流。結果，政府權力加劇而不是緩和了市場內在的兩極分化傾向，加劇而不是緩和了市場內在的違法犯罪傾向，加劇而不是緩和了市場內在的經濟危機周期，加劇而不是減輕了市場內在的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傾向，加劇而不是減輕了對外市場開放條件下的人才流失、產業結構和技術的降級傾向。

對于權錢勾結現象，本來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與共產黨的價值觀和理想相一致的解釋，即黨的干部發生信仰危機，從而要求反思我們的理論和實踐，重塑信心和信仰，從而從根本上抑制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另一種是威脅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解釋，即宣揚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要求多黨競選，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由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取代了原來黨的“理想人”假設，前一種解釋就變得蒼白無力，后一種解釋則日益大行其道。這樣，中國共產黨會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面臨重蹈蘇東劇變覆轍的危險。

3、股份制能否增強公有制的活力？

從1984年第一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來，增強公有制的活力就一直是改革的中心目標。但是，經過近20年的改革后，公有制的活力事實上是下降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被拍賣、兼并或破產倒閉，剩下少數的大型國有企業也腐敗叢生，活力不足，只是依賴壟斷地位維持利潤和增長，集體企業則紛紛改為私有企業。

為什么公有制的活力會越改越弱呢？從理論和實踐上說，這是對公有制企業的內在特點和規律缺乏把握。公有制企業的活力來自何方？首先是來自公有制企業領導人的國家意識，來自全體工人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積極性，其次才是來源于個人正當利益的獲得，兩者缺一不可，而且其主次關系也不容顛倒。如果只強調以個人利益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動力，那么任何公有制經濟最后就只能走上效率日損、腐敗叢生、倒閉破產之路。

從管理學角度看，任何一個企業的正常運作，既需要規章制度，也需要企業文化。單純憑制度只能管束工人層的行為，管束不了管理層的行為。五、六十年代的國有企業只重視企業文化，如鐵人王進喜精神，不太重視企業制度的建設，固然有其弊端；八、九十年代則走到另一個極端，丑化乃至徹底拋棄國企文化——即主人翁意識、愛國主義、奉獻精神，只依靠制度，只在所有制上做文章，結果同樣不能令人滿意。如果對這一基本邏輯和事實缺乏清醒的反思，那么剩下的國有企業將繼續被各種力量鯨吞、蠶食、瓜分。

更進一步，由于國有企業的政企事實上一直沒有分開，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分開，那么，國有企業全部瓦解之時，也將是政府官員完全腐敗之日，國家將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率先主張股份制的厲以寧先生，在邏輯上不承認國有企業文化的重要性，在實踐上不承認股份制改造對國有經濟的毀滅性打擊，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必須停職反省，閉門思過。

重倡國有企業文化，用文化和制度兩手來重整國有企業活力，搞好國有經濟，這是混合經濟思想在國有企業管理上的運用。當然，搞好國有企業，并不等于要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從政策上、從資金上、從價值評判上，混合經濟都應該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鼓勵不同所有制經濟在同一規則下相互競爭。同理，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是混合經濟所應提倡和允許的事情。

4、“產權明晰”能夠解釋現代企業的發展嗎？

與新自由主義的解釋相反，現代企業的特點恰恰是產權模糊化。市場競爭不斷淘汰弱者，發展強者，企業規模不斷增大，企業的產權也就日益分散、變動、模糊。上市股份公司的產權看似最明晰，實則最模糊。其產權被分割成數千萬份，每時每刻在被交易之中，絕大部分持股者并不關心企業的經營和分紅，而是想從股價的波動中獲取收益，因此產權最模糊。最典型者如前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最大股東只占有2%的股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20世紀的西方發生了一場重大的企業制度革命，即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管理革命。對于大企業來說，重要的并不是“產權明晰”，而是建立一套委托代理的治理結構，盡可能確保層層代理人能夠對委托人負責。而這套委托代理機制，其實就是管理制度，更進一步，就是企業內部計劃經濟運作的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朱鎔基總理早期力主抓管理，是正確的。

除股權分散、變動不居外，還有一層重要因素使股份制企業產權不明晰，即經營者在企業權益增殖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廣東愛多公司，股權本來很清楚，胡志標、陳天南、益隆村三方各擁有若干股權。但在實際經營中，胡志標傾其全力，而后兩者則坐享其成。當愛多從幾萬元起家，發展至十幾億元資產的大企業時，只擁有45%股權的胡志標就感到吃了大虧，然后一場產權糾紛上演，愛多公司垮臺。

因此，嚴格地說，產權最明晰的企業是一個人擁有和經營的企業。但這樣的企業就很難是大企業。西方現代大企業經營的真正奧秘不是產權明晰，而是利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益獲得產業壟斷地位，委托人和代理人分享壟斷利潤。

從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看，這樣產權模糊、變化的企業似乎是一天也不能生存的。那么，為什么雖然有的西方大企業的確倒閉了，還有的卻在生存和發展呢？事實上，我們很容易觀察到，凡是發展迅速、健康的西方大企業，在其企業的高層都有很強烈的公司認同感，即有很強烈的公司文化，以彌補其制度的不足。

同樣，真正能夠促使集體企業發展壯大的，并不是該企業產權多么明晰，而是該集體是否具有凝聚力，是否擁有為大家所信任的領頭人。有之，則這樣的集體企業就能蓬勃發展，如河南臨穎縣的南街村；無之，則無論產權再明晰，也要倒閉破產。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集體企業產權明晰化的過程，常常是企業爭權奪利，從而企業凝聚力下降的過程。集體企業，乃至任何大企業經營的奧秘都在于，產權都只是有限度明晰，不明晰所產生的問題靠企業文化、團隊精神來解決。

因此，過分強調產權明晰，等于讓企業無法生產運營，員工無法合作，等于讓企業破產倒閉。事實上，正是在強調產權明晰的過程中，蘇南模式瓦解了，蘇南的集體企業消失了，全國的鄉鎮企業大部分私有化了，農民工被大批解雇了?，F在，集體所有制企業已經寥寥無幾，再強調產權明晰有可能全部死亡。

5、企業辦社會，究竟是“包袱”還是優勢？

在新自由主義的思路下，企業就應該只考慮利潤，不考慮住房、醫療、教育等所謂社會事務。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小企業本來就無力辦社會。因此，這一條主要是針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來的。在這種輿論下，這些國有大中型企業紛紛甩包袱，讓職工直接面對市場化的住房、醫療和教育體制。

事實上，這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思路。如果企業向職工支付工資，讓職工到市場上去購房、看病、上學，不但支付實際的建筑成本、醫療成本、教育成本，還要支付建筑利潤、醫療利潤、教育利潤，工資勢必很高，而職工的生活水平卻不一定高。更有甚者，如果職工所購的住房遠離廠區，還必須要有高昂的交通成本。小企業無力辦學校、建住房，這些事務必須交給市場來完成。但大企業則可以發揮人員聚集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優勢，用較低的工資和較高的福利使員工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企業，同時還可以節約企業的總支出，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美國斯坦福大學正在大規模興建教師住宅，與中國大學的貨幣化分房趨勢形成頗具諷刺意義的對照。

更重要的是，在降低成本的同時，大企業辦社會還能夠增強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職工愛廠如家，其實際作用遠遠超過職工持股。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企業文化的核心，看上去是很虛的東西，實際上卻可以減少企業各環節的跑冒滴漏，彌補制度的缺陷，從而進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質量。特別是對于那些在遠離城市的大企業里，如湖北二汽、上海金山石化等，如果企業不辦社會，那么結果必然是企業的后勤部門搖身一變，權錢勾結，掠奪職工并不豐厚的工資收入，使職工怨聲載道，離心離德，最終促使企業倒閉。

6、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哪種效率高？

本來，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各有利弊。總的來說，銀行間接融資是各國融資的主渠道，美、日、歐皆然。相對而言，美國的直接融資比例較高，而歐洲和日本的直接融資比例較低。從融資性質來說，銀行的融資帶有較強的計劃性，靠分布全國各地的、統一管理的儲蓄所，以低利率吸納小額儲蓄，然后由銀行而不是儲戶決定是否貸款給某個企業或項目。股票或公司債券融資則市場性較強，資金擁有者直接決定投資哪家企業或項目。哪種融資體系的效率更高呢？一般來說，是銀行間接融資的成本低、效率高。即使銀行有一個可觀的存貸差收入，對于借款者來說，其向廣大的小投資者所付的利率和籌資成本之和將高于銀行利率。對于小投資者來說，即使借款人所付利率高于銀行，但由于其風險較大，也不如以低利率存在銀行。這正是近年來銀行存款利率雖然不斷下降，但存款總額卻不斷上升的原因。因此，除非銀行管理混亂、腐敗盛行，銀行間接融資體系能夠實現儲戶、借款人和銀行的三贏，正如大規模生產的企業可以大幅度降低單位產品的采購、制造、銷售等各項成本一樣。

但是，近十年來，擴大直接融資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這是為什么呢？因為直接融資符合自由市場的經濟理念，可以消除銀行這個金融壟斷角色，實現資金供需雙方的直接交易。直接融資的主張者似乎一點也不知道企業計劃日益取代市場交易網絡的經濟發展史。

當然，直接融資的主張者現在經常強調銀行的低效率：投資屢屢失誤，呆壞賬率上升，儲戶存款利率低等等。但是直接融資就沒有問題嗎？事實上，在銀行壞帳上升的同時，作為直接融資的主渠道的股市，其融資能力近來也大大下降了。股市的紅利遠遠低于銀行利率，股份公司包裝上市，誤導股民，圈走股民大量金錢，股市作為不負責任的提款機的臭名遠揚。至于公司債券市場，根據美國的經驗，比股市的風險更大。

兩害相權取其輕。與其拋棄壞帳累累的銀行，尋找風險和失誤更大的直接融資體系，不如下決心整頓銀行，建立一個以健全的銀行作為主渠道的融資體系。如果政府對解決銀行呆帳壞問題，本質上是腐敗問題，沒有信心，從原則上說，就是對自身的執政能力沒有信心。我擔心，這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者把自己對政府的天然不信任強加給了政府。

7、關于放寬對跨境資本限制

新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資本流動自由化，在《決定》中也得到了體現：“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有選擇、分步驟放寬對跨境資本交易活動的限制，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

這種表述意味著，資本項目可兌換或資本流動自由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目標之一。但是，日本的教訓告訴我們，資本流動自由化，意味著政府喪失使用貨幣政策作為調節本國經濟和對外經濟關系的手段，聽任本國經濟任由世界經濟風浪支配，特別是一小撮金融投機家的支配。90年代，日本希望降低利率來擴大內需時，本國資金反而流出國境，追逐國際利率的最高值，從而使本國經濟復蘇無力，陷入長期蕭條。事實上，非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學表明，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A、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B、匯率的穩定性；C、資本的完全流動性。這意味著，如果我們把資本自由流動作為不可變更的目標，則要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會導致匯率不穩定；如果要保持匯率穩定，則貨幣政策就不能獨立。中國究竟是要把資本自由流動作為優先目標呢？還是要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作為優先目標？答案是顯然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改革開放產生了一批不法暴富者，如果加快開放資本自由流動的步伐，則客觀上將給這批暴富者的資金外逃暢開大門，從而使中國面臨嚴重的金融危機。從這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這群暴富者正在不惜犧牲國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用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包裝，把他們的不法利益合法化的企圖寫進黨的文件。

8、關于“加快內外貿一體化進程”

最鮮明地反映出新自由主義特色的表達是：“按照市場經濟和世貿組織規則的要求，加快內外貿一體化進程。”

我贊成統一國內市場，但是，其前提是國家財政必須而且能夠對市場經濟中的失敗地區、失敗人群提供社會保障網。這樣，既可以享受市場競爭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的好處，又能夠避免貧富兩極的過度分化，避免地區差距的不斷拉大，還可以通過將新興產業配置到落后地區逐步增強落后地區的造血能力，從而實現地區經濟的相對平衡。但是，如果加快內外貿一體化進程，中國完全可能成為世界市場競爭中的失敗地區，美國或歐洲的財政部會向中國提供轉移支付嗎？如果不能，中國就必須保護自己的市場，保護自己的企業和就業，就不能撤銷貿易保護措施，就不能一切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要求辦事。

擴大引進外資的規模必須在能夠保護本國企業成長的前提下進行。否則，外資引進得越多，本國企業倒閉得越多，失業人口就會大量增長，中國經濟命脈就將越來越多地操縱在外資手中，中國的經濟主權、金融主權進而政治主權就有丟失的危險，中國經濟就將成為依附型經濟。更進一步，隨著失業人口和地區的擴展，中國國內政治就將產生重大動蕩，就有可能進入美國宣稱的所謂“失敗國家”行列。

新自由主義者根本看不到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特性，缺乏對國家經濟和政治安全的長遠關注，從本質上講，是發達國家在中國的代言人。

9、關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自由市場經濟效率至上、不顧公平，按照市場規則分配財富會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正因為如此，政府才被呼喚出來，起到糾正市場片面性、維護社會公平的作用。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公平是政府的首要責任。這兩者共同起作用，可能會形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局面，也可能會形成“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局面，這取決于市場和政府的力量對比。

也就是說，在混合經濟體制中，政府是負責公平的，而市場是負責效率的。懂得這一點，就不會在政府工作方針中寫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了：這意味著政府越權，將市場的職能寫進了政府的報告。

事實上，正是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下，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場同時追求效率，結果中國社會的公平就得不到兼顧，經濟落入了兩極分化、通貨緊縮的境地，反過來損害了效率。一方面是大量的窮人買不起東西，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生產能力閑置、庫存規模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縮小貧富差距，才能夠擴大內需，才能夠實現企業利潤，即只有公平，才有效率。但是，新自由主義者根本不懂得公平和效率的辯證關系，仍然堅持將他們“效率優先”的私貨寫進以主張公平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的文件，不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有意思的是，為了回避兩極分化的現實，文件居然出現了這樣的表述：“重視解決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問題。”哪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分擴大？是富人嗎？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的確也夠大的，窮的富人只有百萬資產，富的富人有百億資產。還是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城里窮人年收入近萬，鄉下窮人年收入不滿一千。顯然，人們真正關心的是貧富兩極的收入差距過大，這正是政府和市場一起抓效率的結果。

10、關于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

應當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科技體制改革既沒有能夠追蹤世界科技前沿，也沒有能夠服務于產業結構升級，科研項目分散化、小型化、重復化，科研資金不但嚴重短缺，而且沒有用好。趕超型的科研需要的是集中力量攻關，而新自由主義的科研改革思路從根本上違背了這一原則，結果，就是20多年來沒有象樣的科研成果產生，各主要產業的核心技術仍然掌握在外方手中。承認這一基本事實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前提。

然而，新自由主義不承認集中力量攻關的必要，要求“確立企業技術創新和科技投入的主體地位”。事實上，由于中國企業都擠在低附加值低技術的市場上，利潤微薄，力量分散，單獨一家企業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技術創新和科技投入。如此改革的結果，必然是在確立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漂亮口號下，進一步喪失掌握西方先進技術的能力。

新自由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只講機制，不講實力。然而真實的市場競爭首先要求的是實力，而不是機制。因此，一旦落到現實競爭層面，新自由主義者便束手無策。

在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的標題下，我們看不到多少實質性的內容。原因恐怕是，經過前些年的教育體制改革后，各層次教育都走向了市場化、產業化，已經沒有什么新的內容可講了。教育的市場化和產業化則是最受社會詬病的。在實行混合市場經濟體制的歐美國家，大部分教育經費都是由國家出的，公民不但可以享受九年制義務教育，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公民甚至可以享受免費高等教育。教育市場化中斷了社會階層間的流動，造成了社會的深刻分裂，降低了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可能會成為孕育恐怖主義的溫床。因此，必須認真反思前一段時期的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教育改革思路。

三、排除新自由主義干擾，學會駕馭市場經濟

所謂新自由主義，新在對凱恩斯主義的否定上。老自由主義，即放任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前十分流行，是西方經濟學的正統。該學說認為市場是自動均衡的，供給本身產生需求，供需總是平衡的，不可能產生經濟危機。因此，除了保障社會秩序安定，充當守夜人，政府對經濟活動越少介入越好。但是，隨著大蕭條的持續，這種經濟信仰被動搖了。凱恩斯認為，市場不是自動均衡和穩定的，必須要有政府的“看得見的手”來進行宏觀上的反周期調節，才能夠使微觀的市場機制順利發揮作用，而調節的主要手法是財政和貨幣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凱恩斯主義將“看不見的手”置于“看得見的手”的調節之下，根本上動搖了市場神話，威脅到資產階級的經濟自主權，因而遭到象弗里德曼和哈耶克這樣的親大資本的經濟學家的猛烈抨擊，被稱為新自由主義。

但是，從二戰結束后至70年代初，各國民主政治蓬勃發展，工人運動壯大，大資本對輿論的影響力下降，因此新自由主義處于冬眠期，蟄伏在為數寥寥的幾個研究所里，一出來活動就遭到經濟學界主流派的批駁和嘲弄。但是，從70年代初期起，隨著資本得以追逐最低成本，跨境自由流動，大資本成功地擊敗了工會組織和社會民主力量，新自由主義逐漸又興盛起來。到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得到里根和撒切爾的支持，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掌握了國際輿論的主導權，發動了全球范圍內的私有化和反政府管制的浪潮。不僅如此，新自由主義甚至挾其權勢，取得了經濟學界的主導權。

當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將大批留學生派往西方之際，正是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如日中天之時。因此，80年代留學西方的經濟學者大部分都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教導。回國后，他們參與改革開放進程，逐漸主導了中國經濟學界，進而影響了公共輿論。其中一些人還登堂入室，以經濟學家之名向中央宣講新自由主義觀點，并且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經濟改革的進程甚至方向，將為西方大資產階級服務的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越來越多地塞進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文件。

認識市場經濟的雙重特性，才能駕馭市場經濟。然而，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將市場完美化、極端化了，只見市場經濟的好處，不見市場經濟的弊端。結果，執政黨對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失去理論和實踐上的防范，不是駕馭了市場經濟，而是被市場經濟所駕馭，漸漸地偏離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部分黨的干部從共產主義信仰轉換成新自由主義信仰，傍外資、傍大款，權錢勾結，掠奪國家財富，使執政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這種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但沒有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重大進展”，反而受新自由主義誤導，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過一段進步后，又走了一段彎路，走向了市場萬能論的極端，使國家的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乃至軍事安全都受到威脅。

怎么辦？理論上的誤區還要從理論上解開。過去，我們神化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固然需要反思。今天，神化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同樣也需要反思。正確的選擇應該是混合經濟，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政府計劃、法律和行政則起主導性作用。與此相應，在價值觀念上，既承認利己主義的現實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又強調為國家整體利益服務的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先進性，至少在政府官員、公共知識分子和國有企業中重建與混合經濟相應的理論和價值體系，使制度約束能夠得到道德文化約束的支撐，法治能夠得到德治的支撐，從而從根本上建立起與革命精神和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培養駕馭市場經濟的信心和能力。

這樣，大部分政府官員就能夠抵御住物質誘惑，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混合市場經濟的雙重缺陷就可以得到較大程度的避免，而其雙重優點則能夠得到較充分地發揮。這樣，前些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能夠為混合經濟體制所繼承，其所走過的彎路就能夠成為我們調整方向繼續前進的教訓和營養。這樣，中國經濟的大船才有可能避開來自國內和國外的險灘惡浪，到達民富國強的彼岸。

最近一個時期，拉美國家紛紛出現經濟危機和政治動蕩，其所實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懷疑。受此國際思潮影響，中國領導人開始對新自由主義有所警惕、有所綢繆。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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