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理論

帝國主義理論
 
 
卡爾•翁格爾 
 
 
      
 
    馬克思理論體系的核心是否定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和肯定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但是，這個理論中沒有對資本主義特定的經濟崩潰進行闡述。然而，以伯恩施坦為首的修正主義者堅持這樣的理論，并在世界上確立了“崩潰理論”的概念。其深刻含義揭示了它的合乎邏輯的結論：如果崩潰理論是錯誤的，那么就只有資本主義的無邊際的擴張以及它來自倫理學基礎的持續改良了。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與帶有南方馬克思主義印記的經驗論（更確切地說是“維也納學圈”的先驅）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考茨基和希法亭，關于帝國主義理論的闡述不多，因為他們“直接面對了戰爭和擴張”。在包含了希法亭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和考茨基超帝國主義理論的認識論見解中，希法亭思考的重點是壟斷的形態，他將基本的、結構的改變與馬克思對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的分析進行了透徹地比較。為什么“國際化新階段的這種內部發展和國際市場緊密相關”，“從殖民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政策在國際政策中有什么樣的影響”以及“這種發展在本國處理‘社會問題’中有什么樣的反作用”，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的核心問題。在列寧的理論中壟斷是中心問題，盧森堡則強調的是擴張的必然性，因為帝國主義“沒有其它積累的特別方法”。在1913年時，她對“在國內用殖民方式占領土地”的可能性還沒有看得十分清楚（幾乎令人吃驚），也就是說，增長的動力是“來自消費品的大量生產、農業生產的擴大、實際工資的提高和福利國家的發展”。萊奧·帕尼奇和薩姆·金丁則與之相反，“帝國主義的特殊資本主義變種”的一些結果是進入了一個“由于受到按照發展趨勢下降的利潤率、過剩積累和／或者消費不足的影響的新的發展階段，更多的是一個類似從前獨特的推動資本統一（Kapitaleinheit）的過程，它放棄了現在依然存在的鄉村或是城市的祖產”。如果對皮朗－熊彼特的資本統一傾向于反駁那些毫無價值的觀點還有解釋的必要，毫無疑問，帝國主義理論家“把時間和精力已經用于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相對早期階段的研究上了”。

    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弱點是在工人運動中“從理論到實踐都大大低估了帝國主義”。顯然，從1945年至今，在一定程度上現實與理論（危機和戰爭）的發展是相符的。但是“從社會主義的世界政治勢力以及‘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原動力所反映出的”卻是自由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階級調和。此外還有“通過實施福特式的方法建立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政治關系的穩定性。因此，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另一個基本前提，即消費不足論，至少被暫時廢除了”。這一點看來尚存疑問，因為國家在戰后年代會出現超量的需求問題，而不僅僅是軍備方面。美國統治階級從世界經濟危機（首先終結了軍備發展趨勢）中抓住這個重要的，越來越重實效的理論作為意識形態著手，即國家不僅對內而且對外都必須推行持續的、積極有效的經濟政策。所以美國在1945年以后建立起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消除了30年代封閉式對外經濟的影響，并通過世界貿易的擴張變成一個獨立的增長因素：“在冷戰過程中美國的總戰略不僅實行對共產主義的限制，而且為世界政治、文化、特別是經濟的需要采取了積極的措施。”

    1945年以后的帝國主義大辯論反映出這樣一種狀況，“美國通過在西方聯盟體系中的霸權‘克制’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從那時起開始了冷戰的勢態與對抗原子武器裝備為特征的時代。從此以后“第一世界”為中心和“第三世界”為邊緣之間的關系被評價為是帝國主義的。巴蘭和斯威齊把“壟斷資本”描述為一種特殊現象。他們向列寧和盧森堡的傳統觀念發起挑戰，沒有把帝國主義——例如德佩和其他觀點——歸結為軍事－工業綜合體。巴蘭和斯威齊一直把壟斷資本主義理解為全社會體系，把最基本的問題敘述為消費不足/積累過剩（Unterkonsumtion/Überakkumulation）。從他們的全部觀點來看，他們對美國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觀點一直具有權威性，并且產生了獨特的壟斷資本主義之異化的觀點。除了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他們分析的重點還包括消費主義的奇跡和文化產業。在經濟學方面來看，這里還涉及到近十年來變得很重要的領域：“內部的征服和殖民”。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帝國主義的策略有兩個重要的特征：美國行使領導國的能力，是建立在——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說——“美國的生產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吸引力上，這兩種模式在范圍不斷擴大的消費主義領域中聯合在一起”。就文化方面的意義而言，這與人們的政治、經濟利益以及他們的欲望是相吻合的，體現出個人還有集體的認同。由此看來，當前斷裂的、無連續性的“新帝國主義”概念被巴蘭和斯威齊關于壟斷資本主義的分析所延續和發展了。這種觀點也是伯林格定義的基礎：“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帝國主義概念在政治深度上最接近的思想應該是這種壟斷關系，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應該是資本主義新階段本身”。

    資產階級自以為足夠強大，終于在1945年以后開始公開地對工人報復。對于這種策略轉變的可能性以及必然性，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早在40年代中期（正值“凱恩斯主義革命”開始）就在他的“政治性經濟周期”假設中指出過。此后，資本所有者除了長期投資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外，對持續的充分就業并不感興趣，甚至在危機中愿意以一定程度上降低利潤作為穩定事態的代價。帕尼奇和金丁也得出類似的答案：“新自由主義的機制（市場和競爭的壓力擴大和加深）雖然可能具有經濟特性，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民主成果在政治上的回應。在新語境和資本視域中，這種民主成果是下層階級所獲得，而后又發展成為資本積累的障礙。”德佩等人使我們注意到另外一種經濟的必然性：“以福特制的資本積累制度為目標的障礙必須通過一種國際化的新發展階段來突破；同時，一種新的‘微電子學革命’作為強大的合理化潛力應用在生產中，如在管理和勞務部門中被充分利用。”因此，這種策略轉變使得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和自由主義變為主體意識形態，不僅在實施中沒有遭遇大的挫折，而且能夠解決經濟問題。因為自從4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的網狀系統結構在科學、公關活動和政治協商中進一步鞏固，此外，被凱恩斯主義過濾的“計劃資本主義”在實際中失去了作用。

    那么當今帝國主義有什么新變化嗎？對于德佩等人來說，新帝國主義“不僅以美國的全球超級大國地位最為突出，而且在這個歷史變革時期傳統的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力量愈加穩固和加強”。“然而‘新帝國主義’依然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將如何保障和協調帝國的正常運轉。……帝國主義的政治不是在活動家的背后動作，而是周旋于兩種狀況之中：一方面受到能力和國際市場游戲規則的影響，另一方面政治軍事大國運用能力、決心，為了自己——國家和世界利益——阻止任何對這種制度的攻擊和干擾，使政治和全球監督體系得到保障。而具有這種能力的只有美國。”帕尼奇和金丁強調，美國能夠成為權力中心，是因為十多年來，在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中資產階級逐漸強大。但是，盡管如此，資本的世界仍處在相對于“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的全球化這個巨大矛盾復合體之中。

    德佩等人解釋道，在全球化進程中，從殖民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民族國家將需要資產階級來做“精神上的總資本”，構成新帝國主義更多的矛盾均衡。介于大資本與民主之間應屬“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帝國主義’”。鑒于資產階級掌控的文化產業領域僅僅是合乎邏輯的，那么它所暴露出的矛盾會很尖銳。80年代以來日常文化的商業化達到一個新的頂點：“其目的在于使大眾的非政治化滲透在娛樂、性、非法行為、制造轟動新聞、體育和博彩中——被媒體控制的這一切，非常清楚地證實了它們是站在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一邊的。……不道德的問題強化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合理化和反理性的行為方式之間的文化的矛盾。”

    那么反帝國主義力量又如何呢？新社會運動可以被看作是未來沖突的“尚未成熟的‘早期預警系統’。假如‘另一個世界’還有一個勞動、生產和以世界市場關系為目標的體系的重新整合，其中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必須承擔重要的——更多的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角色”。 

        （摘自《國外書刊信息》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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