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理論研究報告
俞愚
內容簡介：
一份來自于民間的國企改革理論研究報告。對國企改革的主導思想做了進一步的分析，證明了實踐中背離或偏離主導思想的現象，論證了產生國企改革實踐背離主導思想現象的主要原因。論證了中國公有制企業理論應該進入生成階段的依據，生成中國公有制企業理論依據以及中國公有制企業理論的主要內容。提供了國企管理體系設計模型，辨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制企業理論和西方企業理論的共性和異性。指出了中國全民資本及國企的未來之路。
關鍵詞： 全民資本 公有制企業理論 權力精英主義 “第四者利益” 權力割據 按權分配 孤島主義 全民利益共同體 國情主義 十三億人基點 員工身份的二重性 社會主義勞動力商品 “復合環體系” “環哲學”
前言
這是一份來自于民間的國企改革研究報告，一份面向整個中國社會的報告。
本報告揭示了國企改革實踐背離主導思想的狀況，指出了國企改革實踐背離主導思想的原因，論證了公有資本和全民資本，論證了以全民資本增值為手段，以擴充社會保障基金和公共事業基金為目標的國有企業，提出了新的全民資本主導企業的理論，設計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模式，指出了國企改革的本質是完成國企從權力主導機制向全民資本主導機制的轉化，指出了國有企業的未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企業理論一部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微觀經濟學的一部分。
社會的進步有四種方式，即改良，改革，變革和革命；變革即社會的轉型——社會的全面改革。由于中國正由農業、農民為主的社會向工業、工人為主的社會轉型，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基礎的更新，使整個社會處在變革的狀態。社會的變革介于改革和革命之間，很難掌握，很容易使改革停滯不前或引起社會革命，因此需要思想的進一步解放，需要先進的社會科學作為社會實踐的指南，使社會的全面改革始終保持各因素的平衡條件，既能保證改革推進速度，又不至于引起社會革命。國企也處在變革的狀態下——拋棄斯大林模式的權力主導模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主和法制框架中的公有資本主導的模式；只是習慣性的稱為“國企改革”。
國企是全民資本主導的企業，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的主要形式，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制度，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主要成分。國企是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的經濟細胞。國企改革決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
面對人口多，底子薄，封建包袱重，發展不平衡的基本國情，中國只有社會主義一條道路可走。如果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私有制成為主導力量，中國必然會出現“官僚資本主義”，社會便失去了形成利益共同體的基礎，將導致中國社會的分裂，階級的分裂，民族分裂，地域分裂，社會動蕩，民生艱難，國將不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決定了中國大陸社會的命運。
因此，國企改革決定了中國大陸社會的命運。
國企改革決定了中國人民的命運。國企是全民資本進行市場運作的基本單位。
國企資產是全體人民的資產，是人民的勞動成果。全民資本是國有資產的能動成分，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是社會保障和公共事業的財源，是社會各要素的平衡器。
國企改革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命運。如果在改革中把國企改垮了，就說明改革失敗了。
基于國企改革的重要性，國企改革是中國世紀之交重大的國政，決不是“烹小鮮”，需要科學的理論來指導。繪制國企改革的“藍圖”，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企業理論。而這個理論系統，在國企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后，仍然是空白。
從古至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成就多來自民間，國企改革以來，改革理論是官員和官方學者提供的，恰恰忽視了民間的國企研究。國企改革的理論應該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政黨以及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的學者共同完成的理論體系。
國企改革實踐的的主要問題是改革實踐背離改革的主導思想，主要原因是在改革的主導思想和改革實踐之間缺少兩個環節，一個是有關國企改革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主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另一個環節是由這一理論衍生的國企改革的法律和制度。
社會的轉型需要新的社會科學理論作為向導。轉型社會中的國企改革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民資本主導企業的，創新的企業理論。
國企改革的主導思想
國企改革的主導思想分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宏觀主導思想，第二層次是微觀主導思想。
國企改革二十多年來，宏觀主導思想主要來自于中共。中共的國企改革宏觀主導思想，實際上是整個社會改革的主導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在國企改革中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擯棄計劃經濟，增強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活力，保持公有資產和國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導地位。
國企改革必須為為人民謀利益的大目標服務。走向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會。
國企改革的過程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國企經過改革擁有的生產力必須能夠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經過國企改革形成的企業文化，必須能夠代表最先進的企業文化，
國企改革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步驟。
除了宏觀主導思想外，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中共還向國企改革提供了微觀的，具體的主導思想。主要有擴大企業自主權，實現現代企業制度這兩個階段性的主導思想。
遵循主導思想，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在實踐中生成了一些具體政策。在兩個不同的階段，分別有建立黨委領導下廠長經濟負責制，廠長經理負責制，擴大企業自主權，工資總額與效益掛鉤，實現現代企業制度，“砸三鐵”，“三項制度改革”，江澤民的“十六字方針”，“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革等。
實踐中背離或偏離主導思想的現象
在二十多年的國企改革實踐中，遵循主導思想現象很多，但也出現了很多背離或偏離主導思想的現象。
在國企改革的實踐中，權力精英主義沖擊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現了一些背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現象。
所謂的權力精英主義，就是由權力認定精英，由這種“精英”用權力主導社會活動的社會觀。“一把手”決定論，是國企改革中權力精英主義的典型表現，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人民創造歷史的基本觀點。
不少國企的改革，實際上一直不斷地在圍繞權力的再分配做文章。國企運行機制始終沒能脫離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權力體系，企業的內部要素也沒有改變。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中，權力的主導力量發生了轉移，國企的權力漸漸集中于“一把手”的手中。在這種體制下，國企的企業行為，成了“一把手”的行為,出現了企業行為的個人人格化，企業興衰決定于“一把手”的個人素質和良心。
一些握有實權的“一把手”，利用理論混亂，先把人才擠走或壓住，再利用一些親朋關系對本企業搞同業競爭，有的利用承包，租賃等方式，有的干脆在企業中搞私人特區，吸干了企業的精華，然后進行破產，重組。對一些中、小國企來說，國企改革成了消滅國企的改革。他還有一些“精英”們把實現現代企業制度變成了“換牌”改革，拼湊“三會”，把廠牌換成公司的牌子。在一片混亂中，迅速用手中的權力兌換人民的資產，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造成公產私化，公權“黑”化。
在國企改革中，拋棄工人階級的利益，把工人階級邊緣化，是權力精英主義另一種表現。權力精英主義在斯大林模式權力體系的基礎上，把國企的權力體系變成一種權力精英主導的體系。這種權力體系是由抵抗上級的黨政管理權，逐步剝奪工人的民主管理權形成的。具體表現在對上級陽奉陰違，職代會代表由領導指定，職代會決議由領導拍板，把工會變成企業的二級機構。在工人失去了自己的組織后，就失掉了主人翁的地位，工人階級的利益被拋棄，工人階級被邊緣化，在就業的壓力下，成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一部分。
二十多年來，在國企改革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中，只有官員的聲音，學者的聲音，國企領導人的聲音，沒有工人的聲音。工人階級的法定地位與其在國企改革中的實際地位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
在管理改革的過程中，工人勞動加重了，生活保障消失了，《鞍鋼憲法》沒有了，大慶精神遺忘了，工人被邊緣化了，老工人已被擠壓到邊緣的邊緣。進入產權改革之后，工人成了純粹的打工仔，純粹的勞動力商品的載體。
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權力精英主義制造出“第四者利益”，即以“一把手”為中心的管理層的利益。國企的利益格局本來是國家、企業、職工三者兼顧的格局，在國企改革實踐中，以“一把手”為中心的管理層利益往往凌駕于三者利益之上，故稱為“第四者利益”。.“第四者利益”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和人才的流失，制造了剝削，拉大了兩極分化，背離了鄧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拋棄了黨的國企改革的主導思想。國企歷來就是個準政治機構，國企的董事長、總經理是由上級任命的，本質上是官，“第四者利益”本質是官場的利益。在砸三鐵和三項制度改革中，砸的是工人的三鐵，“第四者”永遠鐵。在三項制度改革中造成了剝削和兩極分化，不少“第四者”的公開收入已同國際接軌，工人卻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的保障。
權力精英主義導致國企出現了權力割據。所謂的權力割據，就是以自主權抗拒法制力量，對黨的領導和政府的監管陽奉陰違、剝奪人民對公有資本、國有企業的監控權，剝奪職工民主管理權，借助于企業自主權和資本經營的受授權，建立起權力精英的“土圍子”。
在權力割據的情況下，有了暗箱操作的國有產權交易，有了“MBO”，有了“國退民進”，有了“買斷”。結果造成了國企的階級分裂，培養了一批官僚資本家，工人變成弱勢群體。
在權力割據的情況下，按權分配成了分配原則，財政應該拿走得沒能全部拿走，工人應該得到的沒能得到，權力主持者拿著切蛋糕的刀子，能少給國家就少給國家，把工人的報酬壓低到僅能維持生活的地步，在此基礎上達到“第四者利益”的最大化。按權分配是一種接近于封建社會的分配，這樣的分配改革實際上是社會的倒退。
在權力精英主義的促動下，國企改革實踐中一無民主，二無法制，可謂“無法（法律制度）無天（人民或職工）”。擴大了國企領導人的權力后，國資委鞭長莫及，民主監督失卻，企業內部黨政合一，一部分國企領導人為所欲為。在沒有法律約束的條件下，進入了產權的改革，任權力侵占公有資產，誰嘴大，誰說了算，誰有權，誰就往自己口袋里裝。
二十多年來，國企改革始終沒有法制化。只有事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時，行政部門根據面臨的問題提出的“辦法”、“規定”、“意見”。這些“意見”、“規定”、“辦法”只能起到“補丁”的作用，往往還補錯了地方。迄今為止，沒有有關公有資產、全民資本、公有制企業、職代會、國有資本委托經營、公有制企業經營者聘用等方面的法律，不少行政部門的“意見”、“辦法”、“規定”等也沒有法律依據，不是依法行政。沒有法律制約，又失去了人民的監督，國企改革任權力精英操縱。
一部分國企權力的所有者特權生成非法私產，積累非法私產，從而完成官僚資本原始積累，企圖使社會走向特權加資本主義化的道路。特權大肆掠奪公有資產，用各種手段使公有資產私化，用卑鄙的手段侵占人民的財產。他們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大肆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他們成了公有資本中的寄生蟲，新的剝削階級，人民的敵人。
權力精英主義制造了國企的“官場”，使國企得不到人才的支撐，失去了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經營國企的不是企業家，而是“官”，是封疆大吏。他們為做官而來，為保官而作為，為做更大的官而奮斗，所作所為，都為“官”目標服務。當權力有了和金錢兌換的條件，成了比貨幣還要特殊的商品后，就有了按權分配，升官發財成了他們的動力。國有資本按照官場的規律在運作，而不是按經濟規律來運作，國企成了官的金庫，權力的籌碼。
由官場制造了國企的壟斷，壟斷成為國企的主要生存條件，國企因此就不需要人才的支撐，只需要馴服的，能作為權力工具的員工。國企留不住人才并不是國企的待遇低，主要是國企不能給人才提供發展的空間。由此導致國企有大批的準官員，卻沒有管理專家，有大批的專業技術人員，卻沒有技術專利。國企實際上是由一個能夠生財的權力，一堆全民資本和官、民分明的強勢、弱勢二元階層組成的實體。這些年，多數的高知識人才，高技能人才離開了國企。新畢業的大學生有兩年實踐后大批跳槽。人才是生產力最基本的要素，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要靠人才做載體，解放生產力就是打開人才的桎梏，發展生產力就是培養人才，人盡其才。近年來，很多國企違背了人才規律，“劣幣驅逐良幣”，“逆淘汰”的現象比比皆是，很多人才逃往私企和外資企業，人才流失嚴重，使國企失去了活力和進軍市場的力量。
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知識界的“大腕兒”們和企業界的權力精英們一唱一和，鼓吹一個法子，就用一個法子，法子用盡，國企還是沒有起色；眼看著就活不了，他們又說了，公有制有原罪，根本就活不了，送火葬場吧，這豈不是開了二十多年的玩笑！權力精英們和學界的“大腕”們使國企陷入了兩難境地，丟了它，國家失去了社會和諧的平衡器，留著它，半死不活的也能把國家拖死。
新自由主義沖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國企改革中表現為擺脫監管，鼓吹私化，強調不顧社會的個人的發展，把權力經濟的競爭“叢林化”，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拉大了社會差距，制造出了嚴重的社會矛盾。由于新自由主義符合“第四者利益”，在權力精英主義的培養基上，國企改革中的新自由主義得到了發展的良好空間。
新自由主義鼓吹擺脫公有制經濟基礎這一社會主義的現實，鼓吹效率第一不顧公平，提倡擺脫政府控制，公有制退出，提倡不顧公眾的個人發展，主張移植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實際上是資本主導社會初期的企業制度。結果使國企改革的實踐與主導思想已經背道而馳，鄧小平的“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被丟棄。
國企改革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事物普遍聯系的辯證方法論。國企改革實踐中的孤島主義就是一個鮮明的證例。不顧“人口多，底子薄”這一基本國情，孤立地看待國企改革，不注重國企改革同整個社會發展的關系。不履行公有資產的社會責任，不是想辦法擴大生產規模，提高員工素質，實現充分就業，用充分就業來實現社會保障，而是把企業的冗員推給政府，使連年赤字的財政雪上加霜。逃避國有資產和公有資本的社會責任，激化社會矛盾，危及社會穩定。不去研究國企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怎樣走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道路，怎樣適應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地位，怎樣使生產力的能動要素的活躍起來，發掘員工的創造力，帶動公有資本的快速增值，只是移栽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接軌”，產權改革。不去研究怎樣使國企的經濟活動進入法制軌道，而是在法制力量薄弱的情況下，空喊“法人治理結構”。
實現現代企業制度口號下的產權制度改革恰恰背離了現代企業制度。“拿來”了現代企業制度中的“混合產權”等等，并沒有“拿來”現代企業制度的精髓。國有企業在實現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以建立現代產權制度，股份制改造為名，使大量國有資產變為掌權者的私有財產，造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國企改革進行了二十多年，國企仍然是政府的工具。口號經濟導致GDP熱，出現了盲目的投資，“打造航空母艦”，“做大，做強”，形式主義盛行，“拍腦瓜，拍胸脯，拍大腿”，當家不管柴米貴。很多項目脫離市場，給銀行帶來了呆壞賬，一次又一次的投資熱，使經濟因素難以平衡。沒有效益的投資，等于打水漂。為了精英們的權力增長，政府把火點起來，然后再去滅火，活折騰。
政績考核的促動，丟棄了主導思想。為完成任務來進行所有權改革，以種種借口，把國有資產私化來形成混合經濟。真正能夠掌握國企實際權力的人，本著浮躁心態，狂熱的利益追求，把國企當作做官的籌碼，私囊的搖錢樹，強烈的利益驅動導致國企改革失去了理性。
犧牲3000萬老工人利益的做法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按“減員增效”的改革辦法，很顯然下崗者承擔了大部分改革成本。國有企業的效率增長是以犧牲下崗者的利益為代價的。龐大的失業人群帶來巨大的社會隱患。
二十多年的國企改革，使國有資產在國民總資產中的比例大幅下降，左剝離右剝離，資產質量還是很差，失去了市場的競爭能力，只得靠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壟斷維持著國有企業的生存。迄今為止，生存較好的國有企業靠的還是壟斷，壟斷經濟領域的各種資源，并沒有真正進入平等競爭的市場。已經破產，出賣的國有企業，都是剛進入市場就敗下陣來的國企。國企的領導沒有在市場上駕馭企業的能力。是官，而不是企業家，盡管國家不斷地給他們付學費，把失敗的經濟損失看作學費，花錢在國內外學習，培訓，還是遠遠達不到職業經理人的標準，國企沒有一批合格的職業經理人。有壟斷的條件，當然不會重視市場。靠壟斷生存，進了市場就會灰飛煙滅。
形式上移植現代企業制度是搞形式主義，怎么省事怎么干，怎么少負責任怎么干，怎么有利于權力，怎么有利于“精英”怎么干，實際上背離了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把國有企業引向死亡。
國企改革在沒有具體理論指導的情況下倉促上路，當還沒有認清方向的時候，就開始了大刀闊斧。權力的威力帶動著改革，權力精英主義有了市場，新自由主義迫不及待的補上理論的空白。
國企改革成了消滅國企的改革，簡直是南轅北轍。國企改革的主導思想之一是使國企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適應于經濟的全球化，改革的結果適得其反。
國企改革實踐背離主導思想的主要原因
國企改革實踐背離主導思想的直接原因很多，如對國企改革本質認識不足，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權力制度、以戰爭模式搞經濟建設的習慣，權力精英主義的滋生，新自由主義填補理論空間，民主與法制的缺陷等等，但歸結起來，主要的原因是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理論和以這個理論衍生的法律和制度。
本來，從主導思想到國企改革實踐應該有兩個中間環節，一個是遵循主導思想產生的企業理論，一個由這種企業理論衍生的法律和制度，這樣就可以把國企改革的實踐置于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之中，從而保證國企改革的實踐不背離主導思想。
由于環節的缺失，往往用主導思想代替了企業理論來指導國企改革的實踐。在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時代，主導思想出自偉人，偉人主導思想及其詮釋代替了理論。主導思想是目標，具體理論是達到目標的方法。主導思想可以用口號的方式表達出來，但是指導實踐的具體理論必須是系統性的，完整的，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真正的理論是系統完整的，邏輯嚴密的，能夠與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系統。主導思想是樹干，系統理論是根、枝、葉、花，理論系統離不開主導思想，但主導思想不能代替理論系統。國企改革以來，對此問題認識不足，只有主導思想，而沒有微觀的國企理論系統，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在當前混合經濟的情況下，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要求已經不相同，粗糙的口號，已經不再有大一統的作用，只有在各種利益的博弈中能夠共同認可的理論系統，才能對實踐有實際的指導作用。
在實踐中，法律和制度被迫成了國企改革實踐和主導思想之間的補丁，由于缺少企業理論的指導，國企改革實踐的自由度過大，造成法律和制度的滯后，導致實踐經常地背離主導思想，這種補丁補不勝補。
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沒有正確理論指導的實踐，是實踐的災難。國企改革一直缺乏系統，完整，正確的理論，像一輛只有方向盤，沒有方向機的汽車，確定不了方向，哪里的力氣大，就被迫轉向哪里。二十多年來，重視實踐，忽視理論；理論的發展，落后于實踐。始終沒有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能夠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要經濟制度基礎上的，以民主的生產關系為主線的公有制企業理論。國企改革缺乏完整的，系統的，邏輯嚴密的理論，是國企改革步履艱難，過程毀掉了目標，容易迷失方向的根本原因。
走一步看一步，缺乏明確的目標，不能盯著遠方的亮點，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就可能走向歧途。
國企改革是一件其所未有的，關系到中國生死存亡的大事，這樣重大的國事，絕不是“烹小鮮”，絕不是陷入歧途輕易就能改過來的。盲目的實踐以已經給國企帶來了重大災難。國企改革需要科學的理論，要認定彼岸的目標，看清河中的石頭和溝壑，順利地到達彼岸。
由于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沒辦法形成國企改革的法制力量，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遺留下來的權力體系仍舊起著主導作用，在權力體系和法制力量的博弈中，權力體系總是勝者。權力體系加上中國社會傳統中固有的官僚主義，在沒有法制條件情況下，得到了發展的空間，給權力精英主義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由于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產權改革誤入歧途。國企的產權需要改革嗎？人民公有的資產權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可以流動，流向增值最快的企業，應該在這個意義上做產權交易。但這不是資產權的改革，無論流向那里，仍然是人民公有的資產。允許公有產權和其他產權混合，并沒有允許改變公有產權的性質。公有的資產權，不需要改革。
權力帶動的改革導致“換牌子”、湊“三會”，搞賣國企的運動，搞形式主義；“下崗”、“買斷”、“身份置換”損害工人階級利益；“MBO”、經營者持大股、抓大放小、國退民進。企業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相對應，現實中不僅沒有向“兩權”逐步對應的方向發展，反而出現了“兩權”逐步偏離。“抓大放小”也走入歧途，“抓大”原意是行政系統抓住大企業不放，實踐中“抓大”抓出了“造航空母艦”，抓出了壟斷；“放小”原意是放開搞活，結果是放棄，是退出，是“MBO”，把國企改革變成了消滅國企。在這種情況下，權力迅速兌換資本——向私有資本主導社會的方向發展。
由于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改革的措施基本上處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之下，很多關于國企改革的行政命令也沒有法律依據。在沒有法制條件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有國有企業的民主管理，職工沒辦法監督，所謂的報批只不過是走走形式，由握有實權的國企領導人任意操作，無法無天。
由于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企業的運行機制始終得不到更新。分析一下現在國有企業的管理系統，不難發現，其管理系統可以歸納為兩條尾部合并的鏈。
書記 → 黨委 → 工會——
↓
廠長、經理 → 中層干部 → 基 層干部→ 工人
這兩條鏈說明：企業的獨立經營為權力經營，廠長、經理負責制為廠長、經理集權制。工會、職代會淪為中層機構，工人已無途徑參加企業的管理。從而，形成了企業的人治和企業行為的個人人格化。企業的興衰取決于領導者個人的修養和好惡。
這兩條鏈，使主人翁失權，卻要承擔其后果。這樣就使國有企業最易形成的，勞動力于其它生產力要素的親和關系遭到破壞，而企業管理的目的恰恰是要使勞動力與其它生產力要素產生最佳的親和關系。不能發揮勞動力要素最大的能動性，就會給生產力發展帶來嚴重阻礙。國有企業效益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其現在的管理系統破壞了生產力能動要素的能動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國有企業必須建立一個能夠使勞動力與其它生產力要素產生最佳親和關系的管理系統，才能興旺起來。
由于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新自由主義趁機填補理論的空白。從美國回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對美國的社會制度崇拜得五體投地。忘記了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國情是什么？是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封建包袱重，文化多元已經形成。在國情要素中，“人口多”是基本要素。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決策，都不能背離“十三億人基點”。如果給美國增加十億人，憑北美的文化底蘊，北美大陸立即就會成為群雄割據，戰爭連年的大陸，就不可能再有獨立的強大的美國。應此，對西方的樹，要進行基因改造，不能簡單的“移植”。在實際操作中，新自由主義者先鼓吹國企沒有主人，再鼓吹國資必須有主人，然后鼓吹國有資產的商品化，然后再鼓吹國企的股份制，最后鼓吹股份獎勵，領導人占大股，MBO，從權力精英化走向國有資產私有化。很明顯，新自由主義者企圖搬掉公有制這塊絆腳石，把中國變成資本主導的社會。早期的資本主義沒有使西方社會崩潰，其原因是人口與生存空間之間的矛盾沒有上升為主要矛盾，勞動力在被資本排擠時，還能找到生存的空間。現在的中國，由于人口多，人口和生存資源的矛盾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如果把中國變成資本主導的社會，資本利益?
……
由于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沒能掌握現代企業制度的精髓。國企實現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只是形式上的移植。湊齊了“三會”，換了牌子，書記當了董事長，董事長、廠長、經理一言九鼎；把一部分國有資產變成私人股份，請外資參股，做成股份制；把職工身份買斷，消除工人主人翁身份，把工人變成純粹的“打工仔”，用就業壓力把國企工人壓制成無產，無權，無思想的工具；并認為這就是現代企業制度。這不是現代企業制度，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血汗制度”的再現，是“生之，殺之，貴之，賤之，貧之，富之”的翻版。
國企并沒實現的權力機制向資本機制的轉換，權力利益最大化原則在理論上使對現代企業制度精髓認識上產生誤區，在實踐上顯現出權力割據，權力私化，國有資產私化，資本與勞動對立加劇的現象。
在沒有科學理論指導的情況下，實踐上解決了眼前的困難，失掉了長遠的利益，局部問題解決了，對全局的危害也產生了；摁下了葫蘆浮起了瓢，治標不治本。以至于盡管拼命用財政的力量以及社會的其他資源為國企輸血打氣，一些國企還是大廈將傾。于是又是這些學者，開始鼓吹“冰棍理論”，拔了椽子拆了磚，說賣好價錢；緊接著又開始鼓吹MBO,調動國企領導人消滅國企的積極性，叫方丈來拆廟。這樣走下去的道路，是國企被消滅的道路，是摧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使公有制退出歷史舞臺的道路。
中國的官方學者歷來缺乏創造性，近代和現代的官方學者只是西方理論的好學生，只習慣于“拿來”；因此，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無法在“主流經濟學”家們手中產生，而他們中的一些人，手中掌握著“學權”，具有獨家話語權。學術權利的不平等，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的形成增加了困難。這也是國企改革實踐背離主導思想的原因之一。
主導思想本身的缺陷也是實踐偏離主導思想的一個重要原因。
微觀內容欠缺，造成了國企改革缺少具體的主導思想。微觀主導思想不能滿足國企改革的需要，其還不足以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的基礎。
沒能認識到國企改革的本質是生產關系的變革，這種改革表面上是管理改革，實際上是政治的改革，政治的改革才是國企改革的結終。
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國企改革需要以全民資本為基礎的企業理論，被迫上陣的國企改革，注重摸索，忽視理論建設。
實踐檢驗真理，實踐是真理的基礎和素材，但是實踐不等于真理。實踐必須有理論的指導，在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的過程中必須有實踐的修正。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以實踐代替真理的做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
重視理論的引進，忽視西方企業理論的中國化和社會主義化。必須對西方的企業理論進行基因改造，才能適應于公有制主導的經濟基礎，才能符合中國的國情。
另外，對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對國企改革的影響認識不足，對以戰爭模式搞經濟建設的危害性認識不足，對國企改革中的法制作用認識不足，也是實踐背離主導思想的原因。
中國公有制企業理論應該進入生成階段
企業理論是微觀經濟學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有制企業需要這門學問，國企改革也需要這一學問的指導。
在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時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所謂的企業不過就是一個個的生產單位，是行政規劃下的棋子，這一時期雖然有一些有關管理的爭論，如《鞍鋼憲法》和《馬鋼憲法》的爭論，但本質上只是權力歸屬，行政方式的爭論，并不是真正的企業理論方面的爭論。因此，這一時期不可能生成系統的公有制企業理論。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后，原來的公有制生產單位進入改革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公有制企業進入成長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企業理論也應該同時起步，以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失去理論的指導，產生實踐的盲目性。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并沒有得到重視，國企改革二十多年后，仍然是空白。
以科斯為鼻祖的西方企業理論在國企改革一開始就企圖填補這一空白。科斯的企業理論是微觀純經濟學（嚴格的說，世界上并沒有純經濟學，差別只是與生產方式、政治體系聯系的緊密程度不同），雖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是，它的很多內容不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適應公有資本為主要成分的社會經濟基礎，不適應與社會責任緊密相連的公有制企業；因為科斯系統的企業理論是建筑在私有資本基礎上的，國企改革需要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資本基礎上的企業理論。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費。國企改革需要定準目標，經過細致地策劃，用嚴密的邏輯性來推導出改革的藍圖，用可靠的系統性兼顧各個方面的因素，否則，國企改革的成本是國家和人民都難以承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就是“預”，要靠這個“預”，來繪制符合科學原理的“藍圖”。
社會的進步，靠的是各種人類社會形態的碰撞，溶合，升華，人文理論的進步，也是要靠不同文化的碰撞，溶合，升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理論也是如此，要靠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現在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代西方企業理論的碰撞，溶合，升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的發展，已經為這種碰撞，融合，升華提供了時代的條件。我們應該承認西方企業理論的精華部分，并把他們的理論通過改造，建筑在公有資本和中國國情的基礎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公有資本已經生成，生產單位變成了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到了非生成不可的歷史階段。
國企改革的理性，主要表現在掌握國企改革的大方向，避免實踐的盲目性，避免過程偏離目標。當前來說，國企改革的理性，要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企業理論來推動。
生成中國公有制企業理論的依據
生成中國公有制企業理論有五個依據：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導思想；二是二十多年來國企改革的經驗教訓；三是國情主義；四是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中適應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中國國情的精髓；五是近年來成長起來的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要把中國改革開放的主導思想，作為公有制企業理論的宏觀指導思想，吸取實踐的經驗教訓，從中國國情出發，仔細研究西方現代企業制度，取其精髓，把近年來成長起來的新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用于公有制企業理論建設，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
對于國企改革的主導思想，本文已在前面作了論述。關鍵是在豐富微觀主導思想時，一定要系統完整，邏輯正確清晰。
二十多年來的國企改革實踐有很多經驗教訓，主要有以下內容。
國企改革的實踐不能背離主導思想，背離了主導思想，實踐就偏離了方向。要豐富微觀主導思想。沒有豐富的微觀主導思想，就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制企業理論，國企改革的法制就建立不起來，就無法保證實踐不背離宏觀主導思想。
不能背離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國企改革理論研究和實踐中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哲理。國企的希望在于國企的內因，國企的主要內因是企業資本和勞動力兩大要素通過先進的企業制度和諧關系，企業家和全體企業員工之間的和諧關系，使國企改革同整個社會的改革同步。要掌握“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不能背離中國國情。國企改革離開了國情就是無本之木。國企改革的措施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企業制度。
不能背離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原則。建立適應于公有資本的現代企業制度，必須使現代企業制度經過改造適應于公有資本。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企業形成勞資利益共同體，源于社會的全民利益共同體。全民利益共同體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人民公有大多數的社會財富;全民享受經濟生活保障——幼有所哺，長有所學，壯有所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殘有所助；在社會保障的基礎上實行按勞分配，創新性勞動具有最高的經濟地位；全民主持政務，人民有可靠的途徑主持國政；人與人之間社會地位平等；整個社會支持個性發展和意識形態的創新；具有以“全民利益共同體”為思想、道德主干的自由，公平，民主意識形態。
不能背離工人階級。任何損害工人階級利益，壓制工人階級，把工人階級邊緣化的改革，最終都會失敗。國企員工同國有資產有相互依存的關系，廣大員工最關心國有資產，最貼近國有資產，保護國有資產不被侵害，只有依靠國企全體員工。國企改革的一切計劃、決策、方案離開了工人階級的支持，都會成為一紙空文。國企改革，應該是工人階級的國企改革。國企改革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
必須使國企改革擺脫行政主導，置于法制的框架之下。國企改革的一切措施，方案，必須有法律依據，找不著具體法律依據，也決不能違憲。那種下級寫報告，上級審批的傳統方式，是使國企改革走入歧途的根源之一，因為審批的權力代替不了法律。
近年來成長起來的一些新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是公有制企業理論的主要理論依據。
國情主義論。
國情主義的本質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是鄧小平一貫倡導的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這一觀點中的“實事”和“實際”在改革中指的就是國情。“社會主義本質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國情主義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科教興國”、“兩步走”、“西部發展戰略”等都是國情主義的。國情主義是中國改革開放中遵循的馬克思主義。國企改革成功與否，就看其是否能夠牢牢的站在國情主義的立場上。
主要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封建包袱重，發展不平衡，意識形態多元化”，國情基點是人口多，即十三億人基點。在中國，任何國政、法律、政策、規定、設計、措施、設想如果不從十三億人這一基點出發，最終都會失敗，國企改革不會例外。
國情主義的國企改革要牢牢站立在“十三億人基點”上。首先，國企是十三億人的國企。國企不存在所謂的“產權改革”，只是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公有資本的市場流動和市場配置，只是允許非國有的股份與其混合，形成國有控股企業。允許形態的變化，比如說把全民所有的設備變成貨幣，但決不允許改變全民資本的主人。產權不變，不是產權改革。其次全民資本應該承擔就業責任，中國城鄉的剩余勞動力有兩億人，能不能處理好這樣龐大的產業后備軍，是社會穩定的關鍵問題。用發達國家的辦法，以財政的力量把失業者養起來，在中國是不現實的，兩億人不工作，讓國家養活，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能力。中國只有通過保障就業，來為公民提供社會保障。國企應該通過改革，擴大生產規模，發展第三產業，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履行公有資產的社會就業責任，因此，“減人增效”是典型的孤島主義，背離國情。國有企業不是人多了，而是事少了，很多事沒人干，該發展的沒發展。“官場”把全民資本應該承擔的就業責任推給政府，推給社會，一推了之。如果國有企業做不到加人還要增效，國企改革就沒有成效。再次，國企改革不能制造兩極分化。十三億人的中國，只能搞利益共同體，
不能把利益集中給少數人，中國只能在穩定中求發展，任何制造社會分裂的行為，都是反動的。“私化”和“買斷”本質上在制造社會的分裂。人的勞動能力差別本身已經能夠形成人的經濟地位的自然分化，不能用權力再人為地加大分化，要消除“第四者利益”。全民資本管理實現法制條件下的民主化，用民主制度保證國企員工不形成兩極分化。應該把職工的平均工資作為國企經營者的基本工資，然后再加上以合同和超額利潤為依據的業績提成。國企員工應該有平等的本企業員工股的持股權。這樣就會把員工之間的差別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形成國企的員工利益共體。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基石，只有形成普通員工與經營者之間，國企與十三億人之間的利益共同體，才能加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只要國企改革牢牢站立在“十三億人基點”之上，就能夠適應于其它的國情要素，就是“國情主義”的國企改革。
國企改革必循尊重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事實，力求縮小不平衡，如果擴大了不平衡，改革就失敗了。如果國企改革不顧國企與整個社會的血肉聯系，改出了社會的動蕩，改出了全面西化，就走錯了路。中國特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理論應該定位為符合中國國情的，全民資本基礎上的現代企業制度。中國國企實現現代企業制度，實際上是把現代企業制度中國社會主義化。
現代企業制度精髓論。
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不是資本主義早期的自由資本時代的企業制度，而是法制相對健全條件下的，現代科技條件下的，現代人文條件下的企業制度。在科技與智力成為勞動力的主導要素，與資本相比，勞動的主導作用日益顯著，物質資本已不能主導勞動情況下，經過勞資關系的長期磨合，勞動者消除了與創造物的對立和依賴，勞動力成了成本的主導部分，成了生產活動中的主導力量；這是現代企業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發展，科技進步的結果。
現代企業制度精髓是法制條件下的勞資利益共同體。為了使勞資雙方的利益從沖突轉向融合，產生了現代企業管理的人性化，勞動報酬在勞動與資本利益共同的基礎上趨向于高限，員工身份實現勞動與資本的二重性。現代企業制度是人權發展，社會進步和勞動力長期同資本博弈的結果。
現代資本在追求利潤的基點上逐步異化，這種異化是由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資本為了增值，不得不把自身拋給社會。現代企業制度相對于資本主義初期來說，已是不完整產權制度。資本一旦投向社會，使用權和收益分配權必須服從法律，服從于社會利益，必須兼顧勞動者的利益，資本的所有者和勞動力的所有者形成利益共同體。
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制度，用尊重人權，盡量滿足人的需要等人性化，民主化的管理，建立利益共同為基礎的企業文化，來激發勞動力的能動性，使可變資本提供更大的剩余價值。現代化的企業在把工會變成勞資橋梁，積極推進“行為管理”、“TQC”、“TPM”等先進制度，使員工們在勞資合作中甚至有了主人的感覺。這種企業文化調動了勞動力的主觀能動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把產權明晰當作現代企業制度的精髓，是一種誤解。資本主導的社會不存在重新界定產權的問題，私有產權在生成，流動，增值，消失的過程中，一直是明晰的；在法制相對健全的情況下，資本的責、權、利也是明晰的。國企的產權一直是明晰的——全民所有制。在計劃經濟時代也有國有資產的流動（只是沒把公有的資產全當作商品流動），無論怎樣流動，只有形態的變化（如勞動工具變為貨幣），而沒有所有權的變化，把產權的流動和變態稱作產權改革，產權明晰，顯然不符合邏輯。如果在鼓吹國企產權改革的同時，把國有資產低價或無償地流進私人的口袋，這種鼓吹就是別有用心。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明晰問題理論上是個偽命題。
先進的企業制度，是勞動力及其載體，資本及其所有者同步協調發展的企業制度。如果公司制不能在法制的條件下，西方的企業制度本質上是資本利益制度。正因為有了以多數人利益需求為基礎的法制體系，才成了法制條件下的利益共同體。
不能孤立的看待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制度，要看到這種產權制度的載體。用尊重人權，迎合人的需要等人性化，民主化的管理，建立利益共同為基礎的企業文化，來促進勞動力的能動性，使可變資本提供更大的剩余價值，也是現代企業制度的精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商品論。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中，勞動力是商品。商品存在，勞動力的商品性質就存在。因為，產品、服務等因其價值的交換而成為商品，其價值是一次或多次活勞動凝結而成的，勞動是勞動力的支出；因而，支出的勞動力是商品。商品交換的實質是社會分工之間的勞動力交換，無論在什么形式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勞動力都不可能不是商品。
傳統社會主義理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不是雇傭勞動者，是自己給自己勞動；因而，勞動力不是商品。這完全是錯誤的。勞動者個人不是公有生產資料的主人，而需要用勞動力換生活資料的，是勞動者個人；在公有經濟實體中勞動的勞動者個人，實際上是把勞動力出賣給大家，從而換來生活資料。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混淆了勞動者個體和勞動者群體的區別。所謂的雇傭勞動，無非是把勞動力出賣給買主，換回工資。勞動力無論賣給全體人民，賣給集體，還是賣給個人，都是雇傭勞動。這里是個人與全民，個人與集體，個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里，這種關系基本上已經沒有沖突矛盾，不能用舊的政治觀念來看待這種關系。股東當經理，是個人受雇于大家；一個勞動力受雇于全民企業，是個人受雇于全體人民；在這里，如果死認定資本統治下的勞資關系，外延肯定無法清晰。時易而事異，社會主義勞動力的商品性，內涵是合理社會分工之間的勞動交換，已無沖突的社會矛盾，已無政治對立的因素。
按勞分配制度是實現勞動力商品價格的制度，本質上是份額分配，即按給企業提供的勞動力的質量和數量，取回自己應得的份額。國企改革的過程中，要把資本管理，企業管理，科技研究看作是高級勞動。如果辛勤勞動不能等到企業的認同，不能得到應該有的利益，全民資本的增值源頭就枯竭了。國企改革要消除按權分配，實現真正的按勞分配，體現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和價值。
民主制和公有制關系的新觀點和由此觀點產生的全民資本所有權觀點。
民主制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民主制是公有制的保障條件，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就沒有真正的公有制，二者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公有制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決定了公有制的性質。
全民產權，全民管理，全民受益。產權歸人大的全民資本委員會，經營權歸經濟實體全體員工的代表機構——職代會，收益分配依法兼顧國家、企業、員工三者利益。
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只有人大能代表“全民”。必須由人大管理國有資產，才能確保國企全民所有制的性質。人大不僅是人民民主的政治機構，還應該是全體人民的實現經濟民主管理的機構。
國企的經理人應由職業經理人才庫提供，由企業"職代會"選擇任命。這樣，廠長、經理成為職代會聘用的高級雇員。這個體系應叫"職代會"領導下的職業經理人負責制。職代會向"人大"負責，職業經理人向"職代會"負責。現代企業制度中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職能由"人大"和"職代會"分擔。
建設一個由"人大"主持經營全民資本，由職代會主持經營國有獨資、國有控股企業的新體制。用這種民主的體制來挖掘出人民的創新能力，挖掘出人才的潛力，使國企強大起來。
一個極端錯誤的觀點是認為公有企業無法起死回生，把公有看作原罪，鮮有人把國有企業官僚主義，大鍋飯，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等問題從公有資產的產權，使用權和效益分配權缺乏民主保證的角度來進行探討。不解決民主管理的問題，根本不
可能解決國有企業其它問題，公有生產資料不實行民主管理的結果必然是特權剝奪人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公有生產資料所有制因此而變質。
決不允許以改革為名，用割據的權力私化國有資產，如果這一點掌握不住，國有資產就會被蠶食，最后失去主導地位。
能夠壯大公有制，建立健全民主制的國企改革，是正確的，反之，就是對歷史的犯罪。
除了要將國企改造成為法制條件下的勞動力和人民資本的利益共同體外，還要使國企成為公有制基礎上的員工民主自治體。國企民主管理的目標是形成企業員工與員工之間的利益共同體和國企與全體國民之間的利益共同體。
國企員工的身份二重論。
國企員工身份的二重性，是國企實現中國社會主義化現代企業制度的標志。員工身份的二重性是指員工既是勞動力商品，也是企業的主人。企業主人性質表現為：一是具有全民資產的管理權，經營權，二是企業員工股份的所有者。二重性的必要條件是，員工個人必須有通過民主形式，參加全民資本和國企管理的有效途徑，如果員工無權參加對公有資產的管理，員工就是純粹的雇傭勞動者，二重性不成立。公有制企業員工身份二重性，決定了勞動力商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與公有生產資料的親和關系。
國企改制的條件論。
國企改革不能坐失良機，不可冒進。不能把國企改革當作限期的政治任務，改革要以企業的市場需求作為出發點。如果沒有一個政令順暢，民主與法制相對健全的環境，還處在權力割據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不成熟就冒進，必然導致權力利益的最大化，最后的結果是國有資產的私化和權力的黑化。因此，國有企業實現現代企業制度，不可冒進，不可“一刀切”。民主與法制建立起來了，中央的政令順暢了，權力割據的狀態被打破了，國有企業才有實現現代企業制度的社會條件。
中國國情化的，社會主義化的，民主化的現代企業制度，是中國國企改革的方向。國企要適應全球化的市場，要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實現現代企業制度。但這個現代企業制度，不是移栽的現代企業制度，而是中國國情化的，社會主義化的現代企業制度。所謂的中國國情化，是使現代企業制度符合中國的國情特點，主要是十三億人基點；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社會主義化，是要使現代企業制度適應于公有制為主的經濟基礎；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民主化，是要實現代企業制度適應于公有資本管理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正確的方法應該是把現代企業制度的精髓拿來，然后根據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中國國情進行改造，通過這種“基因改造”，創造出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來。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現代國企，應是國有控股企業，不僅是法制條件下的勞資利益共同體，還是全體員工的民主自治體。實現員工勞動力商品與資本所有者的二重性身份，從勞動與資本的角度，把員工和企業揉合起來，應該是國企改革的主要舉措。當企業發展需要融資或者出賣股份的時候，組建員工持股會，吸收員工的投資,由此而產生的混合所有制最有利于國企的發展。用這樣的方法，把國企建成勞資利益的共同體，和全體員工?
……
中國公有制企業理論的主要內容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資本客觀存在，因此，公有資本理論必須要建立起來。
資本是能夠通過吸納勞動力增值的資產，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基本生產要素，是商品。在傳統理論中，資本概念的主要內涵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把其原生的面目掩蓋了。其原生面目是企業的兩大基本要素之一（另一基本要素是勞動力）。
在沒有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前，國民公有的財產以資產的形式存在著。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公有企業的資產形態是公有資本，國有企業的資產的形態是全民資本。
全民資本有四個來源，一是1949前后沒收的外國資本（當時稱帝國主義資本）和官僚資本；二是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并入的私有資本；三是國家財政的投資；四是增值的投入部分（國企職工勞動凝結的部分）。第四來源是主要來源。
生產關系是資本的內涵之一，因所有制形式分為私有資本和公有資本。公有資本又分為全民所有的全民資本和部分社會成員所有的集體資本。資本在私有制主導的情況下，反映了剝削關系，因為剩余價值屬資本所有者所有，人的貪欲決定了這種所有制的必然罪惡。在公有制主導的情況下，這種“資產”、“生產要素”屬于全體人民或者部分人民，勞動力與全民資本結合時產生的剩余價值屬于全體人民所有，與集體資本結合時產生的剩余價值屬集體所有，剝削關系已經消失。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情況下，當公有資本為人民的國家和人民的幸福服務的時候，能夠不斷滿足人民的需求，符合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私有資本會以其與公有資本的市場競爭促進，促進公有資本的增值速度，因此，社會主義在市場經濟與資本是兼容的。
傳統理論已經習慣于把資本與私有制結合在一起，面對全民所有制經濟要進入市場經濟，面對實實在在的全民資本，出現了理論上的混亂，不敢承認資本與社會主義的兼容。國有企業的主要資本是全民所有制的資本，為人民服務的資本，社會主義的資本。
全民資本的增值指標一定要超過社會資本的平均增值指標，這應該是國有企業的法定社會責任。國企的法定責任決定了要把稅后利潤的大部分輸入社會保障（生活和醫療保障）基金和社會公共事業（教育和公共設施建設）基金。用這樣的方法，回報股東。只要國企不斷壯大，不斷把一部分稅后利潤輸給社會保障基金和公共事業基金，隨著社會保障面積擴大，層次提高，公共事業涉及面愈來愈廣，質量愈來愈高，便會鋪設起到達共產主義的道路。
以上理論與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理論大相徑庭，但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是實事中的“是”。社會主義理論必須徹底從斯大林模式中解放出來。
市場經濟存在，資本就存在，不同的市場經濟，存在著的資本性質不同。資本原本是企業要素，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只是資本上的附著物。同樣，公有制會使其表現為另外一種生產關系。資本既能表達私有制，也能表達公有制。
必須以歷史的角度認識馬克思的資本理論。馬克思預言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認為它是個“過渡階段”，但馬克思不是神仙，他不可能預知“第一階段”“過渡階段”的具體情況。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當然也就不會有公有資本理論，但是，公有資本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私有制資本理論有著必然的理論發展的連續關系，同時，公有資本理論是在馬克思哲學思想指導下產生的，應該屬于馬克思的理論體系。
社會主義公有資本性質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法制條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是公有資本管理的民主制。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沒有公有資本的。在斯大林模式的計劃經濟的情況下，沒有真正的企業，也就沒有作為資本的資產。生產關系是資本的內涵之一，如果全民資本不能由全體人民來管理，集體資本不能由全體成員來管理，公有產權就會名不副實。民主管理是公有資本的性質的保障條件。如果公有生產資料不能實行民主管理，特權必然會剝奪人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公有生產資料所有制因此而變質。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就沒有真正的公有制。只有在民主制的條件下，公有制才不會變質。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表現為產權,使經營權和經營效益分配權。誰擁有這三種權力，誰就擁有完整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只有這三種權利屬于全體社會成員或經濟實體全體成員時，才是真正的公有制。
在現有的社會組織中，只有人大能代表全體人民，因此，人大還應該是民主經濟管理組織。全民產權，必須全民管理。人大應該成立人民資產委員會，其下設全民資本委員會，擔當國有企業的產權持有者，具體管理全民資本。全民資本委員會相當于現代企業制度中的股東大會，具有資本流向的支配權，經營過程的監督權和分配法律的制定權。人民資產委員會，由人大代表選舉人大代表中的經濟專家組成，還可聘用經濟專家作顧問。
國家應該通過全民資產和全民資本管理的法制化來保證公有資本管理的民主化。人大應該出臺制定《公有資產及公有資本法》、《國企職代會法》、《平等就業按勞取酬法》、《國有控股企業職工投資法》、《國企職業經理人招聘法》、《國企老年職工保護法》等法律，依法確定執政黨、人大、政府、員工各自在公有資本管理方面的地位。
社會主義公有資本增值有優越的條件。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決定了公有資本與勞動力的和諧關系。社會主義公有資本增值的優越條件決定了社會主義公有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的比例增大趨勢。
俄羅斯以迅速的私有化肢解了公有制，把俄羅斯經濟拋入深淵，是慘痛的教訓。中國在“無所措”的情況下，只得以社會穩定第一作為社會主要的需求的情況下，表演著“冷水青蛙”的太極拳，也是十分危險的。
公有資本的理論能夠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供新的內容，打下了中國國有企業理論基礎。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資本理論的現實意義。用全民資本主導模式代替行政權力主導模式，是國企改革的本質。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是商品，社會主義勞動力商品的理論是公有資本企業理論的一部分。
勞動力是企業兩大要素之一。包括以員工為載體的，以勞動力商品形式為外在形態的腦力、體力、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
商品存在，勞動力的商品性質就存在。因為，產品、物品、服務等因其價值的交換而成為商品，其價值是一次或多次活勞動凝結而成的，勞動是勞動力的支出；支出的勞動力是商品。商品交換的實質是社會分工之間的勞動力交換，無論在什么形式的商品經濟社會中，勞動力都不可能不是商品。
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理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不是雇傭勞動者，是自己給自己勞動；因而，勞動力不是商品。這完全是錯誤的。勞動者個人不是公有生產資料的主人，而需要用勞動力換生活資料的，是勞動者個人；在公有經濟實體中勞動的勞動者個人，實際上是把勞動力出賣給大家，從而換來生活資料。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混淆了勞動者個體和勞動者群體的區別。所謂的雇傭勞動，無非是把勞動力出賣給買主，換回工資。勞動力無論賣給全體人民，賣給集體，還是賣給個人，都是雇傭勞動。這里是個人與全民，個人與集體，個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關系基本上已經沒有沖突矛盾，不能用舊的政治觀念來看待這種關系。股東當經理，是個人受雇于大家；一個勞動力受雇于全民企業，是個人受雇于全體人民。在這里，如果死認定為私有資本主導社會的關系，外延肯定重合。時易而事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商品性，內涵是合理社會分工之間的勞動交換，已無沖突的社會矛盾，已無政治對立的因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力商品,有一個逐步從一計劃配置為主向市場配置為主轉化的過程。
企業制度是企業運行的規矩，企業兩大生產要素通過企業制度產生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企業是什么？企業是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大類要素的“反應釜”。企業制度是兩大要素“反應”的“催化劑”，三者的結合產生增值資本。資本是硬件，勞動力是人，企業制度是軟件，企業就是資本、勞動力、企業制度的三結合。
目前的社會主義企業是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企業。其資本為公有制主導的資本，社會資本體制為混合所有制。企業資本按所有制形式不同分類，有單性和混合型兩種。其勞動力為成長中的勞動力，主要指質量的成長。其企業制度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企業制度。
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是以公有制資本為主要資本的企業，分全民資本企業、集體資本企業和公有資本主導的混合資本的企業，是以全員民主管理為基本制度的企業。
國有企業有兩種，一種是國有全資企業，另一種是國有控股企業。原來的國營企業，又叫全民所有制企業，后來稱為國有企業。國有全資企業的資本是全體人民公有的資本。國有控股企業是股份制改造中新出現的企業類型，是資本構成中以全民資本為主的企業。
國企的民主管理，源于公有資本的民主管理。國企民主管理，在企業中必須有具體實施民主管理的機構，這個機構是職代會。人大把全民資本經營權，以及以全民資本為主的企業經營權委托給國企全體員工的代表組織——職代會，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全民資本和國企的民主管理。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中的三會權力應該在人大的全民資本管理委員會、國企職代會、國企黨委三者間做科學的劃分。
職代會應該具有現代企業制度中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部分職能，應有企業經理人的聘用權，企業重大決策的審批權，員工股份的管理權，同時負有全民資產的增值責任和保障員工利益的責任。職代會應有法定的權利和義務。人大通過立法確定職代會的組織法規和全民資產的經營法規。職代會代表要有很高的素質，是經民主競爭選舉產生的,員工中深受大多數員工信賴的管理專家。職工代表大會應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關。經營者的權力來自職代會，向職工代表大會負責。如果能夠通過人大和職代會對國全民資本和國有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就實現了真正的公有制。
如果沒有國企的民主管理，國企員工就只是雇傭勞動者，沒有二重身份。在有員工股份和國有股份混合的國企中，員工的主人身份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民主的職代會擁有國有資本的經營權，二是通過民主管理的員工持股團體擁有企業部分資本的支配權，使用權和收益權。
國企改革必須在法制條件下進行，這個法制條件包括公有資本管理的法制化，企業行為的法制化，執政黨通過法律手段實現對國企的領導，政府退出對國企的非執法行為，國企以法建立起企業制度。
公有制和民主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就沒有真正的公有制，也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制是公有制的保證條件，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也是保障公有資產性質的必要條件，因而也應該是國企的基本制度，把國企置于民主管理的條件下，是國企改革的必然方向。
國企的資本是全民的資產，必須由全體人民來主宰。誰能代表人民？“人大”是人民的代表，國企的出資人并不“虛位”，而是沒到位。“人大”應該管理人民的資產，但不可能去管理具體的國有企業，必須把管理國有企業的權力委托給也能代表人民的團體，在國企內部誰能代表人民？全體員工能代表人民，職代會能代表全體員工，因此，職代會應該有全民資本管理的受托權，有國企的最高管理權。
民主制度的保障是法制。沒有健全的法制，人民資產民主管理，國有企業民主管理就沒有保障。人大除了設人民資產管理委員會操作國有資產外，主要依靠立法手段管理全民資本和國有企業。
不解決民主管理的問題，根本不可能解決國有企業其它問題。要盡快出臺《職代會法》，依法確定職代會的性質，組織程序，權力和義務，法定真正由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的職工代表大會擁有企業的最高管理權力，廠長經理由職工代表大會經民主程序選擇經濟管理專家擔任。經營者的權力來自職工代表大會，并向職工代表大會負責。以合法的職代會，促進國企成為經濟民主的自治體。
國有企業由民主管理消滅按權分配，真正以按勞分配為主。國有控股企業員工身份具有勞資二重性，可實現以按勞分配為主，按資分配為輔的分配制度。這里的“勞”，不僅是體力勞動，還包括腦力勞動，不僅包括一般的重復性勞動，還包括高級的創新性勞動，資本經營，企業管理，創立企業文化，都是勞動，有了新的進步，就是創新性勞動，應該得到高級的勞動報酬。
由職代會選聘為企業的高級雇員，徹底摧毀了國企的官場，國企的權力機制由此消除，民主的資本機制開始啟動。國企依法成立職代會，國企職代會接受全民資本委員會的公有資本管理的委托，聘任經營專家經營國企。政府退出對國企的行政管理，依法建立人民資產的執法機構。人大的人民資產委員會，管理國有資產，轄全民資本委員會，承擔國企的出資人。實現國企全民所有制和員工所有制的混合，以此種股份制作為起點，建立起中國社會主義化的現代企業制度。
國企不可忽視企業文化的建設，因為企業文化不僅是企業的素質，而且是企業和市場，企業和社會的橋梁。
國企管理體系設計模型
國企的管理體系應該是一個“復合環體系”，如圖所示：
→員工中的普通黨員→企業黨委→地方黨委→政府─
│ │
│→員工人民代表 →人大 → 全民資本管理委員會─│
│ ↓
普通員工 → 職代會代表 → 職代會 → 經理人 → 企業管理機構 → 普通員工……
此圖說明：
企業內部管理體系環（如圖：普通員工 →職工代表 →職代會→ 經理人 → 企業管理機構 → 普通員工……）
第一道企業內、外環是資本管理環（如圖：普通員工→員工人民代表→ 人大 → 全民資本管理委員會 → 職代會 → 經理人→ 企業管理機構 → 普通員工……）。
第二道企業內、外環是國有企業的政治、法律保障環。（普通員工 → 員工中的普通黨員→企業黨委 → 地方黨委 →政府 → 職代會 → 經理人 → 企業管理機構 →普通員工……）。
三道環的體系是環節平衡制約的體系，平衡制約是指環節依次制約的情況下，輸入制約力和輸出制約力平衡。不會因為某環節的輸出制約力消失形成環斷裂。環節依次制約，制約力相等的環結構，是事物穩定性的基點，是事物組合優化的基本條件。
內部管理體系環的創新點是強調了職代會在企業中的作用，擺正了職代會與經理人之間的關系，同時強調了普通員工對職工代表的完全制約。
對于具體企業來說，全體員工是“全民”，國企全民資本經營權必須由職代會來實現。職代會的職能相當于代企業制度中的董事會和監事會的一部分職能。職代會主要應該有經營者的聘用權，企業重大決策的審批權，員工股份的管理權，同時負有全民資本的增值責任和保障員工利益的責任。職工代表要有很高的素質，是經民主競爭選舉產生的,員工中深受大多數員工信賴的管理專家。
企業經理人是職代會聘用的高級雇員，向職代會負責，其候選人應由市場上的職業經理人人才庫提供。這個制度應叫職代會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職代會接受人大和全體員工的授權，向人大和全體員工負責。現代企業制度中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職能由人大和職代會分擔。
資本管理環的亮點在與全民資本由人大來管理，由人大的全民資本管理委員會授權給職代會來經營全民資本。普通員工通過對人大代表制約實現全民資本所有權，實現主人翁地位。
政法保障環改善了黨對國企的領導，擺正了執政黨、政府和國企之間的關系。
本圖未盡之處有如下幾點：
1、依法把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以平等占有的本企業股份的形式獎勵給全體員工，實現國企員工勞動力載體與資本所有者身份的二重性，從而使員工同企業之間建立起牢固的共同利益關系。
2、黨通過對立法的影響力和對政府執法的領導實現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主要是保障企業的公有制性質，及時通過執法機構制止企業違法，糾正不利于公有制發展的偏向。企業黨委在企業內的功能是培養職工代表，履行部分監事會的職能。一方面，黨通過立法和監法，通過政府的有關部門，對國企進行法制管理，另一方面，企業黨委用把培養黨員成為職代會代表的方式，爭取在職代會代表中黨員占多數，實現黨委決議和職代會決議的一致性。黨組織不再直接管理國企。
3、國企要設立真正能夠體現公有制加民主制性質的職代會。人大授權國企職代會代表全體員工經營國有企業，使職代會成為國企的領導機構，同級人大派工作組依法主持成立國企職代會。每個員工都有權自薦為職代會代表候選人，職代會代表由候選人競選產生。常務委員會在職代會代表中競選產生，常務委員會成員不脫產或半脫產。會長候選人由職工代表選舉產生，由全體職工民主投票從候選人中選舉產生。會長是國企的法人代表。國企經理人由職代會在市場上聘用。職代會以規章制度管理國企，規章制度以議案表決方式產生。常委拿企業的平均工資。會長的工資取常委和職業經理人的中間數。
4、以“環哲學”指導，建立起國企內外各種要素環節的制約關系，使內外要素系統化，以環的性質保障新系統的穩定性。“環哲學”是俞愚創立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發展，是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礎上的新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事物的要素關系；環節的性質、環節的依次制約的關系和鏈節重合成環的現象。
此設計的優點：
1、國企在制度上充分體現全民產權性質，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就不會發生；會使生產力的能動要素勞動力活躍起來，從而加大國企的動力源，迅速扭轉國企的被動局面。
2、這個復合環系統，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民主制，體現了的公有資本基礎上的企業各個環節的制約關系，明確了國企出資人的位置，實現了政企分開的方案，確定了政府與國企的關系，改善了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企業理論和西方企業理論的共性和異性。
（經國內外考察后方能有充分論證）
以科斯為鼻祖的企業理論有其可取之處，但其主導思想不適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本原因是科斯眼中的資本是私有資本，這種資本是原生的資本，獸性的資本，增值是其唯一的存在目的。科斯眼中的企業是資本增值的工具。公有制的資本是人性化的資本，社會化的資本，在民主條件下，滿足人的需要，是公有資本存在的目的。公有制企業是為滿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
作為生產的基本要素，公有資本要服從于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要為人民的幸福服務。所以，公有資本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下，反映出來的已經不是私有資本的生產關系，而是活勞動與物化勞動之間的和諧關系。
科斯認為，公司制的產生和健全，遵循的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則。他并沒有看到私有資本企業制度近三十年來的進步，企業利益怎樣成為勞資博弈的平衡點，怎樣在法制條件下，形成了勞資利益的共同體，交易成本最低的原則已經改變為兼顧勞動者利益的勞資利益共同體原則。
在資本責任方面，全民資本與私有資本的很不相同。與科斯的成本論不同的是，全民資本企業的成本著重表現在對降低社會運行成本的貢獻上。因此，科斯的成本論適用于私有資本的企業，有其不適用于全民資本企業的方面。
西方社會公用基金、福利基金有兩個來源，賦稅和私人對社會的附加奉獻。很多企業主用向社會提供附加奉獻方式彰顯社會價值，其實是挖勞動者的肉補勞動者的瘡，反而彰顯了挖肉者的偉大。公有資本有把一部分增值提供給社會福利基金和公用基金定為法定義務，是對資本所有者的回報。就不會出現法國捐贈的自由女神像運到美國，富人中沒人出錢做底座的現象。
在科技日益成為企業的主要能動力量，勞動力日益成為主導力量的情況下，勞動力與資本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利益共同原則下，企業表達的生產關系已經不是以所有制關系為主了，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成為主導方面。這種人與人的關系，決定了分配制度，決定了資本的效率。與原始的私有資本主導的企業相比，其主導力量正好相反，前者的主導力量是物（資本），后者的主導力量是人（勞動者）。
私有資本以增值為目的，公有資本以增值為手段。私有企業尊在的目的是資本的增值，公有企業存在的目的是為全體人民的幸福服務。
中國全民公有制企業的未來之路
國有企業有兩條路，一條是用民主和法制促進公有制的發展，在市場經濟中站穩腳跟，在經濟競爭中取得勝利；一條是被權力精英左右，被新自由主義誤導，被市場經濟淘汰。
如果權力機制不改變，大型國企必然會有中、小型國企相同的命運，就是在“國退民進”的口號聲之退出歷史舞臺；因為靠壟斷來維持是暫時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會打破壟斷。
對于國企的未來主要有三種不相容的設計。
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設計，不僅要使國企擺脫執政黨的控制，政府的控制，還要剝奪人民對公有資產的所有權，擺脫人民對國有企業和公有資產的控制。他們認為公有制是經濟發展的障礙，要最大限度的限制公有制，消除公有制。他們站在權力精英主義的立場上，促進新自由主義。借國企改革實現現代企業制度之名，對人民的財產實行所謂的“產權改革”，把國企改革引向“權貴資本主義”。目標是拆除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全面“西化”。這是一種消滅國企的設計，清除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設計，背離中國國情的設計。
另一種是所謂的“左派”的設計，主張中止國企改革，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這種設計是不符合實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必然的，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還有一種中國社會主義的設計。在這種設計中，體現改善執政黨對國企的領導，主張政府退出對企業的直接管理，執政黨通過對法制的影響力，政府通過執法權，實現國企領導權的法制化。主張對公有資產的民主管理，在民主管理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發展公有制經濟。主張對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中國化的社會主義民主化的改造，和適應于公有資本的改造，用改造后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企制度的現代化。目標是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實現國企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化和公有制經濟管理的民主化。
只有第三種設計，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符合和諧社會的要求。
必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理論，實現全民資本和國有企業的民主管理，搭建起有關全民資本管理和國企改革的法律框架，用民主管理打破權力割據的狀態，逐步實現中國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制訂出科學的國企改制的操作程序。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組織由全民資本委員會、專家學者、國企職工三結合
的理論隊伍，完成中國化，社會主義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企業理論是當務之急。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制企業理論的指導下，人大盡快完成有關公有資本、國有企業的立法工作。頒布《公有經濟實體職代會法》，法定國企職代會的權力，義務和組織法。此法必須保障國企員工中的企業管理專家進入職代會，競選當然是個好辦法。在全民資本控股的股份制企業中，其它資本按資本比例選代表參加職代會的決策表決。頒布一套完整的《資產、資本法》，依法保證各種合法資產、合法資本的權利，清除非法資產、非法資本，保證市場競爭中秩序和優勝劣汰的原則。
執法部門依法保障全體人民對全民資本的所有權和國企職工的全民資本經營權。
進而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檢討過去的國企改革，認清方向，糾正錯誤，完成國企改革的整頓。
由上級黨委、公有資本管理委員會、專家學者、國企職工組成國企改革工作隊，依法清查國企改制以來所有的改制方案；依法把流失的國有資產追回來。依法協助執法部門起訴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人和國企中的腐敗分子。由各級經濟法庭依法判定國企改革以來所有國企改制方案及合同的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全面西化，反對權力精英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把國企改革推向正軌。
整頓期過去之后，不斷完善中國化，社會主義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理論；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企業的企業制度。用不斷創新的企業制度保證公有資本與勞動力兩大生產要素利益共同，同步發展，保證全民資本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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