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在招商引資的熱潮中間，各地政府都愿意引入規模巨大的投資項目，以便增加本地的GDP出政績。
中國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由于宏觀控制的失誤，曾經帶來能源供應的極端緊張，特別是電力供應非常突出，因此順理成章地就要進行“政策傾斜”。發電企業一般都是投資規模巨大的項目，裝機容量120萬千瓦的火電站，年產值往往要超過20億元，是特別能夠出政績的“捷徑”，深得各地政府官員喜歡。
由于電力生產行業的特殊性，產品銷售對象非常單一，就是提供給電網公司，然后再由電網公司通過電力線路網絡分銷給直接的消費者。因此投資者的收益，將直接取決于電網公司的出價，只要出價不低，電力投資將沒有任何風險，穩賺利潤。由于出政績的愿望很強烈，各地官員招商引資的熱情很高，為了吸引外資進入發電行業，官員們通常要參與投資方與電網公司的談判，幫助獲取有利的價格。
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后，主流經濟學家們鼓吹了一個以“經濟杠桿”去調節供給的正道，國家也當然地制定了相關的政策傾斜，這個政策剛剛好迎合了各路諸侯出政績的“小九九”，許多大電站就迅速建設投產了。
筆者長期居住在武漢，想當年電力局向我們按每千瓦時收費0.27元的時代，許多合資電廠的上網電價已經就超過了0.30元，考慮到整個電網有8－10％的線路損耗，電網公司的巨大運作成本和人員工資，實際上每幫助合資電廠銷售一千瓦時的電能，電網公司就要虧損0.15元甚至更多。
我們知道，實際上電網系統各個機構都沒有虧損，不管集體還是個人的效益都很不錯，這個奧秘究竟在哪里呢？如果全部發電行業都由合資（或者獨資）電廠組成，顯然電網公司在“賣價低于買價”的情況下，必然要出現巨額虧損的；在實際運行中間，電網公司的贏利和成本分攤，都來自發電行業中間的國企了。在合資電廠價格高出賣價的時候，國有電廠的電力上網價格卻十分低廉，不到合資電廠的一半，一些老的水力發電企業的上網電價，長期只有幾分錢，靠了這一部分“低價電”的支持，合資電廠的暴利和電網公司的效益，才有了最后的著落。
早期發電行業的情況是合資電廠少，國有電廠多，這樣電網公司的加權購電成本相對比較低，因此我們能夠得到一個時期的“低廉”電價。由于各地政府都愿意興辦合資電廠，外商在高利潤低風險的誘惑下，也格外愿意投資中國的發電事業，所以新建的基本上都是合資電廠，它們在電網中間的比例節節攀升，從而在整體上拉高了電網公司的“購電成本”，相應地我們就不得不承擔節節上升的用電價格了，僅僅在幾年的時間之內，武漢的用戶電價就上升了一倍。
實際上大陸火電的上網電價，已經高于臺灣使用進口煤炭發電的價格，由于投資發電行業的利潤豐厚風險極低，許多官商也大量介入。在電網的購電談判中間，一個通常的情況是地方政府官員大量參與談判，并且是站在投資方的立場上，由于發電行業的膨脹過程本身是與政府權力高度緊密結合的，結果強化了“生產者主權”，消費者只能是被動接受節節攀升的高電價，這一現象并非傳統體制的弊端，而是典型的市場經濟操作后果，是在市場價格信號刺激下外商獲得了優越的談判地位。投資方的談判地位，本身是中央政府把考核目標定位在“GDP化”、地方官員把發展作為硬道理（政績目標）、外商追求高利潤和低風險投資機、電網公司在官員參與談判下讓國企給外商輸血的扭曲價格信號刺激四大關鍵因素的共同作用結果，使適用的是典型的“用價格杠桿管理經濟”，這是主流經濟學長期鼓吹、要通過改革來建立的市場經濟模式作用。主流經濟學家們拒絕考慮權力在市場條件下，是否真的能夠閑置和“退出”的問題，即便是出現了今天這樣嚴重的問題，權力參與市場并長期只支持一個方面，這本身是市場參與主體談判地位的機構不平衡決定的，但是主流經濟學也仍然拒絕對抄襲來的西方理論作出起碼的反省，繼續一味地叫囂政府退出，這本質上是縱容權力為市場強勢群體服務。
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時代，像火力發電廠的興建，需要進行運輸能力的平衡，需要相應的鐵路或者水運投資配套，因為一個120萬千瓦的火電廠，年煤耗量在300萬噸左右，這樣大的運輸數量，如果不進行統籌安排，事先平衡，積累下來就往往會帶來很嚴重的問題。而合資電廠的興建，投資方根本不可能愿意考慮這樣的問題，而僅僅對GDP政績很敏感的地方政府，通常也不具備與鐵道部和航運部門做交易的平等地位，不愿意去為此費心勞力，回避并放任問題的積累是一個普通現象；特別地由于任期制的引入，沒有幾個官員愿意考慮幾年以后才出現的困難，結
果把這個嚴重問題積累了20余年，今天已經非常明顯了，近兩年缺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煤電運輸方面的困難，內在的根本原因是：長期以來沒有人愿意主動關心和承擔相應運輸能力擴容的投資。
本來，投資電力供應，一度是非常旺盛的，很長時間以來也是投資方追逐的熱點，朱鎔基任上開始終結原先的“傾斜政策”。這一決策有兩大原因：一是由于合資電廠在電網中間的比例節節攀升，國有電廠的比例下降，利潤由國企轉移到私企的空間已經告罄，電網只能是轉而依靠提高售電價格來兌現對外資電廠的高利潤許諾；二是用戶電價的節節攀升，也引發較大的問題，一些地方的消費電價已經接近國外水平，深圳等地的私人用電價格長期高居不下，甚至大大超過美國。地方政府官員參與投資方與電網公司的價格談判過程，極大地強化了投資方的討價還價能力，逐個地許諾給跨國資本以高利潤，政府官員在出政績的愿望下，已經成為侵害中國廣大消費者利益的重要砝碼，有悖于政府的一般行為規則。
有人說中國最近兩年的電力緊張是政府決策失誤的結果，其實并非如此。作為一個共同的認識，中國的發電量已經超過了日本，僅僅低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沒有引起人們的認真思考。許多人從單位產值的能耗指標出發，說中國的經濟要提高效率，降低單位產值的能耗，至少達到與印度相當的水平；另外的人說中國要實行產業升級，不能再搞高能耗產業了，這兩者都是就事論事，沒有看到深層次的嚴重問題。
中國的高能耗產業的發展，實際上與電網售電價格飆升的內在作用機理一致，都是權力的無節制地參與并影響資源流動的結果，是典型的權力市場化作用的后果。更為嚴重的問題是：這種權力的濫用還廣泛受主流知識精英從西方抄襲而來的強大意識形態的背書，自動地屏蔽了權力市場化視野，這嚴重妨礙了人們正確看待中國的實際問題，尋找合理的解決辦法。
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實際上已經是非常嚴重的“畸形發展”，高能耗產業實際上主要是鋼鐵、建材等行業的惡性膨脹結果，這兩大行業的膨脹，又是受到房地產業和大量的政績工程支撐的結果，政績工程是直接的掌權者對于政績的追求，而房地產業則是官商結合的典范領域，目的是把土地資本化并共同瓜分土地資本化的收益。房地產業的畸形興旺，實際上服從于現任官員要盡可能在任期內把城市土地大量資本化的愿望，是商人和官員一起共同動員巨大的金融力量去支撐這一惡性膨脹的行業，背后起支撐作用的“潤滑劑”則是無節制的貪瀆熱望。
特別要指出，今天中國城市房地產業的興旺，恰恰無助于解決多數人的住房緊張問題。這個產業的發展到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是服從于少數權勢集團攫取巨額社會剩余的需要，以后的住房問題將變成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而不再是此前的“供應不足”限制。相當部分的城市居民，將永遠不可能實現“居者有其房”的愿望，就今天大學生的就業結構和工資水平看，90％以上的人不可能再得到住房了，房地產業的興旺拉動了中國高能耗產業的惡性膨脹，同時也給絕大多數中國人帶來“結構性住房短缺”。今天的房地產業發展，僅僅服務于少數人獲取暴利的需要，這樣的一個產業無論如何都不應該任其自發跟著權力市場化態勢去膨脹。而相應的電力短缺問題，需要在這個角度下去求解，換言之，“解決電力短缺”的思路，不是讓發電行業繼續“畸形膨脹”，而是要在大力壓縮畸形發展的高能耗產業的方向上去解決。這就需要從源頭上治理，把受權力惡性市場化的高能耗產業降下來，借以壓縮電力需求。
個人網頁：xuezhe/laotian
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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