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崛起》背后的意識形態危機

 

　

     成慶

 

  

        最近，大陸中央電視臺正在播出一套名為《大國的崛起》的記錄片，其熱度已經通過網路討論以及音像發布渠道彌散開，引起多方的熱烈討論。之所以引起廣泛爭論，最為基本的社會心理，是這部記錄片所產生的政治聯想。一般而言，在中央電視臺播放類似的記錄片，往往成為國內以及海外輿論分析大陸政治意識形態演變的重要素材。比如八十年代所播放的《河殤》，就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歷史文化心理，也揭開了八十年代以后各種意識形態激蕩的序幕。這部《大國的崛起》，以公元 1500 年以后的西方幾個重要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作為基本線索，重新敘述了世界現代化史。很多評論解讀，這代表大陸官方意圖發展"和平崛起"的國際政治理念。

　　但是這種政治聯想難以找到確實根據，今天的政治環境也大不同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該劇的總編導任學安，在接受訪問時反復解釋，不要將該片與政治背景聯系起來。但是在談到該片的創作意圖時，他承認該片是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學習" 15 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歷史"的啟發。拋開這部記錄片背后的現實政治因素，我們或許需要挖掘出兩個更深的思想問題來作解釋：一是為什么大國發展史成為政治考察的對象；二是《大國的崛起》這一部引起如此廣泛爭論的記錄片，給我們呈現的是怎么樣的一幅歷史圖景。

　　對于這兩個問題，在筆者目前所見的爭論中，少有觸及或深入者。不過大陸的一份民間國際政治刊物《縱橫》的一篇文章 ，倒是敏銳的切中了《大國的崛起》背后的政治意義。這篇署名"莫之許"的文章直接點出，該片的結構老套，仍然沿用了現代化需要明智領導人的這一威權主義的思路，并未觸及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的主線。而他認為，只有"一個大眾民主（人力資本）的，代議制（資本權力）的和立憲（政權為代理人）的政治制度"，才能在大國發展的長程史中獲得成功。這一論點是否合理，這里暫不討論。值得一說的是，該文明確的不僅將"大國崛起"看作是一個國際政治關系的問題，更是一個國內政治改革的議題。

　　如果繼續深化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試著去了解，為什么今天的大陸官方，會突然關注西方幾個主要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史。如果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大陸政治氣氛開始逐漸放松，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侵蝕，舊有的一整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基本宣告瓦解，后繼者無論是"三個代表"還是"和諧社會"，均難以替代綜合了馬克思、列寧以及毛澤東思想的整合性的意識形態作用。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舊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無論是在政治合法性，還是在歷史目的論方面，都有一套自洽的解釋。比如歷史唯物主義，就把共產主義放置在資本主義的更高階段，以此獲得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當性以及某些程度上的歷史"魅化"作用，即將歷史最終目標烏托邦化，以此獲得某種道德正當性

　　因此今天大陸所面臨的意識形態危機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經濟現代化轉型有了初步成果后，如何看待政治轉型的問題，因為政治正當性資源已經大量流失，目前的政治結構已經越來越依靠官僚科層制度，而逐漸失去過去的政治動員能力。另一方面則由于中國越來越卷入全球化進程，開始出現所謂的世界史的敘述危機。如果稍微回顧一下中國自晚清以來的世界史敘述，我們可以注意到，在 1902 年，梁啟超發表他的《新史學》，主張要有"科學"的史學，表明中國也是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道路發展。用現實政治語言來描述這種社會心理，那就是中國必須要富強，以獲得和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實力。到后來馬克思主義思潮引進之后，將人類歷史區分為從奴隸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線性歷史階段，從而社會主義在這一個脈絡里，獲得了其歷史正當性，資本主義文明則成為最終會被共產主義克服和超越的對象。這也補充和支撐了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合理性。但是這一種歷史和政治的雙重正當性，從八十年代以后逐漸瓦解。雖然大陸經濟轉型還算順利，但是在一個極端依賴 GDP 增長的政治結構里，如何發展出新的政治正當性，已經成為大陸執政黨的首要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理解《大國的崛起》、以及政治局常委集體學習西方現代化史，我們就不會僅僅將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現實政治問題來考慮，而是要注意到大陸意識形態已經出現一個斷層。盡管中國逐漸擁有了 從晚清以來夢寐以求的富強實力，但是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卻異常蹣跚。同樣，中國越來越卷入全球化，就會考慮如何在世界史中理解中國自身的問題。政治上何去何從，牽涉的不僅是一個國內政治的議題，也是以何種民族國家模式參與國際政治；發展出何種的世界史敘述，也不僅僅涉及國際政治關系，而是從什么角度來重新審視中國 vs 西方、東方文明vs 西方文明等等問題。

　　在《大國的崛起》這部記錄片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八十年代的《河殤》中的"厚西薄中"的傾向蕩然無存，中國已經從一個迫切融入世界現代化史的角色，轉化成一個主動尋找自我地位的對話者的角色。但是這種身份的轉變，只是這部記錄片值得稱道的少數特點之一。在整個敘事結構和歷史的把握上，這部片子未能涉及任何國內的政治議題，將世界史問題虛化成一套經濟變遷史，僅僅滿足于富強國家這一狹隘的目標。

　　但是為什么這部片子能激發起大眾的興趣？如果說在一部分知識份子那里，該片實在乏善可陳，但是公眾乃至包括如厲以寧這樣的官方經濟學家，卻一片稱贊。對于他們而言，一方面個人身份與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緊密相關，可以借由富強獲取持續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動力。另一方面，中國官方以經濟發展為主線的方針，已經不僅成為一個指導性政策，而且成為公眾認同國家的一個基本前提，即富強第一。也就是在這個前提下，政治民主化等問題被擱置，一方面官方需要穩定的政治秩序來進一步強化富國理想，另一方面個人在富國的意識形態召喚下，強化個人與民族主義之間的情感聯系。《大國的崛起》這部記錄片所顯示出來的最為深層的社會心理，或即在此。

　　因而，《大國的崛起》這一部記錄片，雖然無法成為觀察中國政治的指標性參照物，但是卻能在相當程度上折射出大陸所面臨的意識形態危機。由于社會主義那一套整合性的意識形態已經瓦解，無產階級專政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部分內容都無法繼續獲得認同，因此官方意圖從兩個層面上發展出新的替代性意識形態作為補充。在一個層面，"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可以看作是這個方向的努力，而在另一個層面，則是試圖發展出一套新的世界史敘述，來填充中國人的世界觀危機。從社會主義時期的"超英趕美"，到如今事實上的"脫亞入美"，官方試圖提出另外一套世界史敘述，來對抗西方中心主義的敘述模式。但是這種努力，最終只是繼續沿著富國的功利目標不斷前行，最終與民族主義合流，從而激發出對抗西方的意識形態召喚力。盡管在國際政治關系層面上，中國開始越來越多的介入與參與國際合作，但是在思想的邏輯發展來看，只要"富強"的狹隘目標不被檢討，政治民主的問題將會繼續被深層掩埋，而民族主義的世界史敘述模式將會不斷發酵，最終演變成中西之間的對抗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