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昀獻：論20世紀以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及其功能

論20世紀以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及其功能

    

    西方政治意識形態包括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等等許多流派，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它以個人主義為核心，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集中體現著資本主義的政治關系、政治行為、政治體制和政治價值觀，對西方各國的內政外交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作為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20世紀以來發生了深刻的變革。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爾主義”、“里根革命，”是兩次不同類型的自由主義改革，標志著20世紀自由主義在基本政策層面上的兩次重大轉型。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兩次轉型使自由主義脫離了19世紀傳統的自由放任形態，極大地影響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在20世紀維護和保持了自己的發展勢頭和活力。
    一、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和第一次轉型
    1、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
    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淵源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14—16世紀，資產階級剛剛形成，本身的力量十分軟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奪取政權的要求。他們首先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了斗爭，用人文主義思想反對封建神學，以理性為武器批判封建特權和等級制度，用人性反對神權，用個性解放反對禁欲主義，用理性反對蒙昧主義。文藝復興運動推動了另一場反封建反教會斗爭——宗教改革運動的發生、發展。通過這場斗爭，資產階級初步形成了新的意識形態。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論有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體論；馬丁·路德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加爾文改革教會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時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由、人民主權等思想；法國一些思想家提出的自由狀態、自然權力、人民主權、政府源于契約思想等等。這些理論觀點為近代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17至 18世紀，在歐美許多國家相繼發生了由資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群眾廣泛參加的反封建革命運動。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為適應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建立新社會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權利”說、“社會契約”論、“人民主權”思想為核心的學說。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所體現的人權原則和包括的公民基本權利，構成近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其最顯著的特點，是把各項權利，諸如自由權、平等權、參政權、財產權等，均說成是一切人的、普遍的權利。所有這些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基本原則并成為其重要內容。
    任何類型的社會意識形態，都是一定經濟基礎的社會反映，上層建筑服務于經濟基礎。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以保障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為目的的，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發展的必然產物，它的核心是以個人為中心來對待社會和他人的個人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生動而形象地揭示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特征，他們指出：“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 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從這里我們可以歸納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基本特點是：（1）個人主義。擺脫“天然的”封建束縛所需要的個性解放，使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必然要崇尚個人主義。（2）利己主義。以金錢為尺度衡量一切的“金錢拜物教”，對現金、財富無休止地攫取欲望必然使人們產生“冷冰冰”的利己主義。（3）自由競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代替了封建宗法式的自然經濟，因而資產階級必然要求用自由競爭來取代封建特權等級制。（4）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需要國外市場推銷其工業品，另一方面又要從國外得到廉價原料，因此資產階級必然要求取消貿易限制，打破貿易壁壘，實行自由貿易。（5）進取精神。激烈的競爭和對個人奮斗成功的向往，必然激發出人們的敬業、冒險和進取情神。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為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服務的，但西方各國卻都在其憲法中宣布了人民主權原則，都確認自由、平等原則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都把這種意識形態粉飾成全民的民主意識，這就必然使其帶有虛偽性和欺騙性。
    2、古典自由主義向國家干預主義的轉變
    就意識形態分野而言，自由主義始終是社會主義最主要的對手。從一般意義上講，自由主義是維護個人自由、市場自由，強調個人權利和社會的自然狀態高于國家權力的政治思想。20世紀初的自由主義屬于古典自由主義。它延續了19世紀自由放任主義的路線，是20世紀自由主義的最初形態。壟斷資本主義的殘酷競爭和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市場的角逐，引發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的慘痛教訓，特別是1929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使人們開始對古典自由主義進行反思；當時社會主義蘇聯經濟一枝獨秀，欣欣向榮，又從另一個側面給人們以啟迪。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羅斯福新政”開始對古典自由主義進行改革，國家干預主義應運而生。
    “羅斯福新政”是對自由主義的第一次重大變革。所謂“羅斯福新政”，是美國新中產階級精英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下發動的一場重大改革，其目的是改革資本主義制度，重新確定以中產階級為核心的美國現代化道路。民主黨人富蘭克林·羅斯福認識到，大蕭條是由于美國經濟的弊端造成的，而要克服這些弊端，政府就必須對社會生活進行干預，而不能只靠市場的自行調節，從而提出一系列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一是調整經濟結構，以改革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財富的增長；二是合理分配社會財富，防止擴大兩極分化；三是政府承擔解決社會福利的責任，不允許企業自行其是。總之，主要是通過加強政府職能來完善資本主義。
    “羅斯福新政”的意義在于，它開創了資本主義的改革之路。為了完善資本主義制度，“新政” 突破了亞當·斯密以來自由主義的傳統模式，大膽地借鑒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和福利制度的優長之處，并部分地將其納入制度框架，形成了不同于蘇聯“戰時共產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新形式，確立了美國式的“政府干預—福利國家”的改革模式。如果說，對政府的懷疑是自由主義的根本精神，它強調人類的自然狀態，因而強調市場的自由調節，那么，羅斯福的實踐則在不違背自由主義根本精神的基礎上，擴大了政府干預的成分，這是一次創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羅斯福新政”這一改良了的資本主義可以稱之為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羅斯福新政”的改革是美國也是西方世界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個重大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幾乎整個歐美世界都在學習“新政”，西方資本主義各國紛紛采用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和措施，“凱恩斯時代”取代了自由放任時代。
    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球擴張
    1、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及其向全球的擴張
    對于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期的資本主義改革，以奧地利經濟學家馮·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行了頑強的抵抗。1936年美國政治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為自由主義辯護的著作《良好社會原則的探究》是自由主義思想發展中的重要代表作。1938年哈耶克、米塞斯等26位學者在巴黎召開了以“自由主義的危機”為主題的李普曼著作討論會，并在這次集會上產生了建立這一派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組織的想法。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對國家干預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展開了猛烈的抨擊。這部著作被視為是新自由主義的憲章，其矛頭直接針對英國工黨。哈耶克在書中認為，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盡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必然會導致與德國納粹相同的災難：現代奴役制。1947年4月，以哈耶克為首成立了佩勒蘭山學會。佩勒蘭山學會的宗旨，一方面是要反對凱恩斯學說及二戰后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福利政策；另一方面是為創建一種強硬的和不受任何約束的資本主義模式奠定理論基礎。新自由主義派聲稱，國家干預經濟和調節分配的做法必將壓制公民的自由和扼殺人們的積極性。他們認為，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不但不是壞現象反而有利于刺激經濟增長。但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正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新自由主義派提出的關于國家控制市場可能出現危險的警告得不到各國政要的響應。在此后長達20年的時期內，新自由主義派的觀點始終未被西方國家統治集團所接受。
    從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開始，西方國家經濟在經歷了二戰后的繁榮后逐漸走向停滯與衰退。1974年的“石油危機”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卷入經濟衰退的漩渦，形成了西方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失業與通貨膨脹并發的經濟“滯脹”，這種現象嚴重動搖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的統治地位。在這種背景下，西方經濟學的其他流派紛紛對主流經濟學派進行抨擊和責難。其中，以對抗凱恩斯主義而出現的三個主要派別是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這三者被統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認為通過市場供求作用的自動調節能夠達到充分就業均衡，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信賴市場的自由放任可以達到經濟均衡的發展，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斷言國家的過度干預是危機的根源。1979年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1980年里根當選美國總統，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上升為主流經濟政策取向、英美新保守主義政府上臺之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學說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從而引發西方世界20余年歷久不衰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推動了20世紀8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反滯脹的改革。這一改革涉及到了宏觀調控政策的調整，其中包括：實施貨幣主義的反通貨膨脹政策；緊縮的財政政策，壓縮福利開支，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即把國有企業私有化；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如從重點刺激需求轉為重點刺激供給等等。盡管1991年發生的新一輪經濟衰退給予新自由主義一個沉重打擊，但是蘇東劇變、西方國家在冷戰中的“勝利”給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歐國家的一些中左翼政府也相繼對新自由主義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所謂“第三條道路”實質上是社會民主主義向新自由主義方向的大幅度政策調整和理論轉向。東歐推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新自由主義的鼻祖走得更遠。同時，拉美成了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至此，佩勒蘭山學會的思想在經合組織國家取得了全面勝利，并最終確立了其霸主地位。
    2、新自由主義興起和走強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當代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徹底拋棄國家干預主義的理論成果。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喜歡的凱恩斯固然主張加強國家干預，受保守主義者歡迎的“市場先生”弗里德曼也并沒有回到早期的自由放任主義，也不是一般地拒絕政府宏觀調控經濟政策的作用。兩者之間的差異僅僅在于，前者強調國家干預第一主義，后者重視市場力量，強調政府作用的限度，強調市場與政府間的正確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新自由主義”對現實經濟政治過程的認識，并不是從凱恩斯主義后退，而是從那里前進。他們開始弄清了市場失敗與政府失敗的真正關系，把握了市場與政府結合的正確方式。他們認識到，市場自由化不等于自由放任主義。他們在努力保護市場自由化的同時，強調政府宏觀政策的作用和對市場的有效監督和約束機制，力圖以一種有序的市場制度來彌補市場的缺陷和克服政府的失敗，發揮市場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社會經濟功能。也就是說，在市場效率不能到達的地方，政府必須發揮其不可替代的社會經濟功能。因此，只要不含偏見的人都能看到，當代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在20世紀發展史上的一次成功的變革，不能簡單地將之歸結為對傳統自由放任主義的復歸。由于當代新自由主義敢于直面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問題，努力探索變革之路，所以取得了實踐中的勝利。它不僅結束了20世紀70年代西方深重的經濟危機，而且在治理凱恩斯主義的后果、幫助發達國家重新走出困境的同時，推動西方現代化走出工業化階段，進入新一輪以網絡信息產業革命為特征的后現代化、全球化路程。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20世紀末的興起和走強決非偶然，而是具有多種深刻而復雜的原因的。一是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減輕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感。國家干預主義的產生，部分地是因為恐懼社會主義而做出的一種反應。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社會主義威脅力量減退，特別是當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后，從國際和國內來講，國家干預主義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二是資本主義社會較長時期沒有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人們已經遺忘了類似1929—1933年那樣的大規模經濟危機帶來的嚴重沖擊，這就降低了人們對國家干預主義的需要。三是凱恩斯主義理論存在著內在缺陷。凱恩斯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夠，為此必須由國家進行“需求管理”。雖然在理論上凱恩斯主義強調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交替使用，但在實行中卻是以擴張為主。長期擴張的結果，推遲了眼前生產過剩的危機，卻造成以滯脹為特征的經濟危機。在滯脹面前，凱恩斯主義政策失去了有效性。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當政策出現問題的時候，其理論的危機也就到來了。四是新自由主義滿足了資本向全世界擴張的內在需要。新科技革命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全球化。主張國家職能最小化、市場作用最大化和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正是適應壟斷資本打破國內福利國家體制束縛、國外民族國家疆界和國家主權等障礙的需要，而一躍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蔓延是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擴張的理論表現，同時又是資本主義從國家壟斷走向國際壟斷的思想基礎。
    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功能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功能，在于為制定和施行符合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要求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論的依據和形成輿論環境，以便資產階級更有效地組織和管理好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在內的整個社會生活，安定社會人心，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具體地講，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功能主要有3個方面。
    1、調節西方社會政治觀念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政治觀念的調節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正面排斥其他意識形態，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不僅作為一種政治運動、一種社會制度，而且也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相抗衡，使資本主義轉為守勢時，新自由主義就提出“非意識形態化”， 把“非意識形態化”作為處于守勢時的一種策略和意識形態宣傳；以非意識形態化為名，適應資產階級官方意識形態“和平演變”社會主義的戰略需要，維護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和壟斷資本的統治。另一方面當西方政治勢力處于優勢時，直接強化對馬克思主義的排斥，直截了當地主張反共意識。
    2、維護西方社會政治制度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政治制度的維護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為西方政治制度辯護。他們主張三管齊下：第一，盡一切可能宣傳資本主義的個人自由、民主、人權等基本社會價值觀念，宣揚資本主義優越性；第二，利用現代資本主義商業文化，穩定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演變社會主義制度；第三，尋找一切機會歪曲和丑化社會主義制度，其中也包括利用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失誤來詆毀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這種意識形態的斗爭不能局限于西方的范圍，其進攻的目標和主戰場都應在社會主義國家之內。
    另一方面是主張通過實行溫和的改革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當然變革只能針對制度的非本質方面，而不能觸及本質，不能違反原則。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變革觀，影響甚至是指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實踐，發揮了實際的政治功能。新自由主義強調對傳統資本主義的復歸和對固有價值的重新肯定，實行保守改革，從而給陷入困境的資本主義帶來了生機和活力。新自由主義政策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如20世紀80年代中美國歷屆共和黨政府都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避免使用激進的改革，重新肯定了資本主義的一些傳統做法，實際上是采用了溫和的、漸進的改良代替了對資本主義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結果這種溫和的改革穩定了資本主義并使其有所發展。
    3、欺騙和控制發展中國家
    埃及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認為新自由主義建立在兩個相互聯系的原則之上：一是金融的邏輯控制社會的一切；二是給市場以最大的自由。推行這兩個原則是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這種什么都由市場來控制的經濟邏輯，實質上表現了資本要控制一切的傾向。因此，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是建立在階級原則之上的，是為謀求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最大利益服務的。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后殖民時代向發展中國家灌輸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意在促使發展中國家實行“門戶開放”的政策，以便發達國家可以不費一槍一彈就將西方文化和商品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發展中國家，同時又將大量財富運回本國。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講得很清楚：“某些人把這種不斷增加的國際相互依賴視為對我們國家和我們作為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威脅，但事實幾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響不斷加強的正是美國的價值觀——自由、自決和市場經濟。從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中獲益最多的正是美國公司。當世界其他國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國工人制造的美國商品。從克林頓的話語中，可以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推進全球化的初始目的在于從不發達國家獲取超額利潤，并占領其市場。它一方面是為了侵蝕和瓦解以傳統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舊秩序”，另一方面又在強化一種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世界新秩序”。
    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以后，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向發展中國家大肆宣傳和灌輸新自由主義以達到欺騙和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目的。新自由主義鼓吹“國家作用的弱化”，但是，在發達國家中國家的作用并沒有“弱化”，而是仍在對經濟進行干預。西方國家自身貿易保護主義加強，卻常常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萬能”的神話迫使發展中國家放棄其經濟保護和限制措施，使經濟轉變為自由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要求發展中國家盡可能地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同時讓渡主權給由發達國家占支配地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它貌似推行市場自由化——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國家經濟，而實質上是圖謀由最強國家擔負起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的任務，阻止弱國擁有保護自己市場的機制和手段，保證其企業對弱國市場行使霸權。所謂“市場決定論”，有意掩蓋了壟斷資本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支配世界市場的這個本質。很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拉美國家“虔誠和認真地弱化國家”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進攻使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價值觀念等意識形態上失去了正確的方向，許多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引下，完全“西化”，取締了原有的符合本國國情的意識形態，使這些國家付出巨大的經濟和政治代價，導致經濟惡化，勞動者利益受損，政府頻繁更迭，國家和地區政治動蕩。
    從本質上看，新自由主義思潮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根本利益的意識形態，是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新自由主義中也確有一些反映市場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內容，一些可行的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等，且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研究還表現出相當的深刻性。它的一些政策主張的確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決市場經濟問題提供了進一步思考的線索。因此，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看待新自由主義思潮，既要認清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又要善于吸收和借鑒其中的科學、合理的成分。
   （摘自2004年第3期《河南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