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現實中的長征精神已經更實際了，這沒有錯，對于已經成功的東西難道不應該尊奉嗎？對于前人取得的勝利難道不應該為當今的事業服務嗎？何況這是舉世矚目的歷史，豈有不贊不歌不為我所用之理？所以無論怎樣地拔高都不為過，無論怎樣地聯系現實都不為錯。這種頌揚沒有飽和的位置，這種古為今用沒有結束的時間。
可若經常地、長久地、不斷地、重復地這樣“與時俱進”、“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地宣傳，將極有可能掩蓋長征精神的最本質的層面，丟掉長征精神的最基礎的東西，喪失長征精神的最根本的內核。這樣下去，就會忘掉以往那個年代過去的一切，那么，距離背叛那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背離那時人民擁戴的政黨也就已經不遠了。
翻開歷史，那個年代的長征將士的回憶，可以發現：為什么在那么艱難卓絕的惡劣環境之下，紅軍能夠堅持下來并發展壯大呢？領導層面的路線、策略固然重要，但其中更有這么重要的一條：官兵平等、民主，并且所有的紅軍官兵都有一個平等的理想，一個實現“人人平等，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民主社會的理想。這就是動力，就是精神，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精神動力。
因為紅軍不同于當時的任何舊式軍隊，它的平等民主使當時的士官們都感到溫暖，感到貼心，感到依靠。那些從未接受過文字教育的士兵們，初識馬克思主義就是從身邊的氛圍開始的。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最樸素的認識，就是要實現，如同他們身旁的民主平等一樣的社會。為之，他們奮斗、吃苦、犧牲，都義無反顧。這，難道不就是紅軍及長征精神的根基嗎？
正是由于有了這種精神，紅軍才能在正確路線的指引上走出長征的困境，走到長征的勝利，并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走向拯救民族危亡的八路軍，走向推翻獨裁、腐敗、黑暗政府的解放軍，走向令現代化的最強軍事實力的“聯合國軍”為之膽寒的志愿軍。可以說，沒有這種精神，就沒有紅軍，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共產黨的軍隊，就沒有共產黨的政權。
可如今，工人下崗，民工薪薄，共產黨的執政官員們卻在長資增貼，圈地賣業，這還是那個“解救窮苦人”，“追求人人平等”，“實現民主社會”理想的共產黨嗎？不是了！如今考慮的已經是“如何保持共產黨員首先富裕的先進性”，“如何鞏固共產黨執政的長治久安”，“如何考慮共產黨行政的謀劃策略”，“如何加強共產黨應對突發事件的管理”，……。如今思慮的已是怎樣將國家權威做大做強，怎樣在國際舞臺上有斡旋之地，怎樣循富國的“游戲規則”做個強國，……。為此，成員們憑借共產黨的領導身份首先富裕起來，依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大量出賣廉價的勞動力，托信前輩的管理威望讓普通百姓付出改革的成本，……。那么，這樣的共產黨還是那個長征精神所激勵的共產黨嗎？這樣的共產黨還是那個先烈為之浴血的共產黨嗎？這樣的共產黨還是那個革命前輩所構思理想的共產黨嗎？
事實上，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早已不是革命戰爭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共產黨就有了國家這么個大資本，有了政權這么個大家當，有了所有權這么個大資產。可是，從窮人、苦人開始，拚死打天下的革命前輩們，始終對這一大攤子不放心，他們朝思暮想、魂牽夢繞怎樣“守天下”，怎樣不被杜勒斯不幸言中。他們開始延續供給制，但很快就被自然地或被動地淘汰了；他們更多地關注底層群眾的生活，但還是有三年苦難；他們努力提高底層勞動者的政治地位，但還是常常弄巧成拙；毛澤東更是思維大膽、魄力雄闊，圖謀以簡單的“造反有理”來維持窮人的政權，結果已如歷史所驗證。
因為，根深蒂固的傳統和習以為常的思維，使我們的前輩們一直將平等誤會為平均。所以，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同時，不允許其它經濟成份的存在；在倡導集體主義精神的同時，大力批判個人英雄主義；在鼓勵分配均勻概念的同時，強調絕對平均的“大鍋飯”；……。事實證明，它并沒有使窮人獲得真正的解放，并沒有使整個社會快速地增長生產力。
然隨之而來的革新卻使窮人瞠目結舌，執政者們迅速地調整方向，各項政策、措施更多更快地向富人傾斜，共產黨的執政者們也急速地邁向“富人俱樂部”。不富裕的共產黨員就不是優秀的黨員，優秀的黨員不能不富裕，黨員領導更應該是富裕的先鋒，富裕也是入黨資格的潛在依據。這種富人的共產黨、富人的政權、富人的國家還是前輩們傳承下來的中國共產黨嗎？還是先烈們浴血期望的人民做主的政權嗎？還是革命老戰士們為之奮斗終身的社會主義國家嗎？
中國，多災多難，歷盡磨礪，在經歷了左和右的搖擺，在歷練了窮人為主和富人為尊的社會階段，應該想一想：中國應該向哪處去？革命先烈的平等理念究竟是什么？
在中國，不！在其它國家也一樣，國家中的百姓是由各民族各階層的人民所組成的，作為一個為民的共和政權理應是為各階層的人群所服務的，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它不僅要解放自己，還要解放全人類，當然也包括富人和窮人。由此可見，作為已經奪取了政權的共產黨，它已完全不同于以往革命戰爭時期的共產黨，不再是那個劫富濟貧、稱金平分的共產黨了。當然，它也不應該是投身于富人懷抱、擠身于富人行列的共產黨。這時的共產黨應該是引領各階層人民前行進步的政黨；應該是建立政權為各階層人民服務的政黨；應該是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共同富裕的政黨。這種平衡平等，不就是整個社會的公平！非此又是什么？所以說，紅軍長征的“平等理念”在當今社會就是“社會公平”。這才是長征的基本精神所在，這才是延續長征的精魂所在，這才是長征官兵的希望所在。
可見，平等不是平均。但前一時期，當平均的“大鍋飯”被破除，公平的、社會公平的理念卻并沒有建立起來，以致鼓勵不問手段的差異，允許不求過程的富裕，容忍誠實勤勞而致貧的出現，不就是將長征的平等的精神，將前輩和先烈浴血奮斗的理念，將“窮人獲解放、人人有飯吃”的長征精神徹底拋至腦后去了嗎？
是的，社會公平不是平均，而是一種平等，一種平等基礎上的公正。公正？公正何以實現？使絕大多數人都信服的公正機制究竟是什么？公正機構？法律？不！在封建社會也有律法，那么它的律法體系就能代表或體現公正了嗎？“刑不上大夫”就是最好的注腳。就說“文革”期間，那時不也是存有法律嗎？即便是在當今的社會，權大于法、有法不依、漠視法律、……，不是舉目皆是？
可見，作為社會規矩的法律還得聽命于上層建筑的頂尖層次——政治體制。政治體制如何，除了決定了社會的政治氛圍；經濟的“游戲規則”；文藝的價值取向；思想的禁錮自由；科技的爭鳴進步；……以外，還規范、制約、定性了法律的條件、功效、范圍。不是嘛，封建獨裁時，帝王腳一伸就是一尺，這就是法；集團壟斷時，集團的意志勢必治理一切，包括法律，例如文革，例如六四。
不可否認，經過長征的革命前輩精英們，他們曾經長期地細致地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不是有篇著名的“黃炎培和毛澤東60年前有關歷史周期率的對話”嗎？所以，開國之初，他們就選擇了具有民主形式的“人民共和制度”。在這種“人民共和”之下，人民的權力當然高于一切，而“共和”的政治參與的運作方式必然會更多地、普遍地、經常地帶來正直、正義和清明。公眾的正義和正直，這不就是公正嗎？
然而，經過這么幾十年，怎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極少看見社會公正的真實體現呢？不是知識分子被壓抑得變成“臭老九”，就是民工被盤剝得連微薄的薪金都討要不成。這是為什么？因為高于一切的人民權力還得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共和的選舉方式還要附加上“忠于黨”的前提——注意！這里是指“黨”，而不是指無產階級，不是指馬克思主義，不是指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人民共和”的制度在現實中是由共產黨具體代理著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代表著人民的，是在替代人民在執行著“人民共和”的國家制度。就這么一個“代表”，就可以指使人大以一致舉手通過的方式，服從黨的集團意志；就這么一個“代理”，就可以驅使“人民共和”借中央方針政策的貫徹，忠實黨的集團思想；就這么一個“替代”，就可以迫使國家憑管理權力的專政，爭取黨的集團利益；……。這，還是真正的“人民共和”的精神實質和宗旨嗎？在這種“代理”的“人民共和”的國家制度下，難道還會有真實意義上的公正嗎？在這類“代表人民”的旗幟和宣言中，難道還會有事實上的社會公平嗎？在這樣“替代”的“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后面，難道不是有許多在為自己謀取私利嗎？
由此可見，在真正的人民共和的國家體制下，才可能有公正！才可能產生公正的機制！才可能出現絕大多數中國人信奉的公正！在這種公正的前提之下，才可能出現真正的、客觀的、絕大多數人認可的社會公平；才可能出現不言和諧的和睦社會；才可能出現不揚崛起的“君子”大國。
那么，設計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才可能真正體現“人民共和”的國家制度的實現呢？具體地說，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如何真正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心，同時共產黨也不會脫離對國家的領導作用？共和選舉的方式如何真正成為民眾意愿的真實表達，同時又不會出現混亂的、無政府的局面？那就是共產黨的組織形式由單數改變為復數，“人民共和”的國家體制中實行社會主義兩黨制的政治機制。
嗚，這不是五七右派的“取消黨的領導”的翻版嗎？不！黨的領導究竟是什么？社會主義兩黨制究竟是什么？它對黨的建設和發展有什么作用？這些在《光明在前》中都有明白清晰的分析和闡述，本文只是在長征前輩們所期望的“一個平等的社會”、“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公正的社會”方面，也就是長征的最原始的精神層面，來說明社會主義兩黨制對中國長征的延續和進步。
可以說，沒有官兵平等，不存在長征；沒有社會公平，不存在社會主義的新長征；沒有平等社會的理想和信念，不可能有長征；沒有實現社會公平、公正的理念和決心，就只有腐敗和黑暗，是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只有獨裁和專制，是不會有長征的勝利和往后的發展壯大；沒有社會主義兩黨制，只有專執政治權勢的一黨制，是不會有社會全體各階層人民的真正解放。
兩黨制！社會主義兩黨制！談何容易，它是何其艱難。因為黨的集中統一的認識已是根深蒂固；因為黨的凝聚團結的概念已是徹骨透心；因為分裂分組黨的宣傳已是大逆不道；因為不問條件將國家統一推演到政黨統一的傳統思維方式已經約定俗成；因為……。如果說，革命的前輩們由于時代的局限，由于情感的不舍，由于理論的欠缺，沒有實現真實的“人民共和”的話。那么，他們的后來者，難道不會由于權勢的得失、利益的糾纏、榮辱的牽掛，更是在感覺上進行排斥，在理智上進行拒絕，在思想上進行清除嗎？
可想而知，這是何等的艱難。于是乎，選擇逃避應該是很自然的。政治體制改革被幾代革命家們束之高閣，他們只愿實行政治風險相對較小的經濟改革。可政治問題是躲避不掉的，僅發展經濟而不問政治，肯定會引發許多災難；僅發展生產力而不建設適宜的生產關系，勢必會危機四伏；僅構筑經濟基礎而不改變陳腐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也會崩裂坍塌的。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可面對眾多的問題，現代派的革命家們更信奉“學識”、“理論”；更迷戀“西方”、“海外”；更相信“專家”、“學者”；更依托“謀略”、“技巧”；更注重“措施”、“辦法”；更習慣“政策”、“宣講”；……。是的，三韜六略確實很重要，但所謂的“士氣”不是更基本嗎？假若說老一輩革命家鑒于他們長期的威望和感情，尚可憑借“口號”鼓動民心的話，經過數次錯誤的政治運動，經過“為改革發展作出犧牲”的民眾（包括官員、黨員）還會聽信共產黨的說教嗎？
一個政黨，如果失去“政治誠信”，它的政策、措施、方針、辦法、等等，都是無法貫徹執行的，更是無能落實成真的。一個社會，沒有誠信，怎能發展進步？一個政黨，沒有政治誠信，何以為政黨？一個誠信的社會，首先就是從執政黨的“政治誠信”開始的。這也即是對待貪腐，為什么一個措施接一個機構尚且“前貪后繼”，以致百姓退縮、社會麻木、政黨默認的根本原因。對待“和諧”，今后的事實也將證明：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再多的措施也是無能為力的，最終也是一事無成。
共產黨沒有“政治誠信”？不是嗎？遠的不說，就說讓工人、農民為改革開放作出犧牲吧，那么，作為領導改革開放的共產黨的黨員們即使不能做到后天下之富而富，總也不該先天下之富而富吧。
中國共產黨的“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可是，它卻在中華大地上有著最廣泛最威重的、最大最高的權勢。在當今世上，沒有哪個組織、哪個團體、哪個國家只有權勢沒有權益，只認可自己有執政專屬權不承認自己有利益，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哦，共產黨是人民的政黨，它建立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那么，它為什么就不能為了人民的權利而實現兩黨制呢？它為什么就不能為了人民的利益而預行兩黨制呢？最起碼，它應該為了“人民共和”而允許討論爭辯社會主義兩黨制，不要用“不健康”來拒絕和搪塞。
長征勝利70周年了，同時又是孫中山先生誕辰的140周年。追懷革命的先行者、共和的首倡者、中華的國父，他一世的憂心是什么？是“民”！他一生的努力是什么？是“國”！他不朽的魂魄是什么？是“天下為公”！
現代的革命家們，你們領導的共產黨還是長征延續下來的共產黨？還是遵循中山之魂的共產黨？是那個“窮人”的共產黨？還是那個堅持“共和”的共產黨？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當政的領袖們，革命的老戰士們，先烈的后輩們，支持過共產黨的百姓們，請你們看一看，想一想。難道社會主義兩黨制不就是長征將士的平等理想得以延續的可靠保證；難道社會主義兩黨制不就是中山精神的“天下為公”得以持續的現實體現；難道社會主義兩黨制不就是“人民共和”的國家體制得以完善鞏固的最根本的基石。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200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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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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