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將會保持較為連續和穩定的增長，決定了中國的人力資源供給將在總量上長時間處于“供過于求”狀態，這是中國就業現狀和未來走勢的最基本的特征，而不是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認為的：“總量問題在任何國家都不是問題，因為你沒有什么道理說這一個國家一定要有一批閑置出來的勞動力。”（1）。總量的過剩將決定一個事實：結構無論怎么好，無論怎么合理，都不能改變總量過大的局面，這就好象人吃飯，無論營養結構如何合理，搭配如何準確，如果暴飲暴食，食物超過人對飲食的消化能力，必然對人的健康產生不利影響。
“據專家預測，按照目前人口政策，中國人口規模大約在2045年時實現極大值，峰值人口約為15.34億；然后人口進入負增長，人口規模略有減少；在21世紀80年代實現相對靜止人口，并在15億的規模上趨于穩定。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從1990年的7.55億迅速增加，在2025年達到極大值10.13億，其間的年均增長率為0.84%，比同期的總人口年均增長率高0.06個百分點。之后，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略有縮小，2070年為最小值8.98億，然后回升到9.0至9.2億并一直保持。
預計，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將持續整個世紀。按最嚴格的勞動力統計標準計，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也要持續30余年，其中最嚴重的時間是2000-2005年，過剩勞動力達1.54億，年均剩余3,000余萬人。我國農村人口數量大、比重高的狀況不會扭轉。農村勞動力供過于求的狀態將持續到下世紀,農村就業將面臨嚴峻的形勢，并成為我國最大的就業壓力。在2020年前我國農村人口將保持在8億人以上，其中在2001至2005年達到峰值，為8.73億人。只有到了2030年以后，農村人口比重才會低于城鎮人口比重。”（2）
有人把失業問題歸因于計劃經濟，認為：“我國在幾十年的經濟建設中,出于種種考慮,采取的是‘低工資、高就業’的方針,使企業內部富余人員長期積累下來,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這一矛盾被‘大鍋飯’掩蓋了。……過去長期以來一直維持著的‘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現象就再也不可能維持下去了,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就在一個較短時間內迅速暴露和釋放出來。”這一說法倒置了因果關系。
就業的矛盾不是因為實行計劃經濟積累下來的，而是人口自身發展規律造成的：
首先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發展的條件。從歷史上看， “中國秦漢到隋唐之間，我國的人口規模通常在6000萬左右，南宋時期突破1億，原因就在于一項小小的農業技術傳播。即早稻，所謂占城稻從越南引入中國。于是，中國長江以南的水田開始形成了兩熟制，甚至三熟制。這樣形成兩大效應，一是人口規模擴大，因為原來比如5畝土地養活1人，而現在2.5畝就可以養活1個人了。隨著單位畝產的提高，復種指數的增加，南方的人口開始超過北方。第二個效應是由于稻田的價值增高，引起了對長江流域江流湖泊的圍墾。我們湖北、河南等地一些大的湖、堰的圍墾，基本上是從南宋開始的。還有梯田上崗大概也從南宋開始，這樣又引起人口的大量增長。南宋人口突破1億，元代人口稍有降低，明清時期又上升到1億以上。”（3）
其次，人口自身具有剛性，就是說一個人生下來后將在一個百年的時間尺度內生存下來，因此人口總量在短時間內不可自由調節；
再次，中國人崇尚多子多福，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生育成本低，較長時期以來，在較大的人口基數上，中國的人口增長比較快，即使政府采取相應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下，許多人采取許多辦法隱瞞超生。
面對人滿之患，在不能或尚未找到根本解決的途徑的情況下，是任其泛濫，還是采取辦法緩解矛盾呢？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采取了“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辦法。這就如同在河流上建造水庫，我們應該質疑洪水呢，還是應該質疑水庫呢？目前，企業減員分流的政策如同“開閘放水”，在下游造成了失業就如同“洪澇災害”，結論顯而易見，洪澇顯然不是水庫造成的，而與上游來水與開閘的時機有關。也就是說，失業不是計劃經濟造成的，真正的原因在于人口總量和 “減員增效”所采取的不適當的時機，相反，計劃經濟體制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提供了巨大的緩沖，爭取了時間。
從降低人力資源供給角度，有人分析，中國勞動參與率過高是造成失業的重要原因。如有學者認為：“我國的勞動參與率，1952年僅為36.1%，以后不斷提高，到1993年已超過56%，1998年達到56.8%。這不僅高于發展中國家，如印度1993年勞動參與率為43%，而且也高于發達國家，如美國1990年勞動參與率為40.2%。同時，我國又有12.6億之多的人口。最多的人口加上最高的勞動參與率，為我國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供給。如果勞動參與率按56%計算，12.6億人口可提供的勞動力數量約為7.1億。”（4）
鐘朋榮《誰為中國人造飯碗？》一書提出：“中國女性就業過度”。而有政協委員王賢才曾經倡議：“鼓勵已婚女職工退出工作崗位，返回家中相夫教子、操持家政。”（5）這一觀點不失為一種視角，但是無論性別或其它情況，人與人具有同樣的社會參與能力和義務，社會發展離不開人們的廣泛參與，包括女性，社會不可以為了降低“失業率”而忽視一些重要群體的社會參與需要、自我實現需要，比如女性群體、殘疾人群體、老年人群體等等。有的國家的勞動參與率低在客觀上固然緩解了就業矛盾，但需要區別對待，如果忽視群體價值來掩蓋失業不能說是人道和公正的，我國無須與這些國家進行簡單對比或“接軌”。
“從國際比較來看，就是15歲到19歲人口來看，中國的就業參與率過高，如果我們跟日本和東亞一些國家相比的話。這個數據表明就是1997年，大約是占62％，如果大學擴招包括高中能夠普及的話，這個比例如果提高到90％的話，第一可以延緩他們進入勞動力隊伍，第二，實際上來講，可以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能力。”（6）顯然，這是近幾年中國教育界擴大高校招生的背景。
教育可以部分地改變人力資源與就業機會的“供求錯位”——經濟學所稱的“摩擦性失業”，即人力資源提供的勞動能力不適應社會客觀發展需要的失業現象。教育可以通過調整教育內容使得更多的人在短時間內適應一些崗位的需要，做到人盡其才。但是由于教育內容的調整與社會的接駁有“時滯”現象，那么要改變供求錯位還是有一定困難。
教育可以提高就業的適應性是肯定的，但是，其中有必要注意的問題是，高等教育成為就業的“蓄水池”以后，有“教育過度”的傾向。從社會結構看，處于高層的就業崗位總是比較少的，中間和基層就業機會更多，就業層次越高，競爭越激烈是無庸質疑的。如果社會大量培養高層次人才，勢必會造成社會高層就業機會規模小與人力資源過度提供之間的新矛盾。大量研究生畢業生畢業后，會競爭較少的高層次就業崗位，大量的人員不能就業，造成更大的供需層次性的矛盾，形成教育資源浪費現象。因此，教育投資在短期內、微觀可能對某些人群是適用的，但對宏觀的意義上衡量還是值得慎重考慮的。
地區和職業的門檻也會形成一些就業的壁壘影響到地區和部分職業的失業，形成地區和產業性的“摩擦性失業”，比如城市對農民就業設置門檻如戶口、學歷、職稱、子女教育等等限制，會導致城市與鄉村的二元經濟結構不能整合，農業和農村的過剩人口難以進入新的就業崗位。
但調節摩擦性失業尚不是中國目前的主要矛盾。問題的關鍵在于產業結構和技術發展能不能吸收如此巨大的勞動力供給。胡鞍鋼認為：“我國經濟增長正經歷迅速的‘資本深化’過程，特別是國有工業企業資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僅不吸收新增勞動力，還要不斷排斥大量富余人員，‘八五’期間，我國出現前所未有的高經濟增長和高投資增長，但沒有帶動相應的、較高的就業增長，就業增長彈性系數達到歷史最低點。”（7）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實際上呈現資本排斥勞動力的趨勢。
從下列統計可以讀出，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整體勞動生產率一直呈較快增長，增長了20倍；其中第一產業增長了16.33倍，第二產業增長15.94倍，第三產業增長速度較慢，達到10.47倍。這說明，第一、二產業生產率的增長迅速，減少了勞動力的使用，但第三產業也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影響了對勞動力的吸納。2004年的建筑業勞動生產率是1997年的1.72倍，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同步，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了1.96倍，第三產業達到1.49倍。而同期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大大提高了，2004達到了51.5%，而在1985年還僅是20.2%。這些數字足以支持“資本深化”過程的判斷，也支持我們對社會發展中資本和技術作用不斷加強，而人力資源地位下降的直覺。
社會勞動生產率（元/人）
年份 1978 1985 1990 1995 1997 1999 2000 2004
全社會 911 1797 2902 8606 10743 11604 12566 18295
第一產業 354 817 1306 3381 4022 4088 3995 5784
第二產業 2752 3711 5652 18261 22292 24896 28414 43875
第三產業 1863 3061 4915 10651 13079 14239 15181 19509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比例 (％)
年份 1985 1989 1990 1995 1997 2001 2004
比例 20.2 26.1 24.4 34.2 33.4 38.8 51.5
建筑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元／人)
年份 1997 2004
勞動生產率 12089 20817
從建筑施工機械的大量使用，到無線通訊、互聯網的應用，從各種行業應用軟件的使用，到空中航運的發展，社會的各行業都無不表現中國的技術進步步伐的加快和人力資源的節省。勞動生產率高提高可以降低人力資源成本，提高競爭力，但同時，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時降低單位產品的工作時間，也就減少了工作機會。這個趨勢應該說是全社會性的，第三產業同樣具有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的要求。超市采用開架銷售以取代柜臺銷售極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而在公共交通業，采用無人售票方式也減少了大量售票員崗位。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出技術進步會停止的跡象，以使勞動生產率保持目前的規模維持目前的就業規模，相反，這個趨勢會加快。社會會用更少的時間、更少的成本，生產更多的產品。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在保持較大規模的同時，產業吸收能力會降低。
應該指出，技術進步和資本深化與產業結構轉變和經濟體制的相關性不大，任何經濟體制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是必然的要求。從人類史角度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生產力發展的標志，為人類的自由全面健康的發展創造了物質和精神的條件，也為經濟制度的發展提供推力。 但是容易被人們忽視的是，我們在勞動生產率和就業率之間，在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目前情況表明，我們更偏好于經濟總量的增長，未能使就業隨之同步增長。我國投資將更多地集中于保證農業、水利、能源、交通、通訊和支柱產業以及科技、教育、國防、住房等方面的重點建設項目，而這些項目一般都是投資大、用人少、見效快的行業和產業。
這里就必須指出學界尚未高度重視的現象就是“八小時工作制的剛性”。
在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條件下，社會產品所需的工作時間總量實際是下降的，但是在八小時或更長的工作時間制度下，工作時間總量下降必然導致就業機會減少。例如：
如果一件產品需要工作時間總量為56小時，按每人每天8小時，需要7人工作可以完成：
56小時÷8小時／人天 = 7人
如果效率提高，該產品只需48小時，那么只需6人即可完成，勢必有一人失去工作。
48小時÷8小時/人天 = 6人
為什么？因為“八小時工作制”沒有改變。
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的要素都是浮動的、可調的，但是工作日卻始終不能實現浮動，成為影響就業的重要因素。
如果人力資源供給時間縮短，每人每天工作時間減為6小時，那么：48小時÷6小時/人天 = 8人。我們可以增加就業機會。
當然這與資本的本性相悖。資本為了剝削更多剩余價值必然趨向于用同樣的工資，延長工作時間，降低單位時間成本，提高產品的競爭力。這樣的趨勢是以勞動者的身心健康為代價的。工作時間延長就剝奪了休閑時間，降低了相對工資，無償占有了大量的剩余價值；從社會的角度看，削弱了購買力，減少了就業機會，積累了經濟危機的風險。
因此，許多人把目光投向私營企業，希望私營企業能吸納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和社會過剩人口。這一觀點在短期內是適用的，但不具備長期的現實性。私營企業可以吸收過剩勞動力中的一部分，但對于確保人人就業，徹底改變失業狀況不具備內在的動力。私營企業出于資本的本性，不會增加就業。相反，私營部門的增加會加速20：80社會的形成。
注釋（網上參考文獻）：
1、記者熊建：《就業難題關鍵在結構不在總量 失業原因中國都占全》，2006/11/01 來自: http://www.cpirc.org.cn/news/rkxw_gn_detail.asp?id=7515
2、 賀丹：中國未來人口發展趨勢對勞動就業的影響(摘要），中國人口網，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159
3、 高勇（音）：中國人口增長的一點歷史資料，http://gaoyong.blogbus.com/logs/2004/02/104941.html）
4、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報告（2002年第十期），2002年10月25日
5、 女性回家代表社會進步? 2002年11月22日14:49:45 中青在線7、 胡鞍鋼 ：改革與發展呼喚“新政”——中國的失業問題與就業戰略，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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