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此之時，國內有新法家出，聲稱中國祖于黃帝的法家之術，優(yōu)于西法，可為治世之良方。新法家之出世，與新儒家頗有不同。當代儒家如康曉光，是從現實危機出發(fā)，遍覓良方，最后歸于儒家。今之新法家，則大多從崇尚古賢出發(fā)，極力尋覓、論證中優(yōu)西劣。其于現實的生疏，與時代的隔膜，對想象對手西方社會及西學了解的片面，令人咋舌。
觀其學說、主張，新法家之謬，大致有三：
一，到哪里去尋“法君”？
新法家的全部制、術設計，都依托于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依法而治的法君。此人須六親不認、寵辱不驚，一切行為只遵循已頒之法，無人我、親疏之別。且不說此一假設在道德、人性方面的困難，如此“法君”，意味著其權力基礎不能依托于任何一種具體力量的支持，也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足以對其統(tǒng)治地位構成有力挑戰(zhàn)。這樣，他才用不著與任何群體發(fā)生利益交換，才能在制訂、執(zhí)行法律上一視同仁。要建立這樣一種權力，不是君權神授，就須本人成神，就象毛澤東。
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任何權力都需要籠絡支持，誰也做不到不偏不私。茍有法君在，法不必苛如秦律，只要象臺灣對待陳水扁、馬英九那樣，恐怕當今各級政府就都要“舊貌換新顏”。這種殺伐果決，唯毛澤東能為之。毛倒確實曾有意成為“法君”，但即使以毛之威望，也差點被人掀翻在地，況乎他人哉？
法君權力的另一來源是民選，民選確實有可能使執(zhí)政者超然于具體的群體利益之上，成為全社會整體利益的代表，在全體國人中普行法治。但一旦引入民選程序，法制必然發(fā)生系列變化。到那時，法治即已非法家之治，而是憲政民主了。
二，傾天下之力為一人
法家的一切設定都圍繞法君，唯一目標是怎么幫助法君治世。自韓非子以來，將復雜問題簡單化是法家思維的基本特征；歸萬千于一，則是法家治術的基本思路。全社會只能有一個目標，所有人都必須服務于一個方向。所以法家認為“連坐”理所當然，國民對違法行為的監(jiān)督并非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責任。
這種傾天下之力為一人的設計，在物質條件匱乏、人身依附及等級關系大量存在的先秦時代問題不大；在列國爭雄的背景下，還有著集中資源與力量奪取戰(zhàn)爭勝利的好處。但秦之一統(tǒng)，二代即亡，說明秦制只在特定條件下具有優(yōu)越性。在思想多元、利益多元的當代，不同人有著不同的價值追求，怎么可能要求他們?yōu)榱朔ň闹问佬枰艞壠渌糠宜笕藗兎艞壍淖杂伞ⅹ毩ⅰ⒆饑溃鹊龋赡芮∏∈墙袢怂顬檎湟暤摹Ｔ谖镔|條件已大為改善的開放時代，法君不可能壟斷所有的利益資源，它所擁有的獎懲手段也不足以調動一切人的行為。
確實，如果存在名副其實的法君，人們?yōu)榱巳鐣睦孀餍奚膊皇橐环N“次差選擇”；在貪腐橫行的背景下，如果“連坐”不是向下、向左右而是向上，也不失為一種澄清吏治的問責之法。現實多缺陷，即使以法家之局限性，茍能嚴行于當世，于時局也不無小補。但這并不構成法家優(yōu)越性的證明。換了任何一家學說，如果能夠嚴格落實，都可能改善現狀。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的問題不在于無法，而在于其法不能自行，無人愿意真正落實。
三，重功利，輕仁義
自古以來，法家即嘲笑“腐儒”的教化之說，這是法家歸萬千于一的簡單化思路所致。仁義教化沒有儒家所說的那么玄乎，尤其在當代，由誰來教化？誰可教化誰？還真的不好說；但它也沒有法家所論之不堪。
一種社會現象的形成，其原因往往是復雜的，對之改善也應從多種途徑入手。僅靠八榮八恥建不成和諧社會，沒有榮恥觀的社會也絕不會是和諧社會。法家視功利為唯一價值，將獎懲作為驅動社會的唯一杠桿，這在特殊時期簡單而有奇效，但在大多數時候難免掛一而漏萬、捉襟見肘。
結語
往者西不如中，而今中不如西，再百年后，未必中國不會重占鰲頭；從中國文明傳承及現實經驗中，也未必不可孕育出引領未來潮流的新文明、新范式。但是，這一切只能待之于歷史的自發(fā)演進，待之于千年血脈的幸運。企望從故紙堆中覓得玄機，指引未來變幻，古今中外，從未之有。不如以開放的心態(tài)，求實的精神，踏實做好今天的事，積累起點滴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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