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領導層執政開始，
促成社會巨變
在改革的早期階段，領導層關注更多的是經濟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十四、十五大所確立的經濟路線大大推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高速經濟發展也促成了中國社會的巨變。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前，為了消化和容納經濟社會的變化，中共也力圖進行制度調整來適應現實的需要。但從總體上說，各種制度調整還是圍繞著如何更快地發展經濟。這些制度調適主要表現在承認民營企業的合法性、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和修改憲法來保障正當的私有財產。
無可置疑，自改革開放以來，各方面的經濟制度的改革要遠遠快于政治和社會制度方面的改革。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革方面的滯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國的總體制度越來越難以消化由經濟發展帶來的消極后果，尤其表現在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劇擴大和黨政官員的腐敗上。而諸如此類的消極面也是導致社會不和諧的主要因素。
沒有人會懷疑中國已經走上了市場經濟道路，也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扭轉這個發展大趨勢，但沒有人能確定中國社會在向什么方向發展。社會高度分化和斷裂，無論是富人和窮人都對社會現狀非常不滿。中國社會向何處去？這是多數中國人甚至是國際社會所關心的。新領導層也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概念的。
出臺親民政策
在十六大之后，很多政策，尤其是社會政策，是向社會的弱勢群體傾斜的。從前只講“親商”，現在在延續“親商”的同時加上了“親民”。從實行社會低保政策到近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各種政策從其目標來看是要建設和諧社會的。最近的一連串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出臺更是說明了這一點。
在黨的方面，中共中央頒布了5個人事制度改革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并不能說完全是新的，因為此前，很多規定早就在實行了。但同時系統地頒布這些文件，表明中共意在建立一個完整的吏治制度。
在政府方面，全國人大通過審議了20年而未能通過的《監督法》。這個法律的通過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之前未能通過，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對“黨大還是法大”問題的爭論?，F在《監督法》終于通過，“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應該有個明確的結論了。
很顯然，所有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出臺非常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有關吏治的5個文件直接針對的是黨政干部中間日益盛行的各種形式的腐敗行為。這5個文件的實施可以強化傳統“黨管干部”的原則。而《監督法》最直接的目標就是監督“一府兩院”(即政府、法院和檢察院)。這個法律的通過應當成為人民代表監督政府的起點。
有待制度創新
應當指出的是，所有這些法律和規章的通過，并不能等同于它們所針對的問題從此可以解決了。在實踐層面，法律和規章的實施要比它們的制定來得重要。而法律和規章的實施是中國面臨最困難的問題。這些法律和規章如何在實踐層面制約黨政干部的腐敗行為，提高人民對執政黨的信任度和滿意度，仍然是個未知數。
更應當認識到，這些制度化建設的努力在總體上還在于制度維持，而非制度創新。無論是法律還是黨的規定都是試圖從政權內部來消化和解決問題，強調的是體制內的權力制衡，即黨內各個部門間的制衡，和全國人大及其政府之間的制衡。
這些年來，盡管領導層已經出臺了很多有利于社會和諧的社會政策，但政策執行的力度大打折扣，利民政策甚至會走向反面。這些社會政策盡管受到社會成員的普遍歡迎，但社會力量并不能參與政治過程，社會力量不能轉化成為促成政策執行的政治力量。
建設和諧社會是當務之急。但是把一個已經是高度分化的社會建設稱為和諧社會并非容易，也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達成的。實際上，對很多人來說，和諧社會更多的是表現為一種期望，一種理想，一種需要追求的目標。要實現這個政治目標，意在體制維持的改革已經遠遠不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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