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張千帆，在“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網友進行在線談話，隨后“人民網”發了文字版，標題是：“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張千帆談‘憲法的生命與權威在于實施’”(http://live.people.com.cn/bbs/note.php?id=57121205101410_ctdzb_062)。談話涉及內容很多。在網友詢問我國憲法實施情況時，張千帆說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一共有四部憲法，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1978年憲法、1982年憲法，1975年憲法就變成一部文革憲法，根本就不算一部憲法，1978年憲法糾正了文革憲法的一些問題，但是還是受文革影響，一直到1982年很大程度上回到54年憲法，借鑒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框架再有所調整”(引文中黑體是我加的)。
這段話里“1975年憲法……根本就不算一部憲法”一句特別引人注目。尤其是在“不算”之前還加了用來徹底否定的“根本”二字。
這里首先的問題是，1975年憲法到底算不算一部憲法?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勢必涉及到之前1954年憲法的性質。
我們知道，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一方面反映和維護現存社會基本的生產關系、政治關系，另一方面提出國家未來的目標和任務，促進經濟基礎的發展。因此憲法有著鞏固現存經濟基礎促其發展或改變的作用。這個作用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強調的上層建筑決定于經濟基礎又對經濟基礎存在反作用的觀點。
1954年憲法制定時，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該憲法在敘述現存經濟基礎的決定因素——所有制關系時，在“序言”里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社會建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總綱”第五條里，明確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主要有下列各種：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注意這里的“資本家所有制”)。在第六條里明確指出，“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在第十條里指出，“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但同時明確了對“資本家所有制”的政策：“利用、限制和改造”：“通過國家行政機關的管理、國營經濟的領導和工人群眾的監督，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制它們的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鼓勵和指導它們轉變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
從這幾條摘錄中，我們可以看出，1954年憲法比較準確地概括出當時(解放初期)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的主要經濟關系，反映了社會上存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主要概括為“資本家所有制”)，并提出了對“資本家所有制”進行改造的目標、任務和政策。很明顯，這是一部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性質的憲法，其使命是根據人民的意志，推動中國社會向社會主義公有制過渡。
這部憲法發布兩年后，即1956年，中國社會對“資本家所有制”進行改造的任務初步完成。至此，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其核心是兩種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在中國基本上建立起來了。但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領域(廣義地說是文化領域)，要使之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同樣需要改造。這個改造任務用了十年時間也還遠遠沒有完成，反而阻力越來越大。
在這種情況下，終于爆發了有上億基層勞動人民群眾投身、參與，主要針對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以后，從人民群眾對許多“走資派”、“專家教授”、“學術權威”的態度和所采取的一些過激的做法，也能夠反映出人民群眾對之前中國上層建筑、政府機關、法律教育衛生文藝系統中的領導層(嚴重的官僚主義、脫離和打壓群眾的作風，開始露頭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以及不時流露出的資本主義傾向——總之，阻礙社會發展的傾向)，確實存在嚴重的不滿、心里有氣;運動形式表現的激烈程度，可以間接地證明之前的阻力有多大。
這樣，又經過將近十年時間的艱苦努力，付出了極大代價，才初步完成了對上層建筑的改造。至此，中國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一套完整的社會主義制度算是基本建立起來。到此時，當然急需有一部憲法用來鞏固二十年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并推動中國社會繼續發展。這就產生了一部新的憲法，也就是那部被現任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張千帆徹底否定的、認為“根本就不算一部憲法”的1975年憲法。
前面從歷史的角度，簡單回顧了1975年憲法產生的歷史過程。下面通過摘錄，粗略地了解一下這部憲法的概況，以便對它作出應有的評價：
“總綱”“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這一條準確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主要的是兩種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與此相匹配的，還有其它一些條款，如：
“第八條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不可侵犯。國家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公共利益。
第九條 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國家保護公民的勞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
國家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在城鎮街道組織、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統一安排下，從事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要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
這些條款，反映了當時的分配關系和個體勞動者的法律地位。在上建筑領域，這部憲法也對國家制度做了相適應的調整，例如，在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方面有：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民主協商選舉產生。原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監督和依照法律的規定隨時撤換自己選出的代表。”
“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此外，憲法中還專門設有明確國家的領導核心和懲治賣國賊以及叛國者的條款：
“第二條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
“第十四條 國家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
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則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權益：
“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不受逮捕。”
以及：“公民有勞動的權利，有受教育的權利。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
公民對于任何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書面控告或者口頭控告的權利，任何人不得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
等等。
以上僅僅是對該憲法部分條款的摘錄，當然不能反映出整部憲法的全貌。但足以以說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建立，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也已經初步建立起來。
實際上，這部憲法所表達的內容非常系統、完整，各個部分在邏輯上具有有機的聯系，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關系?？梢詮慕洕A到上層建筑起到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并推動其發展的作用。特別是，這是一部真正代表中國絕大多數人民意志、具有非常廣泛的人民民主、維護占中國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的憲法，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1954年憲法是一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民主主義憲法，還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憲法)。
再從形式上看，這部憲法發布程序合法，維護的國體政體、民主政治，提出的目標任務，所有要素齊全;語言和文字十分精煉，且在表述上又做到了通俗易懂，作為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一部真正體現人民意志的憲法，這也是十分難得的。
總之， 1975年憲法概括、濃縮了一段光輝燦爛的歷史，其歷史地位，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當然也包括張千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1982年憲法。
先看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注意，這里刪除了1975年憲法的第二條，“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的內容)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第十二條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
在所有制方面：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等等。
這些條款，基本上可以說明這部憲法的性質：其總的精神，是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基本原則的，因此仍然是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而不是如張千帆所說的“回到54年憲法”——54年憲法的實質是民主主義憲法，其基礎是私有制，承認“國家資本主義”、“資本家所有權”的合法(承認私有制合法)。 75年憲法不承認“國家資本主義”、“資本家所有制”合法，和75年憲法一樣，82年憲法同樣也不承認“國家資本主義”、“資本家所有權”合法。這是二者的本質區別。只是在一些條款里，82年憲法出現了一些表述不嚴謹或含糊不清的概念，與總的精神、總的原則相沖突，甚至出現了一些邏輯矛盾，一些錯誤觀點，使得別有用心的人可以利用這些概念、觀點，曲意解釋，將之解釋為資本主義的概念。張千帆看到了這種傾向，并為此而歡欣鼓舞，反映出張千帆的立場。
通過以上的比較，以及對1975年憲法產生歷史過程的回顧，我們可以做出如下判斷：張千帆說1975年憲法“根本不能算作一部憲法”，完全沒有道理。同時，張千帆說1982年憲法“回到54年憲法”，即說一部反映和捍衛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憲法回到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主義憲法，也不是事實——盡管這部憲法確實隱蔽地出現了那種傾向，反映出張千帆的希望。但在根本原則上，這部憲法依然是社會主義的性質。
那么，作為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的張千帆，用什么理由否定1975年憲法?又為什么要否定共和國的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
從字面上看，這位北大教授、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憲法學會的副會長，對“文革”十分反感，而因為這部憲法發布于文革后期，便將其冠以“文革憲法”之名予以否定;同時對大體上繼承了1975年憲法精神的1978年憲法也是持否定態度。
網上搜索一下“張千帆”，百度名片介紹，學位方面：卡內基-梅隆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學博士;學術方面：美國哲學協會(1998年至今)、美國政治學協會(1997年至今)會員;代表作品有：《美國憲法導論》、《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控》、《美國憲法與政府體制》、《西方憲政體系》、《憲政原理》——又是一位海歸精英、憲政派領袖級人物，還和茅于軾一樣，獲得過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東亞研究基金(1998年)!所列出的前三部著作，有兩部講美國憲法，一部講市場經濟，此外還有講憲政的著作。
看來此人或許懂一點美國憲法，但令人生疑的是，美國憲法與中國憲法有什么關系?維護的統治階級不同，國體與政體不同，法的哲學不同，從形式到內容全都不同，可借鑒的形式極少，可直接套用的實質性內容完全沒有。因此，他很可能根本不懂中國憲法，至少，不懂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尤其是中國近代和現代所發生的革命。此外，他或許懂一些美國哲學、西方哲學，但未必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他只知機械地類比、照搬資產階級的美國憲法來說事，大談財產權、人權、民主，而不知被他輕描淡寫地否定了的1975年憲法，體現了占中國社會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真正人權和最廣泛的人民民主，而不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虛偽人權和為少數人服務的假民主，因此這部憲法的先進程度和學術高度遠遠超過了美國有史以來所有憲法的總和;其哲學底蘊，是當代也包括美國歷史上以及西方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哲學家、政治家永遠無法逾越的。他也不知道，他如此輕描淡寫地否定了的1975年憲法，是在中國人民的革命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家、軍隊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和他的戰友朱德、周恩來主持下發布的，其中包含著毛澤東戰斗數十年經驗和智慧的結晶。因此他否定的并不僅僅是“文革”十年，也包括了文革前的十年，還有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艱苦奮斗、浴血奮戰數十年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重要成果。
我們承認，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任何憲法都應當修改，比如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主持制定的美國第一部憲法《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對于張千帆津津樂道的民主就說得很少。這個字眼是以后修改的時候加進去的。所以，憲法應當修改，以便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體現出人民的意志、歷史的潮流。1975年憲法也不例外。
但是，事實上，從1975年憲法到1982年憲法，雖然有增有刪，總的條款增加，并在政體框架上恢復了國家主席設置(這種恢復存在一定問題，例如使國家領導核心趨于多元化，對黨的領導是某種削弱，等等——由于牽扯內容過多，本文不作討論)，但在某些環節，出現了一些歷史性的倒退，而不是進步。
本人這樣說并不是企圖完全徹底否定1982年憲法。恰好相反，本人一再強調，1982年憲法從總體上看，仍然是一部好的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指出這部憲法比起1975年憲法在某些較重要的環節出現了倒退，產生了缺陷，正是為了克服其不足，防止被人惡意解釋，以便堅決捍衛其正確的核心——社會主義的原則，避免某些人利用修憲使之成為復辟倒退的工具和手段，使社會主義的憲法一步步倒退為資產階級憲法。因為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憲法實在非常重要，它是一切法律的總綱領、總根源，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性力量——警察、軍隊來保證其實施的。
這就必須搞清楚1982年憲法比之1975年憲法出現了哪些倒退，產生了何種缺陷，以及因此而產生何種影響的問題。但這一問題本身是一項極重大的任務，需要廣泛、深入地探討。僅憑作者一個人、一篇文章，很難述說全面。因此，這里只是先提出一些個人見解，以便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通過前面的摘錄，我們已經證明了1982年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憲法，因為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則是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接著要討論的是，該憲法比之1975年憲法出現了哪些倒退?有什么影響，出現了什么傾向，并因此獲得張千帆的贊揚?
下面試舉幾例：
1982年憲法在序言中說，“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并以此為依據，取消了1975年憲法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提法和政治要求，同時在總綱中取消了原第二條“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使共產黨對國家一元化的政治領導有所削弱。這種“剝削階級消滅”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管它打什么招牌、怎么“中國化”，都肯定是錯誤的，所引出的推論，就是明顯的倒退。
在當時，如果單純從經濟關系角度，“資本家所有制”在國內確實已經被取消而且被宣布為非法，但階級并非是一個純粹的經濟概念，更集中地表現為一個政治概念：在中國，個體的私有經濟還存在;受傳統私有觀念的影響，自發產生的資產階級思想普遍存在，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大量存在。當這些人在執掌政權的共產黨中找到了代理人，開始影響中國的政策、法規、政治路線，以期為少數人謀取私利，共產黨中的這些有著共產黨員身份的“代理人”事實上就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先鋒隊”。
這樣一種狀態，即社會上有存在基礎，政權中有代理人，代理人可以隱蔽地提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來推動社會向反社會主義的方向變化。這群以侵占、剝削人民財產為目的，看似孤立、松散的個人，被狹隘的個人利益這根鏈條緊緊地捆在了一起，且有著自己的“先鋒隊”組織——執政黨中的政治代表，因此在階級結構上已經趨于完整，他們不是一種新生的剝削階級或曰新生的資產階級又是什么?這些人期望并經常性地用公權力為私人牟利，在經濟上不斷侵占共有財產、剝削人民，公開地以共產黨人身份混跡于政府工作人員當中，從多吃多占、享受特權，到營私舞弊、貪污受賄。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證沒有這種人的存在，況且這種人本身就可能參與制度的設計和制定(就像某些“法律人”可以以個人主義觀點影響制定中國的法律一樣)，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他們沒有參與設計出某些不允許并排斥人民群眾監督的制度，又怎么能夠認為剝削制度已經消滅?
面對這種社會狀態，要保衛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必須承認“社會主義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就必須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放到頭等重要的位置，就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社會主義在各個領域革命的力度，以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為手段，來保衛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順便說一下，這里所說的專政并不僅僅是指傳統的專政工具——警察、軍隊、司法體系，也包括了人民群眾手中的民主(同時又是專政)武器。做不到這一點，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必然會逐步喪失。
所以，1982年憲法認為“剝削階級已經消滅”，是一個明顯的判斷失誤。由此引出的另外一個失誤：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等于放棄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近期目標和人民手中的重要武器。
這兩個失誤所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誤導全黨錯誤地估計階級力量的對比，過低地估計敵對階級的力量，放松了應有的警惕，因此削弱了共產黨的領導，削弱了人民群眾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力量和決心。
中國并不是孤立地生存在地球上，而是被私有制國家所包圍;即使在國內，敵對階級的力量以中國兩千年私有制下形成的傳統文化、殖民文化、奴才文化以及習慣勢力為背景，又有外國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為外援，比起剛剛奪取政權僅僅對經濟基礎進行了初步改造的中國無產階級，他們的力量也要強大的多，因此社會主義始終存在著被反動階級顛覆的可能性。忽視這一可能性，就會削弱甚至放棄對社會主義敵人的斗爭，削弱甚至放棄人民民主專政，繼而影響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毫無疑問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從1982年憲法發布之日，距今已過了30年。在農村，幾乎沒人能搞清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總綱’第8條)”是個什么含義，只是簡單理解成“包產到戶”，更多的農民將之理解為“分田單干”。就這樣，稀里糊涂30年，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幾乎蕩然無存，數億農民回到了在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孤立、分散、落后的個體生產方式。在城市，“借鑒”農村的經驗，將大量國企“承包”給個人。這些“個人”往往是有意把國企“經營”破產，于是大量的國有資產變成了私人財產?，F在，1982年時還遍及大中城市的絕大多數的國營企業大都已經不存在了。代替它們的是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所謂的“民營企業”——外國資本家建立一個企業，首先要經過血腥的原始積累階段，這個過程往往長達數十上百年，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只用短短的數年時間，就從國有資產當中掘得了“第一桶金”，又通過原本資本主義才有的股票市場，使企業資金、規模急劇膨脹，出現了“驚人的一跳”。但這一跳，卻影響了中國的國體，影響了中國的根基——隨著集體組織中的社員變成孤立分散的個體農民和大量國企工人“下崗”，1982年憲法中規定保護的 “工農聯盟”已經接近崩潰，這個最重要的“國家基礎”，基本上是名存實亡了。
這里，我們要研究的是1982年憲法在這個過程中所發生的作用。
首先發生的是共產黨領導力量的逐步削弱——這當然和取消1975年憲法專設的第二條“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 (有關內容在序言中有表述，但不明顯)而將更多的領導權賦予恢復了的國家主席有關。同時，人民民主專政力量也在逐步削弱——這又和1982年憲法部分地剝奪了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逐步將基層勞動人民群眾直接排斥于政權之外(只能間接地“被代表”)有關。這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開始失去國家保護——這當然又和1982年憲法鼓勵發展私有經濟有關。這么一來，農民的單干加上工人的下崗就是不可避免的，工農聯盟的瓦解也成為不可避免的大概率事件，于是，國家的根基就開始動搖了。而1982年修憲之后，正是那些正式宣布被消滅了的、認定已經不存在了的反動階級，有意識地曲解憲法中某些表達不清的概念和錯誤觀點，推動立法，為自己侵占國有資產的行為取得合法外衣，為這種動搖國家根基的行為提供某種法律依據。因此可以說，1982年憲法中的缺陷，對動搖中國剛剛建立沒有幾年、尚需穩定的社會主義制度，起到了比較消極的推動作用。
這里需要較深入地討論一下前面已經涉及到的人民民主專政問題。之所以要插入這段討論，是因為有許多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只知道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同義語，不知道人民民主專政本身就是一種新型的國體和政體，將專政狹隘地理解成僅僅是指國家機器——法律體系、警察、軍隊、專職暴力機構的職能;似乎無產階級專政與傳統的私有制國家在形式上完全相同，只不過換了一個名稱、換了一些執行者，因此中國可以全部照搬外國憲政形式。這種理解是非常錯誤的。當時主持制定這部憲法的共產黨最高級別的領袖，顯然存在這種錯誤的理解。他們未搞清楚，兩種專政——資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在形式上也是不同的：人民民主專政有基層人民群眾廣泛地參與其中，(1975年憲法較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包括公檢法系統，都要接受群眾的監督，“各級人民法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設機關負責并報告工作”，“檢察和審理案件，都必須實行群眾路線”);但私有制國家的專政，如美國，無一例外地不允許廣大基層勞動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管理，管理職能完全由極少數專職人員把持，要具有專業管理職能首要的條件是要有錢;復雜的程序和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又將基層普通勞動人民排斥在外，總之，是一種被金錢操縱又服務于金錢的、腐朽的、壟斷的資產階級專政。簡而言之：人民民主專政有人民群眾代表參與;資產階級專政排斥人民，這就是兩種專政形式上最大的區別。正因為存在這一根本區別，所以兩種專政下的國體——“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政體——“政權構成的形式”(兩個定義見《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全都不同。既然人民民主專政本身就是一種有人民廣泛參與的新型國體和政體，因此對于西方憲政派推崇的憲政模式，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幾乎不存在可以借鑒、照搬的地方。反過來說，人民民主專政的形式一旦出現變化，也必然會影響到實質性內容。1954年憲法西方憲法痕跡較明顯，但它本身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憲法。1982年憲法出現了形式上向1954年憲法——西方憲法靠攏的傾向，也就必然出現實質性內容向資本主義靠攏的傾向。這正是張千帆這位美國憲法和政治學專家出于資產階級憲政立場注意到并對其加以贊揚的最終原因。他無疑希望中國實現完全西方化的憲政——實現壟斷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的專政，百分之一對百分之九十九的專政。因此他必然要徹底否定1975年的社會主義憲法。
就因為這樣，我們很有必要聯系實際發生的狀態研究一下1982年修改憲法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影響。
1982年憲法在“總綱”論述人民的權力和權力機關的有關人民代表產生一節里，取消了“以工農兵代表為主體”(1975年憲法總綱第三條)的限定語，同時取消了包含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內容的條款(1975年憲法總綱第十三條)。
這么一來，在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人民代表當中，占中國人民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即工農兵代表有可能不占大多數，他們只能被代表，——即被自稱“代表人民”的某一小部分人“代表”。與此同時，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文也被取消。這意味著身處基層的勞動人民再要運用這“四大”，將得不到國家保障(法律保障、安全保障、等等)。而要運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權力，又有諸多條件限制。比如經濟條件就限制了身處基層的普通勞動者通過出版公開發布自己的言論的自由(簡言之，沒錢出書，因此言論自由被剝奪)，相反，“四大”這一民主武器是低成本的武器，任何一個普通勞動者都隨時可以使用，體現了人類政治生活歷史中第一次真正的言論自由，而不是像美國那種金錢政治環境下有錢人可以暢所欲言窮人無處說話的虛假言論自由。
因此，這兩個取消，損害和壓縮了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力，在很大程度上，相當于剝奪了勞動人民的民主武器。對中國國體政體——人民民主專政必然造成消極的影響。
再看一下三十年實踐的結果：目前，在中國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工農代表所占比例越來越小，殘存名額僅為百分之幾，也多數被基層私人企業的廠長、老板——即1954年憲法所說的“資本家階級”所占用。與此同步出現的是，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當中，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比例越來越大，其中不乏被后來歷史證明了的貪官污吏、漢奸、賣國賊、海歸精英——別名 “第五縱隊”，這樣的結果，對中國的民主政治而言，當然是一種倒退?？赡苄砸呀涀兂闪爽F實
以上僅僅涉及到中國的民主政治——人民民主專政的形式和內容問題，在1982年憲法里，還存在其它一些退步，這里不一一列舉。之所以列出退步的事例，無非是想要說明，這部憲法確實存在一定的缺陷，以期引申出如何對待、利用這部憲法的問題。
下面將重點說明，為什么盡管出現了退步、產生了一些缺陷，本人仍然不斷強調：這是一部好憲法、是一部社會主義憲法?
一方面，我們通過摘錄，證明了這部憲法的總體精神、基本原則確實是社會主義的。利用這些正確的原則，可以反擊某些敵對勢力對該憲法某些條款、局部內容的惡意曲解，作出新的、正確的理解。即使是確實存在局部錯誤，也可按照正確的總的總原則加以規范、說明和修正，避免引起新的錯誤，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更大損失;另一方面，1982年憲法是現行憲法——是中國現在施行的大量法規的“根”(公布后做過若干次修改，又以該憲法為依據，做有大量立法，不詳述)。1975年憲法則隨著1982年憲法的公布，已經廢止，即被1982年憲法代替，目前只能作為理論依據，在法理上予以參考，不能成為直接的法律依據。因此這部1982年憲法中的社會主義原則，目前是廣大人民群眾手里唯一可以管束一切現行法規的最重要武器，可以用來抗擊任何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法律法規。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在近期毫無疑問地應當盡快地熟悉這件武器，也包括它的缺陷。因為需要使用這個武器的時間已經迫近。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特別指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這段話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切違憲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那么，三十年來出現了什么重大違憲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最主要的是，1982年憲法中社會主義的精神和原則被粗暴地踐踏，社會主義公有制被極大地削弱，按照“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所述的主體地位已經明顯地降低到了從屬地位，私有制、“按資分配”、“按權分配”變成了“主體”;1982年時還遍及全國城鄉的國營企業，已經被大大小小的私人企業代替;國有資產大量地流失，不僅流入中國私人老板手中，還以驚人的數額、持續不斷地、長時間地流向國外;人民的民主權力被極大地削弱;國家的基礎“工農聯盟”面臨崩潰。
這種種現象背后，全都存在極嚴重的違憲行為——嚴重違反該憲法的社會主義原則。
“追究違憲行為”當然首先應當追究這些最嚴重的違憲——即嚴重違反該憲法社會主義原則，將中國推入資本主義深淵的行為;以便在中國社會逐步、全面地恢復社會主義制度(包括人民民主的政治原則)和現實基礎。做到了這一點，其它任何違憲行為都比較容易得到追究。不首先、徹底追究這些重大的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行為，或者僅僅追究一些小魚小蝦，放過背后的資本大鱷;或者僅僅在部分經濟領域兜圈子，避免涉及發展道路以及政治路線問題，1982年憲法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會變成一句空話，“追究違憲行為”也同樣會變成一句空話。如果要真正做到徹底追究違憲行為，就必須對三十年來所有立法(外交、商業、銀行、證卷交易、各種行政法規)進行違憲審查，對一些重大案件追溯其法律漏洞和源頭，工作量大的驚人，因此，如果不走群眾路線，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僅憑幾個政治家的個人力量，要完成這件極其艱難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但由于這是中國人民急切盼望的在中國回歸社會主義制度最便捷的道路，就一定可以得到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鼎力支持。
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一切違憲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這句話分量有多么重!而要實踐這句話，面臨的困難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象!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絕大多數人，暫時還沒有理解這句話分量，也不知道要實踐這句話究竟有多么艱難。概括這里的困難，簡單說就是，三十年積重難返!但首先遇到的困難不在于工作量的大小、有多么繁重。而在于，西方“憲政派”法學體系的領袖級人物從教育系統起步，經營多年，已經一步步地在中國形成了“氣候”。他們教出的學生數量上超過10萬(當然，這些學生并不全是“憲政派”)，其中有許多都已取得黨員身份，并進入到中國司法系統或政府機構擔任要職;目前可以說是初露猙獰，以媒體為武器不斷公開地展示他們圍繞西方憲法提出的政治要求，且 “相互支持”、“抱團取暖”，通過“大造聲勢” 、“死纏爛打”，表現出強烈的攻擊性傾向。有愛國者將中國政治環境中出現的這一特殊“團體”形象地稱之為“法律黨”。他們有綱領——西方憲法中的一些條款就是他們的綱領;有組織——校友集會、微博、QQ群，是他們公開的組織紐帶;有宣傳工具——南方周末一類被西方控制了的賣國漢奸媒體就是他們的宣傳工具;他們也有經費——美國安插在中國的各種基金為他們提供經費。只有一點，這個團體出于某種策略，尚未自稱已經建黨，但那不過是一個名稱罷了，其性質與一個政治黨派已沒有多少差異。
目前中國法律和媒體資源有相當大一部分就掌握在“法律黨”手中。但實際上， “法律黨”并不可怕，——李莊之流，包括張千帆在內，無非是一些前臺演員、跳梁小丑，要掃除這些害人蟲并非天大的難事。讓許多人心生畏懼、感到難以應付的是“法律黨”的背景——因操縱違憲立法取得既得利益的龐大集團。這一集團的財力、勢力，同樣大的驚人;其歷史長久，又隱藏很深，各種關系盤根錯節、極其復雜——遠涉海外金融寡頭、反華政府，一些國家的情報局、調查局之類間諜組織，近涉中國某些政府高官、一些共產黨領袖及其子女。由于追究違憲行為必然會觸動“法律黨”背后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擲地有聲的一句話，當然會引起這一暗黑集團的強烈震動。他們要暗中破壞、設計阻攔就是必然的，“追究”實施之時，必會遇到極大阻力，也是可以想象的：
前臺有“法律黨”上竄下跳，背后有一個極為龐大利益集團“打黑槍、放暗箭”。這種情景和一百多年前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的狀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當時是外有持槍的八國聯軍虎視眈眈，內有外國奸細、傳教士之類煽風點火、制造事端——那些西方的傳教士用西方宗教廣收門徒、侵略中國文化的做法和現在“法律黨”公開傳播西方憲政主張近乎形成一種教派的狀態何其相似;而當時朝中大臣只知貪污受賄，寧可賣國，幫著外國侵略者鎮壓民眾自發形成的義和團運動，也不肯放棄既得利益，心甘情愿地當賣國賊，這和現在中國政府某些高官因為貪腐的把柄捏在外國人的手中，不惜賣身投靠，幫助帝國主義分子打壓反映中國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回歸社會主義、要求“共同富裕”呼聲的有識之士，封殺發出愛國言論的網絡渠道，這和當年那些腐敗的清政府官員鎮壓民眾的行為真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只不過，現在的外部的“新八國聯軍”完全躲在幕后，暗中操作、指揮中國的“法律黨”上竄下跳。
“法律黨”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在前臺扮演提線木偶的角色，直接的原因，就是有許多違憲的法律、法規、制度、條例是他們親手炮制出來的。一旦追查起來，骨干分子罪責難逃，所以只能孤注一擲，做最后的拼搏。但關鍵還是背后龐大的利益集團——為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他們必然會全力以赴、拼死反對。公開唱贊歌，背后放冷槍;當面是人，背后是鬼——今后一段時間，人世間一切陰謀詭計、政治丑行、鬼域計倆，只要有利于達到他們的目標，都有可能施展出來，讓人防不勝防——因此，完全可以預料，今后的斗爭將空前地激烈。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追究一切違憲行為”所要面對的最大障礙。
“追究一切違憲行為”!——這句話的份量實在太重了!
可惜現在幾乎所有的左派領軍人物尚未完全領悟這句話的含義。還有那些一心一意希望回歸社會主義、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勞動人民群眾，目前只能埋頭于生存的苦斗當中，也許根本就沒有聽到過這句話。倒是那些被利益集團推到前臺的“法律黨”，比起勞動人民大眾要敏感得多。
他們當然清楚“追究違憲行為”的含義。
重慶打黑的過程，已經告訴了他們，共產黨只要依靠人民群眾，就仍然有力量摧毀他們慘淡經營三十年編織成的“黑網”，打破他們以法亂政、奪取政權的千秋大夢。這讓他們如喪考妣、痛入心扉。所以，“法律黨”的黨魁及徒子徒孫集體跳了出來，利用與他們同流合污的媒體，想通過捕捉打黑過程中的某一點瑕疵(沒有瑕疵就捏造事實、編造謊言、制造“瑕疵”)，用“程序正義”一類武器，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企圖徹底否定重慶打黑的意義，置其于死地。
但依本人看，從張千帆近期的表演判斷，“法律黨”傾巢而出，群魔亂舞，殺氣騰騰，直指重慶，除了殺雞儆猴，還頗有一些聲東擊西的味道，其真正目標不完全在重慶，而在北京。
還有三個月時間，中國新一屆人大——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將在北京召開，屆時可能又會涉及修憲問題。因此，“法律黨”以及他們背后共產黨內大人物，也包括遠在海外的金融寡頭、政治集團，真正的目標，除了中國政府中的職位，就是中國的憲法：如果修憲“成功”，將三十年時間在中國搞私有化所取得的“成果”用憲法固化下來，再把完全徹底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目標隱蔽地寫入中國憲法，中國回歸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將出現極大的障礙——各種法律障礙，而不是某種程序上的障礙。人民群眾要強行突破這種法律障礙，面對的只能是警察和軍隊，真正的敵人則洋洋得意地站在旁邊看臺上，笑看你們如何骨肉相殘，而自己毫發無損。一旦他們修憲成功，習近平的“追究違憲行為”也就失去了依據，或者完全改變了味道，有可能徹底失敗。
從目前形勢來看，“法律黨”的存在，確實是中國當前政治生活中一個極大隱患。要和既得利益集團爭斗，當然免不了先要和“法律黨”過招。習近平的“追究違憲行為”，也肯定會受到“法律黨”的公開攔阻。按他們的意愿修改憲法，應當是他們近期的主要目標。
由于目前形勢下，習近平不大可能利用群眾的力量。如果過了三個月，在政府換屆之后，局面仍無改觀，且憲法向不好的方向做了再次修改，接下來，所有的事情仍然像以前一樣永遠只是在“體制內”兜圈子，精英仍然牢牢把持住“民主”和“媒體”——以便發揮富人用金錢指揮的“言論自由”，勞動人民真正的言論自由繼續被扼殺，人民群眾更難參與中國民主政治。這種狀態持續下去，“法律黨”終于沒有出現土崩瓦解的跡象，就說明習近平很可能已經完全被“法律黨人”制造的“繩索”束縛住了手腳(就像蘇聯分裂前，幾個反對戈爾巴喬夫分裂聯邦的前共產黨領袖、政府高官，想用軍事手段制止戈爾巴喬夫的分裂，又處處考慮是否違憲、總統授權，戰戰兢兢、束手束腳，僅僅因為坦克車壓死了幾個年輕人而陣腳大亂，終于被葉利欽趁虛而入，遭到完全失敗)，這樣，用不了多久，“法律黨”的圖謀就有可能全部得逞。人民群眾再要突破憲法中新制造的法律障礙，無比困難。
這預示著，也許用不了十年，在習近平任期內，社會主義公有制在中國就有可能會被徹底消滅，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也有可能會被完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替代。到那時，1975年憲法所給的“四大”這一和平的民主武器會自然失效，退出歷史的舞臺。
但中國人民不可能忘記曾經在中國當家作主、揚眉吐氣的日子——雖然只有短暫的幾年，卻早已刻骨銘心，因為那幾年已經告訴了中國人民，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并不僅僅是一種美好的神話，完全可以成為活生生的現實。
所以中國人民絕不可能放棄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永遠像狗一樣夾著尾巴、屈辱地生活。這么一來，武裝奪取政權將是中國人民復興社會主義的唯一選擇。此后所出現的將是一幕原本可以避免的、極不應當出現的、極其慘烈的情景。
十年時間并不長久，現在還活著的六十歲以下的人中的大部分，也許能看到那種凄慘局面：山河破碎、骨肉相殘、流離失所、異族入侵、國破家亡、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但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一天呢?
所以，請務必注意，在眼前這段時間，一定盡量地抽點時間花些精力研究中國的憲法，熟悉中國的憲法，不要等到“法律黨”和西方“憲政派”在共產黨內某些代理人的配合下，按他們的意愿修憲成功，到那時一切對社會主義的反動都會披上合法的外衣，人民將徹底失去憲法這件最重要的武器，再要回歸社會主義將無比艱難，甚至會付出血的代價;“共同富裕”在一段很長的時間里都會變成中國人民的夢魘。
事情已經非常緊迫，只有三個月準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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