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問題，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家乃至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而且，他們的爭論及其區分，也是以資產階級生產的實質本身為基礎的。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不把這一問題搞清楚，就不能有效地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也無法徹底揭露、批判和清算資產階級經濟學尤其是庸俗經濟學的荒謬性、欺騙性、辯護性及其階級本質。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4卷第一冊第四章及其附錄中，在客觀評價古典經濟學及其代表人物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理論、系統批判庸俗經濟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謬論的同時，建立了自己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的理論。馬克思的這一理論，不僅明確指出了科學研究和認識這一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且也為進一步研究和認識我國現階段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問題，奠定了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基礎。在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也有必要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并且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也必須以馬克思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論為指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聯系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特點，把生產的一般形式與特殊形式和歷史形式結合起來；同時，還要與馬克思批判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庸俗理論劃清界限。
關鍵詞：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斯密理論的二重性；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的庸俗性；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性；我國現階段也有必要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
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問題，不僅是古典經濟學家乃至整個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而且，他們的爭論及其區分，也是以資產階級生產的實質本身為基礎的。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不把這一問題搞清楚，就不能有效地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同時，也就無法徹底揭露、批判和清算資產階級經濟學尤其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荒謬性、欺騙性、辯護性及其階級本質。因此，馬克思本人對這一問題非常重視，在他的許多筆記，尤其在他的巨著《資本論》的許多地方，都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問題作了大量的分析和論述，特別是在《資本論》第4卷第一冊關于“剩余價值”的史論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在客觀評價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及其代表人物斯密有關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的理論，系統批判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謬論，揭示其理論的荒謬性、欺騙性、辯護性及其階級本質的同時，闡明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內涵及其區分問題，從而建立了自己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的科學理論。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正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進一步’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邁進。本文擬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深入學習和研討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闡明我國現階段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內涵及其區分問題，以求對我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所裨益。
一、從古典學派和重商主義學派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
問題的觀點談起
關于生產勞動的說法，源自重商主義的經濟學說。重商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早期的經濟理論，從剩余價值源泉的角度，本能地談到生產勞動問題。認為，勞動只有在商品出口給國家帶回的貨幣多于這些所值的貨幣（或者多于為換得這些產品而必須出口的貨幣）的那些生產部門，因而只有使國家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分沾當時新開采的金銀礦產品的那些生產部門，才是生產的。雖然他們注重于在流通中通過賤買貴賣取得收益，乃至把流通領域歸結于剩余價值的源泉，但他們卻強調發展用于出口產品的工業，并把在這一部門中的勞動視作生產勞動，顯然帶有一定的合理性。
重農學派接過重商主義關于生產勞動的說法，但又與之相反，斷言工商業部門不是生產部門，從事工商業的勞動也不是生產勞動。認為只有提供“純產品”的農業部門才是生產部門，并且，也只有在這一部門從事生產的勞動者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
之后，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斯密，與他的前輩們相比，則前進了一步。在他看來，確定一種勞動是不是生產的，不在于這種勞動用在何處，而在于它生產什么。他認為，生產勞動應該是與資本相交換、為資本家提供“利潤”的勞動。同時，他又認為，生產勞動也是可以固定并實現在商品或可賣商品上的勞動。這就是說，生產勞動既是同資本相交煥的勞動，同時，又是物化在商品上的勞動。這樣，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定義，就把生產勞動的社會形式即社會規定性與其自然形式即物質內容混在一起了。正如馬克思在一開始談到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問題的觀點時所指出的那樣：亞當·斯密對一切問題的見解都具有二重性，他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給生產勞動所下的定義也是如此。我們發現，在他的著作中，凡是稱為生產勞動的東西，總是把這兩種定義混淆在一起。
依據上述，，我們可以說，正是由于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問題的論述，也即由于他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問題論述所具有的二重性，才引發了斯密以后資產階級經濟學界的眾多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爭鳴，從而也導致了他們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問題理論的庸俗化。因此，為了澄清在這一理論上的是是非非，馬克思才把這一問題作為一個重要任務，并在他的許多筆記尤其在他的巨著《資本論》第4卷第一冊及其附錄中，在評介斯密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論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學界不同觀點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科學理論。
一、馬克思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理論的
“二重性見解”的評析
大家知道，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斯密給生產勞動下了兩個不同的定義，一方面，他認為，生產勞動“是同資本相交煥的勞動”；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生產勞動是“可以固定或物化在特殊商品或可賣商品上”的勞動。由于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兩種見解是在同一斷文字中交替出現的，這就把生產勞動所闡述的第二種錯誤的見解，同正確的第一種見解完全交錯在一起了。
為了使讀者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兩種見解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馬克思首先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問題的第一種見解作了詳細而系統地評析。
對于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一種見解，馬克思指出：斯密的“生產勞動主要是指這樣一種勞動，它除了再生產‘自己的<即雇傭工人的>生活費用的價值之外，還生產剩余價值——‘他的主人的利潤’。”而由于雇傭工人“不僅把包含在工資中的生活資料的全部價值為資本家再生產出來，而且把這個價值‘連同利潤一起’為資本家再生產出來，”因而，斯密認為，雇傭工人就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即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勞動者。但是，由于商品或貨幣與雇傭工人的勞動能力（即雇傭工人的勞動力）相交換而“變為資本，”“而且這種交換的目的，只是為了有一個比它們本身包含的勞動量更大的勞動量來補償它們，”從而“使資本家對商品感興趣的僅僅是：商品具有的交換價值大于資本家為商品支付的交換價值”，因而，斯密又認為，“只有生產資本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 最后，馬克思指出，由于斯密對生產勞動所下的定義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或剩余價值的勞動，或者為資本家生產資本也即同資本交換的勞動，由此，非生產勞動的定義也絕對地確定下來了。那就是“不同資本交換，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資或利潤交換的勞動（當然也包括同那些靠資本家的利潤存在的不同項目，如利息和地租交換的勞動）。”接著，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凡是在勞動的一部分還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農民的農業勞動），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換（亞洲城市中的制造業勞動）的地方，不存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和雇傭勞動”，即不存在生產勞動，而只是非生產勞動。
依據斯密上述關于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定義，馬克思認為，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定義，“不是從勞動的物質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產品的性質，不是從勞動作為具體勞動，作為具體勞動所固有的特性）得出來的，而是從一定的社會形式，從這個勞動借以實現的社會生產關系得出來的。”他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始終是從貨幣所有者、資本家的角度來區分的，不是從勞動者的角度來區分的。”馬克思強調說，“體現生產工人的勞動的商品，其使用價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勞動的這種物質規定同勞動作為生產勞動的特性毫無關系，相反，勞動作為生產勞動的特性只表現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我們在這里指的勞動的這種規定性，不是從勞動的內容或勞動的結果產生的，而是從勞動的一定的社會形式產生的。”“勞動的物質規定性，從而勞動產品的物質本身，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的這種區分毫無關系。”“生產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對他本人來說是商品。非生產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也是這樣。但是，生產勞動者為他的勞動能力的買者生產商品。而非生產勞動者為買者生產的只是使用價值，想象的或現實的使用價值，而決不是商品，非生產勞動者的特點是，他不為自己的買者生產商品，卻從買者那里獲取商品。”“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這種區分，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既同勞動獨有的特殊性毫無關系，也同勞動的這種特殊性借以體現的特殊使用價值毫無關系。在一種情況下勞動同資本交換，在另一種情況下勞動同收入交換。在一種情況下，勞動轉化為資本，并為資本家創造利潤；在另一種情況下，它是一種支出，是花費收入的一個項目。”
對于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定義以及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區分的見解，馬克思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斯密的巨大科學功績之一就在于，他下了生產勞動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這樣一個定義。他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觀點給生產勞動下的定義，觸及了問題的本質，抓住了要領。“正如馬爾薩斯正確指出的，斯密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仍然是全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接著，馬克思便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進行了評析。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問題的第二種解釋是：“家仆的勞動<與制造業工人的勞動不同>……不能使價值有任何增加……；家仆的生活資料永遠得不得償還，……制造業工人的勞動固定和物化在一個特定的對象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而這個對象或商品在勞動結束后，至少還存在若干時候。……相反，家仆的勞動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一個特定的對象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他的服務通常一經提供隨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種痕跡或某種以后能夠用來取得同量服務的價值。”
針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問題的第二種解釋，馬克思指出，實際上，在斯密對生產勞動問題的第二種解釋中，關于“‘生產的’和‘非生產的’這些術語是在和原來不同的意義上說的。這里談的已經不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這里談的是：一個勞動者，只要他用自己的勞動把他的工資所包含的那樣多的價值量加到某種材料上，提供一個等價來代替已消費的價值，他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這就越出了和社會形式有關的那個定義的范圍，就越出了用勞動者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關系來給生產勞動者和非生產勞動者下定義的范圍。”“可以看出，斯密已經走入這條歧途”，陷入不能自跋的矛盾和混亂之中。馬克思指出，斯密之所以走入這條歧途，是因為他在闡述自己的第二種見解時，已經不是以是否生產剩余價值為依據，而是說，一個勞動者，只要他用自己的勞動把他的工資所包含的那樣多的價值加到某種材料上，提供一個等價來代替已消費的價值，他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這樣，生產就不是剩余價值生產，也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從而生產也就失去了資本主義的性質了。實際上，如果工人只提供補償勞動者已消費的價值的勞動，那末，他對資本家來說，就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斯密所說的這種情況，只存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簡單商品生產的經濟社會中。在這種經濟形式中，生產者從自己生產的年產品價值中扣除已消耗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之后，他一年內可以消費的，只是他的勞動新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什么資本主義生產可言，也談不上什么資本主義生產勞動了?？梢哉f，斯密以勞動是否物化在可以出賣的商品之中為依據，來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不僅放棄了他對生產勞動內含的第一種解釋，放棄了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依據來劃分的正確觀點，而且也把資本主義生產與一般商品生產相混同了。并且，由于一般商品生產先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而存在，而資本主義生產又是商品生產充分發展的普遍形式，這樣，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往往就會被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從而就會使人們既不能認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一般商品生產關系的聯系與區別，也不能認清生產勞動特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其結果，就必然把一般商品的物質屬性和物與物的關系永恒化和絕對化，從而造成一系列矛盾和混亂。
關于斯密提出這種解釋（即第二種解釋）的根源和原因，馬克思指出，關鍵就在于，“他在闡述自己的見解時，一方面反對重農學派，另一方面又受到重農學派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對重農學派關于“生產勞動”思想的理解是矛盾的和二重的。重農學派認為,不從事農業生產的那些工業階級每年再生產出自己的年消費價值，不像農業生產那樣，再生產出一個純產品。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的勞動，無疑要比商人、手工業者和制造業者的勞動具有更大的生產能力，因而，不從事農業的工業階級是不生產的和不結果實的。然而斯密在闡明工業階級勞動的生產性時，則認為，一個階級的產品超過另一個階級的產品，并不能使另一個階級成為不生產的和不結果實的。因為農業勞動雖然是生產純產品，是真正的生產勞動，但不從事農業的工業階級，也會把一個等于他們消費的價值再生產出來，從而至少能保持使他們能夠就業的資金或資本。由此，便不能否定不從事農業的工業階級的生產性。可見，斯密在闡述自己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時，拋棄了重農學派只有農業才生產純產品即剩余價值的觀點，而在闡述自己關于生產勞動第二種見解的依據時，又回到重農學關于生產純產品的觀點上來。這樣，就不能不使自己關于生產勞動的見解具有二重性。并且，由于他的第二種見解存在的矛盾和二重性，便引發了他在生產勞動問題上的一系列糊涂觀念和錯誤。
首先，斯密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混淆了普通商品和勞動力商品。馬克思指出，“一旦資本掌握了全部生產，收入只要同勞動交換，它便不是直接同生產商品的勞動交換，而是同單純的服務交換。收入的一部分同充當使用價值的商品交換，一部分同作為使用價值來消費的服務本身交換。”“商品和勞動能力本身不同，它是以物質形式同人對立著的物，它對人有一定的效用，在它身上固定了、物化了一定的量的勞動。”“這樣，我們就得出一個實質上已經包含在第一點中的定義：用自己的勞動生產商品的工人是生產的，并且這個工人消費的商品不多于他生產的東西，不多于他的勞動所值。他的勞動固定和物化在‘可以出賣或交換的對象中’，‘一個能夠補償他們<即生產這些商品的工人>的生活費和工資的價值的可以出賣的商品中。’生產工人生產商品，從而把他以工資形式不斷消費的可變資本不斷再生產出來。他把支付給他的‘使他能夠就業和生存的’基金不斷再生產出來。”
其次，斯密在談到制造業者的勞動與家仆的勞動的區別時，強調手工業者、制造業者的勞動的生產性在于，他的勞動不僅能夠補償他們的生活費和工資的價值，而且還能“自然地固定和物化在可以出賣或交換的對象中。”由此可以看到，斯密提出的這一論據，實際上已經包含在他反駁重農學派的第一點內容之中了。他為反駁重農學派關于手工業者、制造業者的勞動只能改變物質的形式而不是生產勞動者的觀點，而在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依據上，實質上仍然是重農學派的觀點。這樣，他不僅沒有擺脫重農學派的陰影，而且還放棄了自己關于生產勞動要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前提，只有生產資本和生產利潤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的正確觀點。
第三，斯密把直接耗費在物質生產中各類腦力勞動，都算在固定和物化在可以出賣或交換的商品中的勞動之中。在這里，他不僅是指“直接的手工工人或機器工人的勞動，而且是指監工、工程師、經理、伙計等一切人的勞動，總之，是指在一定物質生產領域內為生產某一商品所需要的一切人員的勞動，這些人員的共同勞動（協作勞動），是制造商品所必需的。”“他們把自己的全部勞動加到不變資本上，并且使產品的價值提高到這么多。”馬克思指出，雖然這些情況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如果僅僅以勞動是否固定和物化在商品中作為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依據，那就不僅放棄了他關于生產勞動必須是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這一社會規定性，而且也模糊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界線，從而使斯密又“得到一個關于生產勞動者的全新的定義，”即資本家“自己就是生產勞動者”，甚至“連牛也成了生產勞動者”了。
第四，針對斯密關于只有生產勞動者的勞動即“手工業者、制造業者和商人的勞動能夠自然地固定和物化在可以出賣或交換的對象中，”而“非生產勞動者的勞動通常不是這樣”的觀點，馬克思駁斥說：“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叫到家里來縫制襯衣的女裁縫，或修理家具的工人，或清掃、收拾房子等等的仆人，或烹調肉食等等參見的女廚師，他們也完全和在工廠做工的女裁縫、修理機器的機械師、洗刷機器的工人以及作為資本家雇傭在飯店干活的女廚師一樣，把自己的勞動固定在某種物上，并且確實使這些物的價值提高了。”并且，“他們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從可能性來講，也是商品：襯衣可能拿到當鋪去當掉，房子可能賣掉，家具可能拍賣等等。因此，上述人員從可能性來講，也生產了商品，把價值加到了自己的勞動對象上。但他們是非生產勞動者中極少的一部分人。”馬克思進一步駁斥說,“不管這些‘非生產勞動者’人數有多少，有一點無論如何是清楚的”，“那就是：使勞動成為‘生產的’或‘非生產的’勞動的，既不一定是勞動的這種或那種特殊形式，也不是勞動產品的這種或那種表現形式。同一勞動可以是生產的，只要我作為資本家，作為生產者來購買它，為的是用它來為我增加價值；它也可以是非生產的，只要我作為消費者來購買它，只要我花費收入是為了消費它的（勞動的）使用價值，不管這個使用價值是隨著勞動能力本身活動的停止而消失，還是物化、固定住某個物中。”可見，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以勞動者是否“生產商品”，“是否把自己的勞動固定或物化在他的勞動對象上”，“是否確實使這些物的價值提高了”，作為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依據或標準，這樣的觀點和做法，不僅是二重的和矛盾的，而且也存在一些漏洞和不確定性。
第五，針對斯密關于演員、音樂家、妓女等，他們的“服務一經提供隨即消失”，“不固定或物化在一個‘耐久的’<換句話說>特殊的對象或可以出賣的商品中”，因而是“非生產勞動”的觀點，馬克思明確指出，這種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劇院、歌舞場、妓院等等的老板，購買對演員、音樂家、妓女等等的勞動能力的暫時支配權”，然后“把這些服務出賣給公眾，就為老板補償工資并提供利潤。他這樣買到的這些服務，使他能夠重新去購買它們，也就是說，這些服務會自行更新用以支付它們的基金。”這樣，演員、音樂節、妓女等的這些勞動，對它們的買主或雇主來說就是生產的。在這里，由于斯密混淆了勞動的物質規定性和社會規定性，便暴露了他根本不懂得：在這些演員、音樂家乃至妓女所提供的服務中，“有一部分從屬于資本”，“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收入來購買，就像體現在有用物品中的勞動有一部分直接用收入來購買，不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一樣”，從而也使他無法或者不能正確區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
必須指出，斯密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固定和物化在商品上的勞動，并不總是創造價值的。因為“整個商品世界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勞動能力：第二，不同于勞動能力本身的商品。有一些是訓練、保持勞動能力，使勞動能力改變形態等等的，總之是使勞動能力具有專門性，或者僅僅使勞動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學校教師的服務（只有他是‘產業上必要的’或有用的）、醫生的服務(只要他能保護健康，保持一切價值的源泉即勞動能力本身)。購買這些服務，也就是購買提供‘可以出賣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勞動能力本身來代替自己的服務，這些服務應加入勞動能力的生產費用或再生產費用”，也是“固定”或物化在勞動力商品中的勞動，但它本身并不創造價值。你說它是生產勞動還是非生產勞動？說它是生產勞動，但它并不創造價值。說它是非生產勞動，但它作為提供的服務即勞動又固定或物化在勞動力商品中。要弄清這個問題，還是要回到這種服務的社會規定性上來。也就是說，這種服務如果被學?；蜥t院的老板購買，除了補償自己所支出的資本費用以外，還能為老板帶來剩余價值和利潤，對于老板來說，它就是生產勞動。否則就不是生產勞動，或者是非生產勞動。斯密在這個問題上糊里糊涂，模棱兩可。關鍵就在于，他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片面強調勞動的物質規定性，淡化以至取消了勞動能力的社會性，也即資本性。
同理，斯密在這個問題上陷入矛盾和混亂之中的原因還在于，他不懂得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二重性。馬克思指出，如果我們從商品的交換價值來看，說商品是勞動的化身，那僅僅是指商品的一個想象的即純粹社會的存在形式，這種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體實在性毫無關系。但是形成價值的這種抽象勞動，卻不能脫離生產商品實體的具體形式。然而，生產商品實體的具體勞動，卻不能創造商品的價值，只有抽象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從而使商品代表一定量的社會勞動或貨幣。并且，創造商品價值的抽象勞動，必須借助各種形式的具體勞動才能存在，它可以在原料所取得的外形上留下痕跡，也可以在某些商品上不留任何痕跡，諸如農業和運輸業等等。在這里，斯密之所以產生迷誤。是因為社會關系表現為物的形式?；蛘哒f是因為他不懂得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他只從物質形式上，只從勞動的具體形式上，以能夠固定或物化在一個特定對象上的具體勞動為依據來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不過，如果按照他對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解釋，也即“商品表現為過去的、物化的勞動這個說法還是對的”。“由此可見，斯密本應承認，生產勞動或者是生產商品的勞動，或者是直接把勞動能力本身生產、訓練、發展、維持、再生產出來的勞動，”也應視為生產勞動。但由于他“受某種正確的本能支配”，卻“把后一種勞動從他的生產勞動項目中除去了；”他“意識到，如果他在這里把后一種勞動包括進去，那他就為各種冒充生產勞動的謬論敞開了大門。”這說明，他對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充滿著不能克服的矛盾。
最后，馬克思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的評析作了總結。首先他認為，從商品是資產階級財富的最基本的元素形式來看，斯密把“生產勞動”解釋為“生產商品的勞動，”比起把生產勞動解釋為生產資本的勞動來，符合更基本的多的觀點。其次，關于斯密對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的理論根源，馬克思認為，斯密的第二種見解，是從屬于他對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理解的，這是因為，剩余價值在重商學派那里，表現為貨幣；在重農學派那里，表現為土地的產品；在斯密這里，則表現為一般商品。重農學派把價值僅僅歸結為使用價值（物品或實物）；重商學派把價值僅僅歸結為價值形式即歸結為產品借以表現的一般社會勞動的代表即貨幣；而在斯密這里，則把商品的二重形式——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結合在一起，即認為凡是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即有用產品的勞動的具體形式，即能固定或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可見，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不可避免，既帶有重商主義的痕跡，又具有重農學派的色彩。他關于生產勞動的見解，既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又是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
馬克思在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見解進行總的評析之后，還對斯密上述觀點引發的后果作了提示。他說：正因為斯密關于生產勞動見解的二重性及其存在的矛盾，我們將會看到，在以后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界，必將引起一場“特別激烈的論戰”，并伴隨著這一理論的“庸俗化的過程”
三、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生產勞動問題上的論戰
及其庸俗化的過程
馬克思指出，反對亞·斯密提出的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區分的論戰，主要由二流人物（其中施托爾希還算是最出名的人物）進行的。他們發起這場論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有一大批所謂高級勞動者，如國家官吏、軍人、藝術家、牧師、法官、律師等等，他們的勞動有一部分不僅是不生產的，而且實質上破壞性的，但他們善于依靠出賣自己的‘非物質’商品或把這些商品強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質’財富。”第二，“有一部分生產當事人（物質生產本身的當事人），時而被這一些經濟學家，時而被那一些經濟學家稱為‘非生產的’。例如代表工業資本利益的那部分經濟學家（李嘉圖）把土地所有者稱為‘非生產的’。另一些經濟學家（例如凱里）把本來意義的商人稱為‘非生產的’勞動者。后來甚至又有一些人把‘資本家’本人也稱為非生產的，或者至少企圖把資本家對物質財富的要求歸結為‘工資’，即歸結為一個‘生產勞動者’所取得的報酬。”第三，隨著資本的統治的發展，隨著那些和創造物質財富沒有直接關系的生產領域實際上也日益依附于資本，尤其是在自然科學被用來為物質生產服務的時候，政治經濟學上的阿諛奉承的侍臣，應當首先提出的是馬爾薩斯之流，他們“直接為‘非生產勞動者’和明顯的寄生者辯護，說這些人”都是“必要的和有用的。”
在對這場論戰的背景作了簡要介紹之后，馬克思便對這場論戰的參與者即所謂“公知們”所持的關于斯密“生產勞動”理論的見解，進行簡要的介紹和評析。
首先，我們來看馬克思對法國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重農主義者熱爾門·加爾涅[把斯密和重農學派的理論庸俗化]的評析。
針對加爾涅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第二種解釋的反駁。馬克思指出，關于最高意義上的生產勞動問題，加爾涅是同意重農學派的觀點的，只不過他把這種觀點略為緩和了。他要反對的是斯密關于生產勞動是“物化在某種對象中，把自己活動的痕跡留下來，他的產品能夠出賣或交換”的見解。他認為，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及其依據是錯誤的，因為它根據的是不存在的差別。”從斯密“所理解的生產勞動來看，任何一種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從勞動對支付其代價的人提供某種享受、某種方便或某種效用來看，一種勞動和另一種勞動一樣，”沒有任何差別，都應當“是生產勞動。”并且，加爾涅還列舉了許多事例來加以證明。例如，他認為，無論是服侍他的“仆役”、還是廚師、“理發師、美容師等等”，他們所“提供的是完全同類的服務”，沒有差別的，不能把他們區分為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再如，他認為，“一個私人工商企業的監督人或經理的勞動”和“完全有權被認為是大社會工廠監督人”的政府官吏的勞動”也完全是同類的勞動，也應當看作是生產勞動；還如，他認為，不能把香水制造者說成是生產勞動者，而把音樂家視作非生產勞動者；還有，認為“提琴制造者、風琴制造者、樂器商人、布景師等等”是生產的，而以他們的勞動為‘準備階段’的那些職業則是非生產的”觀點，是矛盾的；等等。
針對加爾涅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第二種解釋的反駁，馬克思指出：從加爾涅對斯密的批評中可以看出，加爾涅所理解的“生產勞動”就是能夠“對支付其代價的人提供某種享受、某種方便或某種效用的勞動，就是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對于加爾涅列舉的事例，馬克思指出：這些事例的“第二點完全符合怎么也忘不了‘橋梁和公路’的法國人的精神；第三點歸結為道德；第四點，或者是包含一種胡說，即認為消費和和生產一樣是生產的（這對于資產階級社會來說是錯誤的，因為在這個社會里，一種人生產而另一種人消費），或者是說明，生產勞動的一部分只為非生產勞動提供材料，而這一點，亞·說明從來沒有否認過。只有第一點包含著正確的意思，即亞·斯密在他的第二個定義中，把同一種勞動既稱為生產勞動又稱為非生產勞動，或者確切些說，按照他自己的定義，他本來應該把他的‘非生產’勞動中的某一個較小的部分稱為‘生產的’。——可見，這并不是反對區分本身，而是反對這種區分包括的范圍，或者說，反對這種區分適用的范圍。
馬克思認為，巴爾捏上述的錯誤可歸結為一點，即把同資本交換的勞動和同收入交換的勞動混淆起來。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關鍵就在于：他不僅看不到資本主義條件下所生產的商品的二重性，只看到商品的使用價值，即效用，而看不到商品的價值或交換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在反駁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解釋時，把同資本交換的勞動和同收入交換的勞動混淆起來，從而抹殺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區別，把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一切必要勞動都說成是生產勞動，從而達到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目的。
至于加爾涅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問題第一種解釋的反駁，則經歷了一個從抽象肯定到具體否定過程。加爾涅說，看來，在斯密所想象出來的兩個階級之間，能夠找到的唯一的總的區別就是：就他所謂的生產階級來說，物品制造者和物品消費者之間有或者總會有一個中介人存在；而就他所謂的非生產階級來說，不會有任何中介人存在，這里勞動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必然是直接的、沒有中介的。接著，他舉例說，很明顯，那些享受醫生的經驗、外科醫生的手術、律師的知識、音樂家或演員天才以及家仆的服務的人，在所有這些不同的勞動者從事這種勞動時，必然同他們發生一種直接的沒有中介的關系；相反，在另一個階級的職業中，供消費的物品是物質的、可以感覺的，因此，在他們從制造者手里轉到消費者手里之前，就能夠成為一系列中間性交換行為的對象。
針對加爾涅對斯密的這一反駁，馬克思首先指出，加爾涅無意中用后面幾句話表明，“在斯密的第一種區分（同資本交換的勞動和同收入交換的勞動）和第二種區分（固定在物質的可以出賣的商品上的勞動和不固定在這種商品上的勞動）之間存在著多么隱蔽的思想聯系。不固定在商品上的種種勞動，按其性質來說大多數不能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他各種勞動，則可能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不用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大部分物質商品，即‘物質的、可以感覺的物品’，是在資本的支配下由雇傭工人生產的，那些[非生產]勞動（或服務，無論是妓女的服務，還是羅馬教皇的服務），只能由生產工人的工資或他們的雇主（和分享利潤的人）的利潤來支付；也不必談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生產工人創造著養活非生產勞動者，因而使他們得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由上述聯系可以看出，斯密的第一種解釋正確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特征，第二種解釋則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現象形式的表述。由本質到現象，也驗證了斯密認識問題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
對于加爾涅在反駁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第一種解釋時的胡說八道，馬克思尖銳地指出，“這條饒舌的法國狗有一個特點，他自認為是政治經濟學家，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研究者，卻把那種使生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東西（即資本同雇傭勞動相交煥，而不是收入同雇傭勞動直接交換，或勞動者自己直接把收入支付給自己）看成是非本質的東西。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是一種非本質的形式，而不是一種發展社會生產力，并使勞動變為社會勞動的必然形式。盡管只是歷史的也是暫時的必然形式。”
針對關于“生產階級的勞動”“大多數由資本支付，”“但是這個資本歸根到底總是要由消費者的收入來補償”的胡言亂語，馬克思指出，加爾涅用來作為反駁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第一種解釋的這個“論據”，是“十分幼稚”的說法，其主要目的，還是要把同資本交換的勞動和同收入交換的勞動相混同，進而抹殺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生產者階級和非生產者階級之間的區別，從而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任何一種職業都說成是生產勞動者，抹殺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
其次，我們來看馬克思對法國庸俗經濟學家沙爾·加尼耳[關于交換和交換價值的重商主義觀點以及把一切得到報酬的勞動都納入生產勞動的概念]的庸俗見解的評析。
加尼耳的重商主義觀點主義體現在他對價值的理解中。
加尼耳認為，交換或商業是價值的來源。“在現代文明狀態下，勞動只有通過交換才能為我們認識，”“沒有交換，勞動就不能生產任何財富，”“只有交換或商業，才使物具有價值。”這個“價值和財富等同的原則”“是關于一般勞動的生產性的學說的基礎。”對此，馬克思指出：這就等于說，“財富是交換價值，因此，凡是生產交換價值或本身具有交換價值的勞動，都生產財富。”“個人的勞動，或者更確切地說，個人的勞動產品，必須采取一般勞動的形式。只有這樣，勞動的產品才變成交換價值，變成貨幣。”“實際上，加尼耳回到財富就是貨幣這個觀點上去了；不過在加尼耳看來，財富不僅是金銀，而且是商品本身，因為商品就是貨幣。”馬克思說，“由此可見，就像加爾涅回到重農主義體系的見解上去一樣，加尼耳回到重商主義體系的見解上去了。”
加尼耳認為,價值量是由交換和商業決定的，但他由認為，“物，使用價值，只有作為社會勞動的相對表現，才變成價值，才獲得這種形式”。他同重商學派一樣認為，價值量本身是交換的產物。馬克思指出，“如果這樣說，物，使用價值，只有作為社會勞動的相對表現，才變成價值，才獲得這種形式，那是同義反復。”“如果這是說，它通過交換，比沒有交換前取得更大的價值，那顯然是胡說，因為交換要提高商品A的價值量，就只有降低商品B的價值量。它使商品A的價值比交換前增加多少，它也就使商品B的價值減少。因此，A＋B無論在交換前還是在交換后都具有同樣的價值。”“產品高的交換價值并不是交換的產物，它不過是在交換中表現出來而已。”
加尼耳還認為，“一國要靠國內貿易來致富是困難的，也許是不可能的。進行對外貿易的各國人民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因為在對外貿易中，這些國家的人民“得到的不單單是等價，而是多于等價。”可是，他“同時又認為根本沒有等價，因為等價的前提是：商品A的價值和商品B的價值，不是由A對B的比例或B對A的比例決定，而是由一個第三者決定，在這個第三者身上，A和B是等同的。”馬克思指出：“這是老重商主義”在加尼耳身上的重現。
加尼耳在他的重商主義觀點基礎上，提出了他的關于生產勞動的觀點。首先，他認為，“任何勞動，不管其性質任何，只要它具有交換價值，就是生產勞動，就是生產財富的勞動。”其次，他又認為，“所有的<勞動>從它們生產出它們本身已經與之交換的總額這一點來說，
同樣都是生產的”。但由于“非物質勞動生產出它本身與之交換的物質產品，以致看起來像是物質勞動生產出非物質勞動的產品。”第三，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他認為：“判斷一種勞動是生產的還是不生產的，不能根據消費以后究竟留下什么，而應當根據交換或根據這種勞動所引起的生產。”消費也是生產的，消費能創造和促進生產。“如果勞動的物質產品不用來支付那些不創造物質產品的勞動，那它們就找不到消費者，它們的再生產就要停止。因此，生產娛樂的勞動，也像那種被認為是最生產的勞動一樣有效地參加生產。”加尼耳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有一段話“是最典型的”，即“只要仆人的勞動得到的物質產品報酬比土地耕種者或者工業工人的勞動得到的大一倍，”那么“仆人的勞動對于財富生產的貢獻”，就“比土地耕種者或工業工人的勞動大一倍。”可見，加尼耳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依據，歸根到底就是強調一點，各種“非生產勞動都是生產的”，只要有交換價值，可以得到報酬，或者有助于物質生產，就都是生產勞動，或者說，一切得到報酬的勞動，都應當納入生產勞動的范疇?？傊?，加尼耳的觀點就是，“任何勞動都必然是生產的”。
針對加尼耳上述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以及為非生產勞動者及其消費辯護的謬論，馬克思針鋒相對地指出，“加尼耳先生忘記了，只有工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生產性，總之，只有生產工人創造的、但沒有被支付過代價的那個余額，才提供非生產勞動者的基金。”“即使假定，仆人的生產費用比生產工人的價值或生產費用大一倍，那也應當看到，工人的生產率（像機器的生產率一樣）和他的價值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它們兩者甚至是成反比的。”馬克思憤怒地指出，“這個家伙，一方面認為財富取決于生產超過消費的余額，另一方面又認為只有消費才使勞動具有價值。”“一方面承認這種非生產勞動不直接參加物質財富的形成，而斯密的主張也無非是這樣；另一方面他又力圖證明，這些非生產勞動，同他自己承認的不創造物質財富相反，是創造物質財富的。”“在所有這些反駁亞·斯密的人那里。我們一方面看到他們對物質生產采取高傲態度，另一方面又看到他們力圖為非物質生產——甚至根本不是生產，如像仆役的勞動——辯護，把它冒充物質生產。無論‘純收入’的所有者把這種收入花在仆役身上，花在姘婦身上，還是花在油炸餡餅上，那是完全無關緊要。但是認為為了不使產品的價值去見鬼，余額就必須由仆人來消費，而不能由生產工人本人來消費”。這種對非生產勞動者的獻媚，對生產勞動者打壓的奴才像，與馬爾薩斯一樣，真是荒唐可笑、無恥之極！
第三，我們來看馬克思對法國庸俗經濟學家、重商主義的追隨者弗·路·費里埃對斯密的生產勞動理論的反駁及其保護關稅性質理論的評析。
費里埃是法國庸俗經濟學家和重商主義的追隨者，著有《論政府和貿易的相互關系》一書。此人是波拿巴王室的海關副督察、禁止性關稅制度等等的贊頌者。他認為，政府是直接干預生產的領導者，因而國家官吏這些非生產勞動者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指出：由于“斯密確定的國家節約的原則，是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為根據的”，所以，“這個海關官吏對亞當·斯密把國家官吏叫做非生產勞動者這一點非常惱火”。其實，斯密正是因為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間的區分為根據“來確定國家節約的原則”，才正確地指出，“將產品中盡可能大的部分當作資本花費，即用來同生產勞動相交煥，而將盡可能小的部分當作收入花費，來同非生產勞動相交煥”的。但費里埃卻認為，斯密的“這一區分實質上是錯誤的。根本就沒根有非生產勞動。”“國家有節約和浪費之別，但國家是浪費還是節約，只能從該國同他國的關系來看，問題也正是必須這樣來看。”并且，費里埃還認為，“國家的節約是有的，但跟斯密所說的完全不同。國家的節約在于，購買外國產品的數量不超過能用本國產品支付的限度。有時這種節約在于完全不要外國產品。”這就是說，波拿巴王室的禁止性關稅制度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之英明的。而由于政府是直接干預生產的領導者，因而，政府（因而國家這些非生產勞動者）具有重要的意義，執行“禁止性關稅制度”的國家官吏就不能是非生產勞動者，而必須視作生產勞動者。
從馬克思對費里埃對斯密生產勞動理論的反駁及其保護關稅理論的評析，我們可以看出，費里埃關于生產勞動和保護關稅的理論，具有鮮明的辯護性、社會性和階級性；費里埃理論的辯護性、社會性和階級性，是與他的社會地位緊密相連的，因為他本身就是波拿巴王朝的海關副督察，由此便決定了他必然是波拿巴王朝禁止性關稅制度的贊頌者和政府官吏勞動非生產性的否定者；實質上，費里埃關于保護關稅制度和生產勞動的理論，是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后、代表金融資產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拿破侖政權的利益服務的；最后，費里埃關于保護關稅和生產勞動的理論，帶有濃厚的重商主義色彩，這種理論不僅是庸俗的，而且也是及其反動的。
第四，我們來看馬克思關于詹姆斯·羅德戴爾伯爵[把統治階級看成各種最重要生產勞動的代表的辯護論觀點]的評析。
羅德戴爾關于生產勞動的觀點，是以他的庸俗利潤理論為前提的。他認為，“資本利潤的取得，總是或者因為資本代替了人必須用自己的手去完成的勞動；或者因為資本完成了人的個人力量不能勝任和人自己不能完成的勞動。”馬克思指出，按照這種辯護論觀點，利潤不是來源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而是由“資本本身產生的，因為資本‘代替’勞動。資本之所以得到報酬，是因為它做了人沒有它就得自己去做的事，或者做了人不借助于它就根本做不到的事。”或者是，利潤是由資本本身產生的。或者“按照他的意見，斯密叫做‘勞動生產力’的東西只不過是‘資本生產力’。”由此，“他直接否認斯密提出的對剩余價值的解釋”，否定了利潤也即剩余價值的來源，他的關于利潤的理論，帶有明顯的辯護性質。顯然，在他的關于利潤理論的前提下，在他“同斯密的論戰中，抓住的也是最膚淺的東西。”
然而，羅德戴爾伯爵卻利用他抓住的斯密理論中最膚淺的東西，去反對斯密關于生產勞動者和非生產勞動者的區分。他說：按照斯密的意見，“同一種勞動可以是生產的，也可以是非生產的，這要看勞動所加工的那個以后的用途如何。例如，如果我的廚師制成一個大蛋糕，我馬上把它吃掉，那么他就是非生產勞動者，他干的活就不是生產的勞動，因為他的服務一經提供便隨即消失。但如果這種勞動是在糕點店完成的，那末它就成了生產勞動。”對于斯密的這種區分，羅德戴爾認為，這是“新奇的區分”。并且說，“這種新奇的區分，僅僅以所提供的服務的耐久性為根據，它把那些在社會上擔任最重要職務的人，都歸到非生產勞動者里面去。君主、一切神職人員、司法人員、國家保衛者以及一切利用自己的技能……保衛國民健康或使國民受到教育的人，都被視為非生產勞動者”，這是不應該的。最后，他說：“如果承認交換價值是財富的基礎，那末，就沒有必要用冗長的議論來證明這個學說的錯誤。最能說明這個學說錯誤的是，如果根據這些服務所取得的報酬來判斷，人們對這些服務是尊敬的。”因而，這些服務人員不應該認為是非生產勞動者，而應該認為是生產勞動者。
最后，羅德戴爾論述了流動資本在帶來利潤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說，無論是“制造業工人的勞動，”“仆人的勞動，”還是“由流動資本節約的勞動也好(羅德戴爾在這里所說的“流動資本”是指貨幣)”，“它們所提供的利益，同樣都是由于它們節約主人或所有者的勞動造成的。”盡管它們的生產性不那么明顯，也應看作是生產勞動。這是羅德戴爾提出的產勞動的又一論點，即節約勞動也是生產的。
對于羅德戴爾的上述理論觀點，馬克思指出：“在同斯密的論戰中，”他總是力圖“把統治階級看成各種最重要生產勞動的代表”，這種辯護論觀點貫穿于他的全部理論之中。
第五 ，我們來看馬克思對薩伊關于“非物質產品”的見解，以及“為各種非生產勞動的不可遏止的增長辯護”伎倆的評析。
針對薩伊對斯密“不把醫生、音樂家、演員等人這類活動叫做產品，”而把“這些人從事的勞動稱為非生產勞動”的觀點的非難和攻擊，馬克思澄清說，斯密完全不否認，“這類活動”會產生某種結果，或“某種產品”。他甚至直接提到：“‘國家的安全、安定和保衛’是<‘國家公務人員’>‘年勞動的結果’。”斯密把這些人的勞動稱作非生產勞動的理由，是這些人的勞動及其產品一經提供，隨即消失，并不固定在可以耐久使用的商品中，實際上，薩伊也堅持斯密的這一補充定義。但與斯密不同的是，他“把這樣消費掉的‘服務’或它的產品，它的結果，一句話，它的使用價值，稱為‘非物質產品或一生產出來就被消費掉的價值。’他不把提供這種服務的人叫做‘非生產勞動者’，而叫做生產非物質產品的人’”。其實，薩伊把“非生產勞動者”改作“生產非物質產品的人”的做法，只不過是加爾涅“節約勞動”觀點的再現。如此偷換概念的手法，其目的就是為了取消“非生產勞動者”的稱謂，把一切勞動者都說成是“生產勞動者”。馬克思指出：“薩伊先生只是從斯密的定義的最有限的意義上把這類勞動稱為非生產勞動。但同時又想把加爾涅的‘進步’據為己有。所以他給各種非生產勞動發明了一個新名稱。這就是他的獨創性、生產性和發現方式?？墒?，他又以他慣有的邏輯把自己推翻了。”
薩伊在用偷換概念的伎倆，把非生產勞動者的概念換成“生產非物質產品的人”之后，為了徹底實現為“非生產勞動者”辯護的目的，又說：“不能同意加爾涅先生的意見”，這是因為，加爾涅“根據醫生、律師等等的勞動是生產勞動這一點，就得出結論說，增加這種勞動和增加其他任何勞動一樣，對國家有利。”但“生產非物質產品的勞動，也像其他任何勞動一樣，只有在增加產品的效用從而增加產品的價值<即增加產品的使用價值，但薩伊把效用同交換價值混為一談>的時候，才是生產勞動，一旦超出這個界限，它就成為純粹的非生產勞動了。”針對薩伊的這些謬論，馬克思指出：薩伊的這種邏輯是相矛盾的，既然都是生產勞動，而“生產勞動的增加”都“對國家有利”，那末，為什么又不能同意加爾涅是意見呢？薩伊的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反映了法國當時新興資產階級對非生產勞動者既需要，又想把他們限制在不過份侵蝕生產資本、不妨礙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度之內的矛盾心理。并且，為了給法國統治階級以心理安慰，薩伊又杜撰出“非生產勞動者的人數決不會增加到充足的程度”的荒謬理論。薩伊為資產階級辯護的奴才相和無所不用的詭辯伎倆，真是暴露無遺。
第六，馬克思對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關于“利潤起源”的庸俗見解、宣稱“產業資本家是唯一的最高意義上的生產勞動者”觀點的評析。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是法國庸俗經濟學家、感覺論哲學家，法國研究院倫理學和政治學院士，君主立憲制的擁護者。他的利潤理論和生產勞動問題的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關于生產勞動的定義和階級劃分理論。德斯杜特認為，“任何有用勞動都是真正的生產勞動，社會上的任何勞動階級都同樣應當稱為生產階級。”但是在這種生產階級中，德斯杜特又分出一個“直接生產我們的一切財富的勞動階級。”對于不生產階級，他又認為，“真正的不生產階級是有閑者階級，他們無所事事，?？吭谒麄円郧皹I已完成的勞動的產品，過著所謂養尊處優的生活”。“這種收入不外是……勞動市民的活動的產品的扣除部分。”“要發現這種收入<有閑者賴以生活的收入>怎樣形成，始終必須追朔到產業資本家。”“產業資本家<第二種資本家>包括所有經濟部門的一切企業主，即一切擁有資本的人……他們把自己的才能和勞動用于自己利用資本，而不是把資本借給別人。因此，這種人不是靠工資過活，也不是靠收入過活，而是靠利潤過活。”針對德斯杜特的上述見解，馬克思指出，直到現在為止，他談的都很好。但是，在有閑者收入的來源問題上，必須把他“表面上是在贊美生產工人，實際上不過是贊美那些與土地所有者和單靠自己收入過活的貨幣資本家相對立的‘產業資本家’”的說法除外。德斯杜特的上述見解，“表現了上升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當上升的資本主義社會本身還沒有學會把剝削和消費結合起來，還沒有使享用的財富從屬于自己時，享用的財富對它來說，是一種過度的奢侈。”
其次，關于利潤起源的見解。德斯杜特認為，“這些企業主”之所以能賺取這樣大的利潤，“那是因為他們按高于生產成本的價格出賣他們生產的一切產品。”“（1）他們彼此出售用來滿足他們需要的全部消費品；他們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潤來支付這些消費品；（2）他們把產品賣給他們自己雇傭的和有閑資本家雇傭的雇傭勞動者。通過這種途徑，他們從雇傭勞動者那里收回勞動者的全部工資，或許只有勞動者的少量積蓄除外；（3）他們把產品賣給有閑資本家。這種資本家把還沒有付給自己直接雇傭的雇傭勞動者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給他們。他們每年付給這種資本家的全部租金，就是通過這種或那種途徑，再流回他們手里的。”按照德斯杜特的上述說法，產業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并不是由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創造的，而是由產業資本家在流通過程中按照高于生產成本的價格出賣他們生產的一切產品的結果。對此，馬克思指出，產業資本家按照高于商品價格過貴出賣自己的商品：第一，貴賣給自己，也就是其騙自己和相互欺騙；第二，貴賣給工人，這又是欺騙自己，因為德斯杜特先生對我們說過，‘必須把’雇傭工人的消費‘看作是雇傭他們的那些人的消費’；最后，第三，貴賣給租金所得者，也就是欺騙這些人；”但這同樣是說不通的，因為“總利潤在產業資本家和非產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配，”“絲毫不能幫助我們理解這個總利潤是從哪里來的。”實際上，“德斯杜特什么也沒有回答，他只不過暴露了，他把貨幣的回流看作商品本身的回流，”而掩蓋了利潤的真正來源。
最后，關于“產業資本家是唯一的最高意義上的生產勞動者”庸俗理論。德斯杜特認為，“靠利潤生活的人<產業資本家>養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們能夠增加共同財富，創造我們的全部享受資料。”“因為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因為只有他們這些人才有利地運用積累的勞動，從而給現時的勞動者指出有用的方向。”由此，德斯杜特得出結論說：“產業資本家實際上是唯一的最高意義上的生產勞動者。”針對德斯杜特的這種庸俗說法，馬克思指出：“在剛剛引用的這句話中，德斯杜特天真地概括了構成資本主義生產實質的矛盾。因為勞動是一切財富的真正源泉，所以資本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并且日益增長的財富的真正創造者不是從事勞動的人，而是從別人的勞動中取得利潤的人。勞動的生產力就是資本的生產力。”可見，德斯杜特的上述庸俗見解，不僅暴露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矛盾，而且也顯示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資本家乃至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階級本質。
第七、馬克思對昂利·施托爾希“對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相互關系問題的反歷史態度”及其“關于統治階級的‘非物質勞動’的見解”的評析。
施托爾希認為，“斯密……把一切不直接參加財富生產的人排除在生產勞動之外的說法的錯誤在于：他沒有對非物質價值和財富作出應有的區分。”對此，馬克思指出，事實上，“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對于斯密所考察的東西——物質財富的生產，而且是這種生產的一定形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精神生產中，表現為生產勞動的是另一部分勞動，但斯密沒有考察它。最后，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和內在聯系，也不在斯密的考察范圍之內；而且，物質生產只有從它本身的角度來考察，才不致流于空談。如果說斯密曾談到并非直接生產的勞動者，那只是因為這些人直接參加物質財富的消費，而不是參加物質財富的生產。”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從施托爾希的著作本身來看，他的‘文明論’雖然有一些機智的見解，”“但是依然脫不掉陳詞濫調。”“他甚至連表述這個問題都還遠遠沒有做到，更不用說解決這個問題了。”這說明施托爾希對斯密的指責是強詞奪理，與斯密所要研究的問題相距太遠。
接著，馬克思提出了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關系必須采取的正確態度和方法論：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之間的的相互作用。從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見解。其次，人們的國家制度和人們的精神方式是由從物質生產的一定形式產生的“一定的社會結構”和“人對自然的一定關系決定的，從而人們精神生產的性質也要由上述兩者來決定。最后，施托爾希所理解的精神生產，還包括統治階級中專門執行社會職能的各個階層的職業活動。這些階層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職能，只有根據他們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結構才能理解。
最后，馬克思揭露了施托爾希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相互關系問題上的方法論錯誤。馬克思指出，由于“施托爾希不是歷史地考察物質生產本身，他把物質生產當作一般的物質財富的生產來考察，而不是當作這種生產的一定的、歷史地發展的和特殊的形式來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礎，而只有在這種基礎上，才能夠既理解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會形態下自由的精神生產。”又由于“他沒有能夠超出泛泛的毫無內容的空談，而且，這種關系本身也完全不像他原先設想的那樣簡單。例如資本主義生產就同某些精神生產部門如藝術和詩歌相敵對。不考慮這些，就會墜入萊辛巧妙地嘲笑過的十八世紀法國人的幻想。”
關于施托爾希對統治階級的“非物質勞動”的見解。施托爾希認為，“醫生生產健康（但他也生產疾?。?，教授和作家生產文化（但他們也生產蒙昧），詩人、畫家等等生產趣味（但他們也生產乏味），道德家等等生產道德，傳教士生產宗教，君主的勞動生產安全，等等。馬克思指出：“這種說法事實上是說，所有這些活動，這些‘服務’都生產現實的或想象的使用價值；后來的著作界不斷重復這種說法，用以證明上述這些人都是斯密所謂的生產勞動者，也就是說，他們直接生產的不是特殊種類的產品，而是物質勞動的產品，所以他們直接生產財富，”是生產勞動者。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施托爾希的書中還沒有這種荒謬的說法。其實這種荒謬的說法完全可以由下面各點來說明：（1）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各種職能是互為前提的；（2）物質生產領域中的對立，使得由各個意識形態階層構成的上層建筑成為必要，這些階層的活動不管是好是壞，因為是必要的，所以總是好的；（3）一切職能都是為資本家服務，為資本家謀‘福利’；（4）連最高的精神生產，也只是由于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才得到承認，在資產者眼中才成為可以原諒的。”可見，施托爾希等人對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相互關系問題的反歷史態度以及關于統治階級的“非物質勞動”的見解或荒謬庸俗的說法，完全是為資產階級的剝削行為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辯護的。
第八、馬克思對納騷·西尼耳[宣稱對資產階級有用的一切職能都是生產的。對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國家阿諛奉承]的行為的評析。
西尼耳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一書中，擺出一副高傲的樣子說：“照斯密看來，猶太人的立法者是非生產勞動者。”據此，他反問斯密道：“一個醫生開藥方把病孩治好，從而使他的生命延續好多年，這個醫生難道不是生產持久的結果嗎？”他又反問斯密道：“起來反抗西班牙人的暴政的荷蘭人，或者起義反對有可能變得更可怕的暴政的英國人，難道只生產了短暫的結果嗎？”還反問道：“有些國家，沒有士兵的守衛便根本不可能耕種土地，”“照斯密的說法，”為什么“只有土地耕種者才是生產勞動者，士兵的活動則是非生產呢？
對于西尼耳上述說法，馬克思訓斥道：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如果孩子死了，結果同樣是持久的。如果孩子的病沒有治好，醫生的服務還是要得到報酬的，照納騷看來，醫生只有把病治好，律師這只有把官司打贏，士兵只有把仗打勝，才能得到報酬了。”“真是美文學式的廢話!”“在關于生產勞動者或非生產勞動者的問題上涉及的始終是勞動的買者和賣者，多么愚蠢！”“這些家伙在對斯密的反駁中發表庸俗的美文學，不過表明，他們是‘有教養的資本家’的代表。”他們企圖證明的只是：“對資產階級有用的一切職能都是生產的，”甚至“連那些同財富的生產毫不相關的職能和活動，也加以承認”，應該是生產性勞動。最后，馬克思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在自己的專業方面毫無創造的‘非生產的’經濟學家，都反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但是，對于資產者來說，‘非生產的’經濟學家們的這種立場，一方面表示阿諛奉承，力圖把一切職能都說成是為資產者生產財富服務的職能；另一方面表示力圖證明資產階級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資產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養，以致能理解這一點。”——這就是資產階級豢養的奴才——一切庸俗的經濟學家們的共同特征。
第九、馬克思對佩·羅西關于非生產勞動者“節約勞動”的庸俗見解的評析。
佩·羅西是意大利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他和他的先輩們幾乎一樣，也竭力反對和攻擊斯密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區分的正確見解。他認為，斯密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是錯誤的，其理由是：
其一，是因為斯密“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只注意交換價值而忽視使用價值”。
他認為，“在買者當中，一部分人購買產品或勞動，是為了個人直接消費它們，另一部分人購買它們，只是為了把他們用購得的產品和買到的勞動制造的新產品出賣。對于前一種人來說，有決定意義的是使用價值，對后一種人來說，有決定意義的是交換價值。”而由于斯密“只注意交換價值”，所以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就犯了錯誤。對此，馬克思指出：斯密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根據勞動是否生產并增加商品價值，正是建立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的。這一區分標準正是體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和本質要求。按照羅西的看法，只注意商品的使用價值，而不注意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即不以勞動是否生產并增加商品的價值為依據，那就必然會得出結論說，所有一切人，包括“靠假誓約獲得現金的”、“靠偽造文件賺錢的人”、“因殺人而得到報酬的人”、“誣陷者、告密者、食客、寄生者、獻媚者”，只要他們的這種‘服務’不是無酬的，他們的這些勾當對他們來說就都是生產的。就連“自己給自己支付報酬的騙子手”，也都是“生產勞動者了”。羅西對斯密的攻擊和反對說明，他以勞動的一般形式代替資本主義勞動的特殊的具體形式，以經濟現象的一般形式代替經濟現象的資本主義的特殊社會形式，完全不懂得或者故意掩蓋、回避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基礎和實質，也不理解斯密以生產和占有盡可能多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為標準，來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意義。
其二，是因為斯密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沒有把直接勞動和間接勞動區分開來。”他認為，“如果<沒有官吏的勞動>生產就幾乎不可能進行，那就很清楚，這種勞動對于生產是有幫助的，即使沒有直接的物質的幫助，至少還有不可忽視的間接的作用。”因此，亞·斯密把官吏看作是非生產勞動者是錯誤的。針對羅西的這種見解，馬克思直截了當地指出：“這種間接參加生產的勞動（他不過是非生產勞動的一部分），我們也稱為非生產勞動。否則就必須說，因為官吏沒有農民就絕對不能生活，所以農民是司法等等的‘間接生產者’。真是胡說八道！”
其三，是因為斯密“沒有仔細區分三個生產現象的三種基本事實：力量即生產手段，這種力量的使用，結果。”羅西認為，斯密對生產勞動的第二個解釋只注意到生產現象的一個方面，即結果結果，而忽視了其他方面，而其他方面即力量及力量使用也是生產的現象。例如我們向裁縫買一件上衣，這時我們關心的只是勞動的結果。但是，還有一種老古板的人，他們叫一個工人到家里來，供給他材料和一切必需的東西，要他做一件衣服，這些老古板的人所購買的是力量和力量的使用，這種力量及力量的使用也會形成一定的結果。兩種情況產生的結果都是一樣。由此，就不能說前一種情況是生產勞動而后一種情況是非生產勞動。對羅西的上述見解，馬克思明確指出：“然而問題正是在于，這些‘老古板的人’所使用的生產方式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毫無共同之處，在這種生產方式下，不可能有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勞動生產力的全部發展。”如果它是在購買的交換形式下生產的，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裁縫工人所生產的，不只是上衣，他生產的是資本，也生產利潤；他同雇主是作為資本和雇傭勞動相對立。如果上衣是老古板的人把裁縫工人叫到家里制作的，那就是某種甚至和亞洲關系或中世紀關系等等相適應的手工勞動形式。在這種情況下，裁縫勞動的買者和裁縫工人的關系則是作為單純的買者和賣者相對立。羅西的上述觀點只不過表明，這位妄自尊大的空談家，顯然不懂得亞·斯密的意思。
至于羅西關于非生產勞動者“節約勞動”的生產性的觀點，馬克思也作了詳細而具體的評析。羅西“坦率地說，當斯密斷言仆人的勞動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時，他犯了他這樣的人所不應當犯的大錯誤”。這是因為他有違于事實。羅西認為，當一個工廠主必須從事這種所謂非生產勞動的時候，他所雇傭的仆人所完成的工作，能夠使他從事更適合于他的能力的勞動，這個仆人的服務就會留下不可磨滅痕跡。因此，他的仆人所從事的服務勞動，即可稱為生產勞動。對此，馬克思批駁說：“這又是加爾涅、羅德戴爾和加尼耳已經說過的節約勞動。按照這種說法，非生產勞動只要在如下的情況下就是生產的：它們節約勞動，并且使‘產業資本家’或者生產工人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的勞動，由于別人代替他們去完成價值較小的勞動，他們就能完成價值較大的勞動。”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即使這樣，仍有有很大一部分非生產勞動者不能包括在內，例如只當作奢侈品的那些家仆，以及所有這樣的非生產勞動者：他們只生產享受，并且只有在我為享用他們的勞動而花費的時間同這種勞動的賣者為生產這種勞動<完成的這種勞動>而花費的時間一樣多的時候，我才能享用他們的勞動，在這兩種情況下，都談不到‘節約’勞動。最后，甚至真正節約勞動的個人服務，也只有在它們的消費者是生產勞動者的情況下，才是生產的。如果它們的消費者是個有閑資本家，那末它們節約他的勞動，不過意味著讓他可以什么都不干”，因而它們節約的他的勞動也不可能是生產勞動。馬克思又補充說：“施托爾希（在前面引用的著作中）所說的那些生產‘余暇’，因而使人有空閑時間來享樂、從事腦力勞動等等的人們，也屬于這類勞動者。警察節約我為自己當憲兵的時間，士兵節約我自衛的時間，政府官吏節約我管理自己的時間，檫皮靴的人節約我自己檫靴子的時間，教士節約思考的時間，等等。”如此“節約勞動”的邊界無邊無際，羅西之流的發明創造，真是高明之極！馬克思說：羅西“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一點是分工的思想。”然而，這種分工雖然是客觀存在，“但這決沒有消除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相反，這種區分本身表現為分工的結果，從而促進一般勞動生產率的發展，因為分工使非生產勞動變成一部分人的專門職能，使生產勞動變成另一部分人的專門職能。”無疑，這種情況，反映了社會分工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歷史進步性，但這決非羅西之流所謂“節約勞動”功績！
羅西斷言， 就連專門用來使主人擺闊、滿足主人虛榮心的那些家仆的“勞動” 也不是非生產勞動。因為它生產某種東西 ，滿足虛榮心，使主人能夠吹噓、擺闊。馬克思憤然指出，“這里我們又看到了那種胡說八道，好像每種服務都是生產某種東西：妓女生產淫欲，殺人犯生產殺人行為等等。而且，據說斯密說過，這些污穢的東西每一種都有自己的價值。就差說這些‘服務’是無酬的了。問題并不在這里。但是，即使這些服務是無酬的，它們也不會使財富（物質財富）增加一文錢”。由此可見，羅西等人關于非生產勞動者節約勞動的見解所具有的極端庸俗性。
最后，馬克思把反駁和攻擊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區分的所有胡說八道作了總結，揭示了羅西等人的階級本質及其歷史反動性。他說，加爾涅，也許還有羅德戴爾和加尼耳，“已經把這種反駁的全部內容都表達出來了。后來的著作家（施托爾希沒有成功的嘗試除外）只不過發一些美文學式的議論，講一些有教養的空話而已。加爾涅是督政府和執政時代的經濟學家，費里埃和加尼耳是帝國的經濟學家。另一方面，羅德戴爾是伯爵大人，他尤其愿意把消費者當作‘非生產勞動’的生產者加以辯護。對奴仆、仆役的頌揚，對征稅人、寄生蟲的贊美，貫穿所有這些畜生的作品中，和這些相比，古典政治經濟學粗率嘲笑的性質，倒顯得是對現有制度的批判。”
第十、馬克思對馬爾薩斯主義者查默斯為富人浪費辯護的觀點的評析。
托·查默斯是最狂熱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之一，英國的神學家，其反動的觀點大體有兩個方面：其一是，他認為“要消除一切社會弊端，沒有別的手段，只有對工人階級進行宗教教育（他指的是通過基督教的粉飾和教士的感化來灌輸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其二是，“他竭力為各種浪費、國家的無謂開支、教士的巨額俸祿、富人的極度揮霍辯護”。他對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嚴酷的忍饑挨餓的節約”感到痛心；他要求實行重稅，讓那些“高級的”非生產勞動者、教士等等可以大吃大喝；當然，他對斯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也是極為反對的，不過其中除了斷言節約等等對“生產勞動者”只有害處以外，沒有什么任何新的東西。馬克思指出，這位牧師所說的“教會”是指他自己的教會，作為“法定”教會的英國教會，而且他還是把這個“教會”推行到愛爾蘭的那幫家伙中的一個。查默斯的上述論點，充分暴露了他所持的維護教會、統治者以及富人利益的反動階級的立場、觀點和主張的反動性。
最后，關于亞當·斯密及其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看法的總結性評論。
在結束本章的這個總結性評論中，馬克思首先通過引用斯密的兩段話，來論述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看法的論述的意義。
在第一段話中，斯密發泄了自己對非生產的政府的憎恨，指責“國王和大臣們要求監督私人的節約”和“限制私人開支”。認為這是“他們最無恥、最專橫的行為。他們自己始終是并且毫無例外地是社會上最大的浪費者”。在第二段話中，斯密力圖證明。把上至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員，下至演員和丑角的各色人物，統統稱為和家仆一樣的非生產勞動者。
馬克思指出：“這是還具有革命性的資產階級說的話，那時，它還沒有把整個社會、國家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這些卓越的歷來受人尊敬的職業——君主、法官、軍官、教士等等，所有由這些職業產生的各個舊的意識形態階層，所有屬于這些階層的學者、學士、教士……在經濟學上被放在與他們自己的由資產階級以及有閑財富的代表（土地貴族和有閑資本家）豢養的大批仆從和丑角同樣的地位。他們不過是社會的仆人，就像別人是他們的仆人一樣。他們靠別人勞動的產品生活。因此，他們的人數必須減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的限度。”“因為這些費用本身屬于生產上的非生產費用。”斯密的上述觀點，充分體現了他所代表的處于上升時代的資產階級的歷史要求和革命性，具有革命的歷史意義。同時，馬克思又指出：“相反，一旦資產階級占領了地盤，一方面自己掌握國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國家的人妥協；一旦資產階級把意識形態階層看作自己的親骨肉，到處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們改造成自己的伙計；一旦資產階級自己不再作為生產勞動的代表來同這些人對立，而真正的生產工人起來反對資產階級，并且同樣說它是靠別人勞動生活的；一旦資產階級有了足夠的教養，不是一心一意從事生產，而且也想從事‘有教養’的消費；一旦連精神勞動本身也愈來愈為資產階級服務，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一旦發生了這些情況，事情就反過來了。這時資產階級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力求‘在經濟學上’證明它從前批判過的東西是合理的。加爾涅等人就是資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這些經濟學家（他們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熱衷于證明自己‘在生產上的’有用性，‘在經濟學上’證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由是，斯密的理論、立場和觀點，也必然由他的繼承者庸俗化，變成為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辯護的反動理論。上述由馬克思介紹和評析的反對乃至庸俗化斯密關于生產勞動理論的論戰，就是最好的證明。
四、馬克思關于資本的生產性即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
系統化理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4卷第一冊第四章對斯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以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這一理論不同觀點之間的論戰進行系統性介紹和評析的基礎上，在本卷第一冊附錄中，又從不同角度分析和全面闡明了自己關于“資本的生產性”也即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
首先，關于資本的生產性。馬克思認為，資本的生產性，首先在于強迫進行剩余勞動，強迫進行超過直接需要的勞動。這種強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生產方式所共有的，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更加有利于生產的方式實行并采取這種強迫的。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所以比以前的生產方式更有利于采用強迫勞動進行生產，是因為，生產資料，勞動的物質條件——勞動材料、勞動資料（以及生活資料）不從屬于工人，相反，是工人從屬于它們。不是工人使用它們，而是它們使用工人。工人對它們來說，只是一個手段，它們依靠這個手段，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價值，另一方面，使自己的價值轉化為資本，吸收工人的剩余勞動，使自己的價值增殖。于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作為吸收工人的剩余勞動，實現自己價值的增殖，從而使資本的生產性具有了一種特殊的動力，即資本的生產力。
其次，關于資本的生產力。資本的生產力，從它本身的一般的性質來說，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的轉化形式。而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向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轉化，則經歷了一個由一般到特殊的演化過程。
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活勞動，由于資本同工人之間的交換而并入資本，從勞動過程一開始就作為屬于資本的活動出現，社會勞動的一切生產力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就和勞動的一般社會形式在貨幣上表現為一種物的屬性一樣，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的特殊形式，就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和形式。這里，我們就遇到了關系的顛倒，這種關系表現為一種拜物教，即資本的拜物教。
資本的生產性，就它強迫工人進行剩余勞動來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形式，體現的是勞動對資本、工人對資本家的形式隸屬關系。在這種顛倒的關系中，對工人來說，生產資料不表現為他們進行生產的手段，相反，工人卻是生產資料即資本增殖的一種手段。資本依靠這一手段，一方面保存自己的價值，另一方面，使自己的價值增殖。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勞動對資本的隸屬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更加神秘化起來。此時，這種關系的直接的物質的東西即勞動產品，從使用價值來看，它們既是勞動產品，又是勞動的物的條件；從交換價值來看，它們是物化的一般勞動時間或貨幣起來反對工人，作為“資本”同工人相對立，就連社會地發展了的勞動的形式——協作、工場手工業（作為分工的形式）、工廠（作為以機器體系為自己的物質基礎的社會勞動形式）都表現為資本的發展形式。從這些社會勞動形式發展起來的的勞動生產力，從而還有自然科學和自然力，也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所有這一切，都作為某種異己的、物的東西，純粹作為不依賴于工人而支配著工人的勞動資料的存在形式，同工人相對立。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的勞動從屬于資本，作為資本活動的一個部分，進一步改變著資本本身。一方面，使工人的勞動越來越失去獨立存在的能力，離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組織就無法進行勞動，另一方面隨著機器的發展，勞動條件在工藝方面，也成為對工人的統治力量，從而使勞動對資本的隸屬關系越來越具有實在的形式。由此，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向資本生產力的轉化，便完成了由一般到特殊的演化過程，一般的社會勞動的生產力便取得了自己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的表現形式，即資本的生產力。
第三、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生產勞動的特殊規定性及其社會性質。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于他們的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總是把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當作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把從資本主義觀點認識的生產勞動問題與生產勞動一般混為一談。并且因此還自作聰明地回答說，“凡是生產某種東西、取得某種結果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其實，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生產勞動作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有著自己的特殊社會規定性。
首先，它是“直接轉化為資本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這種勞動并入資本，作為可變資本一個可變量發生作用，是實現資本價值自行增殖的勞動。
其次，由于勞動的社會的和一般的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使用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同工人相對立，因而，它又是作為資本，同工人相對立的勞動。
再次，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由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勞動生產的剩余產品表現為資本生產的剩余價值，表現為資本的自行增殖，但看起來就像勞動的自然屬性。于是，它又是具有資本拜物教性質的勞動。
最后，在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運動過程中，轉化為資本的貨幣，一部分通過交換轉化為在勞動過程中用作生產的物質資料，另一部分轉化為用作生產的勞動能力即勞動力，并且這種用于生產的物質資料和用作生產的勞動力一起，在一定時間內并入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力被耗費，作為物質資料的生產資料被加工，最后生產出包含剩余價值的新商品，再經過商品的售賣，收回原預付資本的價值，實現資本的價值增值。因此，這種勞動，是作為資本與雇傭勞動相對立，又是勞動與資本相交煥的勞動。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生產勞動是其使貨幣或商品轉化為資本的勞動；是使那種同勞動能力相對立的獨立化了的物化勞動的價值保存并增殖的勞動；是勞動能力出現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生產方式的勞動；是給使用勞動力的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或者說，是把客觀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把客觀勞動條件的所有者轉化為資本家的勞動；是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生產出來的勞動。
馬克思最后說，“我們所說的生產勞動，是指社會地規定了的勞動，這種勞動包含著勞動的買者和買者之間的一個十分確定的關系。”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我們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只能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依據。也就是說，只能把各種不同類型的勞動放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中來認識，并加以判定。
第四、關于資本同勞動交換中兩個本質上不同的環節。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是對上面關于資本主義體系中生產勞動的特殊社會規定性分析的進一步補充。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同勞動的交換中，應該區分兩個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但本質上不同的環節。其中，第一個環節，是勞動同資本的交換也即最初交換，是一個形式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作為貨幣出現，勞動能力作為商品出現，勞動能力的出賣是觀念上或法律上的。這里直接被出賣的，不是包含已經物化了的勞動的商品，而是勞動能力本身的使用。這種交換，不是通過商品同商品的交換而完成的勞動同勞動的交換。這里拿來進行交換的，是作為貨幣的物化勞動，同還只是作為勞動能力存在著的勞動。勞動者出賣的商品的價值不是勞動的價值，而是勞動能力即勞動力的價值。在這個環節，工人和資本家的關系，是商品的賣者和買者的關系，彼此相互作為商品的所有者相對立。勞動者出賣勞動力，資本家支付勞動力價值，從而完成他們之間的商品交換，并且是按照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即等價交換的規律進行的。但是，勞動力之所以被購買，是因為這個能力所完成的勞動，能夠生產出比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更大的價值。
資本同勞動交換的第二個環節，其特點是根本不發生任何交換。貨幣所有者不再是商品的買者，工人也不是商品的賣者。貨幣所有者現在執行資本家的職能。他消費他所購買的商品，也就是讓工人進行生產勞動；工人則提供這個商品，即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也即勞動本身。通過前一個交易，工人的勞動力的使用即勞動屬于資本家，工人進行的勞動，是在資本家的直接監督和管理下進行并完成的。這樣，經過生產過程，工人的勞動物化的產品，則成為資本的新的表現形式。勞動通過第一個交易在形式上被并入資本以后，在第二個交易中，則直接物化為資本。并且，物化為資本的勞動量，要比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量大。于是，這個超過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量的余額，就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而且只是因為這個緣故，貨幣才在實際上轉化為資本。
資本同勞動交換的第二個環節，雖然沒有發生任何交換，可是卻把這兩個環節結合在一起了。整個過程的結果表現為：物化在資本產品中的勞動量，大于物化在這個勞動能力中的勞動量，因而大于資本家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的物化勞動；資本家不僅收回了他花在工資上的那部分資本，而且得到了一個完全是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因而，勞動同資本的直接交換，就有了如下的意思：（1）勞動直接轉化為資本，變成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這個轉化是在生產過程中完成的；（2）一定量的物化勞動，與等量的活勞動加一個不經過交換而占有的活勞動的追加量相交煥。于是，生產勞動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這種說法，也就包括勞動和資本的雙重交換，第一種交換，表示勞動力的購買；第二種交換是活勞動直接轉化為資本。最后的結論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生產勞動就是通過勞動力的購買，活勞動直接轉化為資本，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
第五、關于生產勞動對資本的特殊使用價值。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生產勞動特殊社會規定性分析的進一步深化和結論。馬克思的分析，具有以下幾個層次：
首先，生產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實現其目的、完成其任務的前提和手段。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前，貨幣或商品，僅僅從自己的目的來說，從可能性來說，才是資本，只有通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生產出包含剩余價值的產品之后，貨幣或商品才能在實際上轉化為資本；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既不是單純的產品，也不是商品，而是在生產過程中完成的對別人無酬勞動的占有，或者說，是因為，要通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實現其發財致富、價值增殖，也即實現其保存原有價值、生產剩余價值的目的。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就必須通過資本同勞動的交換，也即只有通過資本同生產勞動的交換，從而得到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才能得到這種特殊商品的使用，即生產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
其次，馬克思指出，構成生產勞動對資本的特殊使用價值的，不是勞動的一定的有用性質，也不是勞動借以物化的產品的特殊有用性質。勞動對資本的使用價值，是由這種勞動創造的交換的因素的性質決定的，是由這種勞動固有的抽象勞動的性質決定的；但是，問題不在于勞動一般地代表著這種一般勞動的一定量，而在于勞動代表著一個比勞動價格即勞動能力的價值所包含的抽象勞動量大的抽象勞動量。
接著，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對資本來說，勞動能力的使用價值，不在于它的特殊的有用勞動即具體勞動（如紡紗勞動、織布勞動等等）所固有的一定形式被提供的勞動；而在于這種勞動能力提供的勞動量超過物化在勞動能力本身因而為再生產勞動能力所需要的勞動量的余額。對資本來說，勞動的這種特殊使用價值，在于勞動作為一般勞動所提供的勞動量，并且在于所完成的勞動量超過構成勞動報酬的勞動量的余額。
最后，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含義作了進一步地規定。依據上面的論述，只有那種在同物化勞動交換時能使物化勞動表現為一個增大了的物化勞動量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同時又指出，生產勞動的這種特殊規定性，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性質決定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并不單純是商品生產，它是一個吸收無酬勞動的過程，是一個使生產資料（材料和勞動資料）變為吸收無酬勞動的手段的過程。并且還進一步強調說，從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生產勞動”，是對勞動所下的同勞動的一定內容，同勞動的特殊效用，或勞動所借以實現的特殊使用價值絕對沒有任何直接關系的定義。
總之，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對資本的特殊使用價值的分析，旨在說明，對生產勞動的特殊規定性的認識，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必須結合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和任務，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表現形式和基本特點，作為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依據。這一關鍵之點，可以從馬克思在對生產勞動、對資本的特殊使用價值的分析之后，對“同一種勞動可以是生產勞動，也可以是非生產勞動”及其所列舉的案例中得到證明。
第六、關于“非生產勞動是提供服務的勞動”的觀點的批判。馬克思通過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揭露了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中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看成是服務的交換關系的庸俗觀點。
首先，馬克思分析了為消費者提供的非生產勞動的性質和特點。他以請裁縫到家里做褲子和到商店買褲子為例，說購買裁縫勞動與到商店購買褲子一樣，目的都是為了獲得褲子的使用價值，用于消費。作為兩種交換手段的貨幣，執行的都是流通手段的職能，而不是執行資本的職能。作為請裁縫到家做褲子所支付的勞動即貨幣，與到商店購買褲子所支付的貨幣，都不會因對褲子的消費而增加價值，也就是說，它都不是發財致富的手段。由是，貨幣和勞動之間的單純的、直接的交換，既不會使貨幣轉化為資本，也不會使勞動轉化為生產勞動。
其次，馬克思通過對消費者購買裁縫的勞動與資本家購買裁縫的勞動的不同性質的分析，闡明了非生產勞動與生產勞動的區別。他指出，前一種購買，一方面貨幣是作為貨幣、作為交換價值的獨立形式支出的，這個交換價值應該轉化為某種使用價值，生活資料、個人消費品。并且，一旦轉化為消費品，它就不再作為交換價值而獨立存在；另一方面，這里的勞動，也在于它的使用價值，把布做成褲子，依靠它的特殊效用，為買者服務。相反，資本家購買裁縫的勞動，目的不在于讓他把布變成褲子，不在于這種勞動的特殊效用，而在于在生產過程中使物化于褲子的勞動量大于購買裁縫的勞動的貨幣量即支付給裁縫的工資量，也就是讓裁縫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生產剩余價值。資本家是要把裁縫給他做成的褲子提供給市場再轉化成資本，從中獲得一個增大了的貨幣量。也就是說，一個購買裁縫的勞動，是為了取得它作為裁縫勞動所提供的服務，來滿足穿衣的需要，也就是為買者的一種需要服務；另一個購買裁縫的勞動，是把它當作使一個塔勒變成兩個塔勒的手段。一個購買裁縫的勞動，是因為生產一定的使用價值，提供一定的服務；另一個購買裁縫的勞動，是因為它提供的交換價值大于花在它上面的費用，是一個用較少勞動交換較多勞動的手段。因而，前者購買的勞動是非生產的，后者購買的勞動則是生產的。
依據上述，馬克思指出，“凡是貨幣直接同不生產資本的勞動即非生產勞動相交換的地方，這種勞動都是作為服務被購買的。”“服務這個名詞，一般地說來，不過是指這種勞動所提供的特殊使用價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價值一樣；但是，這種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在這里取得了‘服務’這個特殊名稱。”“由此可見，單是貨幣同勞動的交換，還不能使勞動轉化為生產勞動，另一方面，這種勞動的內容最初是無關緊要的”。在這里，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非生產勞動的特點，即特殊規定性。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工人自己可以購買勞動，就是購買以服務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資花在這些服務上，同他的工資花在購買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沒有什么不同的。他購買的服務，可以是相當必要的，也可以是不太必要的。例如，他可以購買醫生的服務，也可以購買牧師的服務，就像他可以購買面包，也可以購買燒酒一樣，”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生活的需要。“勞動的內容，它的具體性質，它的特殊效用，看來最初也是無關緊要。”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同一個裁縫的同樣勞動，在一種情況下表現為生產勞動，在另一種情況下卻表現為非生產勞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管這些服務勞動的使用價值如何，其為消費服務的性質都是共同的，正是由于“服務”的這種性質，決定了資本主義非生產勞動的性質。
在對資本主義條件下非生產勞動的特點即特殊社會規定性評析之后，馬克思揭示了庸俗經濟學家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服務的購買，把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看成服務的交換這一說法的欺騙性。他指出，“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僅是商品的生產過程，而且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是剩余勞動的吸收，因而是資本的生產過程。貨幣和勞動之間或者說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換行為，僅僅從可能性來說是通過物化勞動對別人的活勞動的占有。實際的占有只是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才完成的。對于這個生產過程說來，資本家和工人單純作為商品的所有者相互對立、作為買者和賣者彼此發生關系的那種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已經是過去的階段了。因此，一切庸俗經濟學家，例如巴師夏，都只停留在這種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上，其目的正是要用欺騙手法擺脫特殊的資本主義關系。”看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我們要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認清資本主義條件下“購買服務”的本質， 都必須與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聯系起來。
第七、對資本主義社會中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勞動的分析。
馬克思首先指出：手工業者和農民，“他們是自己的生產，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商品生產者。”“這種關系與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毫無共同之處”，在這里，“用不上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這是因為，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基礎在于，勞動不僅是“同作為貨幣的貨幣相交換”，而且“還是同作為資本的貨幣相交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農民和手工業者雖然也是商品生產者，卻 既不屬于生產勞動者的范疇，又不屬于非生產勞動者的范疇”。
其次，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雖然獨立農民和手工業者不屬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據統治地位，他們還是要受到這種生產方式的影響和制約。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獨立農民或手工業者分裂為兩重身份。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他是資本家；作為勞動者，他是自己的雇傭工人。”“他作為資本家，自己給自己支付工資，從自己的資本中取得利潤，就是說，剝削他自己這個雇傭工人，他以剩余價值的形式向自己支付那應該由勞動向資本交付的貢物。同樣，也許他還向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自己支付第三部分（地租），”就像“工業資本家那樣”“向自己支付利息”。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生產資料（它們表現為一定的生產關系）所具有的社會規定性同生產資料本身的物質存在是這樣地結合在一起，而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觀念中，這種社會規定性同這種物質存在也是這樣地不可分離，以致這種社會規定性（即范疇的規定性）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關系上去了。”從而也就使獨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勞動具有了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現象的特征。
接著，馬克思揭示了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分裂為雙重身份的必然性。他指出，這種必然性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據統治地位的現實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分裂為兩重身份，“初看起來雖然很不合理，可是從下述意義看，實際上還是表現為某種正確的東西。在我們考察的場合，手工業者和農民的確創造他自己的剩余價值，或者說，物化在他的全部產品中的，只是他的勞動。但是，他能夠自己占有他自己勞動的全部產品，他的產品價值超過他的譬如一天勞動的平均價格的余額沒有被第三者即老板占有，這并不是靠他的勞動”，“而是僅僅靠他占有生產資料，因此，僅僅由于他是生產資料所有者，他自己的剩余勞動才歸他所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作為自己的資本家同他自己這個雇傭工人發生關系”。
最后，馬克思揭示了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兩重身份分裂的發展趨勢。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手工業者和農民兩重身份的“結合表現為某種偶然性的東西，而分離卻表現為某種正常的東西，因此，即使在各種不同的職能結合在一個人身上的地方，分離還是被作為一定的關系來堅持。這里表現得非常明顯，資本家本身不過是資本的職能，工人本身不過是勞動能力的職能。并且這是一條規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這些職能分配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用自己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的手工業者或農民，不是逐漸變成剝削別人勞動的小資本家，就是喪失自己的生產資料”，“變成雇傭工人”。“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的發展趨勢”。
第八，關于生產勞動的補充定義，認為生產勞動是物化在物質財富中的勞動。
馬克思在上面指出，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農民等小商品生產者的兩級分化，使一部分人成為資本家，大部分人成為受剝削受壓迫的雇傭勞動者，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形式的發展趨勢。因此可以假定，整個商品世界，物質生產即物質財富生產的一切領域，都從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按照整個假定，一切從事商品生產的工人都是雇傭工人，而生產資料在所有物質生產領域中，都作為資本同他們相對立。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生產工人即生產資本的工人的特點，是他們的勞動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質財富中。這樣以來，生產勞動，除了它那個與勞動內容完全無關，不以勞動內容為轉移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之外，又得到了與這個特征不同的第二個定義或補充的定義，也就是生產勞動是物化在物質財富中的勞動。
第九，關于非物質生產領域中的資本主義表現的分析。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旨在說明在非物質生產領域中，也有資本主義生產勞動的表現。
他指出：在非物質生產中，甚至當這種生產純粹為交換而進行，因而純粹生產商品的時候，也可能有兩種情況：（1）生產的結果是商品，是使用價值，它們具有離開生產者和消費者而獨立的形式。如書畫以及一切脫離藝術家的藝術活動而單獨存在的藝術作品。在這里，資本主義生產只是在有限的規模上被應用，例如，一個作家在編一部集體著作百科全書時，把其他許多作家當助手來剝削。這里的大多數情況，都還只局限于向資本主義生產的過渡形式。這種關系同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關，甚至在形式上也還沒有從屬于它。這種情況并不改變事情的本質。（2）產品同行為不能分離，如一切表演藝術家、演說家、演員、教員、醫生、牧師等等的情況。在這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圍內能夠應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來說，只能在某些領域中應用。這些演員、教師等人雖然不是生產工人，但對于雇傭他們的老板說來，是生產工人。老板用他的資本來交換他們的勞動能力而發財致富。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這個領域中的所有這些表現，同整個生產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第十，關于如何從物質生產總過程的角度看待生產勞動的問題。在這里，馬克思闡明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凡是參加同一商品生產總過程的各種勞動者的勞動，作為一個整體，都屬于生產勞動的道理。
馬克思首先指出,在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許多工人共同生產同一個商品，隨著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 ，這些或那些工人的勞動同生產對象之間直接存在的關系，自然是各種各樣的。但是，所有這些具有不同價值的勞動能力的勞動者的總體進行生產的結果——從單純的勞動過程的結果來看——表現為商品或一個物質產品。所有這些勞動者結合在一起，作為一個生產集體，是生產這種產品的活機器，就像從整個生產過程來看，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同資本交換，把資本家的貨幣作為資本再生產出來，或者說，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自行增大的價值再生產出來。
接著，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于它把各種不同的勞動，因而也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說，把腦力勞動為主或者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分離開來，分配給不同的人。但是，這一點，并不妨礙物質產品是所有這些人的共同勞動的產品，或者說并不妨礙他們的共同勞動的產品體現在物質財富中；另一方面，這一分離也絲毫不妨礙：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的關系是雇傭勞動關系，是在這個特定意義上的生產工人的關系。馬克思最后得出結論說，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系下，所有這些人不僅直接從事物質財富的生產，并且用自己的勞動直接同作為資本的貨幣交換，因而不僅把自己的工資再生產出來，并且還直接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他們的勞動是由有酬勞動加無酬的剩余勞動組成的。在這種情況下，物質產品是所有這些人的共同產品，這些人作為一個總體對于資本的關系，與每一單個的人與資本的關系一樣，都是雇傭勞動關系。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體中，所有這些勞動者的勞動，都是屬于生產勞動的范疇，或者說，都是生產勞動。
第十一，關于運輸業中的生產勞動問題。
馬克思認為，運輸業是除了采掘業、農業和加工工業之外的第四個物質生產領域。這個領域在自己的發展中，也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即手工業生產階段、工場手工業生產階段、機器生產階段。在這里，不論它是客運還是貨運，生產勞動對資本的關系，同其他物質生產領域一樣，也是雇傭工人對資本家的關系。
馬克思指出，從這個過程來看，勞動對象發生的某種物質變化，是空間的、位置的變化；至于客運，這種位置的變化只不過是企業主向乘客提供的服務，但是這種服務的買者和賣者的關系，就像紗的賣者和買者的關系一樣，同生產工人對資本的關系是毫無共同之處的。然而，就勞動對象作為商品這個過程來考察，運輸業的生產過程，使它的使用價值，即地理位置發生了變化。同時，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增加了。就是說，在商品的價值量中，不僅包含著消耗的不變資本的價值，而且也包含著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即工資加剩余價值。就是說，運輸業的生產過程和其他物質生產過程一樣，也是一個價值增殖的過程。
馬克思指出，在運輸業中，商品一到達目的地，它的使用價值所發生的這個位置的變化也就消失了，但這個變化所表現的商品的交換價值卻提高了，商品也變貴了。在這里，實在勞動在使用價值上沒有留下一點痕跡，可是這個勞動已經實現在這個物質產品的交換價值中。
馬克思得出最后結論說，“凡是適用于其他一切物質生產領域的，同樣適用于運輸業：在這個領域里，勞動也體現在商品中”，也是生產勞動。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在結束自己對資本的生產性，也就是結束自己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的論述之際，聲明說，他在這里研究的還是生產資本，還只是用于直接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并未涉及流通過程中的資本。只有到后面研究資本作為商業資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時，才能答復商業資本所雇傭的工人在什么范圍內是生產的，在什么范圍內是非生產的。但是，我覺得，這并不影響這一理論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真理性。這是因為，馬克思不僅在《資本論》第4卷第一冊第四章，詳細地評介了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的基本內容以及這一理論的二重性，而且還結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斯密這一理論的論戰，揭示了他們把這一理論庸俗化的過程，尖銳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論戰中的一些庸俗觀點以及為資產階級辯護的卑劣行為及其反動性和階級性。同時，又在本冊附錄中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領域，旗幟鮮明地闡明了自己關于資本的生產性，系統而完整地建立了自己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的理論，并明確地指出了科學研究和認識資本主義體系中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原則，從而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和認識當今社會中資本的生產性，即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問題，在提供基本線索的同時，也奠定了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論基礎。
五、馬克思關于資本的生產性也即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
及其區分理論的當代啟示
馬克思關于資本的生產性即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及其區分的理論，雖然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背景，運用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通過對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斯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理論，特別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庸俗理論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然而，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工程，也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也有必要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這是因為：第一，我國社會再生產的總過程，無論是宏觀經濟的運行，還是中觀經濟的運行，乃至微觀經濟的運行，都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不同的環節和階段，這里都存在一個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問題，由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對于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實現國民經濟的協調運轉、按比例平衡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二，從我國社會再生產的總過程來看，也包括兩大部門，一是物質生產部門，二是非物質生產部門。在這兩大生產部門中，物質生產決定非物質生產，反之，非物質生產對物質生產也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兩大生產部門互為條件、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對于合理配置社會資源，正確處理物質經濟和非物質經濟、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運轉，防止經濟非物質化，避免經濟虛擬化，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就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過程來看，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甚至還有第三次、第四次分配等多個層次、環節和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整個鏈條的各個層次和各個環節之間都是相互聯結、相互影響的。在這種情況下，區分國民經濟不同部門、不同層次、不同環節勞動者勞動的生產性和非生產性，不僅能夠合理收入差距，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和高低懸殊，尤其防止貧富兩極分化，而且對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齊心合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作用。第四，我國的社會生產總過程，還有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之分。物質生產屬于經濟基礎領域，精神生產屬于上層建筑領域。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大領域，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分清生產勞動和必要勞動，對于我們正確處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的關系，正確處理我國的社會基本矛盾和各種具體矛盾，維護經濟社會的安定團結，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其次，在我國經濟社會運行的過程中，要科學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必須以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為指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聯系我國現階段生產關系結構的性質和特點，把社會主義生產的一般形式與社會主義現階段各種不同生產的特殊形式和歷史形式結合起來。
從我國社會主義生產的一般形式來看，整個社會生產的運行過程，可分為物質生產過程和非物質生產過程。從物質生產過程來看，它包括農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也包括制造業、采掘業、礦業、加工工業、建筑業、水電業、煤炭業、房地產業；還包括交通運輸業以及作為生產過程在流通過程中繼續的包裝、保管、倉儲、飲食服務業，等等。在這些領域中的勞動者，可以稱作生產勞動者，他們從事的勞動也可稱作生產勞動。從非物質生產過程來看，包括商業、金融業、信息、咨詢、保險、旅游、醫療衛生、社會福利等行業，在這些行業中從業的的勞動者所從事的勞動，是社會再生產過程所必要的，有些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可稱作必要勞動，但不能說是生產勞動，由是，在這些行業從事勞動的勞動者，只能稱作必要勞動者，而不能說是生產勞動者。
不僅如此，在我國經濟社會運行的過程中，除了上述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之外，還有政治上層建筑部門和思想文化教育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部門。在政治上層建筑部門，又有政黨、政府、政法、治安、國防等部門；在思想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部門，也有自然科學（這里專指基礎理論科學研究，由于應用科學研究與物質生產部門聯系緊密，甚至與物質生產部門相互結合、形成物質生產部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應歸入物質生產領域）、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文化教育等部門。在我國經濟社會運行過程中，這些部門雖然都是非物質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工作和服務的各個層次、各個環節的工作人員，雖然不是生產勞動者，他們所從事的各種勞動（包括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雖然不是生產勞動，但他們卻不僅是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科學研究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事業的開拓者、建設者、傳承者和發展者，而且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建設的服務者，同時還是我們國家經濟安全、政治安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乃至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堅強保衛者。他們所從事的艱苦工作和卓越勞動，不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已經并將繼續受到全國各族廣大人民群眾的尊敬和愛戴。
我們從我國社會主義生產的一般形式的角度，研究了我國社會生產運行過程中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及其性質之后，下面，我們就從我國社會生產的的特殊形式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問題。。
大家知道，在當前，我國雖然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我國的生產關系結構，是作為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或者作為一個多層次、多環節、多要素、相互連接、相互作用的有機系統而存在的。從生產關系結構的整體來看，大體上由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和個體經濟性質的生產關系構成。其中，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的經濟，包括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屬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的經濟就是私營經濟也即民營經濟，另外，還有以獨立勞動為基礎的個體經濟。因而，在我國現階段以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中，要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就必須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地分析。
由上述對我國社會經濟運行過程的一般分析可知，在我國現階段，無論是以何種性質的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經濟，都包括物質生產過程和非物質生產過程，在其中工作的勞動者的勞動都有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之分。從我國以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來看，凡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工作的勞動者的勞動，都應是生產勞動；在非物質生產過程中工作的勞動者的勞動，都應是視作必要勞動，但不是生產勞動。由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所決定，除了上述物質生產過程和非物質生產過程之外，凡在上層建筑部門中工作的黨、政、軍等各級領導干部和公務人員的勞動都應視為必要勞動，但不是生產勞動或者說應視為非生產勞動。同理，在我國思想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等部門工作的腦力勞動者的勞動，也應視為必要勞動，但不是生產勞動，而是非生產勞動。
在我國以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私有經濟或民營經濟中，企業主與工人之間關系的特點是雇傭勞動關系。由于市場經濟的存在，這種關系的形成可有兩個相互聯系而又相互區別的環節，其中第一個環節，是貨幣同商品的交換即等價交換。在這里，工人和企業主僅僅是作為商品所有者彼此相對立。交換的是等價物。企業主是勞動力商品的買者，工人是勞動力商品的賣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達成買賣協議，或者簽訂勞務合同，即工人向企業主提供勞動力商品，企業主按照勞動力的價值或價值的貨幣表現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向工人支付工資。然而，這只是企業主與工人之間雇傭勞動關系的協議形式，還不是雇傭勞動關系的現實形式。其雇傭勞動關系的現實形式是通過其第二個環節實現的。第二個環節的特點，是根本不發生任何交換關系。貨幣所有者即企業主不再是商品的買者，工人也不再是商品的賣者。企業主現在執行的是資本家的職能，他消費他購買的這個商品。工人則提供這個商品，因為他的商品即勞動力的使用就是勞動本身，于是他的勞動則變成了資本家的資本即物質財富的一個部分。工人完成這個勞動，但他的這個勞動是屬于資本家的資本的，從此以后，只是構成資本的一種職能而已。在生產過程中，這個勞動是在資本家的直接監督和管理之下完成的；而這個勞動借以物化的產品，則是資本借以表現的新的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資本實際上借以實現為資本的新的形式。這樣，勞動通過第一個交易，已經在形式上被并入資本；而通過這第二個環節即生產過程，則直接物化為資本，或者直接轉化為資本。于是，在這里，轉化為資本的勞動量，比前面用于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量大，其差額就是企業主所購買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或勞動創造的超過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以上的價值。如此，一定量的無酬勞動或無酬勞動轉化的價值即剩余價值則被企業主占有了。而且只是因為這個緣故，貨幣才在現實上轉化為資本。由此，工人和企業主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勞動與資本之間的交換關系，按照馬克思關于生產勞動的第一個定義，對企業主來說，工人為企業主生產剩余價值即利潤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
另一方面，馬克思又告訴我們，“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調節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監督、管理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就取得了特殊的性質。”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說來是二重的，——因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那末，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則是專制的。隨著大規模協作的發展，這種專制也發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在我國現階段，如果說私營企業或民營企業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那么，私營企業主或民營企業家對他所有的企業的生產過程的管理，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又是他所有的資本價值的增殖過程。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從一般的社會勞動過程來說，私營企業主或民營企業家從事的管理活動，是必要勞動；而從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來說，他們的管理活動就是一種剝削活動，他們所花費的勞動就不能是生產勞動，而只能是非生產勞動，或者說是一種剝削行為。
至于在我國現階段依然存在的以獨立經營、自勞自得為基礎的個體勞動的經濟形式，由于他們在我國現階段的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重較小，則可忽略不計。因此在這里，我們就不必加以分析。
最后，必須強調的是，我們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必須與馬克思嚴厲批判過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庸俗理論劃清界限。這些理論主要包括：節約勞動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凡是節約別人勞動的活動或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凡是有報酬的勞動都是生產的觀點，因為有報酬的勞動提供效用或服務，否則就不能得到報酬；消費是生產的源泉的觀點，認為消費能夠促進生產，擴大和增加消費能刺激生產，因而一切與消費有關的勞動都是生產的；效用生產論，認為生產即創造效用，凡是生產效用的活動都是生產的，不過其結果任何（這是由薩伊和西尼耳所發揮的、成為此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中的效用價值論和庸俗生產勞動理論的中心論點）；抱怨斯密在區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時對政府官吏、教會、神父過于嚴厲、十分有害，因而這種區分是荒謬的；把統治階級看出是各種最重要的生產勞動者的代表；宣稱“‘產業資本家’是唯一的最高意義上的生產勞動者”（因為“靠利潤生活的人<產業資本家>養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們能夠增加公共財富，創造我們的全部享受資料。”）；等等。馬克思認為，這些理論，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新興資產階級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發展的反映和必然產物。他們的宗旨是，力圖用這些胡說八道，擴大生產勞動的含義，以便把各種各樣的非生產活動以及寄生階級的奢侈性消費行為都囊括在生產勞動的范圍之內，甚至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任何一種職業都的生產的，試圖為資產階級的荒唐而殘暴的剝削行為進行辯護，從而為實現資本主義制度永恒存在的理論提供實踐驗證和理論依據。這些胡說八道而荒唐庸俗的理論，不僅與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深化改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毫不相容，而且也是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面絕好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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