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正發展到巔峰，侵略軍瘋狂進攻、占領了大片中國領土，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當時向敵后發展不久，仍舊是弱小的。可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就通過《論持久戰》這篇光輝的著作，預見到了抗日戰爭發展的全過程，預言了在持久戰中日本帝國主義必然由盛轉衰、人民武裝必然由弱變強、最后勝利是屬于中國人民的，指出了持久戰中人民武裝所應采取的戰略戰術。《論持久戰》是馬克思主義之科學性的一個杰出證明，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座偉大豐碑！
當今，國際共運正處于低潮，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所面臨的都是敵強我弱的嚴峻局面。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似乎是那么強大、那么不可動搖。在這樣的形勢下，《論持久戰》的偉大意義就更加凸顯。可以說，《論持久戰》正是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由弱變強、最終取得勝利的普遍規律。當今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者都必須自覺運用《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來指導革命斗爭:通過“持久戰”、通過運用毛主席所指出的正確的戰略戰術，來實現發展自己、削弱敵人，實現“由弱變強”，最終扭轉敵我力量對比，取得最后勝利。
本文正是筆者學習《論持久戰》的札記，希望能為同志們提供啟發，能有助于同志們更好領會并運用《論持久戰》中所揭示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普遍規律。
一、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所面臨的基本局面是敵強我弱、但同時敵衰我興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的開始，就首先分析了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分析了決定戰爭全過程的幾大基本矛盾，以此作為立論的基礎。
毛主席指出日本方面的四個基本特點是：“第一，它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第二，由于日本社會經濟的帝國主義性，就產生了日本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它的戰爭是退步的和野蠻的。”“第三，日本戰爭雖是在其強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但同時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礎之上進行的。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 ”“最后，第四，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后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將施其壓力于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
而中國方面的四個特點是：“第一，我們是一個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我們依然是一個弱國，我們在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顯得不如敵人。”“第二，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于任何歷史時期。各種內外反對力量雖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 同時卻鍛煉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的戰爭是進步的，從這種進步性，就產生了中國戰爭的正義性。”“第三，中國又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這同日本又是一個相反的對比。”“最后， 第四，由于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 ”
毛主席指出：“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勝利屬于中國而不屬于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里發生出來。這些特點是事實上存在的， 不是虛造騙人的；是戰爭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殘缺不全的片段；是貫徹于雙方一切大小問題和一切作戰階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無的。”
正是通過把握中日雙方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毛主席做出了“持久戰”的科學結論、預見了抗日戰爭發展的全過程、指出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的戰略戰術。這是毛主席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的光輝典范。
在今天，馬列毛主義者要爭取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也必須遵循毛主席的方法，要對革命力量和革命對象雙方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有客觀的、全面的、透徹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制定革命的路線及策略。
而且，舍掉抗日戰爭的具體特點，其實毛主席對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的分析是有普遍意義的，可以說毛主席的分析已經揭示了無產階級革命力量和革命對象雙方相互矛盾著的基本特點。
首先，革命對象——反動統治階級的基本特點是：第一，它是強大的。它占有著主要的生產資料，掌握著政權、軍權、財權、法權，控制著宣傳、輿論、文化、教育等上層建筑各個領域，有著強大的經濟力、組織力、軍事力、影響力；第二，它是反動、反人民的。它剝削、壓迫著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人民，阻礙著勞動者的解放、生產力的發展，它的統治與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根本對立，必然引起勞動人民不斷的、愈演愈烈的反抗；第三，它的力量又是有限的。從人數對比上來說，反動統治階級始終只是一小撮，而被勞動人民的汪洋大海所包圍。反動統治階級只能依靠收買、欺騙及粗暴野蠻的“紀律“來維持“強大”的鎮壓力量。而且由于反動統治階級的反動性、反人民性，也必然導致其統治是越來越腐朽的，內部必然爭權奪利、互相傾軋、腐化墮落、離心離德、矛盾重重，從而嚴重削弱它的力量。第四，它是失道寡助的。盡管全世界反動統治階級存在相互勾結的一面，但同時也在進行著激烈的爭奪。尤其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了爭奪勢力范圍、超額利潤和世界霸權，存在著深刻的矛盾，會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也由此造成了附屬國統治階級之間及內部的斗爭。而這就會削弱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為革命力量創造機會。更為重要的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倒行逆施沒有任何道義優勢，決不能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而會遭到全世界人民、全世界進步和革命力量的反對。全世界無產者和革命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共同對全世界反動統治階級進行打擊、使其陷于包圍中——第一波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浪潮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可能性。盡管目前世界人民的力量還是弱小的，但隨著世界革命的復興，必然使得反動統治階級再次陷于全世界人民的包圍中。
而革命力量的基本特點是：第一，革命力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相對于統治階級的力量，將是弱小的。除了革命的高潮時期、決戰時期，革命力量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占有生產資料、不掌握政權、軍權、財權、法權，不控制上層建筑各領域（或者在持久的人民戰爭中，革命力量雖能在根據地掌權，但仍在長時期內相對于統治階級的力量是弱小的，不具有全國性的統治力量），在經濟力、組織力、軍事力、影響力上都遠遜于統治階級。革命力量的群眾基礎：廣大勞動人民，在反動統治下，在相當長時期內，將是缺乏組織、缺乏覺悟的，從而總體上會處于“自在”而非“自為”的狀態。使得革命力量所動員的群眾在相當長時期內將處于“少數”的地位。第二，革命力量是進步的、正義的，代表了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未來方向。正因為反動統治階級剝削壓迫著廣大勞動人民、阻礙著歷史的前進，所以勞動群眾和革命者造反有理！也必然引起勞動人民和進步力量的反抗。而馬列毛主義指導下的革命力量正是造反的先鋒隊。革命力量有著馬列毛主義的理論武器，自覺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一邊，依靠并發動勞動群眾；能夠科學地認識社會的基本矛盾、階級結構，能夠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能夠制定正確的革命路線和戰略戰術，能夠有效地動員、組織廣大勞動群眾，把勞動群眾從“自在”轉化為“自為”、形成改天換地的力量。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斗爭的歷史，造就了馬列毛主義指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力量這一進步的、正義的核心。在這一核心中，孕育著由其進步性、正義性及科學性所決定的，能夠發展壯大、由弱變強、最終戰勝反動統治階級的必然性。 第三、革命力量的潛力是無窮的。正因為反動統治階級與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對立，因此代表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力量就具有無窮的潛力。占人口絕大多數、實際從事生產勞動、一線工作的汪洋大海一般的勞動人民，都是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可以動員的力量。只要革命力量有著正確的路線和戰略戰術，勞動人民就能為革命力量提供無窮無盡的人力和物質支援。而統治階級只是一小撮，他們脫離人民、脫離生產和一切具體工作，而只能依靠欺騙、收買和強制來動員力量，這樣的力量和勞動人民自覺提供的力量相比，必然是不能匹敵的，從根本的前途上來說是必然要被壓倒和消滅的。第四，革命力量是得道多助的。革命力量的進步性、正義性，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和進步力量的同情。全世界人民和進步力量的一切反抗斗爭都是對革命力量的有力支持。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人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有著共同的根本利益、內部沒有重大的利益沖突，因此能夠緊密地聯合起來，成為改變世界的戰斗大軍。而無產者和被壓迫人民占人類的絕大多數，他們一旦聯合起來，反動統治階級就要陷于滅頂之災！此外反動統治階級由其本性決定而必然產生的內部的傾軋、斗爭，包括各國統治階級之間、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爭奪、爭霸，都會給革命力量提供可以利用的機會。
總結起來，革命力量和革命對象雙方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可以概括為：一是敵強我弱。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將在相當長時期內強于革命力量；二是敵衰我興，反動統治階級由其根本性質決定是有著若干重大弱點的，這些弱點決定其必然走向衰敗、走向滅亡。而革命力量也由其根本性質決定有著若干重大的優點，這些優點決定其必然走向興盛、走向勝利。
正像毛主席根據中日雙方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來得出抗日戰爭的正確路線和戰略戰術一樣，我們必須根據革命力量和革命對象雙方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來制定革命的正確路線和戰略戰術。
也就是說，必須在敵強我弱的客觀條件下，用最適宜的辦法，充分地發揮革命力量的優點、充分利用反動統治階級的弱點，使革命力量的優點從隱到顯、從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形成偉大的現實力量；使反動統治階級的弱點逐步發展，削弱其力量、吞噬其“強大”——從而實現“敵衰我興”，逐步扭轉力量對比、把敵強我弱變為我強敵弱，最終戰勝敵人、取得革命的勝利！
而所有離開上述基本特點的路線和戰略戰術，都必然把革命引向挫折、引向失敗。
凡是沒有認識到“敵強我弱”，沒有以此為前提制定路線和戰略戰術的，必然導致“左”傾冒險主義、盲動主義。
凡是只認識到“敵強我弱”、而沒有認識到“敵衰我興”的，沒有根據“敵衰我興”來制定路線和戰略戰術的，必然導致右傾投降主義、改良主義。
只有全面考慮“敵強我弱”、“敵衰我興”這兩個基本特點，根據這兩個基本特點來制定路線和戰略戰術，才可能避免“左”、右傾的錯誤。
也正是由“敵強我弱”、“敵衰我興”這兩個基本特點，決定了無產階級革命和抗日戰爭一樣，必定是持久戰。無產階級革命絕不只是革命高潮時期的暴風驟雨、狂飆突進，而必然要經過漫長的、在曲折中前進的革命準備期。正是因為敵強我弱，敵我力量對比一開始非常懸殊，敵雖有重大弱點，但一時之間仍舊未充分發展、暴露，不能改變敵之“強”，而我雖有重大優點，一時之間也無法充分發揮，不能改變我之“弱”，所以無產階級革命決不可能一戰而勝。決不能指望統治階級一朝自己崩潰、無產階級革命能在一個早上自動取得勝利。而只有通過持久戰，通過逐步將我之優點發揮出來，積累壯大革命力量，通過利用并推動敵之弱點的發展，以削弱敵之力量，從而使力量對比發生“我長敵消”的量變。只有通過長時間“量變”的積累，才能最終迎來“質變”的飛躍！沒有布爾什維克黨近20年的長期的革命準備工作（建立和發展革命先鋒隊、向群眾灌輸革命思想、發動、組織、領導革命群眾運動），沒有通過這長期的革命準備工作所奠定的干部基礎和群眾基礎，就沒有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革命更是典型的“持久戰”，通過20多年持久的人民戰爭才得以扭轉力量對比、最終戰勝敵人。
否認無產階級革命是持久戰，反對進行長期的、艱苦細致的革命準備工作，指望短期內就能與敵人決戰、或者指望少數人的冒險行動、或者指望革命奇跡（一夜之間勞動群眾就能大規模自發動員起來實現革命），實質上就是沒有認清“敵強我弱”這一革命的基本特點，從而淪為機會主義。
而只看到因敵強我弱而導致的“持久”的一面，而看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力量能夠“戰而勝之”的前途，從而只從事瑣碎改良的工作，而不真正從事革命的準備工作、不向群眾灌輸革命的思想、不發動革命的群眾運動、不敢與敵人開展斗爭，實質上就是沒有認清“敵衰我興”這一革命的基本特點。沒有認識到我之優點和敵之弱點決定了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是可以領導革命斗爭取得勝利的，是可以通過一個個局部的勝利來積累力量、削弱敵人，實現力量對比的量變的，是可以通過這種量變的積累最終迎來質變的。這也必然淪為機會主義。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在革命力量的優點中，哪一個是最根本的——因此是取得“持久戰”的勝利的關鍵。
二、“兵民是勝利之本”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這個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沒有許多別的必要的東西固然也沒有勝利，然而這是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毛主席在這里，正是論述了革命力量戰勝反動力量的關鍵。
在前文所述的革命力量與革命對象之間相互矛盾著的基本特點中，哪一點是最根本的？或者說哪一點是革命力量最根本的優點，同時也是革命對象最根本的弱點？
那就是兩者與勞動群眾之截然不同的關系。革命力量的人民性——代表廣大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這就是革命力量的最根本優點，是產生出革命力量其他優點的基礎，也是決定革命力量之“興”的根本原因；革命對象的反人民性——反動統治階級與廣大勞動群眾的根本對立，這就是革命對象的最根本弱點，是產生出革命對象其他弱點的基礎，也是決定革命對象之“衰”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認識并應用革命的基本規律，從而自覺推動革命進程，最關鍵的就是要把握并運用革命力量和革命對象的這一基本矛盾。也就是說關鍵就在于實現“兵民是勝利之本”——發揚革命力量之“人民性”的優點，利用革命對象“反人民性”之缺點，這是實現敵衰我興、改變敵強我弱的最根本的一環。
正是因為革命力量的人民性，決定了革命力量具有團結動員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眾的潛力，而這種潛力一旦變為現實力量，就能在力量對比上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從而就必然能夠戰勝反動統治階級、取得革命勝利；而正是因為反動統治階級的反人民性，使得他們從根本上只是孤立的一小撮。一旦勞動群眾覺悟起來、團結起來，他們就必然陷于人民之汪洋大海的包圍中而滅亡。這就是敵衰我興的根本原因。
而之所以存在暫時的敵強我弱的局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勞動群眾暫時的不覺悟、無組織，就在于革命力量尚未能團結動員大多數勞動群眾，使得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大于勞動群眾的自覺力量，從而使反動統治階級能夠以自覺的、有組織的少數去統治自在的、分散的多數。
所以革命的持久戰中，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建立革命的群眾基礎，就是把不覺悟的、無組織的勞動群眾轉變為有革命覺悟的、有組織的自覺力量，這是革命的勝利之本，是實現敵衰我興、扭轉敵強我弱的根本途徑。
而勞動群眾的具體特點，在各個時代、各個國家都有著不同。因此，革命者必須研究當前革命中勞動群眾的特殊性，以此來制定正確的群眾工作的路線。
首先就要確定革命的主力軍是誰，要把主要的群眾工作放在發動革命的主力軍上。而構成勞動群眾之主體的階級，就是當前革命的主力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工人階級最先進，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但只占勞動群眾的少數。勞動群眾的主體是廣大農民。因此農民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革命的主力軍。革命者必須主要到農民中去，發動和組織農民群眾的革命運動。“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農民群眾”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之本！這已經由中國革命做出了最充分的證明。
而在已實現工業化的帝國主義國家，毫無疑問工人階級（暨無產階級）就是勞動群眾的主體。工人階級既是帝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者，也是主力軍。因此革命者必須主要到工人中去，發動和組織工人群眾的革命運動。“工人群眾”正是帝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之本。而凡是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動工人群眾上、不依靠工人群眾的路線（比如把主要精力放在學生、知識分子上，或者依靠各種社會少數群體、訴諸各種“非階級”矛盾的“多元社運”等——不是說這些斗爭沒有意義、不應該支持，而是說這不能形成革命的主要力量，不能作為主要戰線，而只能是次要戰線），都是極端錯誤的。
其次對革命主力軍中不同的階層、集團也要有科學的認識，并采取相應的策略。
比如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農民階級中也是分為不同階層和集團的。革命者應該依靠受剝削壓迫最深重、占農民群眾主體的貧雇農及下中農，主要發動和動員他們，同時穩固地團結其余中農（他們也是勞動者，且在農民中占一定比例，但所受剝削壓迫相對較輕。要發動、團結最大多數農民群眾，必須要把他們爭取過來。革命者應絕不損害他們利益，盡量使他們在革命運動中得利），孤立和打擊作為剝削者的富農。
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也是分為不同階層和集團的。革命者也必須對工人階級的結構進行科學的分析，按照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來科學地劃分工人階級的不同階層和集團，以此制定科學的策略。產業工人（制造業工人和運輸業工人）最集中、在生產中最重要，受到的剝削壓迫也最深重，是工人階級的核心與骨干。革命者首先要依靠產業工人，要把發動產業工人作為最重要的工作；商業服務業工人在帝國主義國家中也占工人階級相當比重，他們受到的剝削壓迫也很深重，只是在集中性和在生產中的重要性上略遜于產業工人，因此也應是重要的依靠力量，革命者也應把發動商業服務業工人作為重要的工作；腦力勞動工人（各類非管理職位的職員、工程技術人員等）也占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一定比例。他們從根本的階級地位上來說，是屬于工人階級的。但由于腦體差別的存在，總的來說他們收入相對較高、與體力勞動工人存在一定隔閡，與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聯系較緊密。革命者要穩固地團結他們、努力把他們爭取過來（在革命工人運動中注意保護并爭取他們的利益），也應在他們中間開展一定群眾工作，但相比產業工人和商業服務業工人來說，他們只能是次要的群眾工作對象。而對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工人貴族（各類“高管”、高級白領、改良主義的“工人領袖”等），則應予以孤立和打擊。此外，革命者還應注意，在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中沒有正式勞動關系的外包工、臨時工，未被組織進改良主義工會的工人，外來、移民工人，女性工人，各類少數群體（民族、性向等）工人，總的來說受到的剝削壓迫更為深重，蘊藏著巨大的革命潛力，應是革命群眾工作的重點對象。
對勞動群眾的群眾工作，不能理解為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工作。如果僅僅是改良主義的群眾工作，那最終只能是在關鍵時刻癱瘓群眾的戰斗力量、為統治階級“維穩”，而絕不能形成戰勝統治階級的革命力量。比如曾經很好地組織了德國工人階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典型的反面教員。
因此革命的群眾工作，作為“敵衰我興”的關鍵、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基礎，絕不能僅僅局限于把群眾組織起來、為群眾在現有體制所容忍的范圍內“維權”，而關鍵在于使群眾革命化。所謂使群眾革命化，就是把群眾組織為革命的力量。也就是說要培養千百萬信奉馬列毛主義、具有革命的覺悟、愿意獻身于革命事業的革命勞動者，把他們組織起來形成群眾的骨干網絡；也就是說要把群眾組織到革命的組織機構中去。所謂革命的組織機構，就是能夠突破統治階級的統治、破壞統治階級的權力、實施革命權力的組織機構——一句話，就是能夠“奪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雛形。最典型的，就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蘇維埃，以及“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會。當然由于斗爭所面臨的具體形勢、具體力量對比不同，這些革命組織機構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可以是地下的、秘密的，“奪權”的程度、方式可以有不同，涉及的范圍可大可小，甚至可以僅僅是一個社區或一個單位。但關鍵就是要通過這些革命組織機構把群眾組織起來，形成真正的革命力量，能夠切實地破壞、削弱剝削階級的統治，而使群眾能夠得到掌握權力的利益、獲得行使權力的經驗，從而在一個個局部的范圍內形成我強敵弱的紅色支點。雖然總體上敵強我弱，勞動群眾總體上缺乏覺悟和組織。但在具有有利條件的局部范圍內，革命者是完全可能率先發動、團結多數勞動群眾，率先發揮出革命力量“人民性”的根本優點，形成壓倒敵人的力量的。而每形成一個這樣的紅色支點，就能改變一分敵我力量的對比，眾多紅色支點匯聚起來，就能實現“敵衰我興”，最終產生量變到質變的飛躍，改變敵我力量對比，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這樣的革命群眾工作，就要求革命者必須對群眾進行革命的“灌輸”。也就是說決不能到群眾中去僅僅做一些經濟的、生活的、文化的改良工作，而必須對群眾進行政治的動員和教育，必須向群眾傳授馬列毛主義，使其成為群眾斗爭的旗幟和武器。
這樣的革命群眾工作，必然要在革命斗爭中發展。也就是說決不能把群眾工作理解為脫離斗爭的宣傳教育活動、理解為可以不與敵人交鋒、埋頭發展群眾組織的工作，而必須是在參與、發動及領導群眾反抗壓迫、爭取自身權益、打擊剝削階級的斗爭中，對群眾進行“灌輸”、把群眾組織到革命組織機構中。只有通過革命的斗爭，才能真正動員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只有通過螺旋式、波浪式發展的一次次斗爭過程，才能培養出群眾骨干，建立、鞏固和發展革命組織機構。這樣的革命斗爭，必須有正確的戰略戰術，以實現“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革命的群眾工作并不拒絕做改良的工作、利用改良的組織，而關鍵在于改良工作及改良組織的地位——只能是作為革命群眾工作的工具或掩護，而不能成為群眾工作的根本目的。
掌握當前革命中勞動群眾的特殊性，從而有一條正確的群眾工作路線——能夠把主要力量放到對革命主力軍的群眾工作中去，能夠根據革命主力軍的不同階層和集團的特點采取正確的策略；貫徹革命的群眾工作、使群眾革命化——通過革命斗爭來灌輸馬列毛主義、培養革命的群眾骨干、把群眾組織到革命的組織機構中，運用革命組織機構實現“奪權”。只要實現以上這兩點，革命力量就能夠發揮自身最根本的優點，使勞動群眾成為“勝利之本”，奠定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要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勝利，還要有一套正確的戰略戰術。而在《論持久戰》中毛主席正是提出了對無產階級革命有著普遍指導意義的一整套戰略戰術。下一部分，我們就將對此加以討論。
三、無產階級革命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思想是：在局部制造我強敵弱的局面
如前文所述，無產階級革命所面臨的基本局面是敵強我弱、但同時敵衰我興。那么，在相當長時期內的敵強我弱的局面下，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革命力量要采用什么樣的戰略戰術才能夠奪取一場場斗爭的勝利，才能夠“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從而逐步扭轉“敵強我弱”呢？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我之相對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地位，是能夠脫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們許多的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去剝奪敵人的許多局部優勢和局部主動地位，把他拋入劣勢和被動。把這些局部的東西集合起來，就成了我們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主動，敵人的戰略劣勢和戰略被動。”這段論述，正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扭轉“敵強我弱”的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思想。
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必須基于“敵強我弱”和“敵衰我興”的基本局面，而實現揚長避短：盡可能地避免以我之弱對敵之強，而用我之興對敵之衰。
敵之強，是總體上強，在總的力量上，反動統治階級在相當長時期內是強于革命力量的；我之弱，也是總體上弱，在相當長時期內，革命力量還不能團結動員大多數勞動群眾，勞動群眾總體上還不覺悟、不團結，勞動群眾的自覺力量總體上要弱于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因此，在相當長時期內，無產階級革命決不能采取“正面對決”的方式，即用革命的總體力量去與反動統治階級的總體力量進行正面交鋒，而是要盡量避免反動統治階級發揮其總體力量的優勢來壓倒革命力量。
敵雖然強，但又是“衰”的，也就是說是存在著重大弱點的，是與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相對立的，是反動的、腐朽的、矛盾重重的。因此其“強”必然是“不平衡”的，必然存在著眾多矛盾特別尖銳、統治特別腐朽的“薄弱環節”。而我雖然弱，但卻是“興”的，也就是說代表著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代表著歷史前進方向，是進步的、新興的、富有戰斗力的。因此，雖然革命力量一時之間尚無法團結動員全體勞動群眾中的大多數，無法扭轉總體的力量對比，但卻完全可能率先團結動員起部分勞動群眾、形成自覺的力量去突破“薄弱環節”，從而首先在一個個的“局部”范圍內，爭取到大多數勞動群眾，改變局部的力量對比，形成對反動力量的優勢，即實現“我強敵弱”。通過在一個個“局部”制造我強敵弱，來實現“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從而逐步蠶食敵人力量、發展我之力量，最終扭轉總體的力量對比。
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正確的戰略戰術的基本思想：在總體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發揮我之優點、利用敵之弱點，在局部（敵之“薄弱環節”）制造我強敵弱的局面，從而實現“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最終扭轉總體力量對比。而由此基本思想出發，就產生了一整套戰略戰術。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對這一整套戰略戰術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論述，毛主席的論述對無產階級革命是有著普遍指導意義的。下面筆者就擇其大要，談一些個人粗淺的體會。這完全是拋磚引玉，希望能給同志們一點啟發。毛主席所總結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戰術，有待于廣大無產階級戰士在新的實際斗爭中全面學習和應用，而且也必將在與實際斗爭的結合中發揚廣大、取得新的發展。
犬牙交錯的戰爭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犬牙交錯的戰爭是抗日戰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而“這是由于日本的野蠻和兵力不足，中國的進步和土地廣大這些矛盾因素產生出來的”。抗日戰爭中，人民武裝不是與日本侵略軍在固定戰線上集結主力進行“堂堂正正”的“對決”，而是分散為眾多游擊部隊，廣泛深入敵后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形成內線和外線、包圍和反包圍、有后方和無后方，（控制區）大塊和小塊之間犬牙交錯的局面。使得日帝無法發揮其總體實力的優勢，而不得不把軍隊分散開來去與人民武裝進行“治安戰”。這樣就使人民武裝有可能在局部奪取優勢、戰勝日軍的分散部隊。
舍去抗日戰爭的具體特點，犬牙交錯也是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所應實現的斗爭形態。一切反動統治階級都一方面是強大的，一方面又是力量不足的——因為他們始終是與廣大勞動群眾根本對立的一小撮，只能依靠少數人來統治多數人。而革命力量正相反，雖然一時之間是弱小的，但卻依靠廣大勞動群眾、有著無窮的潛力。因此革命力量必須要避免使自己的力量以“有形”的形式集中在“固定”的戰線上——就是說不能使自己的力量集中在某個公開組織內，從而完全暴露給敵人，不能只用公開斗爭的方式來與敵人“正面對決”——否則只能給敵人以聚而殲之的機會。而必須把自己的力量分散為無數的種子，到眾多敵人的薄弱環節去生根開花。在一個個薄弱環節中，用靈活的方式團結動員多數勞動群眾，形成局部優勢，從而造成廣泛的犬牙交錯的局面——比如一個地區表面上敵人維持著統治，但實際上已經被革命力量廣為蠶食，形成了眾多革命力量占優勢的紅色支點；比如，一個單位、一個社區，表面上似乎還維持著舊統治形式，但實際上革命力量已經發動多數勞動群眾奪取了實際控制權，使這里成為了紅色堡壘。這樣，就使得敵人無法發揮其總體優勢、無法把力量集中起來壓倒革命力量，而只能把力量分散到成千上萬的局部中去與革命力量進行“治安戰”。總體上要強于革命力量的反動統治力量，在不得不分散到成千上萬的局部、與革命力量形成犬牙交錯局面時，就充分暴露了其以一小撮人統治大多數人的弱點，使革命力量能夠在局部率先戰而勝之。
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抗日戰爭中的具體的戰略方針主要的（在戰略防御和戰略相持階段）“應該是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進攻戰，戰略持久中的戰役和戰斗的速決戰，戰略內線中的戰役和戰斗的外線作戰”。
毛主席論述道：“由于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日本是采取戰略進攻方針的，我們則居于戰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圖采取戰略的速決戰，我們應自覺地采取戰略的持久戰。……（日本）形成了大范圍的外線作戰。我們則處于內線作戰地位。所有這些，都是由敵強我弱這個特點造成的。這是一方面的情形。然而在另一方面，則適得其反。日本雖強，但兵力不足。中國雖弱，但地大、人多、兵多。這里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敵以少兵臨大國，就只能占領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領區域，則空出了廣大地面無法占領，這就給了中國游擊戰爭以廣大活動的地盤……第二，敵以少兵臨多兵，便處于多兵的包圍中。敵分路向我進攻，敵處戰略外線，我處戰略內線，敵是戰略進攻，我是戰略防御，看起來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廣和兵多兩個長處，不作死守的陣地戰，采用靈活的運動戰，以幾個師對他一個師，幾萬人對他一萬人，幾路對他一路，從戰場的外線，突然包圍其一路而攻擊之……于是敵之戰略作戰上的外線和進攻，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不得不變成內線和防御。我之戰略作戰上的內線和防御，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就變成了外線和進攻。……又由于敵兵雖少，乃是強兵(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我兵雖多，乃是弱兵(也僅是武器和人員的教養程度，不是士氣)，因此，在戰役和戰斗的作戰上，我不但應以多兵打少兵，從外線打內線，還須采取速決戰的方針。……如果我們堅決地采取了戰場作戰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就不但在戰場上改變著敵我之間的強弱優劣形勢，而且將逐漸地變化著總的形勢。在戰場上，因為我是進攻，敵是防御；我是多兵處外線，敵是少兵處內線；我是速決，敵雖企圖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敵人方面，強者就變成了弱者，優勢就變成了劣勢；我軍方面反之，弱者變成了強者，劣勢變成了優勢。在打了許多這樣的勝仗之后，總的敵我形勢便將引起變化。”
毛主席的精辟論述，正體現了“在局部制造我強敵弱的局面”的基本思想。“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正是在總體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制造局部我強敵弱的基本策略。這不僅在抗日戰爭中是適用的，而且在一切無產階級革命中都是普遍適用的。
由于相當長時期內總體上敵強我弱，因此革命力量沒有能力也不應該對反動統治階級發動全面進攻，而只能總體上處于守勢。但這絕不意味著革命力量就應該消極等待，只“隱蔽”不斗爭，而是要抓住一切有利機會發動斗爭。也就是說，在總體上處于守勢、處于“隱蔽精干、積蓄力量”的狀態時，必須盡一切努力在局部創造有利條件，以在局部發動斗爭并爭取勝利，使得敵人的力量受到削弱、勞動群眾得到一定果實，以此來“積小勝為大勝”。
無產階級革命總體上是持久戰，但在每一個具體斗爭中，則要力爭速決戰。要利用有利條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快速奪取勝利。因為斗爭一旦拖延僵持下去，統治階級就能從容調動力量，發揮其總體的優勢來打破革命力量局部的優勢，最終把斗爭鎮壓下去。這就要求，每一次具體斗爭一是不應提出過高的、一時之間難以實現的斗爭目標，而聚焦于群眾要求最迫切的并且最有把握實現的目標；二是在取得一定勝利成果時（或斗爭明顯無法取勝時），要注意及時收兵，以保存斗爭力量，以待下一回合的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的持久戰，正是在一次次具體斗爭的波浪式發展中實現的，因此除了革命的最終決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斗爭解決問題上，而應在每一次具體斗爭達到高潮、取得一定斗爭成果時，要及時收兵、撤退。當然這種收兵、撤退必須是有計劃的、是保存自身力量的，而不能是潰散逃跑。通過迅猛發起斗爭、提出適當斗爭目標、快速奪取勝利、及時收兵撤退，使局部的敵人措手不及、無法抵抗，也使斗爭不在不利的條件下升級，不給敵人調動力量發揮總體優勢實施鎮壓的機會。
每一次具體斗爭，都應該力爭“不打無把握之仗”。要爭取在發動大多數勞動群眾、形成對敵人的壓倒性優勢的基礎上發起斗爭，使敵人陷于群眾斗爭的包圍中，這是獲得勝利的根本保證，也是在局部發起進攻并實現速決戰的根本前提。通過一次次這樣的具體斗爭，形成雖由于總體上敵強我弱使革命力量陷于包圍中，但在眾多的局部卻是革命力量包圍敵人、取得具體斗爭勝利的局面。這就是“內線中的外線”之策略。
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人民武裝在抗日戰爭中“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而陣地戰則不能作為主要手段，只能在戰役戰斗中起輔助的、局部的作用。
所謂游擊戰和運動戰，其實就是前面所說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只不過在作戰規模上不同。運動戰，是較大數量部隊戰役規模的作戰，而游擊戰則是小部隊戰斗規模的作戰。
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時，只能以游擊戰為基本的作戰方式，而只在有利條件下去進行運動戰。這對無產階級革命也是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當革命力量與反動統治階級力量對比懸殊時，只能主要采取小規模斗爭的方式。也就是說只能在眾多“微觀”的局部（一個或幾個企業、社區、學校等）去爭取優勢、去發動針對該“微觀”局部特殊目標的小規模斗爭。而只有當出現有利條件時（因為各種因素使得我之力量能在超出“微觀”局部的范圍內取得一定時間的優勢），才發動運動戰——在較大范圍內（多個企業、社區、學校等，一定地區、一定行業甚至全國）發動較大規模斗爭。
而陣地戰，就是在固定戰線上的正面對決、正面攻堅。這在總體上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是決不能成為主要作戰方式的。同樣，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中，應盡量避免以自己處于弱勢的力量，去與敵人正面較量。也就是說不應在我之力量不占優勢的范圍內發動斗爭，不能對敵之優勢力量正面強攻。當我之力量在全國或在某一地區某一行業或在某一單位某一社區不占優勢的時候，就不應該發動全國規模或某一地區某一行業規模或某一單位社區規模的斗爭，不能在這些不占優勢的范圍內去與敵人優勢力量正面對決（注意，有時候雖然基本的力量仍不占優勢，但在一定條件下形成了對敵人的暫時的優勢——比如針對某一特定目標形成了廣泛的聯盟，這時候也是可以發起斗爭的）。而在敵人發動攻擊且占明顯優勢的時候，革命力量一般也不應死守，而應及時撤退、轉移。當然，如果在革命力量不占優勢的范圍內群眾自發開展了斗爭，那么革命力量是應該積極投入進去的，但在斗爭中必須引導群眾，盡量不使斗爭成為不利條件下的陣地戰，在斗爭中努力爭取優勢以奪取勝利。而在面臨失敗的情況下，則應引導群眾及時撤退，減少損失。陣地戰，只能在游擊戰和運動戰中作為輔助——在局部的我占優勢的斗爭中，在必要的情況下，在這一局部的某一局部，可以以我之弱勢力量對敵之優勢力量發動正面強攻，或以我之弱勢力量在敵人進攻下死守。
消耗戰，殲滅戰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抗日戰爭的正確要求應該是：盡可能的殲滅戰。在一切有利的場合，每戰集中優勢兵力，采用包圍迂回戰術——不能包圍其全部也包圍其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全部也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不能俘獲所包圍之一部也大量殺傷所包圍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執行殲滅戰的場合，則執行消耗戰。對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則；對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則。”
只有殲滅戰，才能徹底摧毀一部分敵人的力量，使敵人“斷其一指”。殲滅戰是最有效的消滅敵人、改變敵我力量對比的方式。而消耗戰則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并不能有力地改變敵我力量對比。要打殲滅戰，就必須集中優勢兵力、形成對部分敵人的包圍、在局部范圍內形成壓倒性的力量。
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同樣應該盡可能地“打殲滅戰”。也就是說，要盡可能在局部范圍內集中所有力量，形成壓倒性的優勢，爭取摧毀敵人在局部的部分或全部統治力量。在每一次具體斗爭中，都不僅應爭取一定的經濟利益，而且要努力取得一定的政治成果——摧毀敵人的部分或全部統治體系、以勞動群眾的革命機構取代之。在每一次具體斗爭中，都要爭取能夠驅逐、消滅或控制一部分敵人的骨干分子，都要爭取使敵人的一部分統治機構或被摧毀、或癱瘓或被我所實際控制，都要爭取組織、發展勞動群眾的革命機構，使革命機構能夠奪取敵人的部分或全部權力。只有在一定范圍內資產階級專政被破壞、被削弱、被摧毀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雛形建立起來并掌握一定權力了，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殲滅戰”。否則，一切斗爭都只是消耗戰，都并不能有力改變敵我力量對比。
乘敵之隙的可能性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關于敵之可勝，就是在敵人的指揮方面也有其基礎。自古無不犯錯誤的將軍，敵人之有岔子可尋，正如我們自己也難免出岔子，乘敵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雖然我們不應把這點作為我之戰略計劃的重要基礎，相反，我之計劃寧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敵隙，敵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敵以可尋之隙，又是我們指揮方面的任務。然而敵之指揮錯誤，是事實上已經存在過，并且還要發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來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將軍們應該極力地捉住它。”
反動統治階級雖然強大，但卻不是神，更可況它是反動、腐朽的，所以它絕不是“英明神武、百戰百勝”的，而必然有著許多錯誤。革命力量應充分研究敵人的動向，抓住一切敵人的錯誤來為我所用，還要盡可能地誘導敵人犯錯誤。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中革命力量與反動派之間斗智斗勇的一個重要內容。
決戰問題
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一切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堅決地進行決戰，一切無把握的戰役和戰斗應避免決戰，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抗日戰爭不同于其他許多戰爭的特點，又表現在這個決戰問題上。在第一第二階段，敵強我弱，敵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與之決戰。我之要求則相反，在選擇有利條件，集中優勢兵力，與之作有把握的戰役和戰斗上的決戰，例如平型關、臺兒莊以及許多的其他戰斗；而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拚國家命運的戰略的決戰則根本不干……即在戰略反攻階段的決戰亦然。那時雖然敵處劣勢，我處優勢，然而仍適用‘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直至打到鴨綠江邊，都是如此。這樣，我可始終立于主動。”
這一“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毫無疑問也是普遍適用于一切無產階級革命的。所謂決戰，就是敵我主力在一定范圍內決定最終勝負的作戰。在總體上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革命力量當然應根本避免賭上革命命運的敵我總體力量對決的決戰。而在一個個局部范圍內，爭取有利條件下的局部決戰。所謂有利條件，就是在該局部革命力量已經占據了壓倒性優勢，有把握一戰而徹底摧毀敵人的統治力量。而凡不存在這樣條件的，都應避免決戰。通過局部的有利條件下的決戰，革命力量逐步建立紅色支點、紅色區域，消滅敵人、積累力量，最終改變敵我力量對比。而在總體上取得優勢后，就可以準備總體范圍內的決戰。但這也必須遵循“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只有總體上我方力量已占有明顯優勢，已有一戰而勝的可靠把握時，才應發動決戰去奪取最后勝利。否則，仍應繼續發展力量、等待時機，以避免貿然決戰使革命遭受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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