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真正的革命，歸根到底都是階級關系變動。分析一下十月革命前后俄國階級關系的變動，可以幫助我們生動地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
列寧說得很深刻：革命中的階級對比關系是隨著革命的進展而變化的。(《談談全民革命的問題》)
在俄國，革命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
一九〇五年，俄國爆發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發生的第一次人民革命。這次革命遭到了沙皇政府血腥鎮壓以后，俄國革命暫時轉入了低潮。
一九一七年二月，又爆發了第二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十多年間，各個階級的面貌都得到了檢驗。以沙皇為首的一小撮農奴主和地主極端反動和腐朽；大資產階級極端仇視無產階級起來革命；自由資產階級雖然采取了反對沙皇的立場，但他們害怕人民比害怕反動勢力還要厲害，竭力想通過同君主制的妥協接近沙皇政權。只有被壓迫被剝削的工人和農民是革命的。
基于這種階級關系，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民主革命中不僅領導了小資產階級，并且有可能領導了自由資產階級推翻了君主制，但階級關系隨即發生了新的變化。
自由資產階級在篡奪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以后，便力圖結束革命，把革命納入君主立憲制的軌道。當革命真正發展到要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時，他們就公開地鎮壓無產階級和布爾什維克黨人，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階級。
同時，曾以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面目出現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黨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曾經倒向無產階級，但由于他們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是一個經濟地位極不穩定的階級，政治上始終搖擺不定。他們為了能在資產階級政府那里分得一席之地而出賣革命，起著掩護資產階級的反動作用。
列寧在總結二月革命以后階級變動的新形勢時指出：“階級間的相互關系已經發生變化。問題的實質就在這里。”“現在站在‘街壘兩邊’的，已經不是原來那些階級了”。(《政論家札記》)
階級關系變了，革命的性質、任務和對象也變了。過去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以及資產階級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而現在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貧苦農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無產階級直接奪取政權的任務已經迫在眉睫。
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俄國存在著三種基本力量：首先是無產階級，它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會的統治階級；其次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資產階級，它一下子變成了被統治階級，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還有一個人口眾多的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村的廣大農民，這個階級又分化為若干階層，情況非常復雜，他們可以跟著無產階級跑，也可以跟著資產階級跑。
階級關系的新變動并不意味著階級斗爭的結束，而給階級斗爭帶來更深刻的內容，更復雜的形式。正如列寧所分析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依然存在，但每個階級都起了變化，它們相互間的關系也起了變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別的形式”。(《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階級斗爭的狀況，完全證實了列寧的論斷。一九一八年夏季，英、法、日、美等十四個資本主義國家對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實行了武裝干涉，國內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同它們相呼應，到處策動反革命暴亂。城鄉資產階級利用國內戰爭時期的困難，煽動怠工，搞投機倒把，哄抬物價，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在政治上已被推翻的資產階級為什么還能夠同無產階級抗衡？主要是由于他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還占有很大的優勢，他們還保留著某些生產資料、大量的財產和金錢，他們還有著廣泛的社會聯系，有著比無產階級更深厚、更廣闊的社會基礎；同時，還有許多比無產者有經驗的社會成分在幫助資產階級，那就是一批為資產階級所豢養的知識分子，公開利用他們的知識反對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
此外，資產階級還有國際基礎，他們本身就是國際資本的一部分，農村的階級斗爭也在激烈地進行。在十月革命時，只是打倒了農奴主和大地產所有者。當農民僅僅要求平均使用土地時，農村內部的階級分化還沒有成熟，還不是那么明顯地表露出來。
到了一九一八年夏秋，由于富裕農民抗拒蘇維埃余糧征集制，爆發了全國性的富農暴動。他們和地主、資本家結成反動聯盟，制造糧食危機，并以駭人聽聞的血腥手段殘害工人和貧苦農民。富農的反革命叛亂，使貧農從實際生活中懂得了他們的利益是不能同富農的利益調和的，于是貧農覺醒起來，在無產階級的支持下單獨組織貧農委員會向富農——農村的資產階級展開了生死搏斗。
列寧認為農村階級的分裂具有不可比擬的深刻意義，農村不再是統一的了，必須在農村把富農這個俄國最后一個剝削者清除出去，才能使俄國革命完全走上社會主義軌道。俄國農村階級狀況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后，也起了很大變化。擁有大量地的富農和缺少耕地、農具的貧農的人數大大減少，而中農增多了，這使俄國農村變得更帶有小資產階級性質。(《在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在國內戰爭期間，由于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地主富農的反攻倒算，不僅直接威脅著蘇維埃政權，也直接威脅著農民的革命成果，因此農民愿意經受經濟破壞的極端困苦，把余糧無報酬地交給國家，支持紅軍作戰。
但在國內戰爭勝利以后，農民就再也忍受不住這種困苦的重壓，不愿意再將余糧無報酬地交給國家分配，在農民中爆發了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和行動，與無產階級專政發生了尖銳沖突。
當時，列寧曾指出俄國革命的命運就以能不能戰勝這種勢力為轉移。列寧說，昨天我們曾遇到資產階級剝削制度復辟的危險，今天，同樣是這個復辟危險，又表現為別種形式，即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的進攻。“如果俄國的無產階級軟弱無力，那末光是這種力量的一致就可以摧毀俄國革命”。(《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
這就表明，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正確處理好工人和農民的關系，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社會上階級關系的變動必然會更直接地深入到執政黨的內部來。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還十分重視在黨內和蘇維埃機關內出現新的資產階級、官僚分子的問題。
這是因為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機混進執政黨里來，腐蝕和破壞著黨的肌體。他們之中，有的人本來就是老的地主資產階級分子和官僚分子；也有一些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工人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還有一些人是由于醉心于資產階級法權，受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而墮落成為新官僚、新資產階級的。
他們身居要職，利用執政黨的地位享受著特權，拼命地撈取好處。事實證明，這些人搞資本主義復辟比老資產階級要厲害得多。列寧稱他們是“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論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內外形勢》)，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主要危險。
列寧通過分析階級關系的變動來制訂正確的路線和斗爭策略，說明了一個深刻的真理：無產階級政黨“對每個歷史關頭的階級對比關系和具體特點，做出經得起客觀檢驗的最確切的分析”，是為了“把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建立在它應當依據的唯一穩固的基礎上，即建立在事實基礎上”。(《論策略書》、《遠方來信》)
列寧不僅這樣強調，而且在實踐中為我們做出了光輝的榜樣。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寧正是正確分析了當時階級關系變動的狀況，提出無產階級必須不失時機地把革命從第一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進到革命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革命。
雖然在二月革命勝利后的初期，由于出現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工農蘇維埃兩種政權并存的局面，列寧曾設想用和平發展的形式來達到這個目的，但后來正如列寧所宣告的那樣，階級斗爭的現實說明了俄國革命和平發展的一切希望都徹底破滅了，無產階級惟有堅定地準備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綱領。列寧把一切拖延武裝起義的言論和行動痛斥為對革命的最大的犯罪。
十月革命的勝利完全證實了列寧對當時階級變動的分析和武裝起義的路線的正確。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通過不斷解剖階級關系的新變動，把握住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斗爭的新特點和新形式，并以此為據制訂了一系列正確的斗爭策略，保證了馬克思主義路線的貫徹。
由于資產階級還在進行各種形式的反抗，由于還會出現新資產階級，由于廣大動搖不定的小生產者還可能跟資產階級跑，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
因此，階級關系的變動表明，只有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鞏固和發展十月革命的成果。無產階級不僅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還必須剝奪資產階級權力的經濟根源，進一步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
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斗爭則比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更加復雜、更加困難。農民占了俄國人口的大多數，這是“一個特殊階級”。(《全俄社會教育第一次代表大會》)
他們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作為勞動者，他們仇視壓迫他們的地主、資本家，在實際生活的教育下能夠同無產階級結成同盟；作為私有者，小商品生產的經濟地位又使他們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勢力而傾向于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發生矛盾和斗爭。因此，必須對農民進行改造和教育，但這只能通過長期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
一九一九年列寧就提出了從過去中立中農的政策改變為同中農結成聯盟的政策。一九二一年列寧在關于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中又指出：“無產階級的當前主要任務，就是要正確地規定和實施種種必要辦法，以保證對農民的領導，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并且通過許多逐步的過渡，轉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公有農業。”
在國內戰爭過渡到和平建設的新時期，農民問題是很突出的。如何在新形勢下繼續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不斷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成了當時的一個首要問題。
但是尋求與農民共處的新形式卻是一件十分困難和復雜的事情，必須根據階級變動的特點采取正確的政策。過去，在革命初期和國內戰爭時期，由于每個農民都認識到只有依靠無產階級才能戰勝他們的世仇——地主，因此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鞏固的工農聯盟。
但是在戰爭結束后過渡到經濟建設時期，舊有的形式已經不再適用了，工農關系必須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列寧采取的新經濟政策，是一個既能迅速恢復農業，又能恢復和發展工業，鞏固工農聯盟的政策。正是通過這個政策，才找到了適合于當時政治經濟狀況的工農聯盟的新的結合點。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是俄國革命過程中一個特殊的時期，也是對內政策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它體現了階級關系新變動的特點。然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其中包括糧食周轉自由、租讓制等等，又都必然是“意味著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大會》)
斗爭的方法改變了，危險的條件也改變了。在蘇維埃政權剛建立的時候，危險來自政治方面。國內戰爭爆發后，就出現了軍事上的危險；而當改變了經濟政策后，資本主義的一定恢復，它帶來的危險比過去任何危險更加嚴重。因此一方面既要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利于鞏固工農聯盟，另一方面又要加強國家的監督和領導，進行必要的限制。
實際上，新經濟政策意味著在新形勢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生死斗爭。全部問題仍在于誰戰勝誰？誰能夠更快地利用這種形勢？是無產階級在這個基礎上把農民組織起來，還是由資產階級征服農民？因此新經濟政策在當時雖然是必不可少的退卻，但是它不僅僅是退卻，而且包括了對資本主義的進攻。
以后的事實證明了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英明和正確。一年以后，俄國國民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工農聯盟進一步鞏固，中農都靠向了無產階級。于是，列寧宣布退卻已經結束，并提出“準備向私人經營的資本進攻”。(《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發言的提綱》)
一九二三年，列寧在重病期間，又提出了合作社計劃，堅持一九一八年十一戶貧農建立起第一個農業公社的方向，為千百萬農民由個體經濟過渡到大生產協作組織集體農莊的道路、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為鞏固工農聯盟進一步指明了前途。
俄國十月革命前后的歷史表明，“左”右傾機會主義者總是離開了革命進程中階級關系變化的實際情況，而作出唯心主義的階級估量。
例如托洛茨基主義，在農民和工農關系問題上就別有用心地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勢必侵害農民的利益，與“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沖突”。而政治上愚昧無知的農民，“完全不能為無產階級的徹底有效的政策創造可靠的基礎”。相反，“對無產階級采取敵對的態度”而背棄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陷于孤立無援的境地。這種荒謬的理論，實際上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取消革命的反動理論。
右傾機會主義者布哈林，則否認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還會出現階級分化，甚至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體系，使任何剝削都成為不可能的事”。布哈林的錯誤觀點在列寧逝世后發展到了極其荒謬的地步，他認為富農和資本家、承租企業家都可以不經過階級斗爭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體系。這完全是一種“階級斗爭熄滅論”。
他們的這些錯誤政策，在階級斗爭現實面前都遭到了徹底破產。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對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而且還通過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削弱產生黨內資產階級的土壤，在更廣闊的基礎上反對了資本主義復辟。
回顧列寧關于十月革命前后俄國階級變動的分析，以及所采取的路線和策略，可以使我們懂得研究階級關系變化是有非常重要意義的。
列寧曾經說過：“無論哪一個人，只要他學過一點歷史或者馬克思主義學說，他就應該承認，進行政治分析首先應該提出階級問題：是哪個階級的革命？哪個階級是反革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一個革命政黨，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區別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甚至會不知道資產階級這個主要敵人在哪里，看不見什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危險，因而也就不能真正做到以階級斗爭為綱，并制定自己的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要避免犯這個錯誤，就必須對階級關系的變化進行系統的周詳的調查和研究，了解社會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態度，從而作出正確的而不是唯心的階級估量，并且還要懂得階級關系是隨著革命的前進而不斷變動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這一指示正是分析了當前階級關系變化得出的科學結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列寧和毛主席的有關指示，堅持階級分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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