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6期，作者是翟海、范貽。
十月革命勝利后的蘇維埃俄國，不僅面臨著國際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反抗的威脅，并且還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這個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肥沃土壤。
列寧說，正是這塊土壤過去產生過，現在還產生著許許多多新的一代資產者。因此，要有效地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僅要戰勝國內外敵人的顛覆和反抗，還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努力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列寧說：“這個任務是重大無比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為了實現這一艱巨任務，列寧進行了多方面的斗爭。
蘇維埃政權一建立，列寧就以極其果斷的手段，按照馬克思提出的“剝奪剝奪者”的著名公式，發動了一場“用‘赤衛隊’進攻資本”(《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的斗爭。列寧親自起草和簽署了一系列文件法令，把土地、銀行、鐵路、商船、工廠企業和外貿機構收歸國有，在所有制方面取消了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
列寧并沒有滿足于所有制形式的改變，而是十分注意到要讓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他說：“問題的關鍵甚至不在于沒收資本家的財產，而在于對資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現的他們的擁護者實行全民的包羅萬象的工人監督”(《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并進而實現工人管理，保證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
列寧在解決所有制問題的同時，極為重視限制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指出，“就產品‘按勞動’分配這一點說，‘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占著統治地位。(《國家與草命》)
在這個基礎上，甚至會由于收入高低的懸殊，重新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因此，十月革命一勝利，列寧就宣布實行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則，即一切官員的報酬“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一般工資”(《論兩個政權》)。
列寧把實行這一原則看作是無產階級“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升官發財的思想作斗爭”。(《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列寧親自起草了《關于人民委員、高級職員和官員報酬數額》的決議，提出必須采取最有力的措施降低一切機構、企業中高級職員和官員的薪金，并特別規定了人民委員每月金不得超過五百盧布，這與當時蘇維埃俄國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大體一致。
之后數年內，蘇維埃工資標準雖有幾次變動，但基本上都堅持了這一原則。同時，列寧還堅決反對在物質待遇方面搞任何特殊化。列寧強調指出，必須制訂有效措施，來消除黨內專家、領導干部同勞動群眾在生活條件、工資數額等方面的不平等現象。
他認為，這種不平等會破壞民主制，并且是腐蝕黨和降低共產黨人威信的根源。當時由于戰爭消耗了大量物資，國家經濟遭到嚴重破壞，需要對一些重點部門和有關工作人員在物質上給予必要的照顧和支持。
這樣，就產生了在物質條件普遍困難的情況下，物質待遇的差別逐漸增大的趨勢。列寧對于這一現象十分關注。黨內機會主義頭子托洛茨基借此機會，在他把持的運輸工會中大搞特殊化，擴大資產階級法權，遭到列寧的堅決反對。
列寧認為，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對重點部門給以適當照顧是可以的，但決不能過份，并且指出：“必須逐步地然而堅定不移地過渡到平均制。”(《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
列寧自己在最艱苦的歲月里，以身作則，自覺帶頭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他和普通工人一樣吃黑面包干，拿同熟練工人相仿的薪金五百盧布，在嚴寒的冬天，穿的是一件單薄破舊的外套。
有一次，人民委員會總務處處長私自把列寧的薪金提高了三百盧布，受到了列寧給予的嚴重警告處分。羅沙工廠的工人為了列寧的健康，送去一塊自己織制的衣料，并且在信中說：“如果你，我們的導師和領袖，穿上我們親手織的布所做成的衣服，我們該是多么幸福啊！”
列寧謝絕了，在回信中嚴肅指出：“送給我禮物這件事情是不合適的”,并要求把這一意見轉告全體工人。列寧對他那件破舊的外套曾經說過一段十分感人的話，他說：我們一切為著蘇維埃國家的鞏固，衣服穿得破爛一點又有什么關系呢？要知道，我們革命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
為了防止分配方面的資產階級法權對黨的政治生活的腐蝕，根據列寧的意見，俄共(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在十月革命勝利的第二年，蘇維埃曾著手制訂對黨政工作人員征收收入提成的計劃。
一九二〇年，又作出了嚴格禁止黨員干部領取個人特殊工資獎金以及額外報酬的規定。在一九二二年實行新經濟政策期間，在職工中開始實行統一的十七級工資標準。當時俄共中央委員、部長、省委書記的工資相當于工人最高工資標準的二倍多。
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決定委托中央委員會定期解決黨員工資過高的問題，規定出一定限額，凡是超過限額的部分都用來作為黨的互助費。以后又明文規定，凡共產黨員工資比十七級工資標準高一倍半的，從超過部分扣除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作為黨的互助費。
列寧還嚴格制止在黨內實行同資產階級專家一樣的高薪制。由于當時國民經濟遭受巨大破壞，而無產階級還缺乏管理經驗，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提出付給資產階級專家高薪的政策。一九二三年又開始實行個人特定工資制，對少數專家給予更高的薪金。到一九二四年，專家的特定工資與工人最低工資的差距達十七倍到四十六倍。
在這個問題上,俄共《布)黨內存在著兩條不同的路線。以布哈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者說，在給專家高額薪金的問題上，“我們”“比列寧要右一些”，“因為我們看不出這里有任何違背原則的地方”，完全暴露出他們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丑惡靈魂。
列寧針對分配方面出現的懸殊狀況，指出這是一種暫時的妥協，“是離開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的原則的”，“而且還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政權向后退了一步，因為這個政權一開始就宣布并實行了把高額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資水平的政策”。
列寧把付給資產階級專家的高薪稱之為“貢款”，并且強調指出：“高額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響到蘇維埃政權……也要影響到工人群眾，這是無可爭辯的”(均見《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
列寧號召全黨必須同這種不良影響作堅決斗爭，制止把這種高薪制的做法行使到黨內專家和負責干部中來。根據列寧這一指示精神，一九二四年蘇維埃最高經濟委員會明確規定，在機關或企業中以專家身份或從事負責工作的共產黨員的工資，都應按照一般工資等級表的標準確定，在一般工資基金中支付，不得從“專家”基金中支付。當時黨政負責干部和黨員專家的最高工資仍舊保持在工人最高工資的二倍左右。
為了沖破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列寧始終堅持以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全黨，提倡不計報酬的共產主義勞動態度，號召共產黨員和有覺悟的工人以革命精神從事工作。
列寧要求黨員同那些用老眼光看待勞動量的舊習慣作斗爭，批判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列寧滿腔熱情地支持和倡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認為它“是個人為社會進行的、規模巨大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當局即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關于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共產主義的萌芽。
列寧說：“我們要努力消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咒詛的常規，克服這種認為勞動只是一種負擔，凡是勞動都應當付給一定報酬的習慣(《從莫斯科——喀山鐵路的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到五一節全俄星期六義務勞動》)。
列寧還親自參加了清理克里姆林宮廣場的義務勞動，并且在一九二〇年把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作為包括所有負責干部在內的全體黨員的絕對義務，寫進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的決議。
列寧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中，還非常重視在人們相互關系問題上的繼續革命。十月革命勝利后，舊的國家機器被打碎了，舊官僚被趕跑了，但他們中一些人又改頭換面重新鉆進蘇維埃機關，在資產階級法權這塊土壤上，還產生了一批新官僚。
列寧曾明確指出：“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里有，而且在黨的機關里也有。”(《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列寧對當時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出現的專橫武斷、不平等待人、追求各種特權的官僚作風深惡痛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注意到防止工人政權中有人變成官僚的危險，認為必須在革命勝利后立即采取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三項辦法：
不但實行選舉制度，而且隨時可以撤換；
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資；
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
蘇維埃政權一建立，列寧就采取切實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列寧簽署和頒布了一系列廢除特權、廢除等級制度的法令。在國家機關中取消一切等級制度和文官職銜，在軍隊中廢除軍銜、軍階、一切特權和各種外表上的差別；在知識分子中取消一切學位、學銜和特權。
在列寧領導下的俄共(布)，一方面不斷清洗那些重新鉆入蘇維埃政權和黨組織里的舊官僚分子，以及被資產階級腐蝕了的分子；另一方面大力提拔工農中經過斗爭考驗的優秀代表，進入國家機關和軍隊中工作，改變國家機關和軍隊中的成份，使蘇維埃政權真正整握在工農手中。
列寧十分重視提拔工農新干部，堅決反對認為普通工人農民不能管理國家的資產階級偏見。他說：在普通工人和農民中，忠于勞動群眾利益、能夠做領導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資本主義不讓這些人發展，我們卻盡力幫助他們，而且應當幫助他們涌現出來，讓他們擔負起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
列寧把“更深入地從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中間發掘新生力量”(均見《工人國家和征收黨員周》)當作大事來抓，反對論資排輩。十月革命勝利后，組織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建立勞動人民委員部的工作，就是由普通工人直接承擔的，外交人民委員部機關則是由一個普通的水兵組織的。關于從工農兵中選拔新生力量的問題，在列寧生前俄共(布)歷次黨代表大會都有過相應的決議。
列寧還經常提醒新老干部必須參加實際工作，密切聯系群眾。
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定期深入基層，聯系群眾，如規定每個人民委員和部務委員會的委員每年至少到地方上去兩次。
要求長期擔任蘇維埃或黨的工作的人員下放到機床和耕犁旁去工作，享受與普通工人相同的生活條件。
要求在工廠、農村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盡可能多地直接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而不應當作單純的管理工作。
列寧曾提出了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現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某些委員或部務委員會某些委員或者其他身任要職的同志們，調到甚至是縣里，甚至是鄉里去工作呢？”(《論糧食稅》)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防止干部脫離群眾、脫離勞動、脫離實際以至蛻化成為黨內資產階級。為了加強干部和群眾的聯系，列寧曾親自擬定了《關于蘇維埃機關管理工作的規定草案》。草案中甚至具體寫明了蘇維埃機關都必須張貼接待群眾來訪的日期和時間的規定，而且要貼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門外面；接待室必須設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出入證的地方，等。
列寧對壓制群眾的現象是不能容忍的。一次，有兩個農民因地方政府征用他們的馬匹，寫信給人民委員會主席申訴，而處理這個問題的首都特別委員會卻采取了十分冷的態度，在信封上寫了這樣的批語：“工作太忙，根本沒有功夫來管這些瑣事。”列寧對這件事十分憤慨，當即下令給國家監察部，把寫這個批語的官僚逮捕起來。
列寧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中，曾經指出：由于商品經濟、貨幣交換的存在，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為了限制這些領域里的資產階級法權，列寧不僅在理論上作了大量論述，并且在實踐上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對利用商品交換進行投機倒把等非法活動的人進行了堅決打擊。
列寧還特別強調要警惕商品交換的原則對黨和無產階級肌體的腐蝕。當時在一部分工人、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中，有的投機倒把，有的貪污受賄，通過各種方式，不擇手段地撈取商品和貨幣，成了“耐普曼”分子。他們滿腦子浸染著“只要我能夠撈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的卑鄙齷齪的發財思想。
列寧在分析這種現象時指出，這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侵蝕所造成的惡果。因此，列寧一再告誡全黨，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需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極嚴格的紀律，必須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影響作不懈的斗爭。
列寧批判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打擊了資本主義復辟勢力，推進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當時俄共(布)黨內的資產階級頭子如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對批判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很反感，頑固地推行一條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
今天蘇修叛徒集團也正是在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他們在各個領域無限制地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今天的蘇修實際上是按資本和權力的大小進行分配的，按勞分配只剩下了一個外殼。
一小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機器和社會財富，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而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卻日益貧困化，重新淪于被剝削被奴役的地位。
這就說明，混在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一旦復辟得勢，其兇狠和毒辣比資本家還要厲害。回顧列寧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還是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焦點。對照今天蘇修背叛列寧主義、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惡果，將有助于我們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加深認識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深遠意義。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們一定要繼續批判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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