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訊】蘇聯《文學報》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刊登亞歷山大·列維科夫的一篇文章，題為《怎樣成為部長》，摘要如下：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我們社會和國家中關于勞動人民參與管理生產的各種形式，關于工人代表在各級國家政權機關，包括蘇聯最高蘇維埃，同經理、學者、部長、黨的工作人員、農村使者、教師、文化活動家平起平坐，一道開會的情況，已有許多記載。
但是，從另一方面弄清楚工人個人的官運如何，他們在職位階梯上能升多高，是很有趣的。
工作臺、元帥、元帥杖
不管是開玩笑，還是一本正經，機器制造廠二十歲的鉗工Ｋ·謝爾蓋一心想當部長。嘿，即使當不成部長，那么無論如何也要當一個大的企業領導人。
不要急于向他潑冷水，也許他在學校時就手不釋卷地讀過關于古比雪夫和捷沃西安、李哈喬夫和奧爾忠尼啟則的書籍吧？也許他從小就懂得不想當將軍的士兵是個壞兵？懂得每個士兵都在自己的行軍背袋里帶著元帥杖吧？
一個列兵復員了，也就談不上當元帥了。但是，他能否把一根新的元帥杖（究竟是什么樣的呢？）放進自己工作臺的抽屜里呢？
作家弗拉基米爾·康托羅維奇在《文學家的眼光》一書中，同意物理學家Ｈ·托爾斯泰教授的意見，后者就同反對“人人都應安分守己”的虛偽格言一樣，同樣反對關于“元帥杖”的格言。他指出，認為進入生活的青年公民的社會角色是命中注定的，這是與我們的制度敵對的一種想法，但是，拿破侖所說的關于“元帥杖”的名言，為什么對我們顯得就不適用呢？“人們反復對青年人說，通向他所向往的職業的一切道路都是暢通無阻的……實際上，除‘元帥的’和純粹知識分子的職業外，這句格言貶低了所有職業，把選擇‘生活中的位置’描繪得過分容易，從而使青年人迷失方向。”
可能，這種異議是有道理的。但是，比方說，莫斯科國營第一軸承廠和塔干羅格康拜因工廠的每個鉗工都知道他們的廠長（一個叫Ａ·格羅莫夫，另一個叫Ｈ·魯臺）本人就當過車工。那末，為什么不能反復對青年說，他們面前的一切道路都是暢通無阻的。如果他身強力壯，聰明能干，精力充沛，并且有上進心，比如謝爾蓋，那么他總是想在自己的工作臺以外想象和謀求自己的前途的，對他來說，另選一個“生活中的位置”是否容易——這的確是個有趣的問題。
但是，部長們又從哪兒來的呢？
基本上是從副部長提升的。而副部長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主要是從經理中選拔的。
不久前，副部長兼陶里亞蒂汽車公司總經理維克多·尼古拉耶維奇·波利雅科夫被任命為汽車工業部長。而在此之前，他是干什么的呢？比方說，十年前他是干什么的呢？六十年代中期他領導過莫斯科市國民經濟委員會，在這以前他當過這個委員會主席的“副手”。而更早些呢？他是一個小馬力汽車工廠的廠長……。如果我們沿著使維·尼·波利雅科夫升至目前職務的階梯往下走，那么在各級階梯上我們將看到的是：總工程師、副總設計師、車間主任、車間副主任、實驗室領導人、實習工程師、工長、技術員、鉗工，最后是鉗工學徒。我們同你們一道走到一九三○年，當時他才十五歲，誰也不尊稱他為維克多·尼古拉耶維奇。
請看蘇聯政府成員，現在領導著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蘇聯各部部長第一個職業的原有職務表：榨油廠工人、自動工具調整工、設計工程師、鉗工學徒、電報機機務員、機車司機助手、飛行員、鉗工、工程師、熱電站電工、木材廠細木工、又是鉗工、值班化學技工、機械工、木工、工程師、科研所主任工程師、技術員、電器工廠助理工、棉紡廠司機、電器安裝工、繪圖員，良種選育員、車工、又是鉗工、粗工……。
有趣的是，二十世紀尖端部門的領導人，蘇聯電子工業部部長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紹金就是粗工出身。當然，很快他就已是一家汽車修理廠的鉗工……”如果在西方有人有了象我們的部長一樣的官職，那么，就會使一個商行作為廣告宣揚的流行口號增加說服力，即“當我們需要一個經理時，我們就雇用一個雜工”。
“家庭”教育
現在，言歸正傳，在今天，在二十世紀最后二十五年，一個鉗工能否成為……比如說，首先能否成為一個經理？
格羅莫夫、魯臺和他們的同齡人曾經都是工人。他們正碰上直接從工作臺提拔鉗工為經理的年代。
我興致勃勃地翻閱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工業領導人的調查材料，其中一份材料，在一九二二年曾以《我們的工業指揮者》為題印發過。在一百五十九名企業經理和托辣斯管理委員會成員中，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教育程度很低，有的從未受過教育：“將近百分之七十的人的地位完全有賴于十月革命，因此，他們的生產技術資格是成問題的，無論如何，他們資歷不深。”據材料中說，就這些人的行政管理才能來說，評價不高。對八十名經理的專門補充調查表明，他們的這些品質只配打三分（按五級記分制）……“許多經理缺少最起碼的知識，甚至父名都不知道。”
嚴重缺乏受過教育的領導者，曾經長期使我們感到苦惱。一九三○年對六百四十六名經理的調查表明，他們當中只受過初等和“家庭”教育的人占一半以上。當時社會學家還對一批五百四十四名企業經理進行了調查，結果比前一批人更不如，只受過初等和“家庭”教育的人占百分之六十二點三。
我不想重復眾所周知的情況，不去談國家為培養自己的專家和領導人作了多大的工作，即在各城市和各鄉村迅速建立高等學校與高等技術學校的情況，還有“紅色經理”訓練班和學院以及工業學院的情況。也不講破格提升的人中只有那些徹夜不眠、勤奮學習的人，才能在職務階梯上升得比經理更高。
我只講一點，即破格提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還有老粗出身的經理，但是現在誰也不會把一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或至少沒有受過中等專業教育的人任命為企業的新領導人。
這就是我們的想當部長的鉗工所面臨的問題。……
并列行進和循序漸進
在通向經理交椅的道路上，他一邁步就要與青年專家進行激烈的競爭。正如列寧格勒的社會學家所證明的那樣，青年專家在廠內向領導職務前進的速度比那些只具有中學畢業文憑的人快一倍。
當然，可以參加函授學習，但是，時間呀時間……。他從部隊復員已經二十一歲……當獲得高校畢業證書時，你就會看到專家們已干了三、四年工長和班長了，已開始向車間主任前進了，有的人甚至向更高處前進。看來，他們的成長比讀函授的鉗工快得多。職務升遷的速度具有決定意義。你慢了一步，火車就開走了。
然而大多數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入高等學校。他們的出路就是參加生產。這是一條光榮的、適當的、國家需要的道路，我們這樣說也是對的。怎么搞的，結果是，我們把孩子們引上了一條不能通往“高級地位”的道路嗎？這是一條社會死胡同，是這樣嗎？
不，不是這樣。
乍一看，和年輕的工程師相比，一個鉗工的機會實在不大……但你們看到了“帶有集電弓的飛機”：工程師們竟不想成為生產的領導人！他們當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愿意當工長，然后當車間主任。學者們通過在各個不同的城市進行大量調查證明了這一點。高等學校畢業生顯然寧愿從事設計、工藝和科研工作。你用小圓面包不能把他們誘入車間。為什么不去——這是個特殊問題，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
我還可以提醒大家，在學院里從一個年級升到另一個年級和在生產中從一個臺階升到另一個臺階，不是循序漸進，而是并列行進。列寧格勒的社會學家指出，教育的發展推動了職務的升遷，而職務高升又給教育以促進。
對不起，你們有權問我，既然管理職務原則上指定工程師擔任，那么，你們的謝爾蓋不是憑別人的車票坐車嗎？假使專家們不打算離開車間的領導崗位呢？假使明天提高了這些管理職務的威望，對這些職位規定了更誘人的薪額呢？那時怎么辦？我的回答是，那時教育和升遷的統一不會象現在這樣是并列行進的，而是循序漸進的。
人們會對函授生說：首先你們要學習好。如果工程師夠了，誰還需要把低年級大學生放到領導崗位上去呢？“這就是說，你斷言，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有一個十年制中學畢業的青年工人……”建立管理學校嗎？
那末，今天青年工人究竟能否坐上經理的交椅呢？是否有這樣的例子呢？
請看近兩年被任命的一些人吧：明斯克電機廠經理Ａ·Ｅ·謝姆欽科最初是個裝配工；亞羅斯拉夫發電機制造廠經理Ｉ０·Ｋ·季亞科諾夫最初是個雜工；經理……。其實，不是還可舉出一個名字嗎？
說起來，無論是謝姆欽科，還是季亞科諾夫，都有高等學校畢業文憑。這么說，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也可以從鉗工、雜工開始做起嗎？然而，不管哪種例子都不難找。大多數年輕的合乎現代水平的經理，新一代的領導人一開始從事生產工作就是工程師。
有些學者認為，這種趨勢是自然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至于說到工業、建筑業、運輸業……，特別是近年來，領導工作的主要人選是專家，通常是工程師或技術員。”
我國知識分子與人民血肉相聯，這是個定理。但是，照我看來，直接“從車床旁”把人們提到領導崗位的社會提拔，決不是一個過時的問題。我認為，年復一年，這個問題將變得更加尖銳和迫切。因此，應當為這一過程尋找現代化的形式，因為模仿三十年代的選拔制度已為科學技術所禁止，而依靠放任自流和“自然淘汰”又是我國社會的社會目標所不允許的。
我認為，就象對工程師候選人一樣，對受過專門管理教育的工人候選人，也應開放通往領導職務的道路，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這樣一來，許多鉗工、車工、鍛工、煉鋼工、安裝工，就象現在這樣，進入面授和函授大學，補充各種專業工程師的隊伍，補充受過高等教育的領導人隊伍，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對那些仍將留在車床、壓床、高爐、自動線，組裝傳送帶和起重機旁的人來說，為了使他們成為生產領導人和沿著管理職務的階梯晉升，同樣可以而且必須減少他們路上的阻力，為他們創造條件?？紤]到，工人中中學畢業的青年人逐年增多，而函授教育體系是容量有限的。
我們是否應當考慮在國內建立直接從工人中培養各生產環節的職業領導人的管理學校網呢？這樣，好些問題很快就可得到解決?？梢垣@得干練的常備的行政管理人員，這是工業部門迫切需要的。還可以進一步提高工人職業的地位。在社會領域中，可以為進入工廠的十年制中學畢業生開辟新的前景。
這種學校可按目前中等技術學校的方法實施中等專業教育，不過所教知識“內容”不同，不是工藝知識，而是管理知識。而以后經過實踐的檢驗，可以把這種學校最合格和最有天才的畢業生保送到高等專業學校。這樣車工和鉗工們就可通過“培養組織者的技校”去接受高等管理教育，這就象提琴手和鋼琴手通過音樂學校升入音樂學院一樣。
到那時Ｋ·謝爾蓋就可“憑自己的車票坐車”了，而現在“列車長”正急急忙忙在站臺上跑來跑去，試圖把車票塞給那些不打算坐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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