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曹征路老師在《當代》雜志發表中篇小說《那兒》（又名《英特納雄那兒》）。大陸的底層文學思潮的大門在這時被打開。一批作家在此思潮中貢獻出不同以往的作品。如劉繼明老師創作出《我們夫婦之間》、《放聲歌唱》等優秀中短篇小說，為后來他創作出《人境》《黑與白》兩部巨作奠定基礎。可以說，曹征路老師的《那兒》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有深遠的影響。
小說講述的是某礦機廠工會主席“我小舅”三次試圖阻止原國有礦機廠被官商聯合體瓜分，徹底失敗后自殺身亡的故事。之前很多作家，他們回避改革中的矛盾和沖突，打著“分享艱難”的旗號來強調所謂市場化改革的合理性。他們甚至還創作出這樣的“新現實主義”小說：當地官員為了維持經濟發展，他們只能屈服于地痞資本家，就算地痞資本家強奸自己妹妹也只能忍氣吞聲，不然當地經濟會立馬垮掉。而《那兒》以絕不睜眼說瞎話的姿態，以廣大底層人民的情感和立場，真實描寫他們的被官商聯合體壓抑、被損害的命運，以及在這種命運下的抗爭。曹征路老師以一部中篇小說的篇幅結束左翼文學在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于空白的局面，宣示人民文學在改革開放以來并未死去，左翼精神尚存于文學界。
人與動物的隱喻
小說中的“好狗羅蒂”不僅象征著人性中的良心、忠誠和堅貞，同時也是作為工人的小舅的精神寫照。它的故事也預示了小舅的命運。羅蒂因為咬了杜月梅而被小舅拋棄。但是羅蒂卻歷盡周折艱難跋涉終于回到主人身邊。當它即將再次被送走時，這條狗卻選擇了自殺。它與小舅最終的結局暗示了底層勞動者在官商聯合體強大力量下的被人擺布的結果，進一步揭示了在國企改制背景下，官商聯合體比狗還無情的事實。
韓毓海老師認為，羅蒂的故事不僅僅是表現“人不如狗”的諷喻，更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與動物”的辯證法，打碎了八十年代以來自由派知識分子構建的“人的主體性”神話。 “人與動物”的辯證法是指：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創造了自己的文字、歷史和制度，也就是表象世界，卻最終為表象世界所束縛，失去對改造人類社會的進一步追求，因此會產生“人不如動物”的現象。馬克思從“人與動物”的辯證法中得出以下結論：無產階級依附于現存制度的過程就是其階級本能不斷喪失、不斷退化的過程。毛主席也因此指出，要依靠勞動者的“首創精神”，而不能將勞動者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任何現成的、好的“制度”之上。
但自80年代以來，那些 “人道主義者”卻說，當人拜倒在自己創造的表象世界時，“人的主體性”就算實現了。這種思想在改革開放時代一直占據主流地位。當小舅等人沒能識破“人的主體性”的本質時，他們最終會如羅蒂一樣“人的主體性”被拋棄。
失去“本能”的悲劇英雄——小舅
小舅作為孤獨的工人領袖，他周圍環繞著他不一定察覺到的很多矛盾：他作為工人代表，力圖阻止官商聯合體無恥的貪污掠奪行徑，不斷上訪，卻始終對上級官員抱有幻想；他是工會主席，是工廠干部，與普通工人之間存在著他沒注意到的隔閡；他的家人有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不支持他反抗。這使得他最終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反抗與妥協之間的痛苦掙扎。也就是說，小舅并非死于自殺，而他周圍那些想吞并工廠的官商，只想自保的工友，家人，甚至是讓工人逐漸失去無產階級意識的整個社會，都是殺害他的兇手。
實際上，在那場國企改革導致無數工人失業之后，工人才逐漸產生無產階級意識。而且工人喪失無產階級人格的進程并非在80年代才開始。在國企改制前，國企工人依附于體制，享受一定特權，福利，他們離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一定差距（因此一些自由派為了否定馬列毛主義思想，他們打著為農民說話的旗號，刻意在渲染毛主席時代農民與工人之間的生活水平差距，從而得出國企工人下崗是因為自己活該的結論，但《人境》、《黑與白》的情節已經證明農民在改革開放中并沒有獲得多少好處）。80年代學習東歐企業承包和獎金制度的過程中，大企業的職工一度被視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后備力量，那時他們的確基本只關心自身生活。當工人階級長期依附于體制時，他們作為無產階級的本能必然不斷喪失。盡管毛主席為了不讓工人階級喪失階級本能做了很多努力，但最終這些努力都走向人亡政息的結局。
而小舅是工會主席，他是工廠干部，他的實際地位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差距更大。因此當年的工友們在下崗多年后，質疑他已經不代表工人階級。后來他從杜月梅那里獲得支持，并且成功鼓動工人用房產證購買股權。當政府不認可工人購買股權的行為時，小舅才失去對政府官員的幻想，以自殺來證明他不是工人階級的叛徒。因此，即使是像小舅這樣無私的人，也會因長期依附于體制而對政府官員充滿幻想，從而一直被政府官員利用，在不知不覺中出賣工友權益。直到工人因為自己的鼓動而失去最后的財產時，他只能以死明志，換取工友重新拿回房產證的“好結局”。
萬千下崗女工的縮影——杜月梅
杜月梅是下崗女工的典型代表，因為丈夫早逝，她只能自己一個人帶多病的孩子。在下崗后她只能靠白天賣奶茶，晚上當站街妓女維生，日子過得是緊巴巴。杜月梅的命運并非孤例，而是那個時代千千萬萬下崗女工人的縮影。在《漫長的季節》里，很多像李巧云那樣下崗女工只能當陪酒女，一邊取悅暴發戶，一邊硬著頭皮把酒喝完。有一次李巧云偷偷把酒吐到毛巾，被一暴發戶看見了，殷紅為了解圍，只能笑著喝完一整瓶酒。在劉繼明老師的《我們夫婦之間》里，李淑英“這個從前鍋爐廠優秀的業余女宣傳員”為了孩子的教育，不得不以賣淫為生，最后她被嫖客刺死。
而在《那兒》的姊妹篇《霓虹》里，曾經的市先進工作者倪紅梅，在下崗后不得不以賣淫為生。看見自己姐妹被變態官員侮辱后，她帶頭去機關維護下崗員工的權益，最終獲得賠償和道歉。杜月梅等下崗女工形象象征著工人階級里“沉默的大多數”，杜月梅等人的個人苦難是那個時代底層勞動者共同的命運。雖然她們個人沒有力量，但當她們聯合起來時，就不是一群可以隨意踩死的螻蟻，《霓虹》結尾倪紅梅等人通過游行成功獲得賠償和道歉便是其證明。
郭松民老師在《“夸父”曹征路》是這樣描述《霓虹》結尾的游行場面：在這一刻，被割裂的歷史——風云激蕩的革命年代、乘風破浪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以及那句古老的格言“團結就是力量”……又熔鑄成了一個整體，令她們重新找回了做主人的感覺。郭松民老師準確地解讀出曹征路老師的女性觀，即只有全體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包括杜月梅、倪紅梅在內的女性才有可能獲得解放！
“外婆”話語的含義
此前，一位同志在一篇紀念曹征路老師的文章提出自己對“外婆”話語的看法：“誰在改革時代只會說好呢?那就只有老年癡呆的人了。”但我認為“外婆”話語的含義不止于此。她經常提到的“那兒”這一地名本身就具有象征意義。“外婆”經常說“那兒”好，人死了去“那兒”好。“那兒”表面上是她對“英特耐雄耐爾”中“耐爾”的錯念，實際上表達了她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向往。當 “小舅”親人為他的去世感到悲痛時，“外婆”卻平靜地認為她兒子是去了“那兒”，那是好事。這無形中暗示國企改制下，官商聯合體讓無產階級處于生不如死的境遇。
結語
劉繼明老師曾說過，這些年來主流文學界一直致力于總結“新時代文學”的“輝煌成就”，在當年底層文學的倡導者中，有很多已成為“新時代文學”的擁躉者。當然，“新時代文學”肯定沒有曹征路老師、劉繼明老師的一席之地。他還說過在當下，主流文學作品已完全淪為政府命題下的考場作文。由此可見，主流文學已經完全與百姓脫節，變成主流輿論自娛自樂的產物。
然而，長期忽視人民的主流文學，最終必將被人民長期忽視。當主流文學界還沉浸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顱內高潮時，廣大人民群眾已經用沉默來抵制沒有“底層”的“新時代文學”。前年作協按照民族主義的標準，選出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還在茅盾老家舉辦盛大的頒獎典禮，結果連大多數中文系學生都不知道有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的存在，更不用說廣大群眾了。
而曹征路老師生前已經用《那兒》等作品鑄就一座連接毛主席時代下成長的工人階級與新一代打工者斷裂帶上的橋梁，一座連接以魯迅、趙樹理、浩然等人為代表的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學與當代新社會主義文學的橋梁，他終將以中國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文學“夸父”的身份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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